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乔达摩是释迦牟尼的姓。
眼下，我带到路上读的一本书正好是布拉德利[4]的《表象与实在》。我以前读过，但发觉很难，想再读，可因为这本书很笨重，我扯开装订，把它分为几个部分，这样当我读够了，骑上小马离开过夜的平房，就可方便地放进衣袋。这书读来有益，虽然它几乎说服不了你，但常常很尖刻，作者有着令人愉快的讽刺才能。他从不装腔作势。他以轻松笔触处理抽象问题。但是，它就像展览会上那些立体派房屋之一，虽然明亮整齐通风，可是线条太严整，陈设太简朴，你不能设想自己炉火旁烘着脚趾手握一本闲书躺卧安乐椅中。但是，当我偶然读到他对罪恶问题的论述，我发觉自己就像教宗见到一位年轻女子匀称的小腿那样，真的觉得震惊。他说，绝对是完美的，恶只是一个表象，必然有益于整体的完美。过错促成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恶在更高的一端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它无意中也是好的。绝对令所有不和变得丰富。不知为什么，我回想起大战初期的一个场景。那是十月，我们的感受还未迟钝。一个阴冷之夜。有场参与者以为的战役，实则无关紧要、报纸鲜有提及的小冲突，死伤大约千人。伤者躺在一间乡村教堂地面的稻草上，只有祭坛的蜡烛照明。德国人在进攻，必须尽快疏散伤员。熄了灯的救护车整夜来来往往，伤员喊着要求把他们带走，有的正抬上担架就死了，被扔进门外的尸堆，他们脏兮兮血淋淋，教堂散发出人体的血腥味与恶臭。有个小子伤得实在不堪，不值得把他弄走，而当他躺在那儿，看着自己两旁的人被带走，他尖声叫道：我不想死。我太年轻。我不想死。[5]他不停叫着他不想死，一直叫到他死。这当然不是争论。它不过小事一桩，唯一重要的，是我亲眼目睹，数天之后，我耳朵里还回响着那绝望的叫喊；但是，一位比我了不起的人，一位哲学家，而且竟然还是一位数学家，他说心有原因而意不知（处于这些混杂的事情之中，我还是使用佛教用语吧），而对我来说，这一场景足以驳斥这位玄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是，落到我身上的恶，若是我从前所为的结果，我内心可以接受（这个“我”不是我死去的灵魂，而是我前世所为的结果），而且，如果恶只是那些受苦的人曾经犯下的罪之结果，我就会安于周遭所见的这些恶：死去的年轻人，（最痛苦的是）在剧痛中生下他们的母亲之悲伤，贫穷，疾病，落空的希望。这是一个既不令人心生嗔怒也不令人意生嗔怒的解释；我只能从中挑出一个毛病：它让人难以置信。
[2] 佛教认为人是由“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和合而成。“蕴”即毛姆所谓积聚与聚合。
我先前已知会好心的读者，我习惯读几页哲学书来开始新的一天。就像晨浴有益身体，这一习惯有益心灵。我虽然没有自如穿梭抽象概念之间的那份才智，而且经常完全不明白自己读过的东西（这倒不会令我太过分心，因为我发现专业学者也时常抱怨不能彼此相通），但我还是继续读，有时候，我会遇到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文字。我不时受到一句妙语的启发，因为过去的哲学家写得常常不是一般的好，而且，因为一位哲学家最终只是以他的成见、个人的希望和癖好来描绘自己，他们多半是些性格强健的人，我常常有结识一位奇人的快乐。我就这样随意读了世上多数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试着到处学点东西，或是就摸索穿行于迷宫般的人生丛林中，必定困扰每一个人的问题有所领悟：我最有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处理恶这一难题。我得到的启发并不大。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只不过告诉你，恶终将被认为是善，而受苦的我们必须以同等之心接受自己的苦痛。困惑之中，我读了神学家的有关论说。毕竟，罪恶是他们的范畴，就他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上帝若是仁慈与全能，那他为什么容许恶？他们的答案很多，令人困惑；它们既不能让心也不能令意信服，对我来说——我谦卑地谈及这些事情，因为我一无所知，而且，凡人虽然肯定会问，但答案或许只有专家才能明白——我不能接受它们。
[3] 英格兰南部有草的丘陵地。
世人所见的多数神明都有些疯狂地要人笃信，并以可怕的惩罚威胁那些（无论他们如何乐意）信不了的人。他们对妨碍自己派出大礼的那些人之猛烈抨击有些可怜。他们似乎真心以为，正是他人的信仰令他们具有神力（仿佛他们的神性根基不稳，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信徒都是一块用来支撑的石头），而只有他们成为神，他们渴望传达的信息才有效力。只有人信他们，他们才能变成神。但是，乔达摩只是提出内科医生的要求，即你该让他试一试，用结果来评判他。他更像全力以赴的艺术家，因为创造艺术就是他的职责，并对他的礼物作出如此这般的修改，就像他不信灵魂必须表示的那样。因为众所周知，佛陀的教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灵魂或自我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各种特性、物质与精神的积聚[2]；没有变化就没有积聚，没有消逝就没有变化。无论什么东西，有始也有终。这一想法令人愉快，就像阳光照耀的凛冽冬晨，你脚步轻快走在横越唐斯[3]的路上。因果（我斗胆提醒读者）这一理论，即一个人今生的行为决定他来世的命运。死亡的时候，受到求生欲望的影响，各种特性的短暂积聚，亦即一个人，重新聚合形成另一短暂积聚。人只是一系列因果的当前与短暂一环。因果定律认定每一行为必有结果。它是对世间之恶的唯一解释，不会令人心生嗔怒。
[4] 布拉德利（F. H. Bradley，1846-1924），英国哲学家。
在我看来，这类光景，我在此间路过的那些简陋小庙更为多见。它们的木墙与茅顶，它们矮小俗气的塑像，有种寻常却又简素的况味，似乎切合乔达摩[1]宣扬的朴实严谨之教。我想，与其说它是城市之教，不如说它是乡村之教，它的周围总是有着野生无花果树的绿荫，而佛陀就在树下悟道。传说他是一位国王的儿子，所以，当他弃世，他可能放弃了荣华富贵；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富裕乡绅家庭的子弟，而当他弃世，我猜他放弃的只是许多水牛和一些稻田。他的生活，就跟我在掸邦路过的所有村落的村长一样简朴。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热衷玄谈，但他并不喜欢玄学，狡猾的印度教圣者逼他辩论时，他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愿臆测宇宙的起源、意义和目的。他说：“七尺之躯，必有一死，然而中有神智，此诚为宇宙及其缘起与消逝。”他的信徒为婆罗门博士所迫而谈玄自辩，终于把他们的信仰阐发为一套满足智者渴望的理论，但是，就像所有的宗教创立者，乔达摩实则只有一事可言：困乏负重之人，汝等且来我处，我予你安宁。
[5] 原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