“或许不是那样。我们进去吧？”
“就像你喜欢我那样？”
“不。我出来是为了透透气。那一边的甲板不会那么湿的。”
“他很喜欢她。”
他们绕过去，到了另一边的甲板上。这时天色已黑，甲板上点起了灯。
他微笑着点了个头，走了。乔塞特看着他的背影：“是个好人。但他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人？”
她抓起他的胳膊：“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到现在我们才算真正见面？不！你当然不会意识到！你一直跟别人讨论什么政治政治的，讨论得还很开心。我却一直为你担心着，你知道吗？！”
“不，不！”马蒂斯急忙说，“不是政治，是经济！政治是结果。我们讨论的是原因。你说得对。这雨很脏。失陪了，我要去看看我妻子怎么样了。”他向格雷厄姆眨眨眼睛，“如果她怀疑我在做宣传，今天晚上她就会睡不着觉。”
“担心我？担心什么？”
“我们在讨论政治！”
“那个人想杀你啊，傻瓜！你没有告诉我，你到了热那亚怎么办。”
她对他们皱了皱鼻子：“你们在讨论什么？还要站在雨中说，肯定是很重要的事。”
他耸耸肩膀：“我听从你的劝告。我不会招惹他。”
“夫人。”
“你要去英国领事馆吗？”
在他们还说着话的时候，乔塞特来到了甲板上。马蒂斯很不情愿地中断了自己的话，向她打了一个招呼。
“是的。”这个时候他只好真的说些谎话了，“我要直接去那儿。然后我要去见一两个人，谈谈工作上的事。火车要到下午两点钟才开，所以我想我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在火车上见面。”
这一刻，格雷厄姆意识到，别的暂且不管，他在这条船上至少交到了一个朋友。
她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工作！那么我们能在一起吃中饭吗，嗯？”
法国人的脸色起了变化。他的脸微微泛起红晕，嘴角浮现出一丝欣喜的微笑，格雷厄姆第一次看到他紧皱的眉头终于展开了。“你在哪些问题上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急切地问道。
“恐怕不能。即使我们原来这样安排的，我也无法赴约了。我们最好在火车上见面。”
“噢，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为一家武器制造商工作，所以我对你所说的话非常感兴趣。在好几个问题上，我发现我与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她猛地转过头来：“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你这么说不会是因为改变主意了吧？”
“你很有礼貌，”马蒂斯嘴里这样说，心里还是有些怀疑，“但是……”
“我亲爱的乔塞特！”他本来要开口再解释一下，说他有事情要办，只好如此，想了想还是住口了——言多必失。
格雷厄姆微微一笑。他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位马蒂斯先生。他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真的有意思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昨天晚上没有听你谈这些事，不是因为我觉得无聊。”
她狠狠按了一下他的手臂：“我不是存心要讨你厌，亲爱的。我只是想得到你的实话。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在火车上碰头。我们到了都灵再一起喝一杯。我们四点到都灵，停半小时。因为要等米兰来的火车。都灵有几个喝酒的好地方。坐了这么久的船，以后的日子就快活了。”
“我在家里成了一个男人，但代价是，在外面却成了一个人人讨厌的人。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会很快活的。何塞怎么办？”
马蒂斯勉强笑了一下：“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笑话。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自由。我可以命令我的妻子，我也越来越喜欢她了。我做了一家大工厂的经理。接着，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发现自己开始相信我嘴巴里在说的这些话了！我读了很多书，我在书里发现了一个真理。我本性是一个保皇派，但凭着信仰，却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更糟糕的是，我成了一名社会主义烈士。工厂里发生了罢工，我，作为经理，支持他们的罢工。我不属于任何工会。当然不是！于是我被解雇了。真是太可笑了。”他耸耸肩膀，“于是我就成了这样一个人！
“啊，不管他的事。让他一个人去喝酒好了。今天早上他对你这么无礼，我以后也不管他了，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给我说说你正在写的这些信。都写完了吗？”
“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你嘴里说的有关布里埃、银行和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东西？”格雷厄姆问道。
“到今天晚上就能写完。”
