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待了两年。要不是因为战争，我还会再待上一年。”
“一点也不厌烦，”格雷厄姆很礼貌地说，“你在波斯待了很长时间吗？”
“战争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不，格雷厄姆先生，我是搞考古的。我在研究古老的前伊斯兰文化。从我发现的那一点小东西来看，大约四千年前，向西迁移到伊朗平原的一些部落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并一直将这个苏美尔文化几乎完整地保存到巴比伦陷落之后很久的一个时期。单是阿多尼斯神话的延续形式就让人很受启发。为塔姆兹哭泣，一直是史前各个宗教的一个焦点——对死而复生的上帝的崇拜。塔姆兹、奥西里斯和阿多尼斯实际上是同一个苏美尔神，被三个不同的种族变成了三个神。苏美尔人对这个神的称呼是杜姆兹达。伊朗的一些前伊斯兰部落也是这样叫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在他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体，我以前都没听说过。请原谅，我可能让你听厌烦了吧。”
哈勒噘起嘴：“出现了资金问题。但是，即使没有资金问题，我想我也不会再待下去了。我们只能先保命，然后再做研究。欧洲一心想毁灭自己，无暇顾及什么研究之类的事情。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只对自己感兴趣，只对时间的流逝感兴趣，只对从他心灵深处召唤出来的有关永生的想法感兴趣。”
“为了石油？”
“我本以为，如果一个人一心关注着过去……”
“就几个星期。我是从波斯去的土耳其。”
“啊，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学者，如果一心扑在研究中，是不会听到市场上传来的噪音的。或许吧——如果这是一位神学家、生物学家或古物学家。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在帮助人们寻找历史的逻辑。我们应该把过去视为一面镜子，用它来照见把我们与未来分隔开来的那个角落。不幸的是，我们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正在走我们来时的路。人类的知识重新进入了修道院。”
“你在土耳其待了很久吗？”
“请原谅，我记得你说过你是个善良的德国人。”
“有人好像，”哈勒说，“不赞成你的做法。这一半是我的错。我很抱歉。也许是因为我老了，所以我发现自己极难将一个人的观点与这个人本身混为一谈。我可以不喜欢甚至痛恨一个观点，但拥有这个想法的人似乎依然是一个人。”
他咯咯地笑开了：“我老了。我可以大把大把地挥洒绝望。”
“我同意你的看法。”格雷厄姆笑了笑，笑得不太自然，同时，他听到隔壁桌子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声。他听到那个法国女人发出一声表示厌恶的叫声。这叫声让他觉得有些负罪感，为此他感到很恼火。
“可是，要是我是你的话，我想我应该留在波斯，远远地来挥洒它。”
哈勒点头表示同意：“很有道理。我必须要说，今晚我很高兴有你做伴。我妻子晕船了，今晚只想待在客舱里。我认为，吃意大利大餐而不交谈是非常单调乏味的。”
“很不幸，波斯的气候不适合我那样做。那里不是很热就是很冷。特别是我妻子无法忍受。你是军人吗，格雷厄姆先生？”
格雷厄姆拿起菜单：“我想有一个惯例，在中立地区的交战双方应尽可能视而不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使中立方感到为难。感谢服务员，我们无法做到相互视而不见。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这困难的局面弄得不愉快。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下一次餐前重新安排座位。”
“不是，我是工程师。”
“但里面有一个礼节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幸运的是，我必须把这个问题交给你。离开还是留下，由你决定。你坐在这儿不会使我难堪。如果我们心照不宣地把国际政治排除在我们的话题之外，我们甚至能以文明的方式度过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不过，你是后来的，所以这得由你来决定。”
“差不多是一回事。我有个儿子在军队里。他一直是个军人。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看不上我了，因为我身上没有决斗留下的伤疤。他也看不上英国人，我想。我们在牛津住过一段时间，我在那里工作过。一座美丽的城市！你住在伦敦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
