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话很愚蠢。”
“噢，他并不否定别人。他只是对别人感兴趣。他喜欢打听别人的事。他认为我们都是动物。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他都不会感到震惊。”
“你不了解何塞。他不像在修道院的人那样去区分善事与恶事，他只看到事。他说一件事对一个人是善事，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恶事，所以谈论善恶是愚蠢的。”
“说实话，何塞否定别人是对的，我倒要引以为戒。”
“但是人们有时做善事，就是因为那是善事。”
“或许不会。何塞总是怀疑别人。他总是认为别人说起自己来老吹牛，老骗人。”
“那只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感觉很好——何塞就是这么说的。”
“要是你跟他说过话，你就会明白，他不可能是那种人。”
“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让自己做恶事，因为那是恶事！”
她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为什么是个绝妙的想法？”
“何塞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做什么事，他是不会去管别人怎么看他的。如果他真的饿了，他就会去偷。如果他真的身处绝境，他就会杀人。如果他心里真的恐惧，他就会变得很残忍。他说，是那些过得舒舒服服的、吃得好好的人发明了善与恶这样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那些饿着肚子、朝不保夕的人了。一个人做什么，取决于他需要什么。就这么简单。你不是杀人犯。你说杀人是恶的。何塞会说，你与兰德鲁或魏德曼一样，都是杀人犯，只是你命好，你不用去杀人。曾经有人告诉他一句德国谚语：人是穿着天鹅绒衣服的猿猴。他总是喜欢重复这句谚语。”
他突然大笑起来：“间谍？！真是个绝妙的想法！”
“你同意何塞的话吗？我指的不是说一个人可能是个潜在的凶手这句话。我指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成为这样的人。”
“你跟那个德国老头说话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间谍？”
“我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我不在乎。对我来说，有些人一直很好，有些人有的时候很好，而有些人一点儿也不好。”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你有的时候很好。”
“是吗？为什么这么说？”
“那你觉得自己怎么样？”
“是的，你很抱歉。没关系。我还是很无聊。让我们散步吧。”他们没走几步，她又说，“何塞认为你做事很轻率。”
她微微一笑：“我？噢，我也是有的时候很好。当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天使。”接着，她又加了一句，“何塞认为他像上帝一样聪明。”
“我很抱歉。”
“是的，我看得出他会这么觉得。”
“如果你喜欢我，你就不会顾忌库维特利先生。”她耸耸肩，“我明白了。无关紧要。我觉得你很无情，没关系。我太无聊了。”
“你不喜欢他。我不奇怪。只有老妇人才喜欢何塞。”
“我想库维特利先生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你喜欢他吗？”
“如果你请我，我就跟你一起去。我在这船上都待腻了，再说我喜欢说英语。”
“他是我的搭档。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意关系。”
“带你去？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你以前告诉过我。可是你喜欢他吗？”
他们刚走了三步，她又停了下来，转过脸对着他。“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小个子土耳其人去雅典？”她问，“告诉他你不去了。如果你对我有礼貌，你就会这样做。”
“他有时逗我发笑。他会说到关于别人的有趣的事。你记得谢尔盖吗？何塞说谢尔盖会从他妈妈的狗窝里偷稻草。这话太逗我发笑了。”
“好极了。”
“当然好笑。你现在想去喝点什么吗？”
她轻快地挥了挥手：“用不着。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太笨了吧。你想散步。好吧，我们散步吧。”
她看了看手腕上的一块小小的银表，说她想。
“我好像得罪了你。”他说，“我道歉。”
