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什么？”
库维特利先生走了。乔塞特来到他面前。
“他让我去打桥牌。”她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他的心怦怦乱跳，像一把杵锤剧烈地上下捣鼓着。“你拿到了？”他赶紧问。
“我非常期待。”
她摇摇头：“箱子是锁着的。钥匙在他手里。”
库维特利先生朝她的方向很快看了一下。他斜睨着眼睛说：“那就今天下午，格雷厄姆先生。”
他感到自己浑身在冒汗。他直盯着她，脑子里竭力寻找着想说的话。
“是的。”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乔塞特从楼梯上下来了，走过门，到了甲板上。
“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她气呼呼地嚷道，“他的箱子上了锁，我也没有办法。”
“我打得不好。桥牌很难打。”
“是的，你没有办法。”他现在明白了，她并不是真的想去拿那把左轮手枪。不能怪她。他不能指望她为他去偷东西。他对她提的要求过分了。但他只能指望何塞的那把左轮手枪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尽量去。”
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你生我的气了？”
“那么我们就四个人打，嗯？”
他摇摇头：“我为什么要生气？我本来就应该把我自己的那把左轮手枪放在口袋里的。现在我只能靠你去拿到那把枪了。是我自己的错。我对你说过了，我还不习惯随身带着枪。”
“好的，我想打。”他知道自己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并不真的想去亲近他们——他只是害怕库维特利先生会一直缠着他。
她笑了：“啊，你不用担心；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个人没有带枪。”
“马蒂斯先生和夫人今天下午想打桥牌。你想打吗？”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格雷厄姆转过头去：“不错，谢谢。”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也上楼去，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衣服很紧很皱巴。如果他带着左轮手枪，我就能在他的衣袋里看到枪的形状了。”
“早上好，格雷厄姆先生。你今天感觉不错吧？”问候他的，是库维特利先生。
“你确定吗？”
他看着她走过去了，就转过身，斜靠在栏杆上。她这一去不会超过五分钟的。他一直看着船头劈开的波浪，那长长的、卷曲的波浪，向船两边冲去，碰到船尾的横浪，泛起一堆堆泡沫。他看了看手表。三分钟过去了。有一个人咔嗒咔嗒地走下升降梯去。
“当然。不然我不会告诉你……”
她微微一笑，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小男孩，她答应要给他糖果。“到了巴黎，你就知道了。”
“但是，一把很小的手枪……”他不再说下去。一把口径九毫米的自动手枪不是一把小手枪。它的重量有两磅，体积也很大。如果能放在客舱里，谁也不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如果……”
“我在这里等你。”他捏了一下她的手，“亲爱的乔塞特，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才好。”
她一直看着他的脸：“怎么了？”
他们下去了，在升降梯脚下的栏杆旁站了一会儿。
“他把枪留在客舱里了。”他慢慢地说。
“不，我到下面的甲板上等你。我现在不想和这些人说话。”
她盯着他的眼睛：“我可以让他长时间不回他的客舱。”
“是的，如果你想让我现在就去的话。手枪就在客舱，在他的箱子里。他这会儿正在酒吧里看书。你愿意在这里等我吗？”
“怎么做？”
“现在吗？”
“何塞能做到。”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好吧，我试试。”
“何塞？”
“我想他会的。”他把在楼梯边上遇到巴纳特的经过告诉了她，并补充说，“再说了，如果他不想惹麻烦，为什么还要偷走我的左轮手枪呢？”
“冷静。我不会对何塞说起你的任何事情。今天晚上我让何塞与他一起玩牌。”
她的面色阴沉下来：“昨天晚上你对我说起那个人的事，我吓坏了。那是因为晚上天太黑的缘故。现在是白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她突然微微一笑，“啊，我的朋友，别那么严肃。想想我们将在巴黎度过的美好时光吧。那个家伙不会惹出麻烦的。”
“巴纳特喜欢玩牌。他是个赌徒。何塞会请他玩吗？”
“也是你说的，我必须带上一把左轮手枪。”
“我要告诉何塞，我看见这家伙打开了钱包，里面有很多钱。何塞会请那家伙玩牌的。你不了解何塞这个人。”
“你一定要有一把左轮手枪吗？他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你确定你能做到吗？”
他生气了：“我想，是你自己说过，你能帮我弄到那把枪的。”
她捏了捏他的胳膊：“当然能。我不想让你忧心。如果你拿了他的枪，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呃？”
“也许会。”