“不，我住在北方。”
“另一方面，”哈勒一边掰着面包，一边继续说道，“你也许会觉得这种情况挺滑稽的。我反正有这样的感觉。也许我不那么爱国。毫无疑问，我必须赶在你侮辱我之前，先发制人侮辱你，但是，除了我们之间年纪的差异——这是不公平的差异——之外，我想不出任何有效的方法来侮辱你。一个人想要有效地侮辱另一个人，首先必须彻底了解那个人。那位法国女士骂我‘肮脏的德国佬’。我无动于衷。我今天早上洗过澡，没有什么不良的卫生习惯。”
“我也去过曼彻斯特和利兹。但我更喜欢牛津。现在我住在柏林。我认为柏林不比伦敦丑陋。”他瞥了一眼格雷厄姆受伤的手，“你好像出了场事故。”
“我明白了。”格雷厄姆心里暗暗咒骂着服务员。
“是的。幸运的是，用左手吃意大利方形饺照样容易。”
“是的，我知道。”哈勒低头看他面前的食物，“同盟国的人似乎很多，不幸的是，服务员是个低能儿。那两个法国人刚才被安排在这张桌子。他们反对与敌人一起吃饭，他们侮辱了我，然后到那桌去了。如果你也想这样做，我建议你马上就做。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幕。”
“可以这么说，我想。你要喝点这种酒吗？”
他平静地说：“我是英国人。我想你知道的。”
“不了，谢谢。”
格雷厄姆发现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些人正屏息静气地盯着他们。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气氛紧张了。
“是啊，你很明智。最好的意大利葡萄酒永远不会离开意大利。”他放低了声音，“啊！又来了两位乘客。”
“我叫哈勒。菲利兹·哈勒博士。我应该说明，我是个德国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我正在回德国去。”他嗓音低沉，说一口流利的措辞谨慎的英语。
刚过来的这两位乘客看起来像一对母子。女的大约五十岁，显然是意大利人。她的脸凹陷得厉害，脸色苍白，看样子她病得很重。她的儿子，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小伙子，对她照顾得非常周到，这会儿用戒备的目光瞪着格雷厄姆，此时格雷厄姆正站起身为这个女人拉开椅子。这母子俩都穿着黑衣服。
“是的。晚上好。”
哈勒用意大利语与他们打招呼，男孩简短地回应了他。女人向格雷厄姆和哈勒歪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很明显，母子俩想独处一会儿。他们看着菜单轻声商量着。格雷厄姆听到隔壁桌子上何塞的说话声。
“格雷厄姆？”
“战争！”他用厚重、粘连的法语说，“战争使得所有人都不好挣钱。让德国得到它想要的所有领土吧。让它用领土窒息自己。到那时，我们去柏林好好玩玩。打仗是很荒谬的。打仗一点也不像做生意。”
已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那张桌子旁。格雷厄姆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见过这个人。他身材魁梧，肩膀很圆，脸很大，脸色苍白，一头白发，上嘴唇宽大。格雷厄姆在他身边坐下时，他抬起了头。格雷厄姆看到了一对非常突出的淡蓝色的眼睛。
“哈！”那个法国人说，“你，一个西班牙人，说这样的话！哈！非常好。好极了！”
船上的高级船员显然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这里只摆了两张餐桌。一张餐桌上坐着库维特利先生，一对男女——看上去好像是他隔壁客舱的那对法国夫妇——以及乔塞特，坐在乔塞特旁边的是穿着时髦的何塞。格雷厄姆朝他们非常有礼地笑了笑，库维特利大声对他说“晚上好”，乔塞特扬了扬眉毛，何塞冷冷地点了点头，那对法国夫妇则茫然地瞪了他一眼。这张桌子上的气氛有点紧张，他觉得，不曾相识的乘客即使是第一次坐在一起，也不至于这么矜持。服务员把他带到另一张桌子。
“在打内战的时候，”何塞说，“我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我有工作要做，我要赚钱过日子。他们疯了。我没有去西班牙。”
走进酒吧间，他看到他们大多已经坐在那里了。
“战争很可怕。”库维特利说。
他回到自己的客舱，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服务员在走廊里敲响了宣布晚餐时间开始的锣。他上楼的时候感觉好多了。他换了一件衣服。他早上就开始刮的胡子，现在终于刮完了。他是有点饿了。眼看就要见到其他乘客了，他觉得他会对他们产生兴趣的。
“要是红军赢了……”法国人说。
“如果我真的输了，我就会想起你的警告。”
“啊，是的！”他的妻子惊叫道，“要是红军赢了……他们是反基督的。他们烧毁教堂，破坏圣像和圣物。”
她耸耸肩：“无论如何他都会赢的。我已经警告过你。”
“战争对生意很不利。”何塞固执地重复道，“我在毕尔巴鄂认识一个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战争来了，一切都泡了汤。战争是非常愚蠢的。”
