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基上校皱起了眉头：“你听我说，格雷厄姆先生，如果你坐那班火车或其他任何一班火车走，那么你还没到达贝尔格莱德就是一个死人了。别以为火车上有其他旅客就会让他们有所顾忌。你不能低估敌人，格雷厄姆先生。坐火车走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到了火车上，你会被死死困住，就像捕鼠器里的老鼠。想象一下吧！在土耳其和法国边境之间有无数的车站。想要杀你的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车站上车。想象一下，格雷厄姆先生，你一个人枯坐在车厢，一刻也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会被人拿刀捅死，也不敢离开车厢一步，害怕一出去就会被人射杀在走廊里，你看见所有人都觉得可怕——不论是餐车里坐在你对面用餐的人，还是那些海关官员。好好想象一下，格雷厄姆先生，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要想杀一个人，世上没有比穿越欧洲大陆的火车更容易的地方了。好好想想吧！这些人不希望你回到英国，所以他们决定，非常明智地、合乎逻辑地决定，必须杀了你。他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都失败了。他们现在就等着看你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再在土耳其采取任何行动了。他们知道你现在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等着你公开露面。不行！我想你不能坐火车走。”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订了十一点的那班火车的一个卧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坐那班火车走。我想我越早离开这里越好。”
“我不知道该……”
哈基上校把一只闪闪发亮的靴子搁到了椅子扶手上，噘起嘴唇：“这里面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格雷厄姆先生。首先，我们得找到他。他肯定会用假护照和假名旅行。我当然可以将有关他的信息通报给各边防哨所，如果他一旦离开土耳其，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至于逮捕他……格雷厄姆先生，你知道，所谓的民主政体，对于身居我这样的位置的人来说，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履行那些可笑的法律程序是不可能随意逮捕和拘留人的。”他举起双手——一个爱国者哀叹起自己的国家竟然如此堕落，“我们以什么罪名逮捕他？我们手里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当然，我们可以先巧立一个罪名，大不了之后再道歉，但这又有什么用？没用！很遗憾，我们对巴纳特无能为力。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能让你安全回到家。”
“如果航空公司的业务没有停，”上校继续说，“我们可以用飞机送你去布林迪西。可是航空公司的业务都停了——地震，你懂的。一切都乱套了。所有飞机都派去救灾了。没有飞机，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你最好坐船回英国。”
“我觉得你说得太有意思了。可是你难道不能把这个人抓起来吗？”
“但问题是……”
“很有意思。除了侦探小说，我最喜欢看卡拉夫特-艾宾[2]和斯特克尔[3]的书。我对巴纳特这样的人有自己的理论。我相信他们是变态者，他们对天父抱有成见，认为天父不是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上帝，”他边说边举起一只手指，想引起格雷厄姆的警觉，“而是与他们自己一样无能无为。他们杀人的时候，其实也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弱点。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一家意大利航运公司经营着小型货船业务，每周一次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热那亚。如果他们的船上有货，他们有时一直会开到康斯坦萨，但通常他们只开到伊斯坦布尔，中途停靠比雷埃夫斯。他们的船也搭载为数不多的乘客，最多十五人，在货船得到起航许可之前，我们能够确保每名乘客的身份真实可靠。等你到了热那亚，你只需坐一短途火车去到法国边境，从而彻底将德国特工甩在身后。”
“没有。”
“但是，你自己也说了，时间很紧迫，今天2号了。我必须在8号回到家。如果我等船期，那就得耽搁几天。此外，我还得坐至少一个星期的船。”
