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勒慢慢地站起身来。“是的，格雷厄姆先生，”他平静地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他略一迟疑，又坐了下来，“不，格雷厄姆先生，我已经改变主意了。还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你把这件事冷静地想一遍之后，可能认为你自己很傻，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笨手笨脚。说实话吧，我也没有指望你会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过于自信了。但是，万一你的胃最终控制了一切呢？所以我想应该给你个警告。”
格雷厄姆冷冷一笑：“你这爱国主义的小小说教，是为了让我放弃疑虑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我明白了。呃，对不起，这对我不管用。我依然认为你在吓唬我。你吓唬人的手段很高明。我必须承认。你还真叫我担惊受怕了。有那么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必须在可能的死亡和自尊的沉沦之间做出选择——就像某些情节剧中的主人公一样。当然，我真正要做的选择是，用我的常识来思考，还是让我的胃来替我思考。好吧，莫勒先生，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些……”
“什么警告？”
但莫勒并没有动。他拿出一个外科医生正在担心某种不是完全不可预料的并发症的架势，说道：“是的，我担心你会误解我。很遗憾。”他抬起头看着，“格雷厄姆先生，你打算把你的故事先讲给谁听呢？事务长？三副已经对我说过你看到可怜的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之后的古怪举动。很明显，你一直在胡乱指责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说他是个罪犯，真名叫巴纳特，他想要杀你。船上的各级官员，包括船长在内，似乎都很喜欢这个玩笑。但是，即使是最有趣的笑话，说多了，也会让人厌烦。你说我也是一个罪犯，也要想杀你，别人听了一定觉得是胡说八道。你这种妄想，在医学上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吗？算了吧，格雷厄姆先生！你对我说你不是傻瓜。那么请你不要表现得像一个傻瓜。你是不是觉得，要是你说一些话让我感到难堪，我就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接近你了？我希望你没有这样想。如果你把我不愿杀你的想法理解为我的软弱，那你也同样愚蠢。你可能宁愿后背中弹，死在阴沟里，也不愿意到利古里亚里维埃拉去度六个星期的假：那完全是你的事情。但请不要欺骗你自己说这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莫勒笑笑：“有一件事你好像不知道。哈基上校认为他应该在船上安插一个特工来保护你。昨天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让你对他发生兴趣，但没有成功。伊赫桑·库维特利不怎么讨人喜欢，但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爱国，早就发大财了。”
格雷厄姆鼓起勇气做了回答。他故作镇定地说：“我觉得你在吓唬我。你没想过我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傻？当然，我会把我们的这场谈话内容重复给船长听。等我们的船到了热那亚，警察就会来检查的。我的文件是完全真实的。你的不是。巴纳特的也不是。我没什么要隐瞒的。你要隐瞒的东西太多。巴纳特也是如此。你是在指望我因为怕被人杀死的恐惧而同意你的这个计划。你做不到。你也无法让我闭嘴。我承认我是很害怕。我刚刚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二十四小时。我猜这就是你诱导别人接受你的计划的方式。呃，这个方式对我不管用。我是很担心；如果我不担心，那我就是个傻瓜，但我没有担心得要发疯。你在吓唬我，莫勒。这就是我的想法。现在你可以走了。”
“你想告诉我库维特利是土耳其特工？”