“你很幸运。多年来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我们镇上正在召开一个社会主义会议。我去参加了。你必须明白，我是一个保皇派。我的家人没有钱，但他们有一个头衔，要不是邻居们窃笑，他们是很想使用这个头衔的。我与我的家人是一条心的。我去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我很好奇。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好，他谈到了布里埃。我对这个演说很感兴趣，因为我曾在凡尔登待过。一个星期之后，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在咖啡馆喝咖啡，我把我听到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我妻子哈哈大笑，笑得非常奇怪。我回到家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我发现我妻子是个势利小人，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她说我说了那些话，让她脸面尽失，还说我真的相信那些话似的。她所有的朋友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我不应该说那些只有工人才会说的话。她哭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自由了。我这下有了一个可以对付她的武器。我使用了这个武器。一旦她冒犯我，我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那些自鸣得意的小商人（他们的妻子是我的妻子的好朋友），我要向他们鼓吹废除利润，废除家庭。为了让我的论点更有破坏性，我还买了不少书和小册子来读。我的妻子从此变得很温顺可爱。她做我喜欢吃的菜，这样我就不会羞辱她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
“从那之后，不再工作了？”
“不，非常好。”
“从那之后，不再工作了。”他觉得有点受不了了，说，“我们这样老是待在外面，你会受凉的。我们进去好吗？”
“当时，我老婆的脾气是很大的。我想她的脾气现在也不见得小，只不过很少看到她发作了。但在我们结婚的头十年里，她的脾气真是大得可怕。当时我开了一家小公司，生意很糟糕，我破产了。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老婆一口咬定是我的错。你的老婆脾气也很坏吗，先生？”
她并不说话，只是把自己的胳膊从他手里抽了出来，这样他就能吻她。她的后背紧绷，她的身体紧靠着他。几秒钟之后，她放开了他，笑了一声。“我一定要记住，”她说，“不能说‘whisky-soda’，只能说‘whisky and soda’[1]，这很重要，嗯？”
“是有点吃惊。”格雷厄姆看到这个人手舞足蹈的，感到很奇怪。
“很重要。”
“啊，是吗？”显然，他不在乎英语怎么说，“我一定要讲个笑话给你听。我曾经是个encotillonné。噢，怕老婆怕得非常厉害！这让你吃惊吗？”
她使劲掐了一下他的胳膊：“你真好。我非常喜欢你，亲爱的。”
“英语的说法是hen-pecked.”
他们慢慢朝酒吧走去。他要感谢这里昏暗的灯光。
“有一种男人很听老婆的话，这样的男人就是encotillonné.”
没等多久，莫勒就来了。这个德国老特工有个习惯：吃完饭就离开饭桌，回他的客舱去。但今天晚上不一样。巴纳特第一个走，显然是安排好的。莫勒一个人讲个没完，等贝罗纳里母子俩起身走开，他才停止。他今晚没完没了地比较了苏美尔-巴比伦的礼拜仪式和某些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殖崇拜形式之间的差异，最终以无可置疑的得意之情结束了这长篇独白。
“不知道。”
“你必须承认，格雷厄姆先生，”他压低声音补充道，“我竟然记住了这么多东西，真是很厉害了。我当然也犯了一些错，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经过我的翻译，会损失很多内容。原作者可能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在外行听来，我得说，我讲的这些是最令人信服的。”
马蒂斯转了一下头，苦笑了一声：“你知道encotillonné这个单词吗？”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费心讲这些东西。在贝罗纳里母子听来，你讲的东西差不多与汉语一样艰涩难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莫勒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是为了讲给贝罗纳里母子听的，我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有人说，人年纪越大，记忆力就越差，说这话的人多愚蠢。你看我像六十六岁的人吗？”
他的眼睛并没看着格雷厄姆。“我非常肯定……”格雷厄姆开始喃喃自语，但马蒂斯继续说起话来，好像是对着跟在船后的海鸥说话。“我总是记不住这样一个道理，”他痛苦地说，“有些事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好事或坏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是无聊的事。我的妻子让我过于相信文字的力量了。”