“那是因为，”哈基上校睿智地说，“你没有经验，格雷厄姆先生。真正的杀手不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他可能还很善解人意。你学过变态心理学吗？”
“不会有任何耽搁的，格雷厄姆先生。”上校说，叹了口气，“我不是傻瓜。在你来这里之前，我给港口警察局打了电话。两天之后有一艘船开往马赛。如果你能坐那班船就更好了，即使它通常不载客。但是今天下午就有一艘意大利货船离港。明天下午，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到雅典了。星期六早上就能到热那亚。如果你愿意，如果你的签证没有问题，你星期一上午以前就能到伦敦。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个受敌人关注的目标比他的敌人更有优势：他可以逃之夭夭——消失得无影无踪。船到地中海，你就安全无虞了，就像你待在这个办公室里。”
格雷厄姆竭力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杀手。”
格雷厄姆拿不定主意。他瞥了科佩金一眼，但这个俄国人正盯着他的指甲看。
“所有这些，你都不会感兴趣，格雷厄姆先生。问题的关键是，巴纳特就在伊斯坦布尔。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定期收到关于一个叫莫勒的人在索菲亚活动的情报。大约一星期之前，我们得到情报，说莫勒与巴纳特取得了联系，巴纳特不久离开了索菲亚。我得向你承认，格雷厄姆先生，我觉得这份情报无足轻重。实话告诉你，眼下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特工别的方面的活动。刚才科佩金先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才想起了巴纳特，我想他是否来伊斯坦布尔了。我们现在明确知道他就在此地。我们还知道，就在针对你的这场谋杀安排被打乱之后，莫勒见了巴纳特。我想，有一点毫无疑问，在阿德勒宫酒店房间等候你的，就是这位巴纳特。”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上校。你想得真是太周到了，但是考虑到你向我解释的这些情况，我不由得想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应该先与英国驻土耳其的领事馆或大使馆取得联系才是。”
“有些人天生就是杀手，巴纳特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赌博，手头总是缺钱。据说，有一阵子，他杀一个人的开价低到了五千法郎。
哈基上校点上了一支烟。“你希望领事或大使做什么？派巡洋舰送你回家？”他笑了一声，这笑声听上去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亲爱的格雷厄姆先生，我不是在请求你做什么决定。我是在告诉你必须怎么做。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你必须保持现有的健康状况，你对我的国家有很重要的价值。你必须允许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国的利益。我想现在你可能很累了，或许还有点心烦意乱。我不想打扰你，但我必须说清楚，如果你不愿意执行我的指令，那我别无选择，只能逮捕你，下令将你驱逐出境，强行让你登上‘塞斯特里·莱万特’号。我希望我已经把话讲清楚了。”
“他是个罗马尼亚人。他的名字应该叫皮特·巴纳特，但因为巴纳特是罗马尼亚一个省的名字，所以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他的姓。我们的确对他所知甚少，但是我们掌握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他是个职业杀手。十年前，在贾西，他因为帮助别人将一个男人踢死而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不久，就加入了科德莱亚努的铁甲卫队。1933年，他被指控在布科瓦刺杀了一名警官。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他走进那位警官的私宅，开枪打死了警官，打伤了警官的妻子，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去。他胆大心细，知道自己不会有事。审判成了一场闹剧。法庭上坐满了拿着手枪的铁甲卫队成员，他们威胁说，如果巴纳特被判有罪，他们就射杀法官，射杀与审判有关的所有人。他当庭被判无罪。那个时候，在罗马尼亚，很多审判都是这个样子的。巴纳特后来与罗马尼亚发生的另外至少四起谋杀案相关。后来铁甲卫队被禁，他逃出罗马尼亚，从此不再回去。他在法国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法国警方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去了贝尔格莱德。他在那里也惹了麻烦，接着又到了东欧。
格雷厄姆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非常清楚。你想现在就把我铐起来吗？这样就省下好多麻烦了。你应该……”