莫勒耸耸肩：“别装了，格雷厄姆先生！我的眼睛一点儿不近视。如果这个建议真的冒犯了你，我谦卑地向你道歉。如果没有……不用我说，你将是那里唯一的病人。医务人员将由我、巴纳特和另一个男人组成，另外还有几个仆人，都是不会引人注目的，除非你要在那里接待从英国来的客人。不过，那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讨论。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是的，我的确想这样做，格雷厄姆先生！”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眯了起来，“我今天晚上来找你，而不是等到明天晚上再来，原因是我想赶在他向你表明身份之前见到你。我想他到今天才弄清楚了我的身份。他今天晚上搜查了我的客舱。我想他一定听见了我对巴纳特说的话；客舱之间的隔墙太薄了。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他一旦意识到你处于危险中，就会认为近身保护你的时机已经成熟。你要知道，格雷厄姆先生，以他的经验，不太可能犯你正在犯的错误。当然，那是他的职责所在。我毫不怀疑，他一定会有一个复杂的计划，要把你安全地送到法国。我想警告你的是，不要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告诉他。你要知道，说不定你最终会同意我的想法，要是土耳其政府的那个特工也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小骗局，那岂不让我们俩都很尴尬？我们是无法指望他保持沉默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格雷厄姆先生？如果你让库维特利知道了这个秘密，你就会毁掉自己这个仅有的活着回到英国的机会。”他浅浅一笑，“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是吗？”他再次站起身，走到舱门口，“这就是我想说的话。晚安，格雷厄姆先生。”
格雷厄姆脸红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格雷厄姆看着舱门关上，然后一屁股坐到铺位上。血快速流到他的脑袋，头上的脉搏剧烈地跳动，就好像他一直在跑步一样。被吓唬的时刻过去了。他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他迟疑了一下。“当然，”他慢吞吞地继续说，“如果你喜欢这个主意，我们或许可以安排加林多夫人与你一起共度这六个星期的假期。”
但他无法平静，无法思考。他的脑子很乱。他清楚地感觉到轮船在震动，在往前走。他问自己：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他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在莫勒刚才坐过的地方，床铺的凹陷还清晰可见，客舱还弥漫着从他嘴巴里吐出的烟雾。一切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哈勒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人。
“这是一种很粗略的说法，但你说得没错。就是这样。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要是能在这个地方绝对安静与平和地过上六个星期，我一定会觉得心旷神怡。离圣玛格丽特很近，可以俯瞰大海，周围有松树环绕。我老了，不会觉得难受。你住久了，可能会焦躁不安。”
现在他清晰地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耻辱。他几乎已经习惯了自己胸膛里的那种压迫感，急促的心跳，胃部的痉挛，脊椎的扭曲：这些都是他的身体对于困境的反应。他的身体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可怕的刺激。他曾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敌人斗智斗勇。那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智力不如他，他完全有取胜的可能。现在，他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胜机。敌人一直暗中嘲笑他，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怀疑“哈勒”。他还坐在那里很有礼貌地听哈勒从哪本书里读来的东西。天哪！这个家伙一定嘲笑他多么愚蠢！哈勒和巴纳特私下里看他一定像玻璃那样透明。就连他与乔塞特之间发生的那些可怜的小插曲也没能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或许看见他吻她了。他们抛出了蔑视他的最后一招：莫勒告诉他，库维特利是受派来保护他的一名土耳其特工。库维特利！太有意思了。乔塞特听了一定会觉得好笑的。
“我明白了。这样你就不用费心开枪杀我了。我消失六个星期，之后也不用公开露面去向别人解释这一切。是这样吗？”
他突然想起他答应过乔塞特事后马上回酒吧。她一定在那里焦虑不安了。客舱里太闷了。要是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他的思路会更清晰。他站起来，穿上了大衣。