“我对你的年龄不感兴趣。”
“我是在想，”马蒂斯突然说，“你是不是不愿与我们一起打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也不能责备你。今天早上，你好心好意来向我道歉。其实应该道歉的是我，我应该向你真诚地道歉。”
“你当然不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私下谈谈。我建议我们一起到甲板上去散散步。下雨了，不过这点小雨伤害不到我们。”
一阵沉默。
“我的大衣搁在那边的椅子上。”
“怎么了？”
“那么，几分钟后我们在顶层甲板见吧。”
大雨如注。马蒂斯忧郁地凝视着外面越来越黑的天色。“真是的！”他说。
格雷厄姆站在升降梯的顶上，等莫勒上来。他们走到一只救生艇的底下。
“好多了，谢谢。”
莫勒不绕弯子，直奔主题。
马蒂斯微微一笑，好像有点紧张不安：“希望你的头痛好些了。”
“我想你已经见过库维特利了。”
“这么说，我没去打正好，去了也是输，而且没有人家的热情。”
“见过了。”格雷厄姆冷冷地说。
“非常开心。贝罗纳里夫人和我输了。她很热情，但打牌不行。”
“怎么样？”
“桥牌打得很开心吧？”格雷厄姆问。
“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
从昨天开始，天就时阴时晴，此刻，地平线上的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洒下一道红光。东边，一条狭长低垂的海岸线早些时候还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已经整个笼罩在灰蓝的暮色中，城里的灯火也开始闪烁起来。云跑得很快，好像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不一会儿，大滴大滴的雨点斜着砸到甲板上。他赶紧退了回来，走到雨淋不着的地方，却发现马蒂斯就在自己身边。法国人向他点点头。
“这是库维特利出的主意吗？”
吃过中饭，莫勒、巴纳特、乔塞特和何塞四人立即回到各自的客舱。贝罗纳里夫人受到劝说，与马蒂斯夫妇和库维特利先生一起坐在那里打起了桥牌，她似乎玩得很开心。她的儿子坐在她身旁，不无嫉妒地看着她。格雷厄姆心里很乱，只好又拿起了旧杂志打发时间。快到五点的时候，牌局好像快要结束，为了避免与库维特利先生说话，格雷厄姆赶紧走了出来，到了甲板上。
格雷厄姆想，事情并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答道：“我自己的决定。他说服不了我。坦白地说，我觉得很好笑。土耳其政府竟然派这样一个傻瓜来执行这项任务，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莫勒显然并不急于找他。这个下午长得让人难挨。库维特利先生对他说了，他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形式的交谈了，而当马蒂斯找他打盘式桥牌时，他又以头痛为由拒绝了。格雷厄姆觉得这个拒绝是明智的，但这个法国人却有点受不了。法国人的心里有点乱，看到格雷厄姆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觉得心有不甘，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好像有要紧的话对格雷厄姆说，但想了想还是不说的好。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沮丧的神色，格雷厄姆早上也看到了这种神色。但格雷厄姆没有多想。他现在对马蒂斯不是很感兴趣。
“你怎么觉得他是个傻瓜呢？”
就这样了，格雷厄姆一边吃着饭，一边想，今天的问题至少就这样解决了。他不必去找莫勒了。莫勒会来找他的。
“他似乎以为你在想尽办法贿赂我，我也有意接受这笔钱。他威胁我要把我的行为报告给英国政府。我说我可能遇到了人身危险时，他似乎认为我是在欺骗他，说我的手段太愚蠢。如果这就是你心目中的聪明人，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莫勒展开了笑容，这笑容很快传递到他的眼睛里：“是的。让我想想。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是的……”
“或许他还不习惯这种英国式的自尊。”莫勒尖刻地反驳道，“你是什么时候与他见面的？”
格雷厄姆的眼睛从盘子上抬起来，去迎接那道与他的目光处在同一水平面的目光。巴纳特的蓝眼睛里，无疑也流露着这个问题。他知道巴纳特也在观察他。他慢慢地说：“让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感到失望，那会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
“昨天晚上，就在我见了你之后不久。”
“这位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他说，“看上去好像碰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好像有人告诉他，他很想做的一件事，是不可以去做的。你不这么认为吗，格雷厄姆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非常失望。”