“这个人是谁？”
“我想，”科佩金急忙插嘴道，“你应该按照上校说的去做，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最好的选择。”
“很好。”哈基上校把卡片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两位先生，你们不必费事再看其他照片了。该明白的我都明白了。这十五个人当中，只有这个令我们感兴趣。我将这个人的照片与其他照片放在一起，是为了确保这个人的确是你清清楚楚辨认出来的。”
“这件事我更愿意自己做主，科佩金。”他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科佩金，然后又看看哈基上校。他心里很乱，很沮丧。他觉得，事情进展得有点过快。他很不喜欢哈基上校。科佩金似乎再也没有自己的想法了。他觉得他们在油腔滑调、不负责任地做着决定，就像小学生在策划一场红皮肤印第安人的游戏。最邪门的是，这些结论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们只要求他选另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回家。这是个合理的要求，但是……他耸了耸肩：“好吧。我好像别无选择。”
科佩金看了看，摇摇头。
“太好了，格雷厄姆。”上校抚了抚自己的外衣，脸上露出与孩子在进行理智的辩论的表情，“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等船运公司的办公室一开门，科佩金先生就去订好你的船票，同时将你的火车票退掉。我会让他们在开船前把其他旅客的姓名和详细情况报我批准。你无须担心你的那些同船乘客，格雷厄姆先生，但我想你不能指望那些人时髦漂亮，也不要指望这船舒服。如果你住在土耳其西部，这实际上是往返伊斯坦布尔最便宜的一趟班轮了。不过，只要你一路安心，我想你是不会介意有点不舒服的。”
哈基上校拿起卡片，身体斜靠到椅背上：“这女孩太聪明了。你见过这个人吗，科佩金先生？”
“只要能在8号之前回到英国，我不在乎怎么走。”
“不认识。但她说她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什么人。”
“这样想就对了。现在我建议你待在这栋楼里不要动，等你要上船的时候再离开这里。我们会让你尽可能地过得舒服。科佩金先生会去旅馆取来你的手提箱。接着我会让医生检查你那只受伤的手，确保这手没有问题。”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我要让看门人冲点咖啡。稍后，让他从拐角处的餐馆给你带些食物来。”他站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安排。我们不让你挨枪手的子弹，但也不能让你饿死，呃？”
“她认识他吗？”
“你真是太好了。”格雷厄姆说。上校往走廊那头走去，很快就不见了。“我要向你道歉，科佩金。我刚才有点不像话。”
“这个人那天也在骑师夜总会。与我跳舞的那个阿拉伯女孩提醒我注意他。她说他是紧跟着我和科佩金进来的，进来之后一直紧盯着我。她警告我要提防他。她觉得他说不定会从背后捅我一刀，抢走我的钱包。”
科佩金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我亲爱的朋友！这不能怪你。我很高兴，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
“嗯，格雷厄姆先生！”
“确实很快。”他迟疑了一下，“哈基这个人可信吗？”
突然，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在他眼前的这张照片里，阳光十分强烈，一个头戴硬草帽的男人似乎站在一家商店的前面，正回头看着照相机。他的右臂和腰部以下的身体都在画面之外，进入画面的部分也不甚清晰，再说这照片看上去好像至少十年以前拍摄的，但是脸部还是看得真切的，脸色苍白，五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嘴巴显出饱经风霜的样子，一双小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这就是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那个男人。
“你也不喜欢他，呃？”科佩金咯咯地笑了起来，“把一个女人交给他，我是不放心的，但是把你交给他——我放心。”
上校说得没错，大部分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其中的一两张面孔不过是灰色的斑点而已，浓黑的部分就算是眼睛和嘴巴了。那几张清晰的照片看起来就像囚犯照片，照片里的男人脸色阴沉，两眼紧瞪。有一个黑人，头戴塔布什帽[1]，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对着镜头右边的那个人在大喊大叫。格雷厄姆一张一张慢慢地翻看着卡片，心里毫无着落。即使他这辈子见过这些人，到现在也不可能认出他们来。
“你赞成我坐这条船走吗？”