“是的，那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他说——说出这话，几乎让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事看起来似乎如此简单。为什么他之前就没有想到呢？啊，他原来并不知道那家伙没有随身带枪。把那人的枪拿走，他就无法开枪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他无法开枪，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好的策略在本质上都是简单的。
“他会发现吗？”
他转头看着她：“你什么时候能办成这件事？”
她咬住了嘴唇：“如果何塞发现枪不见了，我该怎么对他说？”
“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何塞不太喜欢在下午玩牌。”
“我这辈子从没开过这样的玩笑。”
“今晚最早什么时候？”
“你没开玩笑吧？”
“你可要有点耐心。吃完晚饭过一段时间。”她迟疑了一下，“今天下午最好别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你不想让那个家伙怀疑我们是朋友吧。”
“昨天晚上你说何塞有一把左轮手枪，你也许能帮我把它弄到手。”
“今天下午我要和库维特利、马蒂斯夫妇一起打桥牌。我怎么才能知道你办妥了呢？”
她很快看了他一眼：“什么事？”
“我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她斜靠在他身上，“你确定你没有生我的气？我没有拿到何塞的左轮手枪。”
“我要请你为我做件事。”
“当然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办？”
“周围没有人。吻我。”
“跟别人说有什么用？那把左轮手枪现在应该沉入海底了。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巴纳特偷走的。另外，昨天我与事务长吵了一场，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话了。”
“银行！”马蒂斯说，“除了放高利贷，还能干什么？银行家就是放债人，高利贷者。因为他们借出的是别人的钱，或者是不存在的钱，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但他们依然是高利贷者。曾几何时，放高利贷还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令人憎恶的行为，放贷者就是一个罪犯，是要坐牢的。今天，高利贷者却成了这个世界的神，而贫穷则成了唯一不可饶恕的罪恶。”
她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她问：“你告诉别人了吗？”
“天下有那么多穷人。”库维特利先生深刻地说，“太可怕了！”
“不。巴纳特来过我的客舱。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那种气味。”
马蒂斯不耐烦地耸耸肩：“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穷人。你大可放心。当兵将成为一件好事。至少士兵能得到食物。”
她又迈开了步子：“可能是那个服务员偷的。”
“他总是，”马蒂斯夫人说，“胡说八道。总是，总是。等我们回到法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他的朋友们不会这么有礼貌地听他说话了。银行！他对银行业了解多少？”
“当然是真的。”
“哈！这正是银行家喜欢的。银行业是个谜！普通人很难理解。”他充满讥讽地大笑起来。
她停下脚步：“真的吗？”
“如果你把二加二算成了五，那你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谜。”他咄咄逼人地转向格雷厄姆，“国际银行家才是真正的战争罪犯。别人在杀人，而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不慌不忙赚大钱。”
“很好。”他们开始散起步来，“昨晚我回到客舱，发现手提箱里的左轮手枪被人偷走了。”
“我想，”格雷厄姆说——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了，“我唯一认识的国际银行家是一位很受事务困扰的、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的人。他一点也不能冷静。相反，他总是痛苦地抱怨这抱怨那。”
她的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远处：“我们来回走走，看上去好像在谈论大海和太阳，这样会更好些。否则他们就会有闲话。我倒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你是知道的。但那毕竟令人尴尬。”
“正是这样。”马蒂斯得意地说，“这就是制度！我可以告诉你……”
“很严重的事。我……”
他继续对他们说着什么。格雷厄姆拿起了他的第四杯苏打威士忌。这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马蒂斯和库维特利一起打桥牌，现在他有点厌烦他们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只看到乔塞特一次。她在牌桌旁站住，向他点点头。他把她的点头理解为：何塞听到巴纳特口袋里有钱就很兴奋，今天晚上去巴纳特的客舱一定会很安全的。