他们下去了。有一个高级船员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斜靠在吧台上，与服务员说着话。格雷厄姆点酒时，这个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乔塞特。他显然对泡女人很有自信。他与她说话的时候，那双黑眼睛始终盯着她。格雷厄姆听不懂这个意大利人的话，感到很无聊，而那个意大利人没有理他。意大利人不理他，他更高兴。他只顾自己喝酒。直到宣告午餐开始的锣声响起，哈勒走了进来，他才想起自己没有找服务员要求换一张餐桌。
她冷笑了一声：“噢，你觉得我很迷人？太好了。我很高兴。我很荣幸。”
格雷厄姆在哈勒身边坐下。德国人友好地朝他点点头：“我没想到今天又有你做伴。”
“是的，没错。不幸的是，他没有你那么迷人。”
“我彻底忘了与服务员谈这件事。如果你……”
“你有库维特利先生做伴。”她恶狠狠地说。
“不，请坐。我很荣幸。”
“很抱歉。我还期待着与你一路相伴而行呢。”
“你妻子怎么样了？”
她没有动：“我开始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
“好多了，但她还不想上来吃饭。但早上她去散步了。我带她去看了海。薛西斯的庞大舰队就是从这里开向萨拉米斯，结果遭遇惨败的。对波斯人来说，地平线上那块灰色的东西就是泰米斯托克利和马拉松的希腊人的国度。你会认为这是我的德国式的多愁善感，但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片灰色的土地是韦尼泽洛斯和迈塔克斯的国家，这一事实是最令人遗憾不过的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雅典的德国学院工作了好几年。”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愿意在甲板上散散步吗？”
“你今天下午上岸去吗？”
“你以为，因为女人是艺人，”她气呼呼地说，“她就什么地方都去过？”
“我不想去，雅典只能让我想起那些我已熟知的事情——我老了。你了解这个城市吗？”
“有可能。我认识你没多久。”
“不多。我更了解萨拉米斯。”
她脸色阴沉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感到挂在自己嘴唇上的那个愚蠢的微笑正慢慢退去。她慢吞吞地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像原来那样喜欢你了。我认为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那是他们现在重要的海军基地，不是吗？”
那句话明明白白，他本无别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意在让她安心的微笑，说：“我是说你或许在雅典跳过舞。”
格雷厄姆说了声“是”，说得非常漫不经心。哈勒斜瞥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请原谅。我明白，我这话说得快，有点草率了。”
她突然眯起了眼睛：“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上岸去买些书和香烟。要我为你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吗？”
“我敢肯定，如果你与我们一起去，库维特利先生会很高兴的。当然，我也应该高兴。你对雅典的了解可能比我要多得多。”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没有什么要带的。你一个人去吗？”
“你太好了。我本来只想对你表示友好。去不去雅典，我不在乎。”
“隔壁桌的那位土耳其先生库维特利要我带他去转转。他从未去过雅典。”
“我真的非常抱歉。”
哈勒扬起了眉毛：“库维特利？噢，他叫那个名字。今天早上我与他说过话。他的德语说得很好，对柏林也略知一二。”
“你一点儿也没有礼貌。一点儿也没有。你让我说出了那件事，你知道那是谎言。你没有阻止我。你太坏了。”她又笑了一声，“但这个笑话很不错。”
“他还会说英语，法语说得也很好。他好像去过很多地方。”
说出这句话，让他感到很快活，而她一时慌乱起来。突然，她大笑一声。
哈勒哼了一声：“我本以为，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土耳其人，应该去过雅典。”
“不幸的是，这里有一个麻烦。昨天晚上，库维特利先生问我是否介意他跟我一起去，因为他以前从未去过雅典。”
“他是个卖烟草的。而希腊自己种植烟草。”
“当然，我也许能说服他……”
“是的，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总是要忘记，大多数走南闯北的人不是为了四处观光，而是为了推销东西。我和他谈了二十分钟。他说话的方式很不一般，说了一大堆，却不知他在说什么。他要么点头同意，要么说一些无可争辩的大实话。”
“显然是。”
