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偷懒了。我租了一辆车。司机做了我们的导游。因为库维特利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所以一切都相当令人满意。”
“啊，是的，他当然满意。你在做他的导游。你一定累了。”
“他会说希腊语，但他从未去过雅典？”
“是的，很开心。库维特利先生也很满意。”
“他好像生在伊兹密尔。除此之外，很遗憾，他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私下说吧，他这个人不很有趣。”
哈勒走了过来，在格雷厄姆身边坐下：“晚上好，格雷厄姆先生。你今天下午在雅典过得开心吗？”
“太让人失望了。我本来希望……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瞒你说，我后来真有点后悔，我跟你一起去就好了。你肯定去了帕特农神庙。”
他的第一个冲动是赶紧起身离开。巴纳特上了船，这已经够糟的了。他现在还得与这家伙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是难以忍受的。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正常。他必须坐在原地。他必须把巴纳特想象成希腊商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必须假装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必须……
“是的。”
他傻傻地笑了一下，走到自己的桌旁，与意大利母子互致含蓄的问候。他坐了下来，这才注意到他们旁边另外加了一把椅子。
哈勒满脸歉意地微微一笑：“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有时会想到死神的来临。今天下午我还在想，要是能再看一眼帕特农神庙，该有多好。我怀疑以后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在卫城前门旁边的阴凉处，我常常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仔细看着这宏大的卫城，想弄懂为什么有人要建造它。那时的我还年轻，不知道西方人想要理解梦想一样沉重的古典灵魂是多么的困难。一切离我们太遥远了。最高形态的神已被最高力量的神所取代了，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广大。多立克圆柱所象征的命运，浮士德的子孙们是无法理解的。对我们来说……”他突然不说了，“对不起。我看到这船又上了一位乘客。我想这个座位应该是他的吧。”
她把眉毛一扬：“啊，我知道你不可能舒服的！你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不过好吧，我愿意跟你去散步。”
格雷厄姆强迫自己抬起了头。
“没事。”他绝望地向四处看看，竭力寻着找可说的话，脑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马蒂斯夫人说得对。这里的通风不好。吃过晚饭我们到甲板上散散步吧。”
巴纳特进来了，站在那里看着这几张桌子。服务员端着汤盘，出现在他身后，示意他坐到意大利女人旁边的那个座位上。巴纳特走近桌子，环视一圈，坐了下来。他向大家点点头，微微一笑。
“你确定自己已经好点了？”在往餐桌走的时候，乔塞特问格雷厄姆，“你的脸色可不好。”
“马弗罗多波洛斯。”他说，“Je parle francais un pétit peu.”（法语，意为：我能说一点法语。）
这时，晚餐的锣敲响了。巴纳特放下酒杯，走出酒吧。马蒂斯紧随其后。格雷厄姆看见乔塞特正好奇地看着他。他站了起来。厨房飘来了饭菜的香味。意大利女人和她的儿子走了进来，在桌旁坐下。一想到吃饭，格雷厄姆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他的声音单调沙哑，有点口齿不清。一桌子的人都闻到了玫瑰油的气味。
“这年头，旅行的费用是很高的。”库维特利又说了一遍。
格雷厄姆冷冷地点了点头。既然坐在一起了，他倒反而觉得内心平静了。
格雷厄姆喝光了杯中的酒。巴纳特正暗中打量着他，就像一个绞刑师在打量一个明天早上要绞死的人。巴纳特在心里估摸着格雷厄姆的体重，研究着他的脖子，计算着他身体落下的位置。
哈勒好像有点喘不上气来，脸上那厌恶的表情真是让人可笑。他颇为傲慢地说：“我叫哈勒。你旁边的是贝罗纳里夫人和贝罗纳里先生。这位是格雷厄姆先生。”
“……但是，”马蒂斯说，“看看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吧。上了火车，你有一个小卧铺，但要与别人共用一个车厢。你可以睡个觉——也许吧。到了贝尔格莱德，你得等从布加勒斯特开过来的火车，到了特里亚斯特，你又得等从布达佩斯来的火车。半夜三更人家来检查你的护照，白天的饭菜难以下咽。噪音、灰尘、煤烟。我无法想象……”
巴纳特又向大家点了点头，说：“我今天赶了很多路。我从萨洛尼卡来。”
格雷厄姆的后背斜靠在椅背上。
格雷厄姆好不容易搭了腔。“我倒是想，”他说，“从萨洛尼卡到热那亚，乘火车更方便。”
毫无意义、愚蠢不堪的争论漫无边际地继续着，何塞与马蒂斯夫妇势不两立。格雷厄姆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知道巴纳特迟早会正眼看他的，而他也想看巴纳特的眼神。他并不是想从那眼神里了解什么新的秘密——但他就是想看巴纳特的眼神是什么样的。他正眼看着马蒂斯，而眼角的余光却注意着巴纳特。巴纳特拿起白兰地酒杯，送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格雷厄姆。
说完这句话，他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喘不过气来了？他的声音在他自己听来也很奇怪。
“但是……”
桌子中央有一碗葡萄干，巴纳特抓了几颗放进嘴里。“我不喜欢坐火车。”他简短地答道，看向哈勒，“你是德国人，先生？”
“如今，旅行的费用是很高的。”库维特利说。
哈勒皱起了眉头：“是的。”
乔塞特急忙说：“我丈夫说话总是很夸张。”
“德国是个很好的国家。”他把注意力转向贝罗纳里夫人，“意大利也很好。”他又抓了一些葡萄干。
“做任何事情，总有一种更昂贵的方式。”何塞反驳道。
女人微微一笑，歪了一下头。男孩看上去很生气。
马蒂斯生了气，涨红了脸：“从伊斯坦布尔到热那亚，还有更昂贵的交通方式。”
“那么，”格雷厄姆问，“你认为英国怎么样？”
“这么点钱！”何塞大声喊道，“已经不少了。我看是够贵的了。我不是百万富翁。”
那双疲倦的小眼睛冷冷地盯着他。“我从未去过英国。”巴纳特扫视了一下桌子边上的每一个人，“上次我在罗马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意大利军队的一次盛大阅兵，大炮、装甲车、飞机，那场面真是壮观。”他一口吞下了葡萄干，“那些飞机气势宏大，让人想起了上帝。”