她唇边挂着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什么大事？”
这个计划时而让他高兴，时而又让他害怕。一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他走进巴纳特的客舱，拿好手枪，回到自己的客舱，把手枪从舷窗扔到大海里，于是就卸掉了肩上那副沉重的担子，轻轻松松回到酒吧。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刻，疑虑又悄悄潜入他的心头。太简单了。巴纳特也许是个疯子，但他绝不是傻瓜。像巴纳特那样靠这种手段谋生、还能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假设他猜出了他的受害者脑子里的想法，牌玩到一半他突然走开，去他的客舱！假设他贿赂了服务员，让服务员来监视他的舱房，说客舱里有贵重物品！假设……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只好被动等死，坐等巴纳特选择时机来杀他吗？哈基上校说过，一个被盯上梢的人只好想办法保护自己，但是他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巴纳特这样的敌人来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是的，就是进攻！任何方法都比坐等强。这个计划很可能会成功。真正能成功的计划就是简单的进攻。像巴纳特这样自负的人是不会想到有两个人在与他玩偷枪的游戏，也不会想到那孤苦无助的兔子会反咬一口。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
“我只能严肃。出大事了。”
乔塞特和何塞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巴纳特。何塞显得笑容可掬。
她点点头，表示没意见。“太好了。”她狡猾地看着他，“我怕你因为昨晚的事会整晚生你自己的气呢。你不要这么严肃。马蒂斯夫人对我们很感兴趣呢。”
“……只需要，”马蒂斯正总结道，“说一个词——布里埃！说了这个词，你就等于说了全部。”
“这是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句话。我得和你谈谈。”
格雷厄姆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说得对。你们想再来一杯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你对那个可怜的孩子真是太不客气了。他很容易相处。你能想到比何塞的口信更好的借口吗？”
马蒂斯夫妇看上去好像吃了一惊，断然拒绝了。但库维特利先生高兴地点点头。
大副生气了，涨红了脸，看着乔塞特。乔塞特向他好意地点点头，用意大利语对他说了几句话。他朝她露齿一笑，又对格雷厄姆皱了皱眉头，昂首阔步地走了。
“谢谢你，格雷厄姆先生。我想再来一杯。”
格雷厄姆扬起眉毛：“这是一道私密口信，先生。”
马蒂斯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我们该准备吃晚饭了。失陪了。”
大副点点头，很有礼貌地站到了一边。
马蒂斯夫妇走了。库维特利先生把椅子挪过来一些。
格雷厄姆也顾不着礼貌了。“不好意思，先生。”他用法语说，“我要向夫人转达她丈夫的口信。”
“他们走得太突然了。”格雷厄姆说，“他们怎么了？”
乔塞特对着他微微一笑，送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像在说，她已经对身边的同伴感到厌烦了。意大利小伙子皱着眉头说了声“早上好”，继续刚才被格雷厄姆打断的谈话。
“我想，”库维特利先生小心地说，“他们以为你在拿他们开玩笑。”
她在这里，正与一个年轻的大副说话。马蒂斯夫妇和库维特利先生在几码远的地方。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们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但他假装没看见，径直朝乔塞特走去。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在遮蔽甲板上快步走着。哈勒手搀着妻子在慢慢走着。他说了声“早上好”，但格雷厄姆没有心思与人打招呼，他只想尽快见到乔塞特。但她不在遮蔽甲板上。他继续上楼，来到救生艇甲板上。
库维特利先生往边上看了看：“在五分钟之内你说了三次请他们喝酒。你请了一次。他们说不。你又请了一次。他们又说不。你第三次又请。他们不懂英国人的热情好客。”
等格雷厄姆走到甲板上，他身上的反应开始了。他的腿好像变成了果冻，他的身上在出汗。这次与巴纳特的不期而遇对他会有帮助，从各方面来看，他的表现还不算太糟。他对巴纳特虚张声势了一番。巴纳特很可能会想，格雷厄姆还有第二把左轮手枪。但是虚张声势撑不了多久。手套脱下了，人家要看真家伙。无论如何，他必须拿到何塞的那把左轮手枪。
“我明白了。我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必须向他们道歉。”
巴纳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没有应答，转身向客舱走去。