“我想这与他是一个推销员有关。‘世界是我的顾客，顾客永远是对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对我产生了兴趣。在我看来，他这个人简单得有点假。他的微笑有点太愚蠢，说话的时候有点太闪烁其词。在你和他见面之后的前十分钟里，他会告诉你一些他自己的事，然后就闭嘴不谈了。这很奇怪。一般来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以自我介绍开始，接下去也会这样做的。另外，谁听说过一个简单的土耳其商人？没有。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心一意要在别人的头脑中对他形成一个特定的印象。他是一个希望被别人低估的人。”
“对，我想是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不会向我们推销烟草。”
她耸了耸肩：“太晚了。库维特利先生，就是那个小个子土耳其人，让我跟他一起去，faute de mieux（法语，意为：退而求其次。），我答应了。我不喜欢他，但他很了解雅典。跟他一起去会很有趣。”
“或许，正如你所说的，他把世界看作他的顾客。不过今天下午你会有机会好好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的。”他微微一笑，“你看，我在猜想，也许毫无道理，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的。我必须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不得不走过很多地方，但我是一个糟糕的旅行者。为了打发时间，我学会了玩一种游戏。我喜欢把自己对旅途中碰到的同伴的第一印象与我日后发现的这个人的实际为人进行比较。”
“真是对不起。”格雷厄姆说，心里很高兴，“我本来是很乐意带你去的。”
“如果你的第一印象是对的，你就得一分？如果错了，你就失掉一分？”
“现在用不着问了。”
“没错。实际上我更喜欢失分，而不是得分。这是一个老头子的游戏，你要知道。”
“我明白了。我应该……”
“你对加林多先生的印象如何？”
“我本想问问，你是否愿意让我跟你一起去。”
哈勒皱起了眉头：“我对这位先生的印象绝对错不了，我想。这个人实在不是很有趣。”
“是的。”
“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他喜欢引用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人是穿着天鹅绒衣服的猿猴。”
“啊，那样想就说得过去了。虽然不是很好，但说得过去了。你下午要去雅典？”
“我不觉得奇怪。”他冷笑一声答道，“每个人都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种假装的厉声厉色让格雷厄姆感到震惊。他说：“我想你是在开玩笑吧。你为什么找我？”
“你不觉得你这话有点过于严苛了吗？”
她皱起了眉头：“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一起床就想见你。”
“也许。我很遗憾地说，我认为加林多先生是个很没有教养的人。”
“不幸的是，这艘船不供应英式早餐。我只好凑合着点了咖啡，躺在床上喝的。”
格雷厄姆正要应答，一个人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话。那个人看上去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那对意大利母子跟在他后面。格雷厄姆与哈勒的谈话变得杂乱无章起来，显得过于客套了。
“你真让我失望。我想，所有的英国人起那么早，就为了吃一顿丰盛的英式早餐。我十点起床，但到处都找不到你。服务员说你还在客舱里待着。”
刚过两点，“塞斯特里·莱万特”号就停泊在了比雷埃夫斯港北侧的新码头旁边。格雷厄姆与库维特利先生一道站在甲板上等待着乘客舷梯放下去。格雷厄姆看到乔塞特和何塞从酒吧出来，站到了他身后。何塞满心狐疑地向他们点头，好像害怕他们会向他借钱。乔塞特朝他们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人看到朋友不听忠告而露出的一个宽容的微笑。
他吓了一跳：“那我该说什么？”
库维特利急忙问：“你们要上岸吗，夫人和先生？”
她眉毛一扬：“早上好！你就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了？”
“我们为什么要上岸？”何塞说，“那是浪费时间。”
他向她微微一笑，点点头：“早上好！”
库维特利并不在意他这么说：“啊！那么说你们了解雅典，你和你的妻子？”
当他走完第四圈的时候，他想着的那个人出现在了甲板上。乔塞特身上穿着一件驼毛大衣，而不是那件毛皮大衣，头上戴的是一条绿色的棉布围巾，而不是羊毛围巾，脚上穿着一双带软木“防水台”后跟的运动鞋。她等着他朝她走来。
“太了解了。这是一座肮脏的城市。”