“空气，”她的丈夫承认，“是有点闷。”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意不让何塞听到，“可是，花这么点钱，你还想得到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阅兵，先生？”哈勒问。很明显，他不喜欢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
“是通风的问题。”马蒂斯夫人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
“他们的阅兵让人想起了上帝。我就知道这个。你有深切的感觉。雷雨倾盆而下，也会让人想起上帝。但是这些飞机比雷雨更壮观。飞机把空气震荡得像纸片一样乱舞。”
“噢，我喜欢走路。”
看着那两片恬不知耻的嘴唇之间蹦跶出来这些荒唐可笑的话，格雷厄姆禁不住想：如果这个家伙因谋杀罪而受审，英国法庭的陪审团会不会认为他精神失常？可能不会吧。他为钱而杀人，而法律不会认定为钱而杀人的人是疯子。然而他确实疯了。他的这种疯，是裸奔的潜意识的疯，是返祖人的疯，在闪电雷鸣中，在轰炸机的轰鸣声中，在一枚五百磅炮弹出膛的轰隆声中，他竟然发现了威严的上帝，这不是疯，又是什么？他的疯，是令人敬畏的原始沼泽的疯。对这个家伙来说，杀人可以成为一门生意。毫无疑问，他一定惊讶过，人们竟然愿意为他们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而慷慨解囊。当然，他最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他成功的商人也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比他的同伴们更聪明。他杀起人来，就像厕所管理员打扫厕所，就像股票经纪人接受客户的委托——纯粹是出于生意的考虑。
“你累了吗？”库维特利用法语问道，“啊，都怪我。为了看那么多古迹，走了那么多路。”他似乎不再理巴纳特了，觉得理他也是吃力不讨好。
“你这是要去罗马吗？”哈勒礼貌地问。对于一个愚蠢的年轻人，这个老人的态度显得过于礼貌了。
“你的脸色不太好。”乔塞特关切地说，“你说你只是太累了，但我觉得你没有说实话。”
“我去热那亚。”巴纳特说。
巴纳特并不应答。他转过身，看着服务员给他倒好的那杯酒。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没有看格雷厄姆一眼。
“我听说，”格雷厄姆说，“在热那亚，最值得一看的东西是墓地。”
“那是座美丽的城市。”
巴纳特吐出了一粒葡萄籽：“是吗？为什么？”显然，格雷厄姆说的那种话并没有使巴纳特惊慌失措。
那人看了库维特利先生一眼：“不，去热那亚。”
“据说那个公墓很大，坟墓排列井然有序，柏树高大繁茂。”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先生？”库维特利先生问。
“那我或许会去看看。”
巴纳特从马蒂斯夫人的身边经过，格雷厄姆看见她皱起了眉头。接着，格雷厄姆闻到了一种气味。是玫瑰油，气味相当浓烈。他想起了哈基上校曾问过他，在受到枪击之后，他是否留意过阿德勒宫酒店的房间里有没有香水味。答案就在这里。巴纳特身上散发着刺鼻的香水味。只要他碰过的东西，就会留下那种气味。
服务员端来了汤。哈勒有意地转向格雷厄姆，又开始谈论起帕特农神庙来。他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大声说什么。这样的长篇独白，对听众别无要求，只要求他们偶尔点点头即可。
“Bon soir.”巴纳特的这一声咕哝，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他不想接受他不想要的东西似的。他走到吧台前，低声对服务员说了些什么。
他从帕特农神庙说到前希腊时期的遗迹，再从雅利安人的英雄故事说到吠陀教。格雷厄姆机械地吃着东西，听着哈勒的讲述，同时看着巴纳特。巴纳特把食物放进嘴里，好像很喜欢这食物似的。接着，他一边咀嚼，一边环视四周，就像一只一边吃着一盘残羹剩饭，一边环视着周围的狗。格雷厄姆突然意识到一样东西，心里咯噔一下，吃了一惊——这个家伙真让人可怜，就像一只猴子，模样虽然与人长得一样，但还是让人可怜。这家伙并没有疯。他是只动物，一只危险的动物。
“Bon soir, Monsieur.”（法语，意为：晚上好，先生。）库维特利说。
大家吃完了饭。哈勒仍旧下客舱去找他的妻子，格雷厄姆也趁机同时离开了。他拿起大衣，来到了甲板上。
巴纳特慢吞吞地向吧台走去。
风已停，船身摇摆得很缓慢了。轮船开得很快，船两边的海水哗啦哗啦响着，翻滚着，就好像在沸腾。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夜晚。
格雷厄姆感到自己脸上的血都流走了。他向这个人只匆匆瞥了一眼，就把这家伙的整个形象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了。满是灰尘的黄褐色鞋子，崭新的领带，脏兮兮的软衣领，还有那张皱巴巴的脸，疲惫不堪，显着蠢样。格雷厄姆喝了一口威士忌，看见库维特利先生正对新来的这个人微笑。其他人则毫无表情地看着。
他的喉咙和鼻孔里还有玫瑰油的气味。他使劲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自己，他已经越过了第一个障碍。他与巴纳特同坐一桌，不动声色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着。这个家伙不可能怀疑格雷厄姆——其实格雷厄姆什么都知道。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他只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行了。
格雷厄姆脑壳底部的脉搏剧烈地跳动起来，让他感到很不舒服。这就是杀手。一只手拿着帽子，就是这只手，那个晚上举枪向他连开三枪，打伤了他的右手。现在这只手正伸出去拿起了一杯威士忌酒。就是这个家伙，为了区区五千法郎就会去杀人。
他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他飞快地转过身去。他的心乱跳起来。
他站在门口看了大家一眼。他敞开着雨衣，手里拿着帽子，就像一个人为了躲雨，无意闯进了一家画室。他那苍白的脸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憔悴，深陷的小眼睛下面有深深的眼袋，丰满的嘴唇微微扭曲着，好像头痛病发作了似的。
是乔塞特。她微笑着向他走来，“啊！这就是你所谓的礼貌。你说好让我与你一起走，可你没有等我。害得我到处找你。你真坏。”
其实，库维特利根本没有必要引出这个笨拙的话题，因为这个时候巴纳特散步结束了，正巧从甲板走进了酒吧的门。
“对不起。酒吧里空气太闷了，所以……”
“船上一个大副说，”库维特利不失时机地说，“我们不能看到墨西拿了，因为天就要黑了。”
“酒吧里的空气一点也不闷，你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的妻子接受这个道歉。”马蒂斯语气强硬地说，“这个道歉不够真诚，但是她接受了。”
她挽住他的胳膊：“我们散步吧。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塞耸耸肩。“很好。”他傲慢无礼地看着马蒂斯夫妇，“我道歉。为什么道歉？我不知道，但我道歉。”