莫勒并不理会他的这句话：“格雷厄姆先生，有些事，即使爱国者也控制不了。其中一件事就是生病。你从土耳其过来，那里发生了地震和洪水，由此暴发了好几次斑疹伤寒。还有什么时候比你在热那亚上岸的那一刻更容易出现斑疹伤寒发作的症状呢？那该怎么办？当然，你就会立即被带到一家私人诊所，那里的医生会根据你的要求给你在英国的妻子和雇主写信。当然，在战争期间出现耽搁，是最正常不过的了。等到别人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危机就过去了，而你也将康复。即将康复，但还是非常虚弱，无法工作或旅行。六个星期的时间足够让你的身体彻底恢复，到时你就可以继续工作或旅行。一切都会恢复如初。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格雷厄姆先生？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唯一能让我们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何塞和巴纳特还在那里打牌；乔塞特特别上心，他好像怀疑巴纳特在作弊；巴纳特表现得非常冷静，打起牌来有模有样。乔塞特抽着烟，身体斜靠在椅背上。格雷厄姆意识到自己离开酒吧还不到半小时，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的头脑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太令人震惊了；这间酒吧的整个氛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发现自己注意到了不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一块刻着轮船制造者的名字的铜牌，地毯上的一块污渍，堆在一个角落的几本旧杂志。
“你在浪费时间。”
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铜牌看了好一会儿。马蒂斯夫妇和意大利母子坐在那里看书，并没有抬头看他。他的眼光越过他们，看到乔塞特转过头去看何塞和巴纳特打牌。她看到他了。他穿过酒吧朝远处的门走去，来到遮蔽甲板上。
莫勒微微一笑：“我知道你有困难，这我明白。如果你莫名其妙地躲藏了六个星期，那么等你回到家里，向别人解释起来就会很尴尬。我明白这一点。那些歇斯底里的傻瓜可能会说，你不想被我的朋友巴纳特杀死，所以做了可耻的事情，以苟且偷生。但他们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不管怎样，那个项目都会延期，你的生，而不是你的死，对你的国家和盟友更有用。这些爱国者，与别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不喜欢有逻辑的争论。所以有必要耍点小花招。让我来告诉你如何安排这件事。”
她很快就会跟在他后面，来问他是否拿到了枪。他在甲板上慢慢走着，心里盘算着怎么对她说，要不要把莫勒和他的“计划”告诉她。是的，他要告诉她。他要告诉她，他没事，还要告诉她，莫勒在吓唬他。难道莫勒不是在吓唬他？“敌人愿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一切，格雷厄姆先生！你明白吗？”哈基说的手段可不是吓唬吓唬这么简单。脏兮兮的绷带下面的这道伤口并不像是吓唬吓唬而已。如果莫勒不是在吓唬他，那么格雷厄姆该怎么办？
“你疯了吗？”
他停下脚步，凝视着海岸上的灯光。灯光越来越近，近得足以让他看清楚轮船相对于这些灯光在移动。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他身上。不可能！他毕竟在伊斯坦布尔受了重伤，这一切或许都是麻醉之后产生的幻觉吧？或许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是，现在他的左手正搁在这个被露水打湿的柚木栏杆上，这栏杆可是千真万确的。他突然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怒，狠狠抓住了栏杆。他应该好好想想，绞尽脑汁地想想，制订出计划，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不是站在那里发呆。莫勒五分钟前刚刚离开了他，而他却在这里努力欺骗自己，让自己进入一个到处是医院和麻醉剂的仙境。他准备如何处理库维特利？他是主动去找库维特利，还是等库维特利来找他？如果……
莫勒把烟头从过滤嘴里敲了出来：“格雷厄姆先生，这第三种可能性是，你可能会接受劝告，自愿放弃你现在的工作，好好休息六个星期——你应该去度个假。”
甲板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是乔塞特，她肩上披着毛皮大衣走过来了。在甲板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苍白而焦虑。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去了那么久？”
“呃，你想说什么？”
“客舱里没有枪。”
“那我就放心了。你是一个聪明人，我想我这样看你应该没有错。这样一来，我下面要说的话就容易多了。”
“枪一定在那里。一定出了什么事。你刚才走进酒吧时，你的脸色很吓人，好像见了鬼似的，或者就要呕吐的样子。怎么了，亲爱的？”
“是的，我很熟悉。”
“客舱里没有枪。”他重复了一遍，“我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