他们走了，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三十分了。他打定主意，要在甲板上绕上十圈之后再下去喝一杯。他慢慢走了起来。他觉得，昨晚休息得不错，现在感觉好多了。首先，他的右手已经不再抽动了，手指可以微微弯曲，不感到疼了。更重要的是，前一天他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噩梦，现在那种感觉已经彻底消失了。他感觉自己恢复了健康，又开心起来了。昨天已成多年前的往事了。当然，这只缠着绷带的手让他想起了昨天，但这伤已不那么严重了。昨天，这伤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的一部分。今天，这只是他手背上的一个小口子，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现在，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马上就要回到工作中去了。至于乔塞特小姐，幸亏他头脑清醒，没有干出傻事来。他真的想吻她，哪怕是吻那么一下——想想这个也太让人心旌摇荡了。不过，这里也有情有可原的地方。他昨晚太累了，头昏昏的，而这个女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方式又太明显，不可否认，这个女人虽然不修边幅，但实在太迷人了。
“我没去过。我在想，如果你和夫人也去，我们可以一起去。”他露出期待的微笑。
“好的。”
何塞咬紧牙关，翻起了白眼，好像正在遭受折磨似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去。”
“那么两点钟见。”
“你能提出这个建议，真是太好了。”乔塞特非常有礼貌地插了一句。这时马蒂斯从酒吧走了出来。“啊！”他向他们打招呼，“冒险家们！别忘了我们五点开船。我们可不等你们的。”
“我还想再待一会儿。”他要与库维特利先生一起进城，到那时会在一起待腻吧。
舷梯砰的一声放好了，库维特利神情紧张地往下爬。格雷厄姆跟在他后面。他有点后悔，心想要是留在船上就好了。到了舷梯脚下，他转过身，抬起头往船上看——这是一个乘客离开船时都会有的动作。马蒂斯在上面挥手。
“我也要下去了。”库维特利先生说，“你下去吗，格雷厄姆先生？”
“他非常友好，这个马蒂斯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说。
“好了，好了！”他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要下去。不好意思。”
“非常友好。”
“要是你不是这么站着说那么多话，”他的妻子说，“你就会感到暖和些。而且你没戴围巾。”
在海关小屋外面，停着一辆脏兮兮、老旧的菲亚特敞篷车，车身上打着广告，用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希腊语写着：雅典观光，古迹游览，四个人一小时，五百德拉克马。
“不，不去了。时间太短。”他竖起衣领，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是美丽的一天，我同意，但这天也太冷了。”
格雷厄姆在小车旁停了下来。他想到要爬上电力火车和电车，想到要爬山上雅典卫城，想到要走那么多路，想到徒步观光的疲惫和无聊。不管怎样，只要避免最坏的情况的出现，他认为这几个德拉克马是值得花的，也就相当于三十个先令。
“你和夫人准备上岸吗？”格雷厄姆问马蒂斯。
“我想，”他说，“我们坐这辆车吧。”
“美丽的一天！”库维特利无比兴奋地说，“美极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地呼了出来，“我太想去雅典看看了。我们两点钟到比雷埃夫斯。”
库维特利先生看上去有点担心：“没有别的办法吗？坐这车是很贵的。”
他们都抬眼眺望远方。没错，那就是希腊。希腊好像一朵低垂在地平线上的云，就在马克罗尼西的那条金色的海岸线的那一边，轮船开进了奇亚海峡，这条金色的线正缓慢地收缩着。
“没关系。车钱我付。”
库维特利先生打断了他的话：“啊！看！希腊！”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车钱必须我付。”
“帕扎尔？”马蒂斯显得有点迷惑不解，“我不认为……”
“噢，不管怎么，我本来就要坐小车的。五百德拉克马不算贵。”
“伊斯坦布尔的帕扎尔公司。”
库维特利先生睁大了眼睛：“五百？五百是四个人。我们才两个人。”
法国人扬起了眉毛：“烟草？是吗？我为很多烟草公司做过大量的运输。你是什么公司？”
格雷厄姆笑了：“我不知道司机是否会这么看，我想，他拉两个人的花费，比拉四个人少不到哪儿去。”
“我？啊！”库维特利显得很抱歉，“我是中立的，你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意见。”他摊开双手，“我卖烟草。出口烟草。这就足够了。”
库维特利一脸的窘样：“我懂一点希腊语。你让我来问他行吧？”
“你怎么看，库维特利先生？”格雷厄姆说。
“当然。去问吧。”