他立刻看了她一眼：“什么怎么回事？你在说什么啊？”
“他会道歉的。”乔塞特说。她转向他，说起了西班牙语：“赶紧道歉，你这个肮脏的傻瓜。你想惹麻烦吗？你没看见他在向自己的女人炫耀吗？他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她拿出了贵妇人的样子：“这么说，你不会向我实话实说啰？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怎么坐上这艘船的？我看你今天手忙脚乱的，你也不会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啰？”
何塞盯着这对法国夫妇，又愤怒又吃惊：“道歉？为什么？”
“手忙脚乱？！可是……”
“我要求，”马蒂斯说，“你必须向我妻子道歉。”
“是的，格雷厄姆先生，你很慌张！”她耸了耸肩，不再是贵妇人了，“对不起，以前我见过担惊受怕的人。他们根本不像疲惫的人，也不像在很闷的房间里感到头晕的人。他们的表情很特别。他们的脸看起来变得很小，嘴巴周围成了灰色，双手止不住地抖。”他们走到了通向救生艇甲板的楼梯边。她转过身来看着他：“我们上去吗？”
马蒂斯夫人说：“加林多先生应该道歉。”
他点点头。如果她建议他们一起从船上跳到海里，他也会点头的。他只能想到一件事。如果她看出来他受到惊吓了，那么巴纳特也一定看得出来。如果巴纳特看出来了……他不可能看出来。不可能。他……
“哦，是的！”马蒂斯说，“我和我妻子并不是伪君子，但是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他一脸的欣喜，好像为自己竟也有站在妻子这一边的时候而感到高兴。他妻子则露出一种让人同情的惊讶之色。这对法国夫妇要把这个机会用到极致。
他们来到了救生艇甲板上。她又挽起他的胳膊。“今晚真是太美了。”她说，“我很高兴我们能在这里散步。今天早上我还在担心，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我并不真的想去雅典。一个大副向我献殷勤，请我与他一起去雅典，但是我没同意。不过，要是你请我，我就会去的。我说这话，不是奉承你。我是实话实说。”
马蒂斯夫人已经生气了。“太可耻了，”她气呼呼地说，“有女人在场，竟然还说这样的话。就是光有男人，这样说话也是不礼貌的。”
“你真好。”他喃喃说道。
“你真叫人恶心，何塞。”乔塞特说，“再说，你自己的香水也只有五十法郎一瓶。也是脏兮兮的。再也不要说那种话了。你会冒犯这位夫人的，她听不惯你的笑话。”
她模仿起他的话来：“‘你真好。’啊，你太严肃了。你好像不喜欢我。”
马蒂斯夫人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
他勉强笑笑：“噢，我很喜欢你。”
“乔塞特只喜欢看外表干净、淳朴的男人。”何塞毒狠狠地说，“这个希腊人外表脏兮兮的。或许身上还有怪味，用的是廉价香水。”他向空中抛了个飞吻，“Nuit de Petits Gars! Numéro sioxante-neuf! Cinq francs la bouteille.”（法语，意为：小男孩之夜！69号！每瓶五法郎。）
“可是你不信任我！我知道。你看到我在骑师夜总会跳舞，你见识多了，你在心里说，‘啊！我得防备这位女士。’对吗？我是你的朋友啊。你真愚蠢。”
“他怎么啦？”
“是的。我是很愚蠢。”
“我才不管他做什么生意呢。”乔塞特说，“我刚才也看见他了。哼！”
“你真的喜欢我吗？”
“不知道。”
“真的，我真的喜欢你。”这时，一个愚蠢而荒唐的想法在他脑子里扎下了根。他要把有关巴纳特的事全部告诉她。
“他做什么生意？”格雷厄姆发现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着实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你喜欢我，也必须信任我。”
“是个希腊人。叫马弗罗多波洛斯。做生意的。”
“是的，我必须信任你。”当然，这话很荒唐。他不能信任她。她的目的是明摆着的。他不能信任任何人。他孤身一人，真他妈的孤身一人。如果他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了。巴纳特现在已经看出了他的紧张不安了？从此巴纳特要处处提防着他了？巴纳特到底有没有看出这一点？也许她可以告诉他。
“看到了，马蒂斯先生指给我看了。”服务员端来了威士忌，格雷厄姆转头看着服务员，为库维特利点了苦艾酒。
“你在想什么？”
“太好了。我要一杯苦艾酒。”他坐了下来，“你看到船上的那位新乘客了吗？”
“明天。”她刚才说她是他的朋友。上帝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朋友。一个可以交谈、可以商量的朋友。现在，这件事只有他一人知道。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那么，连一个控告巴纳特的人都没有。巴纳特就能顺利领到那份酬金，不受任何惩罚。乔塞特说得对。仅仅因为她是夜总会的舞女就不信任她，那是很愚蠢的。毕竟，科佩金喜欢过这个女人，他也不是一个不懂女人的傻瓜。
“谢谢你，但我已经点了一杯。你与我一起喝？”
他们走到了船桥底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她停了脚步——他知道她会在这里停下来。
“我想，”他对格雷厄姆说，“我想请你与我一起喝一杯。”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不动，”她说，“我会着凉的。我们还是继续在甲板上散步，不停地转圈吧，那样会更舒服一些。”
这时，库维特利先生走了进来，正好给他们解了围，让格雷厄姆松了一口气。库维特利先生满脸笑容地看着大家。
“我以为你会问我问题呢。”
“啊！别说了！”乔塞特立刻插了一句，“你别丢人现眼了。”
“我对你说过，我没有那么好奇。”
何塞的屁股又坐到了椅子上。“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他没好气地说，“要是我以为……”
“但你已经问过我问题了。你还记得吗？昨天晚上，我对你说，我坐这艘船的目的是为了躲避一个想杀我的人，而这个，”他举起右手，“就是枪伤。”
“不。我只是想说，人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你身上就没有一丁点儿大蒜味。”
“是的。我记得。这是个糟糕的笑话。”
何塞的屁股一下子离开了椅子，但整个身体还没有站起来：“你想侮辱我吗？”他问。
“一个很糟糕的笑话。不幸的是，这是真事。”
马蒂斯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都要说出实情了。他看不见她的脸，但他听得到她急促的吸气声，感觉到她的手指猛地掐了一下他的手臂。
“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格雷厄姆说，“他从没去过英国。很多从没去过西班牙的人以为所有的西班牙人满身大蒜味。”
“你在骗我。”
“他心目中的英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乔塞特急忙解释说，“他这样子真愚蠢。”