“哦，我想起你对我说过他很喜欢打牌。我得想想哪一种牌我最拿手。”
“说话的人，”哈勒喃喃地说，“是个傻瓜，不过长着聪明人的舌头。我想去看看我妻子怎么样了。请原谅我好吗？”
她一下子变了脸色。她变成了一个国际美人，带着宽容的微笑，无限爱恋地哄起得了相思病的男孩：“好吧。等会儿何塞会和我一起来的。我会把你介绍给他。他很想找人打牌。”
格雷厄姆几乎是自顾自地吃完了这顿饭。哈勒去了就没有回来。对面的母子俩低头吃着饭，似乎谈着自己的隐秘悲伤事。格雷厄姆觉得好像自己打扰了他们俩的清静。他一吃完饭，就离开了餐桌，穿上大衣，到甲板上去透透气，过了一会儿才回客舱睡觉。
格雷厄姆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一起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他说：“我想我应该打开手提箱好好整理一下。希望能在晚饭时见到你。”
陆地上的灯光现在已经远去，船顶着海风，急速地向前驶去。他坐升降梯到了救生艇甲板，在通风机的背风处站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望着下面，只见井甲板上有一个人提着一盏灯，敲打着固定舱口盖布的楔块。这个人很快就干完了，剩下格雷厄姆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寻思该如何打发这一路的时间。他决定第二天去雅典买几本书。据科佩金的说法，这艘船将在明天下午2点左右在比雷埃夫斯港靠岸，5点钟再拔锚起航。他应该有充裕的时间乘电车去雅典，他想买几包英国香烟，买几本书，给斯蒂芬妮发封电报，然后赶回码头。
她显然生他的气了。他怀疑，她对库维特利先生的粗鲁，是故意设计的，为的是想得到他的认可，而她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的反应不是她期待的那种。“这里空气很闷，”她说，“还有一股烧菜的油烟味。我想到外面走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他点上一支烟，对自己说，抽完这支烟就回去睡觉。就在他扔掉那根火柴的时候，他看见乔塞特和何塞来到了甲板上，乔塞特也看见了他。来不及避开他们了。他们正向他走来。
“这个你得问问印度人或南非人。每个国家都有疯子。有些国家疯子更多一些。当你给这样的疯子一张杀人许可证时，他们不会总是讲究他们杀人的方式。但是我想，这些疯子的同胞仍然是人。我自己很喜欢土耳其人。”
“你在这里啊。”她略带责备地说，“这是何塞。”
“或许也包括英国军队？”
何塞穿一件紧身黑大衣，戴一顶有卷边的灰软帽。只见他勉强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Enchanté, Monsieur.”（法语，意为：幸会，先生。）一副大忙人的模样，好像这会儿被别人浪费了时间。
“你的记忆力能追溯到1912年吗？我想到了塞尔维亚人在土耳其村庄犯下的暴行。大多数军队在某个时候都会犯下所谓的暴行。他们通常称之为报复。”
“何塞不会说英语。”她解释说。
“我就不懂了。”她气呼呼地嚷道，“在上次战争中，你们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对抗土耳其人。在修道院里，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简直是野蛮的畜生，这些土耳其人。他们在亚美尼亚，在叙利亚，在士麦那，犯下了各种暴行。土耳其人用刺刀杀死婴儿。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你们喜欢上土耳其人了。他们成了你们的盟友，你们从他们那里购买烟草。这就是英国人的虚伪。我是塞尔维亚人。我的记忆力很好，不会忘记过去。”
“他没有理由一定要会。很高兴认识你，加林多先生，”格雷厄姆用西班牙语说道，“我非常喜欢你和你妻子的舞蹈。”
“是的，他很有礼貌。”
何塞笑了起来，笑声非常粗鲁：“这没什么。那个地方不行。”
她皱起了眉头：“土耳其人！我不喜欢土耳其人。他们都是，”——她在汽车推销员常用的词汇表中搜寻着一个绰号——“他们都是该死的匕首。看他的脸皮多厚！他居然没有生气，还一个劲地赔笑。”
“何塞一直很生气，因为可可——就是那个舞蛇的黑女人，你还记得吗？——从谢尔盖那里拿到的钱比我们还多，尽管我们的演出才是压轴戏。”
格雷厄姆点上了烟：“这样无礼，有什么必要吗？为什么要把这个人赶走？”
何塞用西班牙语骂了几句脏话。
“好的，以后喝。”他咧嘴笑了笑，对他们一一鞠躬，然后直起身，向门口走去。
“那个黑女人，”乔塞特说，“是谢尔盖的情人。你别笑，真是那样。真是那样，对吗，何塞？”
“那么以后吧，也许有机会。”
何塞咂巴着嘴唇弄出了很大的响声。
“啊，不了，谢谢。我必须在晚饭前把我的客舱安排好。”