“在和平时期，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要求一个人把他的身体和灵魂全部献给他出生的国家。但是，到了战争时期，很多人被杀死，空气中弥漫着痛苦，即使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会忘乎所以地谈论起他‘对国家的责任’。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正好通过从事的行业看清了这种英雄主义的本质：愚蠢者和野蛮人过度的情感宣泄。‘爱国’！这是一个奇怪的词语。爱地球上的某一块土地？不是。如果你把一个德国人放到法国北部的田野上，告诉他这是汉诺威，他不会反驳你。爱同胞？肯定不是。有人会喜欢一些同胞，不喜欢另一些。爱这个国家的文化？了解自己国家文化的人通常是最聪明的人，最不爱国的人。爱这个国家的政府？政府通常不受其统治的人民的欢迎。我们可以看到，对国家的爱，只不过是一种基于无知和恐惧的草率的神秘主义。爱国自然有它的用处。当然，当统治阶级希望国民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时，它就会诉诸爱国主义。当然，国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被别人杀死。我必须说声对不起。这些都是老掉牙的论调，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
“没人看见你吗？”
“什么意思？”
“没有，没人看见我。”
“最干脆利落的办法就是杀了你。不过，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格雷厄姆先生。”
她叹了口气，一下子放心了。“看到你的脸色，我真害怕……”她没有说下去，“难道你不明白吗？就这个情况。他没带枪。他的客舱里没有枪。他没有枪。”她大声笑起来，“或许他把枪当掉了。啊，别那么严肃，亲爱的。到了热那亚他可能会弄到一把枪，但那就太晚了。你不会出事的。你不会有事的。”她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现在有麻烦的是我。”
“是的，我明白。”
“你？”
莫勒摇摇头：“你想错了。如果你消失了，你的雇主，毫无疑问，还有土耳其政府，会到处打探你的消息。意大利警方将会得到情况通报。英国外交部会无休止地向意大利政府询问你的下落。意大利政府只好忙乱起来，顾不得自己的中立立场了。我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特别在你被释放，可以向外界讲述你的故事的时候。在我看来，如果我被意大利警方通缉，那也就太被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那满身臭味的小朋友牌打得很好。他赢了何塞的钱。何塞可不喜欢这样。他只好要作弊了，但作弊会让他大发脾气。他说作弊对他的神经不好。他真的喜欢赢钱，因为这能证明他的牌打得比别人好。”她停顿了一下，突然又加了一句，“请等一下！”
“你可以这么做。”
他们已经走到了甲板的尽头。她停下脚步，面对着他：“你怎么了，亲爱的？你没有在听我的话。你在想别的事情。”她噘起了嘴，“啊，我知道你在想你的妻子。因为你没有危险了，所以你又想她了。”
莫勒看上去有点沮丧：“是的，我想你是不在乎。我忘记了，你的神经一直绷得太紧。你当然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安全回到英国。你有可能安全回家的。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冷静和理智地处理目前的情况。你自己一定也想到了，你参与的那项工作只得延期完成。如果你在回英国的路上死了，他们就会派别人去土耳其，继续你未完成的工作。我知道，整个工作将因此延期六个星期。我也知道，这样的延期，对于相关人士来说，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这件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热那亚将你绑架，将你关上六个星期，然后再将你放出来，嗯？”
“我没想她。”
格雷厄姆勃然大怒：“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确定吗？”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罪恶。”莫勒反驳道，“这是另一个选择，也不是令人不快的选择。”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感觉舒服些，“我说过我喜欢你，格雷厄姆先生。让我再加一句，我，和你一样，真心实意地不希望看到暴力场面的出现。我生性胆怯。这是我的实话。我将尽力避免看到车祸的后果。你看，如果有什么方法不流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真求之不得。如果你不相信我个人对你的善意，那么，让我从另一个更残酷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杀人必须要快，为此，杀人者也将面临额外的风险，所以杀人的代价不菲。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某人必须杀掉，那我将不惜任何代价。当然了，我希望不要出现这么绝对的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能像商人那样以友好的方式处理这整件事，那么，可能除了你，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我希望你至少会相信我说这话是出于真心。”