“我没有骗你。”
“威士忌？”何塞一下子直起身，吹起了口哨，表示很吃惊，“英国人要喝威士忌！”他大声说道，然后噘起嘴唇，拧着眉，一副天生的贵族白痴相，加上一句，“请来点威士忌，老伙计！”说完环顾四周，咧嘴笑笑，等待着大家的喝彩。
“你只是一个工程师呀。”她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跟我说过。你做了什么事，惹得别人想杀你？”
格雷厄姆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什么事也没做。”他迟疑了一下，“只是我正好参与了一个重要项目。一些商业竞争对手不希望我回到英国去。”
何塞捣鼓着舌头，弄得啪嗒啪嗒响，身子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紧闭嘴唇，祈求上天把他从这家庭争吵中解救出来。
“你在撒谎。”
“你这话太可笑。要是我恶心，也是恶心你。”
“是的，我是在撒谎，但不全是谎话。我参与了一个重要项目，有些人就不想让我回英国去。我在加里波利的时候，他们雇了一些人来杀我，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土耳其警方逮捕了。于是他们雇了一个职业杀手。那天晚上我离开骑师夜总会回到酒店时，发现他正在房间等我。他朝我开了枪，什么也没打中，只打中了我的手。”
马蒂斯咧嘴一笑：“呸！你是晕船恶心了。”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太坏了！畜生干的事！科佩金知道吗？”
“船上通风有问题。”马蒂斯夫人紧接着格雷厄姆的话说，“我上了这艘船之后，一直感到恶心和头痛。我们应该投诉一下。不过，”她朝她丈夫做了一个贬损意味的手势，“只要他觉得舒服，一切就好。”
“知道。我坐这艘船回英国，多半是他的主意。”
“我觉得有点累。”
“可是，那些想杀你的人是谁呢？”
“你病了？”乔塞特问。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他叫莫勒，住在索菲亚。土耳其警方告诉我，他是个德国特工。”
“噢，好多了，谢谢。”
“可恶！但他现在动不了你一根汗毛了。”
马蒂斯对格雷厄姆的插话似乎不太高兴，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我想你是生病了吧，先生。你现在好些了吗？”
“不幸的是，他依然可以。今天下午我与库维特利上岸期间，又有一位乘客上了船。”
“我刚才在客舱里，好不容易从下午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那个有气味的小个子男人？马弗罗多波洛斯？可是……”
他的妻子听着他的话，紧闭着嘴，很不以为然的样子。何塞毫不掩饰地打着哈欠。乔塞特颇为赞同地点着头，但当她看到格雷厄姆来了，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我们的英国先生上哪儿去了？”她脱口而出，“库维特利告诉了所有人，你们两个人过得多开心。”
“他的真名叫巴纳特，他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向我开枪的那个职业杀手。”
“就这样，”马蒂斯激动地说，“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拥有那些右派大报的人一心想让法国把钱都花在武器上，而普通民众对幕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怎么理解。我很高兴能回到法国，因为那是我的祖国。但别指望我去爱那些把我的祖国玩在手心里的人。啊，别指望！”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巴纳特不在那里。他差点儿失声笑起来。乔塞特和何塞在，他们的面前放着酒杯，正听马蒂斯高谈阔论。
“他在骑师夜总会盯上了我。他一直在跟踪我，看我离开了夜总会，他就闯进我的旅店房间等着我。他向我开枪时房间里太黑，但警察后来给我看了他的照片，我认出了他。”
他点上一支烟，打开舱门，径直上楼到了酒吧。
她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她慢吞吞地说：“这太糟糕了。那个小个子男人是个卑鄙的家伙。”
他把手枪放回到手提箱里，站起来，给自己鼓了鼓气。他要上去，到酒吧喝一杯去。如果巴纳特在酒吧，那就更好了。喝上一杯酒，有助于减轻初次见面时的那种紧张。他知道自己肯定会紧张的。他将要面对一个曾经想杀他、现在还打算再杀他一次的人，而且还必须表现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个人。他的胃已经开始发生不良的反应。但他必须保持冷静。他对自己说，这条命就可能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常。他想得越久，他的行为就可能会变得越不正常。就想到这里为止吧。
“是的，有点糟糕。”
他解开夹克的扣子，把左轮手枪放进屁股口袋，屁股口袋就鼓得很大，很不舒服。他把胸前口袋里的钱包掏了出来，把手枪放了进去。这也不舒服，而且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手枪的形状。不能让巴纳特看到他身上带着武器。这把左轮手枪只好留在客舱了。
“你必须去见船长。”
比如说，如果巴纳特发现格雷厄姆慌里慌张地下船，这就不妙了。格雷厄姆一想到这个场景，就感到不寒而栗。不，那家伙不会那么警觉的。不过，这种假设也有道理，说明格雷厄姆必须慎之又慎。在接下去的旅程中，他不可能老躲在客舱里。那会立即引起巴纳特的怀疑。他必须尽量显得毫不知情，同时又要加倍小心，不能让自己暴露在适合巴纳特攻击的任何场合中。如果他不将自己锁在客舱里，在外面的时候就必须与另外一个乘客在一起，至少要有别人在旁边。他甚至必须对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笑脸相迎，与他友好相处。
“谢谢。我是想见船长来着。但我只见到了事务长。他以为我不是疯了，就是喝多了，要不就是在撒谎。”
显然，到了热那亚，格雷厄姆的当务之急就是，直接去找英国领事，报告所有情况，让警察护送他到法国边境。是的，必须这样做。与敌人相比，他有一个无价的优势。巴纳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以为受害者还蒙在鼓里，他可以慢慢等待下手的时机，他可以在热那亚与法国边境之间动手。等到他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想纠正就太晚了。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他很快发现这个错误。