“他提到我的名字了吗？”
当中餐的锣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已经喝完了酒。格雷厄姆在想，他在莫勒面前应该表现出何种态度。他很快得出结论，顺其自然，是个明智的做法。锣声一响，“哈勒”就来了。他向格雷厄姆问候了一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刚坐下，他就立刻长篇大论起来，大谈特谈苏美尔天空之神“安”的显灵。只有一次，他显示出他意识到与格雷厄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刚开始说话，巴纳特就进来了，马上坐下来。莫勒停了一会儿，隔着桌子朝巴纳特瞥了一眼。巴纳特阴沉着脸瞪着莫勒。莫勒故意转向格雷厄姆。
“提到了。他要我提防你。”
“他是多么有礼貌。”乔塞特说。
“那你怎么说？”
他打了个嗝：“只要能离开这肮脏的甲板，我不在乎与谁一起喝酒。”
“我说我要向哈基上校报告他的表现。我得说，他好像很不在乎。如果我原来想过得到他的保护，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我不相信他。再说了，我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人冒生命危险？他们竟然把我当作罪犯。”
“没人侮辱你，你这个白痴。这位先生想请我们喝一杯。你想去喝点吗？”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周围黑乎乎的，他看不见莫勒的脸，但他觉得莫勒听了这话一定很满意。
何塞满眼怀疑地瞪着他们。“侮辱我，可是不好的。”他说。
“这么说，你决定接受我的建议了？”
“我甩不掉他。”
“是的，我决定了。但是，”格雷厄姆说，“在进入下一步之前，有一两件事我想先弄清楚。”
“必须吗？”
“什么事？”
她面露犹豫：“你愿意也给何塞买一杯吗？”
“首先，就是这个叫库维特利的人。我说过了，他是个傻瓜，我希望他离我远点，你们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格雷厄姆认为解释也没有什么用。他并不理睬何塞，用英语对乔塞特说：“我要去喝一杯。你去吗？”
“你不必害怕。”他的声音沉重，语调平顺，但是格雷厄姆还是听出了里面的一丝轻蔑，“库维特利不会造成任何麻烦的，到了热那亚，要甩掉他是很容易的。接下来他就会听到你得了斑疹伤寒的消息。他是无法得到相反的证据的。”
乔塞特咯咯地笑起来。何塞怒目而视：“我不明白。”
格雷厄姆松了一口气。显然，莫勒把他看成了一个傻瓜。于是他以半信半疑的口气说：“是的，我明白了。那就没事了。这个斑疹伤寒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真的要得病，那也得有个过程。如果我真的要得病，我想也应该是在火车上才有可能。”
“这将是你必须付出的一个小小代价。”格雷厄姆喃喃地说。
莫勒叹了口气：“看得出，你是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格雷厄姆先生。让我解释一下。如果你真的感染了斑疹伤寒，你可能早就感到不适了。一般有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潜伏期。
“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就待在盥洗间别出来。”何塞咄咄逼人地大声说。
“你自己当然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到明天你会更不舒服。所以你不想在火车上过夜是合情合理的。你可能想到旅馆过夜。那么，到了明天早上，你的体温就会开始升高，斑疹伤寒的症状就再明显不过了，于是你就会被送到一个诊所去。”
“你太可笑了。”乔塞特说。
“这么说，我们明天去住旅馆？”
何塞噘起嘴，摆出一副甜滋滋的表情：“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用嘲笑的假声重复了一遍。接着，他的脸部表情放松下来。“他们说什么，我管它干什么？”他问。
“没错。到时候会有一辆小车等候我们。我想一切听我的安排就行了，格雷厄姆先生。记住，我和你一样希望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他脾气不好的时候，”乔塞特解释说，“对人就没有礼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格雷厄姆假装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那好吧。”他最后说，“我会听你的安排的。我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你应该能理解，我回家之后不想有任何麻烦。”
何塞冷笑了一声：“啊，是的！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嗯？”他不停地舔着牙齿，弄出很大的声音。
一阵沉默。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的动作有点过头了。莫勒慢吞吞地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在海关小屋外面等你。只要你不试图做任何愚蠢的事——例如，你突然改变了度假的想法——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回家之后绝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的。”