格雷厄姆打开了文件夹。文件夹里有好多张薄薄的白色卡片。每一个卡片的大小与文件夹相当，上半部分贴着一张照片。照片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显然是从大小不一的原始照片上复制下来的。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从站在树前的几个男人的集体照中截下来放大的。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两段用打字机打出的土耳其文字，大概是这个人的情况说明。
“我赞成。对了，我亲爱的朋友，”他继续说，语气非常温和，“你的行李里有枪吗？”
他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文件柜前，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黄色的马尼拉文件夹。他走回桌前，把文件夹摆到格雷厄姆的面前。“在那个文件夹里，格雷厄姆先生，你会看到十五个人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清晰，但大多数非常模糊，面目难认。你必须尽你所能进行辨认。我想请你回想一下昨天你在加里波利登上火车时的情景，回想一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凌晨三点你看到的每一张脸，即使是你无意中看到的脸，也不要放过。然后我想让你看看那些照片，看你是否能辨认出其中的任何一张脸。科佩金先生待会儿看，我想请你先看。”
“天啊，没有！”
“情况必定如此。他们知道你住哪家旅馆，住哪个房间。他们在静等你回来。你到伊斯坦布尔之后的一举一动，尽在他们掌握中。”
“那你最好拿上这个。”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左轮手枪，“你给我打了电话后，我出来时把这把枪放在口袋里了。子弹是满的。”
“我没有意识到。”
“我不需要枪。”
“但愿如此。你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从离开加里波利的那一刻起就被人跟踪了？”
“你需要，有了枪你感觉会好些。”
“我想是的。”
“我不相信。不过……”格雷厄姆拿起枪，厌恶地看着它，“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开过枪。”
“可是你一直睁着眼睛，对吗？”
“很容易。你打开安全栓，瞄准目标，扣动扳机，然后就等着最好的结果。”
“是的。”
“不过……”
“很好。我们以后再说她们的事。”他把身体转向格雷厄姆，“好了，格雷厄姆先生，我们来分析一下，从你刚才的话里，我们能得到哪些有关敌人的情报。你说你累了？”
“把枪放到你的口袋里。到了莫达内，你可以交给法国海关官员。”
科佩金摸摸下巴：“我认识骑师夜总会的老板谢尔盖。不久前经他介绍认识了乔塞特。我想她是个匈牙利人。我没听说她有什么绯闻。那个阿拉伯姑娘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望族。”
哈基上校回来了。“咖啡正在做。格雷厄姆先生，我们得想想怎么让你开心度过上船前的这段时光。”他看见格雷厄姆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咧嘴一笑，“啊哈！你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有时候，是得搞点花样，嗯，格雷厄姆先生？”
“对啊，你告诉过我你累了。”他突然将坐在椅子上的身子转过去，看着科佩金，“这两个女人——这个阿拉伯人和这个乔塞特——你对她们的情况掌握多少？”
甲板上一片寂静。格雷厄姆能听得到船里的各种声音：别人的说话声，摔门的砰砰声，走廊里急促而专心的脚步声。他等不了多久就可以走了。外面天渐渐黑了。他回想着这一天，好像是无穷无尽的一天，但让他自己吃惊的是，他却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小游戏。”
他在哈基上校的办公室里待着的这段时间，总是昏昏然，差点儿要睡着。他抽了不知多少根香烟，看了几份两星期前的法国报纸。他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在喀麦隆的托管权问题的。医生来过了，说他的伤口情况良好，给他包扎了一下之后就走了。科佩金为他取来了手提箱。他试着用左手刮胡子，但是没有刮成。哈基上校不在，他们俩一起到餐馆吃了一顿饭，饭凉凉的，没有什么味道。下午两点钟，上校回来了。他告诉格雷厄姆，船上还有其他九名乘客，其中四名是妇女。这些人都是在三天之前订的船票，都是安全可靠的乘客。
上校一脸惊讶，诙谐地说：“你们就这样，”边说边打了个响指，“就这样抛下了美女？没有来点——小游戏？”
舷梯已经放下，最后两名乘客，一对说法语的中年夫妇，也已经上了船，他们住在格雷厄姆旁边的客舱里。他们的说话声非常轻易地穿过薄薄的木舱壁，令他沮丧。他们发出的每一个声响，他几乎都能听到。他们不停地争论着，起初还像在教堂里似的窃窃私语，但是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新奇感很快消失了，开始用上了平常的声调。