“那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格雷厄姆现在的感觉好多了。巴纳特也许是个职业杀手，但子弹不长眼睛，打到他身上，他照样完蛋。他必须快人一步才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吧。他在伊斯坦布尔杀人不成，于是不得不再次追击受害者。他想尽办法登上了受害者乘坐的这艘轮船。但这样做真的对他很有帮助吗？他以前在罗马尼亚作为铁架卫队的成员所做的事，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了。一个人得到了一群暴徒和一名受到恐吓的法官的保护，他当然可以胆大妄为。的确，轮船在海上航行，有时的确发生乘客失踪的事件，但那是在大型客轮上，而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两千吨的货船上。在这样的小船上，你想杀死一个人，又不想让别人发现是你干的，是非常困难的。你也许能做到，如果你有办法让你的受害者晚上独自一人待在甲板上。你可以拿刀捅他，然后将他推入大海。但是你必须先让他待在甲板上才行，而且你很有可能被船桥上的人看见或听见。一个人被别人捅了刀子，在落水之前可能会大喊大叫。如果你割断了他的喉咙，那船上就会留下大量的血，叫你脱不了干系。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手法必须相当熟练。巴纳特是一名枪手，不是割喉者。那个混账的事务长说得对。船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没人敢在船上谋杀格雷厄姆。只要他足够小心，就不会有事。等他到热那亚下船的时候，真正的危险才开始。
“暂时还没想好。我想他还不知道我认出了他的身份。我想他一定会等到我们到达热那亚的时候再动手。等船一到热那亚，我就去找英国领事，请他立刻报警。”
他这一辈子从未用过左轮手枪。他仔细地查看了这把枪。在扳机护弓的上面，刻着“美国制造”字样，还有一家美国打字机制造商的名字。在另一边有两个滑动的轴套。一个是保险栓，另一个轴套一转动，后膛就弹开，向两侧垂下，显出六个枪膛里都有子弹。做得真是漂亮。他取出子弹，试验性地扣动了一两次扳机。因为他的那只手缠着绷带，扣动扳机很不容易，但还是想办法做到了。然后他把子弹放了回去。
“但我想他确实知道你已经在怀疑他了。刚才晚饭前在酒吧里，我们在听那个法国人讲火车的时候，那个家伙一直在看着你。库维特利先生也在看着你。你要知道，你的表情好奇怪。”
但是这把左轮手枪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冷漠的，不是没有人性的。它与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的有效射程也许只有二十五码，或不到二十五码。这就是说，如果你向某人开枪，不管是在开枪之前，还是在开枪之后，你都可以看清这个人的脸。你可以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听到他痛苦的呻吟。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的人不可能想到名誉和荣光，只能想到杀人和被杀。你操纵的不是一台大机器。有了这弹簧和杠杆的简单组合，加上几克的铅和无烟火药，你就手握对另一个人的生杀大权了。
他的肚子突然不舒服起来：“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我看上去吓得要死。我是吓坏了，我得承认。为什么不会呢？有人要来杀我，我真还不习惯这种事。”他越说嗓门越大。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发抖，他有点歇斯底里，有点愤怒。
对格雷厄姆来说，大炮就是一系列的数学表达式，通过一系列的运算，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一个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发射出一枚穿透盔甲的炮弹，击中几英里外的目标，不偏不倚，正中目标。这是一台大机器，与吸尘器或培根切片机相比，无所谓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大炮不属于哪一国，不忠诚于哪一家。它既不令人敬畏，也不象征任何东西，只表示主人的支付能力。一拨人操作着根据他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向别人开火，而另一拨人则深受这些炮火之害，他对这两拨人都有兴趣（多亏了他的雇主们不懈地坚持国际主义，向人开炮的人，深受炮火之害的人，往往成了同一拨人），但这两种兴趣常常是互不相关的。他知道，即使是这种炮弹四分之一大小的炮弹，杀伤力也是一样的，对他来说，这些人应该是——只能是——冰冷的符号而已，这些人永远不可能让他感到震惊。对待他们，他持有一种无法理解的态度，就像火葬场的司炉工无法理解坟墓的庄严一样。
她又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嘘！你不能这么大声说话。”接着，她又说，“要是他知道你发现了他的身份，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吗？”
他把手枪放在衣箱里，夹在衣服中间。现在，他要感谢自己的命好，幸亏当时他没有把这把枪推掉。现在，他把枪取出，拿在手里，掂了掂这把枪的分量。
“如果他知道了，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在船到达热那亚之前动手。”
是的，他现在无路可逃，但还能做别的事。他不必暴露自己。他就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客舱吧；吃饭也在这里；把舱门锁牢。如果情况紧急，他也可以拔枪自卫。是的，上帝啊！他有枪，科佩金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
“就在这艘小船上？谅他也不敢。”她停顿了一下，“何塞在箱子里放了一把左轮手枪。我想办法帮你拿来。”
他打了个寒噤，又开始骂起人来。过了一会儿，他猛地让自己清醒了。他得想个办法才行。不仅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斯蒂芬妮。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果土耳其的海军力量在雪化雨停的时候还是与今天一样，那就是符合了贵国的敌人的利益！与今天一样！敌人愿不惜一切来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一切！站在巴纳特身后的，是索菲亚的德国特工，站在这个特工身后的，是德国和纳粹。是的，他必须想个办法。如果别的英国人能为英国慷慨赴死，他当然能够想出办法活下来。接着，他又想起哈基上校说过的另一段话：“与士兵相比，你有不少优势。你只需防卫自己。你无须暴露自己，无须发起进攻。你可以逃跑，无须担心成为懦夫。”
“我自己有一把左轮手枪。”