“何塞这人很粗俗。”乔塞特说，“谢尔盖和可可的事是真的。那事儿很滑稽。有一个关于那条蛇的大笑话。这蛇名叫菲菲，可可非常喜欢菲菲，经常带着菲菲上床睡觉。谢尔盖不知道她有这个习惯，做了她的情人之后才知道。可可说，谢尔盖一看到躺在床上的菲菲，就晕死过去了。她迫使谢尔盖给她的工资翻了倍，这才让菲菲独自睡在篮子里。谢尔盖不是个傻瓜，连何塞都说谢尔盖不是个傻瓜，但可可却把他当作一文不值的人。因为她的脾气很厉害，所以才能这么做。”
“非常感谢。你真是太好了。你要喝一杯吗，库维特利先生？”
“他得拿拳头揍她才行。”何塞说。
这是她故意在侮辱那个土耳其人。但库维特利先生的笑容绽放得更开了。格雷厄姆从库维特利先生的烟盒里取了一支香烟。
“啊！可恶！”她转头看着格雷厄姆，“你！你同意何塞的话吗？”
“D?rt ay.”（土耳其语，意为：很久。）乔塞特说完，把头转向格雷厄姆，“我想抽一支你的香烟。”
“我没有接触过舞蛇的人。”
“啊！”库维特利先生说，“你会说我们土耳其语。太好了。你在土耳其待了很久？”
“啊！你不想回答。你们都是畜生，你们这些男人！”
这句土耳其话让格雷厄姆听了很不高兴。这个土耳其男人这么有礼貌，这么努力地说着一门外语，不该贬损他。
她显然是在拿格雷厄姆寻开心。格雷厄姆开始觉得自己很傻。他对何塞说：“你以前坐过船吗？”
乔塞特摇摇头。“Tes，ekkür ederim.”（土耳其语，意为：谢谢你。）
何塞盯着格雷厄姆，满眼的狐疑：“没有。怎么了？你呢？”
“他本来想亲自去英国，但他不会说英语，也不会写。他对英语一无所知。来自英国和别的国家的信函都由我来答复。但他很了解烟草。我们生产最好的烟草。”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皮制香烟盒，“请试一试用帕扎尔公司的烟草制成的香烟。”他把烟盒递给乔塞特。
“噢，没有。”
“这是肯定的。”
何塞点上了一支香烟。“我已经厌倦了这艘船。”他说，“这里太闷，太脏，而且晃得厉害。客舱离厕所也太近了。你打扑克牌吗？”
“是的，先生。去过三次，就为卖烟草。以前我卖得不多，现在卖得很多。打仗了，美国轮船再也不来英国了。英国的轮船忙着从美国运枪支和飞机，没有轮船运烟草，所以英国现在从土耳其购买了大量的烟草。我的老板碰上了好生意。他开了一家叫帕扎尔的公司。”
“打过。打得不太好。”
“你去过？”
“我告诉过你！”乔塞特喊道。
“我的妻子，”库维特利先生继续说，“不会说英语。所以我没有带她来。她没有去过英国。”
“她以为，”何塞说，语气酸溜溜的，“我是靠作弊赢牌的。她怎么想，我才不管。法律没有强迫别人跟我打牌。他们输了，为什么要像被抓住的猪一样尖叫呢？”
“这是一门很难的语言。”乔塞特冷冷地说道。有人打扰了他们，她显然很不高兴。
“是没有道理。”格雷厄姆非常机智地说。
“太好了。”库维特利先生说。他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但弯腰鞠了一躬。“我的英语说得不好。”他加了一句，显然没有必要。
“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开始打。”何塞说，就像有人指责他拒绝别人的挑战一样。
“我叫格雷厄姆。这位是加林多太太。”
“如果你不介意，我宁愿等到明天再打。今晚我很累。说实话，如果你不怪我，我现在就想去睡觉。”
“土耳其人。我也去伦敦。那里生意好做。我去卖烟草。我叫库维特利，先生。”
“这么早就睡！”乔塞特噘起嘴，说起了英语，“这船上就这么一个有趣的人，而他却要睡觉去了。太糟糕了。啊，是的，你太坏了。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坐在那个德国人旁边？”
“是的。你呢？”
“他并不反对我坐在他旁边。我为什么要反对？他是一个令人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家伙。”
“晃得厉害，嗯？”他用英语说道，坐到一把椅子上，“啊！这样好多了，嗯？”他显然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乔塞特，然后转向格雷厄姆，“我听到有人在说英语，所以我一下子感兴趣了。”他说，“你是英国人吗，先生？”
“他是德国人。对你来说，没有哪个德国人会是令人愉快或聪明的。这是法国人说的。英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并不较真。”
船开始微微晃动起来，但看他走过来抓着椅背支撑身体的样子，这船可能遭遇了大风。
何塞突然转身走了。“听你们说英语太无聊，”他说，“再说，我觉得很冷。我要去喝点白兰地。”
他没有必要应答她。又有一位乘客走进了酒吧间，朝他们走来，显然是想跟他们认识。那人个子不高，肩膀很宽，不修边幅，脸颊下部很大，秃顶，只有后面有一圈灰色的头发，还满是头皮屑。那人的微笑好像凝住了似的，就像一个口技表演者手里微笑的玩偶：他站在那里，就像在为自己人生的不公辩护着。
格雷厄姆正要道歉，乔塞特打断了他。