“哪儿的话！”库维特利先生一时激动起来，“用不着为热情好客道歉。但是，”他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差不多该吃晚饭了。你这么客气地请我喝酒，这杯酒能留到以后再请我喝吗？”
格雷厄姆走到了楼梯脚下。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巴纳特一眼。“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他故意这样说，“这些人渣不敢与一个带武器的人玩命的。”他还用了“粪便”这个词。
“当然可以。”
“那自然。现在，请劳驾你……”他向前走去，心想，如果那家伙不让开的话，他就用肩膀把他顶开。但是巴纳特挪动了步子。他咧嘴笑着。“一定要非常当心了，先生。”他边说，边大笑起来。
“失陪了。”
巴纳特的笑容绽得更开了：“那你带手枪了？”
“请便。”
“我要还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库维特利走了，格雷厄姆站起身来。是的，他肚子空空的，刚刚多喝了一杯。他来到甲板上。
那双小眼睛没有眨一下，而是嘴巴一歪，露出一丝难看的微笑。巴纳特慢吞吞地说：“一个卑鄙的小偷，嗯？你得当心了。下次你必须还击。”
天上星光灿烂，飘着烟雾般的薄云。远处是意大利海岸的灯光。他站了一会儿，刺骨寒风打痛了他的脸。再过一两分钟，晚餐的锣声就会响起。他害怕这即将到来的晚餐，就像病人害怕手拿探头的外科医生。他只好像吃午饭时那样坐在那里，听哈勒的独白，听贝罗纳里母子痛苦地窃窃私语，把食物硬塞进嘴里，吞到不情愿的胃里，同时要时刻清醒地注意对面的那个家伙——时刻不能忘记他为什么坐在那里，他是来干什么的。
“只受了一点轻伤。”他平静地说。接着，他那被压抑的情绪战胜了他。“确切地说，是道枪伤，”他加了一句，“那是在伊斯坦布尔时，有个卑鄙的小偷朝我开了一枪。他不是枪法不好，就是吓得没有胆量瞄准了。他打偏了。”
他转过身，靠到一根支柱上。他背对着甲板，不由得不停地回过头去看看身后，以确定现在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身后甲板上没有人，他觉得更放松了。
格雷厄姆看到那双危险的小眼睛正傲慢地盯着他。巴纳特知道格雷厄姆身上没有武器，想让他惊慌失措。巴纳特成功了。格雷厄姆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一拳砸向那张苍白、愚蠢的脸。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
透过酒吧的一扇舷窗，他看见巴纳特与乔塞特和何塞在一起。他们坐在那里，活像荷加斯[1]画里的人物：何塞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乔塞特微笑着；巴纳特嘴唇微微噘着，好像在说着什么。里面满是香烟的烟雾，显得灰蒙蒙的，没有遮光罩的灯发出刺眼的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平淡无奇。他们周围脏兮兮的，就像从酒吧里拍的一张闪光灯照片里看到的情景一样。
巴纳特摇摇头：“不。不着急。先生，我很好奇，很想问你这只手怎么了。我昨晚就注意到的。出了什么事？”
一个人在甲板的尽头转过弯，向他走来。等那人走到光亮处，格雷厄姆认出是哈勒。老人停住了脚步。
“只能如此。你想过来吗？”
“晚上好，格雷厄姆先生。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海上的空气。而我呢，你也看到了，围上一条围巾、穿上一件外套才敢出来。”
巴纳特移动了步子，好像并不是有意地挡住了格雷厄姆的去路：“这地方太窄了，一个人得给另一个人让路，嗯？”
“里面太闷了。”
“太舒服了。劳驾。”格雷厄姆侧着身，往前朝楼梯口走去。
“是的。今天下午我看见你很起劲地打桥牌来着。”
“对你这个英国人来说，看到太阳一定很舒服吧？”巴纳特刮过了脸，苍白的面颊上还沾着一点未洗掉的肥皂沫，发着光亮。他身上散发出阵阵玫瑰油的香味。
“你不喜欢桥牌？”
“是很好。”
“人的兴趣是会变的。”他盯着远处的灯光。“从船上看陆地，从陆地上看船，这两样东西我以前都喜欢看。现在都不喜欢了。一个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我想，他就会下意识地痛恨除了呼吸肌运动以外的所有运动，而没有呼吸肌的运动，他就不能活。运动就是变化，对老人来说，变化意味着死亡。”
巴纳特点了一下头：“早上好，先生。今天天气很好，嗯？”
“那不朽的灵魂呢？”
巴纳特从楼梯脚下的那个空间转身进了走廊，他本可以后退一步，腾出地方，好让格雷厄姆过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看到格雷厄姆过来了，立刻停下脚步。然后，他慢慢地将手伸进口袋，身体靠在了舱壁钢板上。格雷厄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转身退回去，要么原地不动。他待在原地，心怦怦乱跳。