他想到了那天下午在雅典给妻子发出的那份电报。“星期一回家。”这是他的电文。星期一回家！他看着自己那只没有包扎过的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头。到星期一，这可能就是死人的手指头了，与一个名叫格雷厄姆的人的身体的其余部分一道开始腐烂了。斯蒂芬妮可能会伤心，但她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她很坚强，也很明智。她不会得到很多钱。这样的话，她只得把房子卖了。他本应该买更多的保险。要是他有先见之明就好了。当然，这只是因为你对保险公司还不太了解。现在，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希望事情快点过去，希望这一切不会那么痛苦。
“在哪里？”
人来人往的，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们不了解巴纳特。就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走进一个警官的家里，朝着这名警官和他的妻子开枪后，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这个杀手从来不慌不忙，无所畏惧。以前，船行大海中，往往有乘客从船上失踪。有时他们的尸体会冲上海岸，有时则不会。有时失踪事件会得到一个解释，有时则不会。假如一个英国工程师（他的行为极为古怪）在船上失踪了，这与希腊商人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会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即使那个英国工程师的尸体最后冲上了岸，他还没有被鱼完全吃掉，他的面貌还依稀可辨，即使人们发现他在落水之前就被人杀死了，又有谁能来证明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是杀人凶手？——到那时，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可能早就不见踪影，他的护照也只剩下了灰烬。
“在我的手提箱里。放在我口袋里太显眼了。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有了防备。”
他点上一支香烟。他要好好想想。他本来应该直接去找船长。他现在还是可以直接去找船长的。这一会儿他想着要去找船长。如果他……去找船长可能毫无用处，说不定还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羞辱。即使他能见到船长，向船长说清楚这件事，船长听了，可能会更不以为然。他还是没有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话全是真的。即使他能说服船长，让船长觉得他的话不全是胡话，让船长觉得他没有妄想症，没有精神错乱，船长的答复一定还是那样：“这船上没有人想要杀你。船上人来人往的，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如果你带着手枪，那就不会有危险。让他看见也没关系。狗看到你紧张，就会上来咬你。对这样的人，你必须表现出你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才会害怕。”她抓起他的另一只胳膊，“啊，你不用担心。到了热那亚，你就去找英国领事。你不要理那个满身香水味的脏家伙。等你到了巴黎，就会把他忘了。”
格雷厄姆回客舱去了，他又气愤又恐惧，几乎觉得恶心。
“但愿我能到巴黎。”
“你走的时候请把门关上好吗？”事务长不高兴地说。
“你这人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到不了巴黎？”
“我要求见船长。”
“你一定在想我是个傻瓜。”
“我看，”事务长阴沉着脸说，“这件事还可以有另一种不那么善意的解释。你可能只是为了一己私利想上岸，就编了这个故事。如果真是这样，那太遗憾了。这个故事实在荒谬。不管怎么样，这艘船到热那亚才停，而不是在那之前。好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开始工作了。”
“我在想你也许累了。你的伤口……”
“可是你难道不明白……”格雷厄姆喊道。
“只是擦伤而已。”
“那是用不着的，先生。我说用不着。”他直盯着格雷厄姆的眼睛，“要我说，这件事有两种善意的解释。你要么把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认作别人了，要么做了一个噩梦。如果你认错了人，我建议你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是个很小心的人，如果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听到这件事，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他的名誉的侮辱。如果这是你的一个噩梦，那我建议你到舱里去躺一会儿。要记住，在这船上没人想杀你。船上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看着呢。”
“啊，不在于伤口大小。主要是受惊不小。”
“那么，如果你听不明白，请让我跟船长说。”
听到这里，他突然想笑。她说得没错。他还在想着与科佩金、哈基一起度过的那个地狱般的夜晚。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他有点担心过度。他说：“乔塞特，等我们到了巴黎，我要请你吃一顿最高级的饭。”
事务长站了起来。他刚才一直忍着格雷厄姆。现在，不能再对他客气了：“不，先生，我不明白。”
她靠近了他：“我不要你给我买任何东西，亲爱的。我只要你喜欢我。你真的喜欢我？”
“因为他拿了别人的钱。这就是原因。你明白了吗？”
“我当然喜欢你。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为什么要杀你？”
“是的，你告诉过我。”
“我他妈的才不管他的护照。”格雷厄姆粗鲁地说，“我要告诉你，这个人想杀我。”
他的左手碰了一下她大衣上的腰带。她身体猛地一动，贴紧了他的身体。过了一会儿，很快，他用胳膊搂住了她，亲吻了她。
“这是一艘意大利船，先生。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土耳其领海。这件事我们只能交给意大利警方。无论如何，我们的无线设备只能用于航运目的。这不是‘雷克斯’号，也不是‘萨瓦伯爵’号，你懂的。这件事必须等我们的船到达热那亚再说。热那亚的警察会处理你对他的护照的指控。”
他的胳膊累了。她身体往后仰了仰，半靠在他身上，半靠在栏杆上。
“如果你能用无线电与土耳其警察局的哈基上校联系一下，他人在伊斯坦布尔，他会证实我所说的一切。”
“你感觉好点了吗，亲爱的？”
事务长显然很难保持原先的礼貌态度了：“你有什么证据吗，先生？”
“是的，好多了。”
“他的护照上可能就是这么写的。但他的真名是巴纳特，是个罗马尼亚人。”
他递给她一支香烟。她借着火柴光看着他：“你在想你那位在英国的太太，想你的妻子了？”
事务长又看了看眼前的纸：“九号客舱。马弗罗多波洛斯先生。是个希腊商人。”
“没有。”
“他就是今天下午上船的那个乘客。”
“你会想她吗？”
“那么，这……”
“如果你这样一直说她，我就不得不想她了。”
“我刚才正要告诉你，你就打断了我的话。那个人用的是一本假护照。”