“是的，我确定。”他现在不想把莫勒的事告诉她了。他要她跟他说说话，相信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相信自己不会出事的，相信自己到了热那亚可以毫无畏惧地走下舷梯。他非常害怕自己制造的幻觉，他只能生活在她制造的幻觉中。他努力地微笑了一下：“你千万不要在意我的脸色，乔塞特。我太累了。你知道，搜查别人的客舱是件很累人的活。”
“我明白了。一个小一点的罪恶。”格雷厄姆的心不由得乱跳起来。
她立刻对他充满了同情：“我可怜的人，亲爱的。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我忘记了这些事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你愿意回到酒吧去吗？我们去喝一杯吧？”
莫勒得意地微微一笑：“啊！我太高兴了。你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我的意思是，格雷厄姆先生，你不一定要去送死。还有另一个选择。”
只要能喝上一杯，他什么都愿意做，但就是不想回到酒吧去，他不想见到巴纳特：“不。请你告诉我，我们到了巴黎，你第一件想干的事是什么？”
“你刚才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什么意思？”
她很快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要是我们不赶紧散步，我们会感到冷的。”她扭动着身子穿上大衣，挽住了他的胳膊，“这么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
莫勒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很高兴看到你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要是换了我，我一定会非常恐慌的。当然了，到了那个时候，”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突然眯了起来，“我应该已经没有逃跑的可能。尽管巴纳特在伊斯坦布尔的行动失败了，但他依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年轻人。虽然我能想到，等我到了热那亚，应该会有好几个像巴纳特那样经验丰富的小伙子组成增援小组来保护我；但我也应该明白，我最终抵达某种安全地带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我心里唯一的希望，那就是，他们的工作效率高得令我根本无法想象。”
“当然！我想这是我们的约定。”
格雷厄姆现在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
“哦，是的，不过，”她把他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我以为你是说着玩的。你要知道，”她小心翼翼地接着说，“许多男人喜欢谈论将来要干这干那，但他们总是记不住他们说过的话。这并不是说他们说话不算话，而是说他们后来的想法总发生变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
莫勒把一支香烟插进一个短短的琥珀过滤嘴里。看他慢悠悠的样子，好像有时间可以浪费。显然，他并不指望格雷厄姆来回答他的问题。他气定神闲，好像一个赴一个重要约会的人提早赶来，安心等待着。弄好过滤嘴之后，他抬起头来。“我很喜欢你，格雷厄姆先生。”他说，“我承认，巴纳特在伊斯坦布尔出了洋相，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惊。但我有机会了解了你，我很高兴他出了洋相。那天晚上，你在餐桌上面临尴尬的局面，表现得非常优雅。你很有礼貌地听我小心背诵的那套说辞。你是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但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被我的一个雇员杀了，或者说谋杀了。”他点上了烟，“不过，我们各自的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如此的不可妥协。我不得不冒犯你。我必须告诉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星期六一早，你在热那亚登岸后的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
“是的，我明白。”
格雷厄姆沉默不语，他努力抑制住涌上心头的恐惧。他知道，如果自己的嘴巴一张开，就会破口大骂，不骂到嗓子疼不会罢休。