哈勒用力嗅了嗅：“即使是我们通常认为不朽的东西，迟早也会死的。总有一天，提香的最后一幅画，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保存得当，画布和记录下的音符可能会留存下来，但作品本身会在能理解它们的最后一只眼睛和最后一只耳朵消亡时死去。至于不灭的灵魂，那是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会随着追随它的人的死去而死去。托勒密体系的永恒真理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家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开普勒的永恒真理对于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达尔文的永恒真理对于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口中的永恒真理就是驱鬼的祷告——那些鬼魂，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斯宾格勒所说的‘黑暗的神’伤害的原始人的鬼魂。”这时，酒吧的门开了。哈勒突然将头转向了门口。
客舱外面的走廊只够两个人通过。走廊构成了一个正方形的三边，第四边就是通向酒吧和遮蔽甲板的楼梯，楼梯两边各摆放着一只陶做的沾满灰尘的手掌。他走到离走廊尽头一两码的地方，迎面碰上了巴纳特。
乔塞特站在门口，心神不定地看看格雷厄姆，又看看哈勒。这时，晚餐的锣敲响了。
他醒来的时候，看到了新月似的半边太阳，阳光斜着射进了舷窗，在漆着白色油漆的舱壁上上下晃动着。他躺在那里看着这缕阳光，一直到服务员送来了咖啡，他才不得不起床开门。现在是九点钟。他慢慢地喝着咖啡，抽了根烟，洗了个热海水澡。等他穿好衣服，已经快十点钟了。他穿上大衣，离开了客舱。
“对不起，”哈勒说，“在晚餐前我得去看看我的妻子。她还是不太舒服。”
他打了个呵欠，掐灭了香烟。就这样坐一整夜，那太愚蠢了。很愚蠢，不舒服，太沉闷。他感到有些睡意了。他把毯子放回铺位，躺了下去。不到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了。
“当然应该去看。”格雷厄姆急忙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有救了。何塞有一把左轮手枪。乔塞特可以帮他把那把枪搞到手。这样，一切就会好转。她大概十点钟就能到甲板上来。他要等到她确实出现在甲板上的那个时候，他要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要求她马上为他搞到那把左轮手枪。如果幸运的话，在离开客舱半小时左右，他就能把那把枪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就去酒吧吃中饭，就是别人看见他口袋里鼓鼓的，他也不在意了。巴纳特肯定会大吃一惊。感谢老天，幸亏何塞生性多疑！
哈勒走了。乔塞特走到格雷厄姆跟前。
他坐在那里，不禁想：一个人有没有一把手枪，就像一个人有没有视力一样要紧。这么多年了，他没有手枪，竟然也活下来了，这可能纯属巧合。没有一把左轮手枪，就成了一只被拴在丛林里的山羊，毫无防御能力。他竟然把手枪留在手提箱里，真是太愚蠢了，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要是……
“那个老头，他想干什么？”她低声问。
他下了床铺，用毛毯裹着身体，坐在那里抽起烟来。他决定不睡了，就这样坐到天亮——坐着抽烟到天亮。躺着让他更加感觉到无助。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就好了，他想。
“他在谈论生死。”
他就这样心神不安地东想西想，渐渐变得瞌睡起来。不一会儿，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从悬崖上掉下来，一下子被惊醒了。他打开灯，拿起那天下午他在雅典买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侦探小说。他看了没几页就放下了。“尸体躺在地上，可怕地扭曲着，可以想象死前的那痛苦状，他的右太阳穴上有几个干脆利索的小洞，微微流着血……”这样的书，他是无法指望读着读着睡着的。
“哎！我不喜欢他。看见他我要发抖。我不能在这里多待，我过来只想对你说一句话，一切正常。”
他努力让自己去想斯蒂芬妮，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做不到。他的妻子、他的房子、他的朋友，都已不复存在了。他现在孤身一人，被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这片土地的边界就是死亡：他孤身一人，能与之谈及这片土地的恐怖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理智。那就是现实。他需要这样东西。他不需要斯蒂芬妮。斯蒂芬妮的面孔和声音，还有那个他曾经熟悉的世界里的其他面孔和声音，都已变得模糊，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玩牌？”
这会儿，格雷厄姆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听着外面海水声和轮船发动机有规律的突突声。一个拿着苍蝇拍的服务生！在柏林，一个他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其姓名的人，宣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在索菲亚，一个名叫莫勒的人受命来指示执行那个死刑判决。现在，在这艘船上，在离他只有几码远的九号客舱，住着那个杀手。杀手手握九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还收缴了他这个死刑犯的那把左轮手枪，随时准备动手要了他的命，然后好得到那一笔酬金。整个事情不关个人恩怨，不涉及感情，就像正义本身铁面无私。想要让杀手放下武器，就好比你已经上了绞刑架，却还要与绞刑师争论，完全是徒劳的。