“是的，但之前我在那家可怕的修道院已经学了一点。”她皱起了眉头，“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对于你，我只知道你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个妻子，你是个工程师。你只提问题，但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坐上这艘船。你太坏了。”
“他今天很不高兴。那是因为他很失望。他原以为船上能看到几个漂亮小妞。他总是能泡到漂亮小妞——还有老娘们。”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英语的？”
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是用法语说的。何塞已经走到升降梯上，在下去之前，转过身来，故意打了个嗝。
“当然。我们本来就要结婚了，但他与美国的那个妻子离婚的事有了麻烦。他总是说这个问题会解决的，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离掉。我很难受。我在那间公寓住了一年。”
“他走了。”乔塞特说，“我真高兴。他这人很没礼貌。”她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望着天上的云，“多么可爱的一个夜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睡觉。还早啊。”
“那是在你嫁给何塞之前吧？”
“我很累。”
“一个月只要花一千二百法郎，就能住上一套很好的公寓。罗马就没那么便宜。我在罗马住过一套公寓，很不错的公寓，但一个月要花一千五百里拉。我的未婚夫很有钱。他是卖汽车的。”
“你不会累到连与我一起在甲板上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不贵？”
“当然不会。”
“我想，”她若有所思，说，“我不喜欢去英国。那里又是雨又是雾的。我喜欢巴黎。没有什么比住在巴黎的公寓里更舒服的了。而且也不贵。”
驾驶楼下面的甲板上有一个角落，那里光线很暗。她在那里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背靠在栏杆上，好让格雷厄姆面对着她。
“非常喜欢。”
“我想你是生我的气了吧？”
“哦啦啦！你喜欢你的妻子吗？”
“天哪，不！我为什么要生气？”
“是的，我妻子很喜欢。”
“因为我对你的小土耳其人很粗鲁。”
“你在英国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
“他不是我的小土耳其人。”
“我试着用一只手刮胡子来着。”
“可是你生气了？”
“哦，是的。三年前的事了。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她看着他，眼里充满温情和关切，“你累了。你看起来很累。你的脸也刮破了。”
“当然没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她叹了口气：“你太神秘。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坐这条船。我很想知道。肯定不可能是因为船票便宜。你的衣服可是很名贵的！”
“我在柏林跳舞的时候认识了他。他不喜欢他原来的那个搭档。那是一个，”她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可怕的婊子。”
他看不清她的脸，只能模糊地看到她的脸部轮廓，但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有她的毛皮大衣发出的霉味。他说：“我真想不出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
“那何塞呢？”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就是想知道。”
她面露困惑的神情：“噢，不，我父亲一点也不诚实。他是个跳舞的，偷了舞蹈团里的人的钱。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接着，战争来了，母亲带我去了巴黎。有一阵，我们母女得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的照顾，我们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里。”她非常留恋地叹了口气。当年的一个贵妇，如今却受穷了，悲叹着昔日的荣耀，“可是，那个有钱人败光了钱，所以我妈妈只好又去跳舞。我们在马德里的时候，妈妈死了，我被人送回了巴黎，送进了一家修道院。修道院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说不定死在战争中了。”