“我不想玩。我讨厌打牌。”
“一言为定。”
“也许你想玩玩？”
“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一点不懂。”格雷厄姆冷冷地反驳道，“但是在我看来，你可能只是个非常糟糕的牌手。”
“没有了。晚安。”
何塞厌恶地看着他：“你也懂打牌？”
“晚安，格雷厄姆先生。明天见。”
“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牌手。”格雷厄姆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
格雷厄姆看着莫勒走到底下的甲板上。他深吸了一口气。一切都结束了。他不会有事的。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回客舱，好好睡一觉，然后到四号客舱等库维特利先生到来。他突然觉得很累。他的身体各处疼痛起来，就像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的那种感觉。他朝自己的客舱走去。经过酒吧的门口时，他一眼看见了乔塞特。
“他或许已经跟你打完了。”
她正坐在一张长椅上看何塞和巴纳特打牌。她的两只手放在座位边上，身子向前倾，嘴唇微微张开，头发垂下来挂在脸颊边上。她的这个姿势，让他想起了他跟着科佩金走进她的骑师夜总会的化妆间的那一刻——恍若几年前的事了。他有点希望她会抬起头，向他转过脸，对他莞尔一笑。
“他过早就起身走了。”何塞说，“你不用担心。我跟他还没打完呢。”
他突然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不用等到明天，他就会成为她一个讨厌的记忆，一个刻薄待她的人。这个想法很突然地冒了出来，不知为什么，让他感到很痛苦。他对自己说，他的做法实在太荒唐，他是不可能与她一起待在巴黎的，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为什么告别会让他如此烦心？确实让他很烦心。他脑子里闪过一句话：“分手就等于死去一点点。”他突然意识到，他要告别的，不是乔塞特，而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在他大脑的某一个角落里，有一扇门缓缓关上了——最后一次关上。她对他抱怨过，对他来说，她只是从伊斯坦布尔到伦敦这一旅程的一部分而已。不仅如此。她也是门外那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个世界，就是巴纳特在阿德勒宫酒店向他连开三枪之后他所踏入的世界，就是你看到了穿着天鹅绒衣服的猿猴的那个世界。现在他正走在回到自己的世界的路上；他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回到那个他称为妻子的随和可爱的女人那里。这个世界与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个世界，除他自己以外，什么也没有改变。
“但他的牌打得好，mon cher caid.”（法语，意为：我亲爱的酋长。）
他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客舱。
“他根本不是希腊人，”何塞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他身上有山羊味，说起话来也是山羊口音。如果他是希腊人，我就……”他说了他想干的事。
这一夜睡得很不安稳。有一次，他突然惊醒，觉得有人打开了他的舱门。他想起门闩得好好的，心想，这是自己在做梦。等到他下一次醒来，他听到轮船的引擎已经停止工作，船也不再摇晃。他打开灯，一看手表，四点十五分。轮船已经到了热那亚港口的入口处。不一会儿，他听到了小船的嘎吱声和上面甲板上传来的微弱的咔嗒咔嗒声。也有人说话的声音。他努力想在说话声中分辨出库维特利先生，但声音太沉闷了。很快他又瞌睡起来。
乔塞特碰到了格雷厄姆的目光，很有意味地微微一笑：“何塞又生气了。昨晚他打牌输了。都是那个小个子希腊人的事，就是那个马弗罗多波洛斯。玫瑰油的气味完全压倒了加利福尼亚罂粟味。”
他昨晚吩咐服务员七点钟送咖啡来。快到六点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再也睡不着了。等服务员端来咖啡的时候，他都穿好衣服了。
何塞停住脚步，骂了一声，一只手紧紧抓着头上那顶卷卷的软帽，不让风刮跑它。
他喝完咖啡，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到箱子里，坐在铺位上，等着。库维特利先生叫他在八点钟到隔壁那个空舱去。他已经答应了自己，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照库维特利先生的指示办。他听到马蒂斯夫妇因为整理箱子的事吵了起来。
在去酒吧的路上，他遇到了乔塞特和何塞。
大约在八点差一刻的时候，轮船开始往港口里开了。五分钟之后，他按铃叫服务员。八点差五分，服务员来了，得到了五十里拉的小费，脸上掩饰不住惊讶，接着就拿着箱子走了。格雷厄姆又等了一分钟，然后打开了舱门。