“科佩金和我离开了夜总会，他陪我一起走回阿德勒宫酒店，到了旅店科佩金就走了，回他的公寓了。”
“床单很湿。”
“啊！我也得去骑师夜总会。我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呢？”
“床单不湿，只是有点冷。再说，这也无关紧要。”
“金发。”
“你不觉得湿？你不觉得湿？”她的喉咙哼了一声，“这床单你觉得能睡，你就睡，但不要向我抱怨你肾受不了。”
“这美女是金发还是黑发？”
“冰冷的床单不会伤害到肾的，亲爱的。”
上校大笑起来——就像医生让病人的精神振作了起来。
“我们花钱来坐船，理应住得舒服些。”
“美丽动人。”
“你没有睡在比这更糟糕的地方，算是幸运了。这不是‘诺曼底’号。”
“这个乔塞特很不错吧？”
“当然不是。”洗漱间咔嗒一声打开了，“啊！看看这个。看看！你想让我在里面洗漱？”
“我很累，不想跳太久。后来，我们与夜总会的一个叫乔塞特的歌舞演员一起喝了一杯酒，是在她的化妆间里喝的。”格雷厄姆觉得，这一切听起来更像是在离婚案中私人侦探发现的证据。
“有水就行了。只不过有点灰尘。”
“我们？你们两个人都与这个女孩跳了舞？”
“灰尘！太脏了。脏死了！该叫服务员打扫打扫。我不会碰一下的。我整理行李，你去叫服务员来。我的衣服一定被压坏了。厕所在哪里？”
“我们与一个叫玛丽亚的阿拉伯女孩跳了舞，看了歌舞表演。”
“在走廊尽头。”
“骑师夜总会？！真没想到你们会去骑师夜总会！你们在夜总会干了什么？”
“赶紧去找服务员。我要整理行李了，这里容不下两个人。我们真该坐火车。”
“对，朗卡酒吧。我们去佩拉宫吃了饭。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离开佩拉宫，去了骑师夜总会。”
“我去我去。付钱的是我。给服务员小费的还是我。”
“在朗卡酒吧。”
“吵吵嚷嚷的也是你。快去！你想把大家都吵烦吗？”
“好的。我和科佩金在一起。他到车站接了我，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去了阿德勒宫酒店，我把手提箱放到房间，洗了一把脸。然后我们喝了酒，吃了饭。我们在哪儿喝的酒，科佩金？”
男人走出客舱，女人高声叹了口气。格雷厄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整夜说话。他们中的一个人或许还打鼾，说不定两个都打。他可能得大声咳嗽一两次，好让他们知道这隔板有多薄。但奇怪的是，听他们谈论潮湿的床单、肮脏的洗脸池和厕所，他却感到非常欣慰，仿佛他们谈的事都生死攸关——这个词不知怎么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了。
“但是你今天凌晨三点才回到旅馆。请告诉我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
生死攸关！他站起身，盯着舱壁上挂着的一个镜框仔细看起来，镜框里面是一份救生艇使用指令。
“下午六点左右。”
CINTURE DI SALVATAGGIO，
“你几点到的伊斯坦布尔？”
CEINTURES DE SAUVETAGE，
“我只闻到火药味。”
RETTUNGSGURTEL， LIFEBELTS……
“枪手可能在房间里等了你一段时间了。你没感觉房间里有香水味吗？”
（分别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表示的“救生圈”。）
“没有。发生得太突然了。我还没回过神，他已经跑了。”
一旦遇险，警报哨声就会响起：六声短哨，一声长哨，警报铃也会随之响起。听到警报，所有乘客应立刻带好救生圈，在救生艇4号位集合。
“这个没有多大用。对枪手你什么也没看清，格雷厄姆先生？”
这样的东西他以前看到过很多次，但现在他第一次这样仔细地读。纸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洗涤柜上的救生圈看上去也好像几年没动过了。这一切都显得可笑，令人安心。一旦出险……一旦！你是无法摆脱危险的，危险就在你身边，危险无时不在。你生活了很多年，都可能不知道危险的存在。等你快要死了，你都可能不相信有些事竟然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以为，死神的到来，只能是因为疾病这个合理的原因，或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但是死神就在那里，等着来嘲弄所有关于你与时间和机会之间关系的舒服想法，并且要提醒你——如果你忘记了——文明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你仍然生活在丛林中。
科佩金说：“枪手留下了弹壳。那是一把自动装弹手枪，是九毫米口径的子弹。”
船轻轻地摇晃起来。机舱传令钟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客舱的地板开始震动。透过模糊的舷窗玻璃，他看到一道光亮在移动。震动停歇了一会儿，接着，船往后退去，舱壁支架上的玻璃水杯嘎嘎地响起来。船停了一会儿，接着就缓慢而稳定地前进了。他们终于离开了陆地。他松了一口气，打开舱门，走上了甲板。
“没有。房间太黑了。”