她离他又近了一两英寸。他知道，如果他这会儿想吻她，就能吻她，她也会回吻他。他也知道这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轻吻，这个吻将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们讨论的话题。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立即排斥这个想法，想到她光滑的嘴唇就要贴到他的嘴唇，他感觉太美妙了。他现在又冷又累。她离他很近，他能感觉到她温暖的身体。这可能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如果……他说：“你是经由莫丹去巴黎吗？”
“很诚实，毫无疑问。”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这是去巴黎的必经之路。”
“十岁就开始跳了。二十年前。你看，”她颇为得意地说，“我没有向你谎报我的年龄。我生在塞尔维亚，但我一般自称匈牙利人，因为这更好听。我的父母很穷。”
“等我们到了莫丹，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坐这艘船，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你跳舞有多长时间了？”
她转过身来，他们继续往前走。“或许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她说，“你可别认为我这个人爱打听别人的事。”他们走到了升降梯边上。她对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用友好而关切的眼神看着他。“是的，我亲爱的先生，你是很累了。我真不该让你待在这儿。我一个人散步吧。晚安。”
“他很生气。”乔塞特说，“他不习惯有人点威士忌。”点了威士忌，看服务员那么难受，她显然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在酒吧间的灯光下，她的毛皮大衣看上去很老式很廉价，但她却解开了大衣纽扣，整理了一下肩膀，那做派好似那是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他的判断没错，他开始为她感到难过。
“晚安，太太。”
服务员在吧台里面叮叮当当地准备起来。
她微微一笑：“太太？！你不该待人这么生分。晚安。”
“好吧，贵就贵，我们要两杯。”
他来到下面，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又乐又恼，在酒吧间门外，他迎面碰上了库维特利先生。库维特利先生脸上绽开了笑容：“大副说接下来海上的天气都不错，先生。”
服务员探出头来，对他们皱起了眉头。“Viski? E§molto caro.（意大利语，意为：威士忌吗？很贵的。）”他提醒他们，“很贵的，每杯五里拉。很贵。”
“好极了。”他想起来了，他邀请过那个人一起喝一杯，心头不禁一沉，“你愿意和我一起喝一杯吗？”
“两杯威士忌。”格雷厄姆对服务员说。
“噢，不了，谢谢。现在不行。”库维特利将一只手按在胸口，“说实话，我胸口有点疼，因为刚才晚饭的时候喝了酒。那东西酸劲太足！”
她笑了起来：“何塞姓加林多，但我讨厌这个姓。你叫我乔塞特吧。我想要来一杯英吉利威士忌和一支香烟。”
“可以想象。那就明天吧。”
“你想喝点什么，太太？”格雷厄姆不好意思地问。他不知道她姓什么。
“好的，格雷厄姆。要回家了，你很高兴，是吗？”他似乎很想与人说话。
酒吧间其实是一个狭窄的空间，长约三十英尺，入口在遮蔽甲板和通往客舱的楼梯的顶端。两边靠墙摆放着几个长靠椅，长靠椅上放着灰色软坐垫。酒吧间的一头放着三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圆形餐桌。这里显然没有单独的餐厅。其他陈设就是几把椅子、一张牌桌、一张摇摇欲坠的写字台、一台收音机、一架钢琴和一块破旧的地毯了。酒吧间的另一头是一个狭窄的隔间，从腰门进出。腰门边上架着一块长条木板，算是一个柜台。这就是吧台了。吧台里面，一个服务员正在打开香烟箱子。除了他，这个地方没有别人。格雷厄姆和乔塞特坐了下来。
“噢，是的，太高兴了。”
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他觉得自己这个微笑可能有些病态。他开始产生一种令自己不安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显丑。“我们应该走这边，我想。”他说。
“明天船靠港的时候，你去雅典吗？”
“太好了。”然后她又极为坦诚地补充了一句，“我们能在一起旅行，我非常高兴。我原来担心这一路会无聊至极。现在好啦，我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
“我正考虑去呢。”
“是的，但愿。天有点冷了，对吗？我们进去喝一杯吧？”
“我想你很熟悉雅典吧？”
“啊，是的！许多人还以为很快活。但愿他们知道实情！”
“我以前去过。”
“舞女的生活一定很艰辛。”他干巴巴地说。
库维特利先生迟疑了片刻。他的笑容变得油滑起来：“你能帮上我的忙，格雷厄姆先生。”