他眨了眨眼睛：“在胸口挂一个小小的银件，为胸内的一片小钢块唱小夜曲，嗯？我认为，这些战争应该由女人来打。女人当起爱国者，比男人更凶猛。”
司机一脸凶巴巴的样子，身穿一套比他的身材小了好几码的西装，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棕褐色皮鞋，但没有穿袜子。一看到他们走过来，他便侧身探出头去，把车门打开。他开始大叫起来。“Allez! Allez! Allez!”（法语，意为：来！来！来！）他招呼着他们，“très bon marché. Cinquecento, solamente.”（法语与意大利语：很便宜的。只要五百。）
他的妻子又发笑了：“哈！等他重新回到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起话来像个傻瓜，你们不要理他，先生们。他是一个很好的法国人。他得过‘战争十字勋章’。”
库维特利大步向前走去。他是一个粗壮、肮脏的小个子大卫，正准备与一个穿着满是污渍的蓝色哔叽西装、身材瘦削的歌利亚开战。他开始说话了。
“我相信法国人与英国人一道在跟希特勒打仗。但是情况还不是那样吗？我想起了布里埃，心有疑虑。这些报纸以前告诉我，德国人没有在布里埃的矿里采矿，一切都好好的。我是上次战争的伤病员。我不能参加这次战争了。但我还能思考。”
他讲的希腊语很流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格雷厄姆看到，听着库维特利嘴里滔滔不绝的话，司机脸上原先惊讶的表情变成了愤怒。他一直在说那辆车不好。他开始指指点点。他指出了车上的每一个缺陷，从行李架上的一小块锈斑，到内饰的一个小裂口，从挡风玻璃上的一条裂缝，到踏脚板上的一块磨损。在他停下来喘气的时候，愤怒的司机抓住了这个反击的机会。他大叫着，用拳头捶着车门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并做了一个表示排长队的手势。库维特利不相信他，冷笑一声，又开始攻击他。司机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反击起来。库维特利用短促而尖锐的话语回应他，口气里充满火药味。司机举起双手，虽然痛恨库维特利，但还是败下阵来。
“你不相信吗？”格雷厄姆问。
库维特利先生把脸转向格雷厄姆。“现在的价格，”他简明扼要地说，“是三百德拉克马。我认为这还是太贵，但要让他再降价，还得花时间软磨硬泡。如果你觉得……”
“为什么不说？”他问道，“事情没有改变多少。因为我们总是在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就意味着，类似的事情现在不见得不再发生。每当我想起战争，我就想起布里埃和那高炉里耀眼的冲天火光，于是就提醒自己，我虽是一个平民百姓，但也不应该别人告诉你什么，就相信什么。我看到法国的报纸老开天窗，这说明审查人员很忙。我还是从这些报纸上读到了一些东西。报纸上说，法国与英国一道，为了民主和自由，正与希特勒和纳粹作战。”
“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格雷厄姆赶紧说。
他的妻子在那里暗笑：“他总是这样。别人一提起战争，他就开始谈论布里埃——那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库维特利先生耸了耸肩：“也许吧。”他转过身，向司机点了点头，司机突然咧嘴笑了。他们上了这辆出租车。
“说得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傻瓜。”他很快转向格雷厄姆，“你听说过布里埃这个地方吗，先生？法国90%的铁矿石产自布里埃地区的矿山。1914年，这些矿山被德国人占领，他们在那里开采以获取所需的铁矿石。他们死命开采。从那时起，德国人就承认，如果没有他们在布里埃开采到的铁矿石，他们早在1917年就要完蛋。是的，他们死命在布里埃地区采矿。我那时在凡尔登，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情况。一夜又一夜，我们看到几公里外布里埃的高炉里火光冲天，耀眼夺目；高炉炼铁，为德国人提供制造武器的材料。我们的大炮和轰炸机可以在一个星期内把那些高炉炸成碎片。但是我们的大炮一弹不发；一个飞行员在布里埃地区投下一枚炸弹，却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什么？”他提高了嗓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先生。有人下了命令，不许碰布里埃。谁下的命令？没有人知道。命令来自高层。陆军部说是将军们下的命令。将军们说是战争部下的命令。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那些命令是布里埃的矿山和高炉的老板，‘锻造委员会’的温德尔先生下达的。我们为了自己活命而战斗，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如温德尔先生的产业值钱，他要靠这些产业赚取丰厚的利润。是的，让那些拼命作战的人知道得太多，是不合时宜的。说话，可以！真相，不行！”