这鬼天气实在太差了。天上乌云密布，刺骨的东北风夹杂着雪花，呼呼刮来。大半个上午，他都待在酒吧的一个角落，翻看那里的几本旧的《画报》。库维特利先生看见了他，看穿了他的心思。他只和贝罗纳里母子说话，母子俩只用一句“buon giorno.”（意大利语，意为：早上好。）来应付他，显然对他有戒心。马蒂斯夫妇僵硬地向他鞠了一躬，以此回应他的问候。他认为有必要向马蒂斯夫妇解释一下，他昨天晚上的粗鲁无礼不是有意的，只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马蒂斯夫妇颇为尴尬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他觉得他们也许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不到一块儿去，那宁愿相互不理不睬，也用不着有人来道歉。马蒂斯先生感到特别莫名其妙，好像他发现自己做了十分可笑的事似的。他们很快决定必须到甲板上散散步。几分钟之后，格雷厄姆透过舷窗看到他们与库维特利一起散着步。今天早上，除了他们三人，另外还有一个人在甲板上，那就是莫勒的亚美尼亚女人，她看着汹涌的波浪，好像可怜兮兮地向格雷厄姆证明，说她厌恶大海，那纯粹是她丈夫凭空捏造的故事。刚过十二点，格雷厄姆就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走出客舱，来到甲板上散步。他决定先散一会儿步，然后再到酒吧喝一大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走廊里空无一人。他慢慢地向四号客舱走去，突然停下了脚步，仿佛忘了什么东西，转过半个身子来。走廊里依然空无一人。他打开舱门，快步走进客舱，关上门，转过身来。
直到午饭前，他才见到了她——她与何塞在一起。
看到眼前的景象，他几乎昏了过去。
他对自己说，他待她太刻薄了。她待他一直很好。说实在的，再好也没有了。不能说她在何塞的左轮手枪那件事上做得不好。他不该让她为他去偷东西，那太不厚道。毕竟，何塞是她的搭档。现在，他也有可能无法送小包给她了，本来他还想在里面塞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除非他经过巴黎的时候，把小包留在那个比利时旅馆，让她自己去拿，但是她很可能不会去比利时旅馆住了。她做什么事都是有所图的？话不能这么说。她干什么都毫不掩饰，他默许了她这一点。他待她太刻薄了，他又这样对自己说了一遍。他在竭力为自己对她的做法找个合理的解释，但奇怪的是，他找不到。他心头乱成了麻。
只见一个人满头是血，躺在地板上，双腿伸到铺位下——是库维特利先生。
当然，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对莫勒的态度。库维特利先生对他说了，那个人可能会等到晚上才会想办法来看他昨天晚上放出去的钓线是否钓到了鱼。这意味着他——格雷厄姆，还得不动声色地与莫勒和巴纳特坐在一起吃两顿饭。这当然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他在想，现在马上去找莫勒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毕竟，如果受害者主动采取行动，就能让加害者更加放心。或许说不定更让那个家伙起疑心？当鱼线卷起来的时候，那鱼还在鱼钩上挣扎吗？显然，库维特利认为应该那样。很好。应该不知不扣地执行库维特利的指示。至于他在午餐和晚餐时将如何应对，等时机到来，顺其自然吧。至于直接找莫勒谈，他心里有的是主意，一定能让莫勒吃个定心丸。不能让莫勒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不过，让他颇为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还是最担心另一件事：他不知该如何处理乔塞特好。
[1] 这是在说乔塞特掌握了“威士忌苏打水”的正确的英语表达。
正如库维特利先生所预言的那样，第二天一早，格雷厄姆果然感觉好多了。他坐在铺位上，喝着咖啡，心里感到出奇的毫无牵挂，觉得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一直深受其苦的那个病已经治愈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很舒服，很正常。他真是个傻瓜，竟然担心这担心那。他应该知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战争来了也好，没有战争也好，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在大街上遭人枪杀的。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只有莫勒和巴纳特这样的幼稚的大脑里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连他的右手也比昨天好多了。昨天夜里，绷带滑了下来，包着伤口的带血的纱布也掉了。他自己拿一块纱布和两条短短的橡皮膏重新包住了伤口。他觉得，这个变化是有象征意义的。即使他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要做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他也不感到沮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