“吃过晚饭之后。”她捏了捏他的胳膊，“他太可怕了。我不会为任何人做这件事的，除了为你，亲爱的。”
男人没有应答。过了一会儿，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在床上翻了个身。很快，他轻声地打起鼾来。
“你知道我很感激你，乔塞特。我会补偿你的。”
“是只骆驼！”
“啊，傻瓜！”她深情地对他笑笑，“你不要老这么严肃。”
“野兽要睡觉了。晚安，亲爱的！”
他迟疑了一下：“你确定能让他一直玩牌吗？”
“你真是一只没有想象力的野兽。”
“你不用担心。我会让他玩下去的。等你去了他的客舱，回到酒吧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已经做完了。就这么约定，亲爱的？”
“是的，我同情她。可是，我们要为她死去的丈夫再举行一次葬礼吗？那对她有帮助吗？我早就想睡了，现在却睁大眼睛躺在床上，与你争论不休，那对她有帮助吗？她把那件事告诉了你，那是因为她喜欢谈论那件事。可怜的人！成为悲剧的女主角，也许让她的心好受了点，那个事实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但是，如果没有听众，就不会有悲剧。如果她要对我说，我也会好好听的。泪水会涌上我的眼睛。但你不是女主角。”
“好，就这么约定。”
“你这话说不通。你不同情那个可怜的女人吗？”
九点多了。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格雷厄姆一直坐在酒吧门口附近，假装在看书。
“是你在亵渎上帝。你谈起慈悲的上帝，好像他是个拿着苍蝇拍的服务生似的。他举起拍子打苍蝇，打死了几只。但一只苍蝇逃跑了。啊，脏畜生！服务生又打了一下，这只苍蝇就与其他苍蝇黏在一起了。慈悲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制造地震和惨事。他没有发疯。”
现在，他的目光第一百次落到他对面的酒吧的那个角落，巴纳特正与乔塞特和何塞说着话。格雷厄姆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何塞手里拿着一副纸牌。他笑着听巴纳特说话。接着，他们在牌桌旁坐下。乔塞特从里面往外看。
“别亵渎上帝。”
格雷厄姆等了一会儿。然后，看他们开始切牌了，他慢慢地站起来，往楼梯走去。
“上帝是个喜剧演员。我以前就知道了。”
他在楼梯转弯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为自己鼓鼓气。那个时刻就要来临，他感觉好多了。两分钟——最多三分钟——事情就会结束。他马上就能拿到枪，马上就会安全了。他只需保持冷静就行了。
“如果慈悲的上帝让他死于地震，她的心里就会好受一点。但是他却被人枪杀了……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怪那些士兵。到处乱哄哄的，不应指责士兵。这是慈悲的上帝的旨意。”
他走下楼梯。九号客舱在走廊的中段位置，过了他自己的客舱再往前走就是。他走到那两个立着的大手掌时，周围没有一个人。他继续往前走。
“是的，确实惨。这样的事常有。”
他知道，要绝对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径直走到九号客舱，打开门，毫不迟疑地走进去。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如果被服务员或别的什么人看见，他可以对他们说，他以为九号是一间空舱，他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其他的客舱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在第一次地震期间发生的事。大震过去以后，他们从避难的田野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房子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半堵墙还立着，他们找了一些木板，靠墙搭了一个栖身之地。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一些食物，但是水箱坏了，没有水了。他让她与儿子待在那里，一个人出去找水。原先住在他家附近的几个朋友都跑到伊斯坦布尔去了。一些在附近有房子的朋友正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房子也倒了，于是他在废墟中寻找水箱。他找到好几个水箱，其中一个还没有坏。但他没有东西装水，所以到处找水罐。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罐。是个银水罐，被掉下来的石头压歪了。地震发生后，士兵被派到了街上巡逻，以防止抢劫发生，因为废墟中到处都是值钱的东西。正当他站在那里想把水罐弄直时，一个士兵抓住了他。贝罗纳里夫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不回来，她和儿子就去找他。但是情况实在太混乱了，她没有找到他。第二天，她听说他被枪杀了。这不是一件可怕的惨事吗？”