格雷厄姆差点笑出声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巴黎人生活》杂志里的一整幅美人画面，简简单单，无比诱人。“生意人”的梦想终成现实：美丽的金发舞女结婚了，但没有人爱，需要别的男人保护。本来昂贵的东西变得便宜了。
“噢，什么忙？”
“你说呢？我就饿肚子。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她微微一下笑，笑容里透着勇气，“饿肚子对身材有好处。”她双手叉腰，看着他，想听他深思熟虑的意见，“你不觉得饿点肚子对身体有好处吗？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容易让人变胖。”她说，“你明白了吗？”
“我不了解雅典。我从来没有去过。你能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如果找不到工作，你打算怎么办？”
“好的，当然可以。我很高兴有你做伴。我只打算买几本英语书和几包香烟。”
“我不知道，希望如此。但战争来了，很多夜总会都关门了。”
“我太感激你了。”
“你这是去巴黎跳舞吗？”
“不客气。我们吃过午饭就去，好吗？”
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是在讨论合同的一项条款。
“好的，好的。这样太好了。我会把握好时间的。你就放心吧。”
“科佩金是个好人，但他不见得什么都知道。我私下告诉你吧，我与何塞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是工作的搭档，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只顾取乐不顾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嫉妒我。”
“好，就这么定了。我想我该去睡觉了。晚安，库维特利先生。”
她丈夫！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对何塞“逆来顺受”。这也解释了哈基上校为什么没有告诉他那个“金发舞女”也在船上。格雷厄姆还记得那一天何塞很快从化妆间退出的情景。毫无疑问，那是一个行业规矩。像骑师夜总会这样的地方，如果客人们知道舞女身边带着丈夫，那么，那个压轴戏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他说：“科佩金没有跟我说过你结婚了。”
“晚安，先生。谢谢你帮我。”
“那当然，”她斜眼看着他，说，“他是我丈夫。”
“不客气。晚安。”
“是的，太可怕了，可以想象。这么说，何塞与你在一起？”
格雷厄姆回到客舱，按铃叫来了服务员，告诉服务员，他要在九点半在客舱吃早餐喝咖啡。然后脱下衣服，上了自己的床铺。
“不，不是！是他女朋友干的。到处是血。你可以去问何塞，他会告诉你的。太可怕了。”
他仰面舒舒服服地躺了几分钟，让肌肉逐渐放松下来。现在，他终于可以忘掉哈基，忘掉科佩金，忘掉巴纳特和其他所有的一切了。他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可以安心睡觉了。“他的头一碰到枕头就几乎睡着了”——这句话闪过他的脑子。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上帝知道他太累了。他翻过身来。要想睡着并非那么容易。他的大脑不愿停下来休息。就像一枚唱针卡在了唱片的一个凹槽里。他在那个可怜的女人乔塞特面前出丑了。他成了一个傻瓜……
“自杀？”
他的思绪突然向前飞去。噢，是的！他答应要与库维特利先生一起度过快乐的三小时。但那是明天。现在，睡觉。但他那只受伤的手抽痛起来，船上好像闹哄哄的，不得安宁。那个乡巴佬何塞说得对。船震得太厉害了。客舱离厕所太近。头顶上也有脚步声，人们在遮蔽甲板上来回走着。一趟又一趟。上帝啊，怎么会有人走个没完没了？
“啊，太危险了！在阿尔及尔，何塞亲眼看到一个人被剃须刀割开了喉咙。”
他躺了半小时，还是无法入睡，这时那对法国夫妇走进了隔壁的客舱。
“我道歉，”格雷厄姆语气温和地说，“事实是，我不小心用剃须刀割伤的。”
有一两分钟，他俩没有说话，只听到他们在客舱走来走去，偶尔发出一两句咕哝声。接着，女人开始说话。
“那是因为你不懂。我宁愿看到一只乌鸦在天上飞，也不愿听到这样的杀人笑话。如果你要想让我喜欢你，就不该说这种话。”
“呃，这才第一个晚上！还有三个晚上！想想就受不了。”
“噢，我明白了。”他咧嘴一笑，“不过我没那么迷信。”
“很快就过去了。”男的打了个哈欠，“那对意大利母子是怎么回事？”
“你会倒霉，我也会倒霉。开那样的玩笑是很晦气的。”
“你没听见？她的丈夫在埃尔祖鲁姆的地震中死了。大副告诉我的。大副人真好，但我原本希望船上至少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法国人。”
“危险？！”
“船上有人说法语。那个小土耳其人说得就很好。还有其他人。”