“我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伊斯坦布尔到伦敦的旅程的一部分。就像库维特利先生。”
“稍等，先生。”事务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拿着铅笔，故作仔细地核查起上面的名单。不一会儿，他抬起头：“这船上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也没有那个国籍的人，先生。”
“你与库维特利先生不一样。我不会去吻库维特利先生。”
“巴纳特。巴-纳-特。他是罗马尼亚人。他……”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他叫什么名字，先生？”
“我觉得你很迷人。我喜欢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用的香水。”
“船上有个人想谋杀我。”
“那太好了。要我告诉你一件事吗，亲爱的？”
“我竖起耳朵听着呢，先生。”
“什么事？”
格雷厄姆开始感觉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你问我有什么理由。我来说给你听。”
她开始放低了声音：“这艘船太小。客舱太小，舱壁太薄，到处都是人。”
“我绝没有这么想，先生。”他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却非常清楚。他认为格雷厄姆只不过是船上出现的另一个可怜的疯子罢了，这样的疯子他在工作中时不时地见到。这样的疯子令人讨厌，因为他们老浪费别人的时间。但他很宽容。跟疯子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另外，与疯子打交道，总能显出他自己的理智和智慧。要不是老板们目光短浅，凭他的这份理智和智慧，他早该坐上董事会里的一把交椅了。这些疯子的故事，也是他下班回家后与朋友们吹嘘时用得着的绝好谈资。“想象一下，贝普！有这么一个英国人，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实际上却是个疯子。他以为有人要谋杀他！想象一下！你知道，这是威士忌惹的祸。我对他说……”不过，此时此刻，事务长得好言好语、得想着法子巧妙对付他：“我绝没有这么想，先生。”他重复道。
“是啊。”
“是的，我……”事务长眼神里的一样东西阻止了格雷厄姆继续说下去，“我想你一定以为我不是疯了，就是喝醉了。”他最后说道。
“巴黎很大，巴黎有不错的旅馆，房间大，墙壁厚。在巴黎，你不想见谁，就可以不见谁。你知道吗，亲爱的？一个人从伊斯坦布尔一路赶往伦敦，到了巴黎，总想歇上一个星期再继续上路的。”
事务长的脸上一下子全没了表情：“有这样的事，先生？”
“那歇得也太长了。”
“很好，”格雷厄姆厉声说，“既然你坚持要我说明细节，那我就告诉你。我刚刚在船上发现一个人，他上船的目的就是要谋杀我。”
“你知道，那是因为战争来了。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候要等上好几天才能获准离开法国。你的护照上必须盖一枚特别的印章，没有那个印章，人家不会让你坐上开往英国的火车。你必须去行政长官那里得到那个印章。很多的麻烦事。你只好待在巴黎，一直等到管事的那个老妇人有工夫处理你的申请。”
事务长不无伤感地笑了笑：“我并不怀疑你的保证的诚意，先生，但我要遗憾地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保证。”
“太烦人了。”
“我向你保证……”
她叹了口气：“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星期，或许十天。我不是说在那家比利时旅馆。那是家肮脏的旅馆。巴黎有丽兹饭店、兰开斯特饭店和乔治五世饭店……”她停下不说了。他知道她在等他说话。
“争辩是没有用的，先生。我毫不怀疑你愿意也有能力来支付从港口派一艘船所产生的费用。不幸的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说你没有生病，但你有理由。这些理由，只是你在刚刚十分钟之内才想到的，所以，如果我说这些不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理由，你千万不要生气。让我向你保证，先生，除非有实在的、明确的生死攸关的理由，任何一艘船都不会为了一个乘客的要求而停止航行的。当然，如果你能为我提供这样的理由，我会立刻向船长报告的。如果不是这样的理由，那我想你的理由只好等我们的船到热那亚再说了。”
“还有克里伦和莫里斯饭店。”他说。
“我说过了，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你允许我去见船长……”
她使劲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你真好。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当然公寓更便宜，但是时间太短，没法租公寓。在便宜的旅馆里你无法尽情享受。但我也不喜欢奢侈。还有不少很好的旅馆，比丽兹和乔治五世便宜得多，你可以把钱省下来吃好东西，看好的歌舞表演。即使打仗了，也有这样的好地方。”烟头快烧到他的手了，她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姿势，“但是我不能谈钱。你或许有办法让那个老女人很快办好你的通行证，那我可要失望了。”
事务长苦笑一声，很是恼怒：“这是轮船，先生，不是出租车。我们的船运着货物，一切得按计划进行。你没有生病，而且……”
他说：“乔塞特，你知道，我正要开始想你的这番话应该是认真的。”
“我只要求，”格雷厄姆绝望地打断了他，“你把船往回开一点，叫一艘领航船来。我愿意支付所有费用。”
“你认为我不是认真的吗？”她勃然大怒。
“我想，”事务长语气生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明白……”
“我不敢确定。”
“不，我……”他说不下去了，恨不得把舌头咬断。船上没有医生，只要说有传染病的威胁，就足够了。但现在一切已经太迟了。“如果你能立即安排我去见船长，我会向他说明原因。我向你保证，我的理由是充分的。”
她突然大笑起来：“你真是太粗鲁了，但表面上又这么彬彬有礼。我会说给何塞听。他听了一定会开心的。”
事务长一脸的迷惑：“为什么？你生病了？”
“我可不想逗何塞开心。我们下去吧？”
“我知道。我现在绝对必须上岸。不，我没发疯。我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眼下的情况非常特殊。我愿意为由此造成的时间损失和麻烦作出赔偿。”
“啊，你生气了！你以为我是在耍弄你吗？”
“很遗憾，格雷厄姆先生。来不及了。领航船已经开走了。你本该……”
“我可绝没有这样想。”
“是的。”
“那就吻我。”
“你是格雷厄姆先生，是吗？”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非常喜欢你。我倒不在乎一天五十法郎的房钱，但是那家比利时旅馆实在太糟糕了。我不想再去那里住了。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我想上岸。”