甲板上很冷。船已经改变了方向，正迎着左舷的风向前行驶。在港口油乎乎的水面上，这船似乎静止不动，但码头上的灯光正从他们身边慢慢滑过，渐渐远去。他深吸了一口冷气到肺里。走出客舱，真是舒服。他脑子里的各种东西似乎不再让他烦恼了。伊斯坦布尔、骑师夜总会、那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男人、阿德勒宫酒店、酒店经理、哈基上校——都被他抛到脑后了。他会忘了这一切。
“接下来，”哈基上校说，“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很显然，他正说得兴起，“据科佩金先生说，你没有看清向你开枪的那个人。”
格雷厄姆慢慢地在甲板上踱步。他对自己说，很快他就能对这一切一笑置之了。现在他已经忘掉了一半，那些事现在想来真是怪诞不经。一切差不多是在梦中。他回到了这个平凡的世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现在，他头脑冷静如冰，但好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他知道自己必须摆出一副很理智地认清了当前形势的样子，但他的嘴巴里不断分泌口水，所以他只得不停地吞咽，同时，他的双手和双腿在禁不住地发抖。他提醒自己，他这样子活像个小学生。一个男子向他开了三枪。那人是小偷，还是杀人凶手？区分他的身份有意义吗？他开了三枪，仅此而已。但不管怎样，弄清他是什么人，还是事关重大……
格雷厄姆看到了一个同船乘客。他看到的这第一个同船乘客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正倚靠在栏杆上，凝视着伊斯坦布尔的万家灯火。格雷厄姆走到甲板的尽头，转过身，看见一个身穿毛皮大衣的女人从酒吧门口走出来，朝他的方向走来。
“是的，我明白。”
甲板上的灯光很暗，她走到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他才认出她来。
“感到震惊了，格雷厄姆先生？你不喜欢这种情况，对吗？非常令人不快。战争就是战争。这与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不一样。敌人并不会因为你是格雷厄姆就要杀你。杀你旁边的那个人也可以。战争是无关个人的。当你成了敌人的目标时，保持勇气是很不容易的。我明白，相信我。但与士兵相比，你有不少优势。你只需防卫自己。你无须暴露自己，无须发起进攻。你没有壕沟或堡垒可以凭借。你可以逃跑，无须担心成为懦夫。你必须安全抵达伦敦。但是，从伊斯坦布尔到伦敦，路途遥遥。你必须像士兵一样，要准备迎接敌人出其不意的进攻。你必须了解你的敌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乔塞特。
当然，他并不明白。太荒谬了。他看见哈基上校正盯着他，那张小嘴上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
[1] 塔布什帽：土耳其帽，帽顶带有缨子的男式红小帽。
他听到自己在说：“是的。我明白了。”
[2] 卡拉夫特-艾宾（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20世纪性学运动之前的早期性研究者之一，他在1886年出版的《性精神病态》一书中，记录了一些性反常行为。
他是一个总是想着别人好的人，而现在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一定做了一件特别恶毒的事，才让人一心一意要谋杀他。他在做的这份工作不应该成为人家要谋杀他的理由。他不是个危险人物。另外，他有一个妻子要靠他养活。有人想要杀他，这不可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的错误。
[3] 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 1868—1940）：精神分析学家。
他很少考虑自己死的问题——只有在审查保险条款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死。在那样鲜有的考虑死的时候，他一再想象自己会无疾而终，最后一定会死在床上。当然，人生无常，意外难免，但他开车小心谨慎，在街上走路富于想象，还是个身强力壮的游泳健将，既不骑马也不爬山，没有头晕的毛病，不猎杀大型动物，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火车就要开过来，却勇敢地跳入铁轨。总而言之，他觉得自己的想象不无道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一心希望他死。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可能早就去看神经科专家了。有人不仅希望他死，还要蓄意谋杀他，这个想法让他大为震惊，就好像他看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题a2=b2+c2不再成立，或者发现他妻子有了一个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