车子开动了。格雷厄姆问库维特利先生：“你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希腊？”
他的妻子脸红了。“你疯了！法国士兵自然会保卫我们的，他们会去打肮脏的德国佬的。“她瞥了格雷厄姆一眼，“说法国不会去打敌人，是不对的。我们不是胆小鬼。”
库维特利绽开了温和的笑容。“我懂一点希腊语。”他说，“我生在伊兹密尔。”
“你说得对。那不是该我们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唯一能给我们答案的人是银行家，是身居高位的政客，是在那些为战争生产物资的大工厂里占有股份的人。他们不会给我们答案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法国和英国的士兵知道了这些答案，就不会有心思打仗了。”
观光开始了。希腊司机车子开得又快又急，开玩笑似的猛地朝缓慢行走的行人冲去，行人不得不乱跑着逃命，而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还往右扭头骂着行人。他们在靠近提塞翁神殿的路边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在雅典卫城停了一会儿，然后下车走了一会儿。在这里，库维特利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他在追寻着帕特农神庙几个世纪的历史，徘徊在这个博物馆周围久久不肯离去，好像他要把今天下午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了。最后他们回到了车里，围着狄厄尼索斯剧场、哈德良的拱门、宙斯神庙和皇家宫殿匆匆转了一圈。现在已经四点钟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库维特利先生一直在问问题，反复说着“非常好”和“太好了”。在格雷厄姆的建议下，他们在宪法广场停了下来，换了一些钱，把车钱付给了司机，还对司机说，如果他愿意在广场上等一会儿，晚些时候再开车把他们送回码头，他们可以多付给他五十德拉克马。司机同意了。格雷厄姆买了烟和书，发了电报。等他们回到广场的时候，一支乐队正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演奏。在库维特利先生的建议下，在返回港口之前，他们坐在咖啡店喝了咖啡。
他的嘴唇歪斜了，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多年的痛苦。
库维特利先生望着广场，流露出遗憾的神情。“这地方太好了。”他边说边叹了口气，“谁不想多待一会儿？我们看了这么多壮丽的遗址！”
“这样的问题不是该我们问的。”他的妻子说。
格雷厄姆想起了哈勒在午餐时说到库维特利先生总是闪烁其词：“库维特利先生，你最喜欢哪座城市？”
“德国佬很强大。”马蒂斯说，“盟军必须打胜，说说很容易，但是他们要去打。我们知道我们要与谁去打，在哪里打吗？东方，西方，两头都有战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要是知道了，战争就结束了。”
“啊，这很难说。各个城市都有其富丽堂皇之处。我喜欢所有的城市。”他大吸了一口气，“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格雷厄姆先生。”
“战争，”库维特利先生摸着没刮过胡子的下巴，插嘴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盟军国必须打胜。”
格雷厄姆还是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我也很高兴。对于这些城市，你肯定有所偏好。”
“都是肮脏的德国佬的缘故。”他的妻子说。
库维特利面有焦虑之色：“这个问题太难了。我非常喜欢伦敦。”
“都是战争的缘故。”马蒂斯说，一语中的。
“我更喜欢巴黎。”
“法国和英国的城镇都黑得不像话。要是你晚上不用出门，待在家里还是不错的。”
“啊，是的。巴黎也很美丽。”
“这么多年过去了，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他们说，在晚上，法国的城镇比以前更黑了。”
格雷厄姆感到非常困惑，于是小口喝了一点咖啡。接着，他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你觉得加林多先生怎么样，库维特利先生？”
“不是，是英格兰北部。我到土耳其出了几个星期的差。”
“加林多先生？太难说了。我不认识他。他的举止很奇怪。”
“土耳其人是一个伟大民族。”她的丈夫说，“他们很坚强，有忍耐力。但是能回法国，我们感到很高兴。你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