她皱起了眉：“你真坏。你弄伤了手，我很难过，但你不应该拿它开玩笑。这样的玩笑很危险。”
“他们不是法国人。那个女孩，那个男人——那是个西班牙人。他们是跳舞的，他们说。你说他们是跳舞的吗？”
毫无疑问，她这下真的生气了。他举起那只包扎过的手：“被一颗子弹擦伤了。”
“那个女孩很漂亮。”
她立刻转回身，对着他：“你不应该开如此愚蠢的玩笑。”
“当然漂亮。我不否认。你用不着动你的小心思。她对那个英国人很感兴趣。我不喜欢他。他看起来不像英国人。”
他十分惊奇，不禁大笑起来。
“你以为英国人个个都是贵族，穿运动服，戴单片眼镜？哈！1915年的时候我看到过英国士兵。他们个子小，长得丑，说话声音大，语速又快。这个家伙更像个军官，瘦瘦的，走路慢吞吞，看他的样子，周围的事情都不对劲似的。”
她定住了片刻，又平静地说：“我想外面太冷了。我要进去了。”
“这样的家伙不是英国军官。他喜欢德国人。”
“好吧。”他说，“我坐这班轮船，是为了躲避一个追杀我的人。”
“你说过头了。那是个老人。我也愿意与他坐在一起的。”
格雷厄姆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缠的女人。他为什么在这艘船上？在她看来，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他说他要坐东方快车的头等车厢，其实是一个谎言，只是为了向她显摆——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是一个穷光蛋。二是，他不知怎么知道了她要坐这班轮船，于是就放弃了奢华的东方快车，目的是追求她——如果是这样，那他可能是个大富翁。他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把真相告诉她，让她吓一跳。
“啊！这是你说的。我真不相信你会说这样的话。”
她煞有介事地耸了耸肩膀：“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不必告诉我。我不是非知道不可。”
“不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士兵，你就不会把德国佬叫作‘肮脏的德国佬’了。女人，平民才这样叫。”
“你不相信我？”
“你疯了。德国佬就是肮脏。他们是畜生，就像强暴修女、谋杀神父的那些西班牙人。”
她慢慢在甲板上走着。他只好跟在她身后。
“可是，亲爱的，你忘了，很多希特勒的德国佬与西班牙人作过战。你忘了。你的话没有逻辑。”
她噘起嘴，不再是一副顽皮的模样：“我认为你没有说真话。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艘船上。”
“那些德国人与攻打法国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
“当然要打。这是我们的约定，不是吗？”
“你太可笑了！我不是在1917年的时候被一个巴伐利亚天主教徒的子弹击中了内脏吗？你真让我厌烦。你的话太荒谬了。别说了。”
她顽皮地看着他：“啊！那样的话，你真的打算给我打电话吗？”
“不，你的话才……”
格雷厄姆脸红了。“没有，你当然没有说过。”他意识到自己的态度相当粗鲁，“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这么快又见到了你。我一直在想，要是比利时旅馆关门歇业了，我该怎么办。”
他们继续争论着。慢慢地，格雷厄姆迷迷糊糊的，听不见他们说话了。还没来得及大声咳嗽一下来警告他们，他就睡着了。
她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坐船要便宜得多。我说过我要坐火车旅行吗？”
夜里他只醒来过一次。船不再震动了。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两点半。他猜想船停在了查纳格，他们让领航员下了船。几分钟后，引擎再次启动，他又睡着了。
“当然需要。”他断定，从整体上看，她现在的样子显然比她在化妆室时要逊色得多。那件皮大衣皱巴巴的很不成形，围巾也不适合她。“说起坐火车，”他继续说道，“那你的二等车厢呢？”
七个小时后，服务员为他送来了咖啡，这时他才知道，查纳格的那个领航船为他带来了一封电报。
“你需要这个好处吗？”她那淡黄色的头发被一条羊毛围巾包着，围巾在下巴下面打着结。她仰着头看着他，那样子就好像她头戴着一顶帽子，帽子遮住了她的眼睛。
收报人：格雷厄姆，“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汽轮，恰纳卡莱。他打开电报一看：
他微微一笑：“科佩金觉得海上的空气对我有好处。”
H请我通知你B一小时前去了
“你在东方快车上的那个头等车厢呢？”
索菲亚。一切皆好。
“太巧了，不是吗？”
最好的祝福。科佩金。
他们相对而视，表情茫然。过了一会儿，她朗声笑道：“仁慈的上帝！是你啊，英国人。不好意思，真是太巧了。”
这封电报是昨晚在贝奥格鲁交到领航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