“我一定要让你明白，”她继续说，“因为这对我很重要。我是一个跳舞的，我也必须考虑我的将来。”她激动起来，转过脸对着他，“你可能会认为我很自私，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我很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因为答应了我，就去做什么事。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就好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她打了个响指，“哎！等我们到了巴黎，我们就直接去我熟悉的一家旅馆，就在圣菲利普·杜·鲁尔地铁站附近。很现代，很体面，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租一间带浴室的房间。不贵的。然后我们到丽兹酒吧去喝香槟鸡尾酒。只要九法郎。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想想去哪里吃饭。我吃腻了土耳其食物，一看到意大利小方饺就恶心。我们一定要吃一顿上好的法国菜。”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加了一句，“我从来没有去过‘银塔’餐厅。”
莫勒扬起了眉毛：“但你并没有这样做。是你看到我的白发下不了手，还是你害怕这样做的后果？”他停顿了一下，“你不回答，那我就要说出我自己的结论了，你不会介意吧？”他移动了一下身体，让自己坐得舒服些，“自我保护是一个美妙的本能。人们很容易为了某些原则而英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别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的鼻孔嗅到哪怕一丝危险的味道，他们都会变得更加实际。他们不是从自己的荣誉或耻辱感出发，而是根据罪恶的大小来做出决定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说服你理解我的观点。”
“那就去。”
格雷厄姆倚靠在门上：“我想告诉你我现在的真实想法。让你能理解我的心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这样的话：我一直在认真考虑如何狠狠踢你一脚。我本可以在你开枪之前就这么做。”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要去，把自己吃得像猪一样胖。之后我们就开始。”
莫勒咯咯地笑了：“没错，确实有点神经质！”他突然严肃起来，“这恐怕是我的错。你要明白，格雷厄姆先生，我本来应该早点与你说这些话，但我想等到你有可能接受这些想法的时候。”
“开始？”
“说出你想说的话，然后滚出去！”
“尽管有警察到处转，但有些小夜店还是营业到很晚的。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曾是加兰特磨坊的sous-maquecée，那时的老板是布兰杰，那时匪徒还没有上门。你知道sous-maquecée吗？”
“就是生意。请你坐下来，抽支烟吧。这对你有好处。”他把烟盒递给格雷厄姆。“今天你的神经有点紧张，是不是？”
“不知道。”
“生意？”
她大笑起来：“我太坏了。我下次给你解释。你会喜欢苏西的。她存了很多钱，现在是个体面的人了。她在列日街开了一家夜总会，比伊斯坦布尔的骑师夜总会好多了。战争来了，她只好关掉了。但她又在离比加勒街不远的一个死胡同开了一家，她的朋友就可以去那里。她有很多朋友，所以又开始赚钱了。她现在年纪大了，警察不会找她的麻烦。她总是对警察耸耸肩膀。不能因为这场肮脏的战争，就让我们活得痛苦不堪。我在巴黎还有别的朋友。我要把你介绍给他们，你会喜欢他们的。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他们也会对你很礼貌的。当一个在这里有点头脸的人把你介绍给他们，他们会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好。”
莫勒噘起了嘴唇：“啊，有的。我很抱歉给他和他的妻子造成了不便，但没有别的办法。我发现你准备坐这条船离开伊斯坦布尔，于是就认为，如果我和你一起旅行，一定会有所帮助的。显然，要是在最后一刻去订船票，必定会引起哈基上校的注意；因此，我拿来了哈勒的船票和护照。他和他的妻子很不高兴。但他们是善良的德国人，当他们明白国家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时，他们就不再抱怨什么了。过几天护照就会归还给他们，护照上的照片依旧会恢复成他们的照片。唯一让我难堪的是为哈勒夫人办事的那个亚美尼亚女士。她说不了几句德语，实际上是个蠢货。我不得不除掉了这个障碍。你知道，我没有时间作出更好的安排。事实上，替我办那件事的那个男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她相信，她不会被带到意大利妓院去。女人的虚荣心有时的确异乎寻常。”他拿出一个烟盒，“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告诉你这些小事情，格雷厄姆先生。我只是想跟你实话实说。