“他的举止，”格雷厄姆说，“太让人不快了。你不同意吗？”
“对我来说几分钟也就足够了。”马蒂斯夫人说，“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年。从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天起，那日子就没有好过。”
“我不太喜欢加林多先生。”库维特利承认，“但他是西班牙人。”
“我只在那里待过几分钟。”
“这跟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西班牙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民族。”
“那里的气候对肺不利。”马蒂斯说，“你了解埃斯克舍希尔吗，格雷厄姆先生？”
“啊，我没去过西班牙。”他看了看手表，四点一刻了，“也许我们该走了，嗯？今天下午过得真好。”
“马蒂斯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说，他说法语比说英语自信得多，“来自埃斯克舍希尔，他一直在那里的法国铁路公司上班。”
格雷厄姆点了点头，略有疲惫之感。如果哈勒想要“深究”库维特利先生，让他自己去深究好了。格雷厄姆的看法是，库维特利先生是一个普通的、无趣的人，他说起话来有点假模假式，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是格雷厄姆所不熟悉的。
他们握了手。马蒂斯五十岁上下，脸部特征非常鲜明：尖瘦的下巴和从不见舒展的皱眉。但他一旦笑起来，笑容却很好看，眼睛炯炯有神的。皱眉标志着他对妻子的支配地位。他妻子的屁股没什么肉，脸上总是挂着这样一副表情：无论多么难受，她也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她说话的声音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库维特利先生坚持要付咖啡钱；库维特利先生还坚持要付回码头的车钱。四点三刻，他们回到了船上。一个小时后，格雷厄姆站在甲板上，看着领航员的船突突地开回到那逐渐变灰的陆地去。那个叫马蒂斯的法国人正靠在离格雷厄姆几英尺远的栏杆上，这时转过身来。
“早上的天真不错，是吗？晚上睡得好吗？我非常期待今天下午的出门。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马蒂斯先生和马蒂斯夫人，格雷厄姆先生。”
“啊，就是这样！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到热那亚了。今天下午你玩得开心吗，先生？”
法国夫妇也向他打招呼，但似乎颇有戒心。库维特利先生倒是很热情。
“噢，很开心，谢谢你。真是……”
“早上好。夫人。先生。”
他一直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不知道他想对马蒂斯先生说什么。一个男人从几码远的酒吧门口走了出来，站在那里，对着海面上反射过来的落日余晖直眨着眼睛。
他们显然没有看见格雷厄姆。他于是向救生艇甲板走去。救生艇甲板的风更大。库维特利先生和法国夫妇正站在栏杆旁，手里抓着帽子，看海鸥追逐着这艘船。库维特利先生一眼就看见了格雷厄姆，向格雷厄姆挥了挥手。格雷厄姆向他们走去。
“啊，是这样的。”马蒂斯说，“船上又多了一名乘客。你今天下午在岸上的时候他上的船。我想他应该是个希腊人吧。”
甲板的那一边还有两个人。是哈勒，他的胳膊挽着一个面容枯槁的小个子女人，头发灰白而稀疏，显然是他的夫人。他们抓着栏杆稳住身体。哈勒迎着风抬着头，好像要从风中汲取什么力量似的。他摘下了帽子，让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动。
格雷厄姆没有应答，也无法应答。他知道，站在酒吧门口，脸上映着金色阳光的那个人不是希腊人。他还知道，那个人穿着的那件深灰色雨衣下面，是一件皱巴巴的棕色西装，两个垫肩鼓鼓的；在那顶高高的软帽下面，是日益稀疏的卷发，卷发下面是一张苍白的、面团似的脸，那张嘴巴忸怩作态，很不自然。他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巴纳特。
船到爱琴海。晴日的阳光让紫色的海面变得很是耀眼，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粉色的小云。一阵大风吹来，打破了紫水晶般的平静海面，翻滚起白色的波浪。“塞斯特里·莱万特”号的船首插入海里，挑起了片片浪花，浪花随着大风打到井甲板上，恰似冰雹袭来。服务员告诉格雷厄姆，现在已经看得见马克罗尼西岛了。格雷厄姆走到甲板上，看见了那座岛：一条金色的细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他们的眼前延展开来，就像环礁湖入口处的一条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