没有人出现。他走到九号客舱门口，停了一秒钟，然后就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他很快关上门，挂上门闩。如果服务员有事想进来，他一定会以为巴纳特在里面，因为门被锁上了。
“嗯？”
格雷厄姆向四周看了看。舷窗关上了，里面弥漫着玫瑰油的气味。这间客舱有两张铺位，看起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人觉得奇怪。除了香水气味，只有两样东西表明这客舱有人住：门后挂着一件带软帽的灰色雨衣，下铺底下有一只破旧的手提箱。
“她不希望谁都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
他的两只手在雨衣上摸了一下。雨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他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手提箱。
“怎么回事？”
手提箱没有上锁。他把手提箱拉出来，打开盖子。
“今天晚上我与她谈话了。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他并不是死于地震。他是被枪杀的。”
里面塞满了脏兮兮的衬衫和内衣。另外，还有几块颜色鲜艳的丝绸手帕，一双没有鞋带的黑色鞋子，一瓶香水和一小罐药膏。没有手枪。
“怎么了？”
他合上箱子，把它推回到铺位底下。打开了洗涤柜和衣橱合在一起的那个柜子。衣柜部分只有一双脏袜子。放着刷牙杯的那个架子上还放着一块灰色毛巾、一把安全剃刀、一块肥皂和一瓶带磨砂玻璃塞的香水。
“你还记得我说过贝罗纳里夫人的丈夫死于地震吗？”
他开始担心起来。他一直确信手枪就在客舱里。如果乔塞特的话是真的，那手枪一定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我都要睡着了。”
他寻找着其他可能藏枪的地方。他掀开床垫，两只手在床垫底下的弹簧上摸来摸去。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喊：“罗伯特！”
什么都没有。在洗涤柜底下有一个垃圾柜，这里也没什么枪。他看了一眼手表，他已经待了四分钟了。他绝望地看着四周。一定在这客舱里。可是他到处都找过了。慌乱之中，他重新打开了箱子。
“他是那种肮脏的人。”
两分钟后，他慢慢挺直了后背。他现在知道手枪不在客舱，简单的计划就是太简单，结果一无所获。他无助地站了一两秒钟，想把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只得离开客舱的时刻延后。这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心里一震，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
“贝罗纳里夫人说，他在楼梯上撞了她，但他没有道歉就走开了。”
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传来了水桶放到地上的哐当声。过了一会儿，脚步声渐渐远去。他轻轻地打开插销，推开舱门。走廊里空无一人。一秒钟后，他就往回走了。
“噢，他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走到楼梯脚下，他才开始思考。他迟疑了一下。他对乔塞特说过，他要回酒吧去的。但这意味着也要见到巴纳特。他必须先镇定一下自己的神经。他转身走到他自己的客舱门口。
“那是因为他喜欢听你讲废话。他很有礼貌——礼貌得过头了。他和那个德国人打起招呼来，好像是朋友一样。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加林多……”
他打开舱门，刚迈进一只脚，就一下子僵在那里了。
“那与空气无关。那是晕船。但他不肯承认，因为，如果一个英国人晕船了，说起来是不好听的。英国人都喜欢自吹是了不起的水手。他是有点古怪，不过我喜欢他。”
一个人跷着二郎腿坐在他的铺位上，膝盖上还放着一本书。此人是哈勒。
“我们可不想像英国人那样得病。”
哈勒戴着一副牛角框的老花镜。他用一只手故意慢吞吞地摘下眼镜，抬起头来。“我一直在等你，格雷厄姆先生。”哈勒高兴地说。
“当然开着。我的后背吹着一股非常讨厌的气流。”
格雷厄姆终于能说话了。“我没有……”他说。
“不是挺好吗！舷窗开着吗？”
哈勒的另一只手从书底下抽出来。这只手握着一把很大的自动手枪。
“又过了一天！”
哈勒把枪举得高高的。“我想，”他说，“你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
在舱壁的那一边，马蒂斯已经刷完了牙，哼哼着爬上上铺，弄得铺位吱吱嘎嘎直响。他终于躺了下来，长叹一口气。
[1] 荷加斯（Will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欧洲连环画先驱，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
他慢慢地脱下衣服，上了铺位，躺在那里，两眼盯着天花板上包着蒸汽管的石棉的裂缝。他的嘴巴里还有乔塞特的口红味。这味道足以让他想起他刚才回客舱时的那种自信，现在，这自信已经被恐惧彻底冲垮——恐惧，就像鲜血源源不断地从被切断了的动脉涌上他的心头；恐惧，在心头凝结，让他无法思考。此刻，只有他的感官还运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