我认为坦率的气氛对任何生意谈判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她继续说着她的朋友们。大多是女人（露西特、多莉、索尼娅、克劳德特、伯特），也有一两个男人（乔乔、文图拉），都是外国人，没有被征召去当兵。她说起男人时就含糊其词，但带着一种半真半假的热情，为自己辩护。他们可能并不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富有，但他们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每一个朋友各有特别之处。一个朋友“非常聪明”，另一个交上了一个在内政部工作的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打算在圣特罗佩买一幢别墅，要邀请他所有的朋友去那里过夏天。所有的朋友都很“有趣”，如果你想要得到任何“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很有用。她没有说明“特别的东西”是指什么，格雷厄姆也没有问她。对于她正在描绘的那幅美妙图景，他没有提出异议。坐在格拉夫咖啡馆里，买酒款待那些从山上各个夜总会下来的生意场的男男女女——这幅愿景此刻对他有无限的吸引力。他要再次成为一个安全自由的人，一个有自我的人，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微笑，不用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要到崩溃的地步。必须如此。被人杀死，那是一件荒谬的事。莫勒至少在一件事上说对了。与他的死相比，他活着对他的国家的价值更大。
“这么说，真有哈勒这个人？”
大得相当多！即使与土耳其签订的那个合同延期六个星期，之后仍旧必须执行。如果他六个星期之后还活着，还能继续执行这个合同；或许他甚至可以弥补一下失去的时间。毕竟，他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在战争时期，要想找人取代他是很困难的。那天他告诉哈基上校，他的公司里另外有好几十个人也具有与他一样的资格，说的是大实话。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那几十个人除了英国人，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捷克人，于是也就没有支持哈基上校的观点。当然，安全才是明智的。他是个工程师，不是职业特工。一个秘密特工当然应该有能力与莫勒和巴纳特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他，格雷厄姆，没有这样的能力。他无力断定莫勒是不是在吓唬他。他的当务之急就是活下去。在利古里亚里维埃拉度六个星期的假，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当然，这意味着撒谎：对斯蒂芬妮和朋友们撒谎，对他的项目主任撒谎，对土耳其政府的代表撒谎。他不能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会认为他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当人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时，他们肯定会这样想。但如果他撒谎，他们会相信他吗？英国的朋友可能会，但是哈基上校呢？哈基可能会感到蹊跷，会怀疑的。库维特利呢？莫勒一定会想办法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是件棘手的事，但莫勒会安排妥当。莫勒惯于干那种事。莫勒……
“谢谢。我刚才说了，巴纳特的失败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事。现在，我的恼怒已经过去了。的确，我非常喜欢这次旅行。我喜欢自己这个考古学家身份。一开始我有点紧张，但一看到我说的一大堆话已经让你厌烦了，我就知道一切就好办了。”他举起他刚才一直在读的那本书，“如果你想得到我的那些话的记录稿，我可以向你推荐这本书，书名是《苏美尔万神殿》，作者是菲利兹·哈勒。他的履历印在扉页上：在雅典的德国学院工作十年；在牛津工作的时间，获得学位的情况。他似乎是一个斯宾格勒的狂热信徒。他经常引用这位大师的话。里面有一篇怀旧意味浓重的短短序言，非常有用，在第341页你可以找到关于永恒真理的那些话。当然，个别地方的措辞有所改变，以适合我自己的心情。我还随意引用了几段较长的脚注。你看，这就是我想创造的效果：一个博学而可爱的老人，说起话来让人厌烦。我想你会说我的这个效果达到了。”
他的思绪猛地停止了。上帝啊，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失去理智了！莫勒是敌人派来的特工。他，格雷厄姆，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的事，就是叛国无疑。但是……但是什么？他突然意识到有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与敌方特务做交易？这个想法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他可以冷静地、平静地想想莫勒的建议有何优点。他感到有点泄气。他不能再相信自己了。