“不，我没有生你的气。”她的身体非常柔软、温暖，又无比地顺从。他觉得，有了她，巴纳特和剩下的旅程算得了什么。他感激她，又觉得对不住她。他打定主意，到了巴黎，他一定要给她买一个漂亮的手提包，里面再塞进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他说：“好的。你不用再回那家比利时旅馆住了。”
“我的法语不是很好。”他平静地说，“你能再说一遍吗？”
他们走下去，到了酒吧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何塞和库维特利在那里打牌。
事务长放下雪茄，转动了一下转椅，把身体转了过来。
何塞紧闭薄薄的嘴唇，专心打着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但库维特利抬起了头笑了一下。他的微笑令人作呕。
“我要立刻上岸，这是绝对必须的。”
“夫人，”他懊丧地说，“你丈夫打牌很厉害。”
“为什么，先生？”
“他经常打的。”
“我想立刻见船长。”
“啊，是的，我想肯定是这样。”他打出了一张牌。何塞啪的一声，得意扬扬地在上面压上了一张牌。库维特利的脸一下子沉下来了。
“会的。你有什么事？”
“这一局我赢了。”何塞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拾起钱，“你输了八十四里拉。如果我们每局赌一里拉而不是一分，我就能赢八千四百里拉。那就更有趣了。我们再玩一局？”
“法语呢？”
“我想回去睡觉了。”库维特利先生赶紧说，“晚安，先生和夫人。”说完，他就出去了。
“No, 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不，先生。）
何塞使劲舔着牙齿，好像这牌让他打得满嘴不是滋味似的。“在这条肮脏的船上，人人都睡这么早。”他说，“真无聊。”他抬头看看格雷厄姆，“你想玩玩吗？”
“你会说英语吗？”
“很抱歉，我也想睡觉去了。”
“Signore?”（意大利语，意为：先生？）
何塞耸耸肩：“很好。再见。”他瞥了乔塞特一眼，开始分牌，分了两堆牌，“我与你两个人玩。”
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事务长，一个高瘦的中年意大利人，嘴上叼着一截雪茄，穿着短衫，正坐在打字机前，他面前是一堆提货单。他正在把提货单上的内容打到夹在打字机里的那张横格纸上。格雷厄姆敲了门，事务长皱着眉头抬起了头。他很忙。
她看了一眼格雷厄姆，绝望地笑笑：“要是我不和他玩，他会不高兴的。晚安，先生。”
他打开舱门，走到走廊里。他要去找人。事务长是他想找的第一个人。事务长办公室就在这一层。他径直朝那里走去。
格雷厄姆微笑着道了晚安。他也算放下心来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骂起了人。话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都是些不成意思的下流话。他迅速站起身来。他快要失去理智了。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要是他能下了这艘船……
回到客舱，他感到自己的心情比傍晚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好多了。
一种奇怪的、既模糊又熟悉的感觉开始悄然袭上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和消毒剂的气味，还有烧水壶里发出的嗡嗡声，隐约地有了联系。他心里突然一阵恐惧，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他们当时一直在试验场试验十四英寸口径的大炮。他们第一次开火的时候，大炮突然爆炸了。后膛装置出了问题。结果两个人直接被杀死，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受伤的人躺在水泥地上，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团血。那团血在尖叫。他大叫不已，直到救护车来了，一名外科医生给他进行了皮下注射。那是一个音很高、很单薄的、没有人味的叫音；就像烧水壶的嗡嗡声。医生说，尽管那个男人在尖叫，但他早已失去了知觉。他们检查大炮的残骸之前，用苏打水好好擦洗了这片水泥地。那天他没吃午饭。到了下午，天开始下雨。他……
她多么明智！他多么愚蠢！与巴纳特这样的人交往，耍小聪明是很危险的。狗看到你紧张，就会上来咬你。从现在起，他出门必须带上左轮手枪。更要紧的是，如果巴纳特耍什么花招，他就可以用武力对付武力。
格雷厄姆从口袋里掏出科佩金的电报，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一切皆好！”都是些傻瓜！该死的傻瓜！他从一开始就不放心坐这艘船。他本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无论如何都要见见英国领事。要不是因为那个自以为是的低能儿哈基……可是现在，他已经被困在船上了，与受困的老鼠无异。巴纳特不会错过两次机会的。我的上帝，不！这个男人是个职业杀手。他会珍惜自己的名声，更不用说要对得起自己得到的这份酬劳了。
他弯下腰，将手提箱从床铺底下拉出来。他想拿出左轮手枪看看。
巴纳特终于想办法打听到格雷厄姆上了“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汽轮。这个其实不难。只要到铁路卧铺公司和船运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去打听一下就够了。巴纳特随后买了一张去索菲亚的火车票，等火车越过希腊边境，下了车，坐另一辆火车，经由萨洛尼卡到了雅典。
突然，他停了下来。就在那一刻，他的鼻孔闻到了玫瑰油甜腻的香味。
进了客舱，他立刻把舱门锁上。他的身体从头到脚颤抖起来。他坐到床铺上，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对自己说：“没有必要担心。会有办法的。你得好好想一想。”
那香味很淡，几乎无法察觉，转眼他就再也闻不到了。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对自己说，那一定是他自己的幻觉。接着，无限的恐慌袭上他的心头。
看到法国人的脸上掠过恐惧的神色，他心想：“他以为我要恶心呕吐了吧。”但他没有等马蒂斯说话，也没有再看一眼酒吧门口的那个人，转身走到甲板另一头的入口，下到客舱去了。
他的手指颤抖着打开手提箱的插销，猛地打开箱子。
他说：“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不起，失陪了。”
左轮手枪不见了。
格雷厄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仿佛一种剧烈的机械震动从他的脚后跟传导到了整个身体里。他觉得马蒂斯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问他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