“还是叫他巴纳特更上口些。”
乔塞特摇了摇他的胳膊：“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
莫勒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认为他知道。哈基是个聪明人。我很敬重他。但他也是人，因此就会犯错。加里波利的行动失败之后，我想我应该亲自处理这件事。伊斯坦布尔的行动都布置停当了，可是你竟然不配合，躲开了马弗罗多波洛斯的子弹。我个人对你毫无恶意，格雷厄姆先生。当然出了这样的事，我当时很生气。马弗罗多波洛斯……”
“我刚才想起一件事。”他喃喃说道。
格雷厄姆脸红了：“我认为他不知道。”
“啊！”她生气地说，“这太不礼貌了。我问你是否愿意继续散步。你没有理我。我又问你一遍，你就停了下来，好像很不舒服一样。你一直没有在听我说话。”
“天哪！”他扬起了眉毛，“没想到你的消息这么灵通。哈基上校当时一定给你说了很多情况。他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吗？”
他重新振作起精神：“噢，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只是你说的其中一句话提醒了我一件事。如果我要在巴黎停留，我就得写几封重要的商务信件，这样，我一到巴黎就可以立刻把这些信寄出去。”他还加了一句，口气里不无得意，“到了巴黎，我可不想再工作。”
“我在想，”格雷厄姆说，“你的名字是不是莫勒？”
“要杀你的，不是这些肮脏的畜生，而是你的工作。”她抱怨道。但她显然平静了。
“啊，好的。我明白了。身体的不适能带来精神上的支撑。你想站着，那就站着吧。”他干脆地说道，一副屈尊俯就的口气。这是一个格雷厄姆不熟悉的新哈勒，比那个老哈勒看上去稍微年轻了一点。哈勒仔细查看着手枪，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它似的。“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他若有所思，继续说道，“可怜的马弗罗多波洛斯在伊斯坦布尔的行动失败了，他为此感到非常沮丧。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聪明，就像所有愚蠢的人一样，他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抱怨你躲开了他的子弹。”他耸耸肩，表示很理解的样子，“你当然要躲。他瞄准目标的时候，也不会指望那个目标站着不动。我把这话告诉他了。但他还是生你的气，所以上船的时候，我坚持要替他保管那把手枪。他太年轻，罗马尼亚人做事总是毛手毛脚。我不希望任何事情时机还未成熟就过早发生。”
“我要道歉，乔塞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你确定你现在暖和一点了吗？你不想喝酒了吧？”他想马上离开这里。现在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了，他变得很不耐烦，很想马上去做这件事，做完了再去喝酒不迟。
“我还是站着吧。”
她又抓住了他的胳膊：“不，没关系。我不生气，也不感到冷了。我们到顶层甲板去吧，在那里你可以吻我，以表示我们又成了朋友。很快我就得回去找何塞。我说好只出来几分钟的。”
“你当然不会明白。如果你愿意坐下来，我就给你解释。”
半小时后，他下楼回到自己的客舱，脱下大衣，去找服务员。他发现服务员正拿着拖把和水桶在盥洗室忙碌着。
“我不明白。”他又说了一遍。
“先生？”
格雷厄姆竭力掩饰着正悄悄袭上心头的那致命的恶心感。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发疯。无数个问题潮水般地涌进他的脑子，只剩下一小片干燥的地方还没有被淹没。哈基上校说他核查过在伊斯坦布尔上船的所有乘客的证件，说他们当中没有人在开航前三天之内订票，而且这些都是安全可靠的。他绝望地紧紧抓住这个信息不放。
“我答应借给库维特利先生一本书。他在哪个客舱？”
哈勒摇摇头：“不，格雷厄姆先生。这把枪我得留着。我来这里，是想与你谈谈。你坐到床上，侧过身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面了。”
“三号，先生。”
“我不明白。”他说着，伸出手去拿枪，“怎么……”他还没说完话，就突然停住了。那把枪正对着他，哈勒的食指按在扳机上。
格雷厄姆往回走到三号客舱，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或许，在做任何重大事情之前，他必须再好好想想，否则他以后会后悔的。或许他应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找他，那样可能会更好些。或许……
格雷厄姆看看这手枪，又看看拿手枪的人的脸——宽大的上唇，淡蓝色的眼睛，松弛的黄皮肤。
他咬紧牙关，举起手，敲响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