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令我开心。”他说。“毫无疑问。但是，我还把读报当做精神锻炼，因为我经不起让自己的能力衰退。我知道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事，斯卡拉在演什么歌剧，有哪些剧本上演，哪些书出版。我读政坛的演说。一切。通过这种方式，我与世界同步。我的头脑保持活跃。我不觉得自己还会回意大利，但要是回去，我将退回到自己的环境中，仿佛从未离开一样。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有片刻的松懈。”
我们到客厅坐下。里面什么舒适物品也没有。有张大桌子，两三张简朴的直背木椅；几个架子，上面很多宗教书，是发霉的平装本，还有大量天主教的期刊。我见到的唯一一册世俗书籍，是那本沉闷的名著《约婚夫妇》[2]。（当曼佐尼与沃特·司各特爵士相会，后者称赞他的作品，曼佐尼则表示自己得益于威弗莱系列小说，说《约婚夫妇》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沃特爵士的，对此，沃特爵士答道，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了。但是，沃特爵士是出于大度才这样讲；那书闷得令人受不了。）不过，神父每月收到一包意大利日报《晚邮报》，他告诉我，他逐字逐句都读了。
他滔滔不绝，嗓音洪亮，他爱笑；他的笑声响亮而热诚。他初到此地，住的是公共工程处的平房，并开始学习语言。别的时间，他用来修建我现时所在的小屋。随后，他进了丛林。
除了兔唇女儿，这女人以前还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但几周之内他们突然相继死去，她的村人以为她邪灵附身，把一贫如洗的她和女儿逐出村子，逐到一个她们毫无所知的世界。因为听说基督徒不信邪，她去了丛林中另一个村子，那儿住着一位传教者，他乐意给她提供住处；但是他很穷，不能给她吃的。他让她去找神父。这要走上五天，而且雨季开始了。她和女儿背着自己仅有的东西，不过是她们背得起的一小包而已，然后出发了。她们沿着林中小路前行，翻山越岭，晚上要是碰到有村落，她们就睡村里，要是没有，就睡路旁的岩石下面或者树下。但是，途经村落的村民试图劝阻她们，因为众所周知，神父把孩子们带到他的房子里，过了不久，又把他们带去仰光献给海神换钱。她们吓着了，但没有村子愿意收留她们，神父那里是她们的唯一避难所。她们继续往前走，终于，绝望却又惊恐，她们见到了神父。他说她们可以住外面一间房子，给学校的学童煮饭。
“掸人我无能为力。”他告诉我。“他们是佛教徒，满足于佛教。它适合他们。”他漂亮的黑眼睛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下，然后，他面带微笑，说了下面这番话，而我看得出，这话对他来说很是大胆，令他自己也有些吃惊。“你知道吗，必须承认，佛教是很好的宗教。有时候，我和某个寺庙的和尚长谈，他不是没文化的人，我不能不敬重他和他的信仰。”
“她们在这儿快一年了。”他说。“她们是母女。母亲，可怜人，一只手是畸形的，女儿，你看到了，可怕的嘴唇。”
他很快发现只能寄望于影响丛林中偏僻小村落的村民，因为他们是鬼神崇拜者，对恶力的畏惧持续不断，令他们不知所措，而它就等着他们落入圈套。但是，那些村子很远，在山里，他常常得走上二十、三十甚至四十英里才能去到。
那个年轻的女人是兔唇，她咯咯笑着，用手竭力掩饰。神父对她说着什么。另一个蹲在地上，舂着臼里的草药，他和善地拍拍她的肩膀。
“你骑马？”我问。
“你看，我现在很神气，有个厨子，还有帮厨的女佣。”他说。
“不，我走路。要是买得起一匹小马，我当然愿意骑马，但我喜欢走路。在这乡下，你需要多锻炼。我想等我老了，我得有匹小马，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有钱买一匹了，但我只要正当壮年，就没理由不用上帝给我的双脚行走。”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照相机。他急于寄一张新教堂的照片给伦巴第的一位女士，因为她虔诚的慷慨，他才得以修建。他带我去教堂，是间朴实无华的大木屋；祭坛背后的屏风贴着一张画得很差的耶稣基督像，是景栋一位修女画的，他请我给这幅画也照一张，等我到了景栋参观女修院，就可让那位修女看看她的作品在这里的样子。有两条小长凳，用于人数不多的集会。他很自豪，也可以自豪，因为教堂、祭坛和长凳都是他跟信众建造的。他带我去他的院子，领我看给他照管的孩子们做教室与寝室的朴实房子。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们有三十六个。他领我去他自己的小平房。客厅很宽，教堂建好之前，他把这里也用做礼拜堂。后面是间小卧室，大小如僧侣斗室，只有一张小木床、一个洗脸架和一个书架。卧室一旁是间很脏很乱的小厨房。两个女人正在里面。
到了一个村子，他习惯去村长家找住处。大家晚上收工回来，他把他们聚在阳台，跟他们讲话。现在，经过这么些年，方圆四十英里都知道他，他很受欢迎。有时候，有人捎信来，请他去还没去过的某个偏远村落，让大家可以听他说话。
“我兄弟是米兰的神父，说要寄给我回意大利的钱，好让我在母亲去世前见她一面。她老了，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以前常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儿子，的确，小时候她把我宠坏了。我当然愿意再见到她，但说实话，我害怕走；我想我要是走了，就没勇气回来见这里的人了。人性很脆弱，你不觉得吗？我信不过自己。”他微笑着，做了一个奇怪的可怜手势。“没关系，我们会在天堂再见。”
我想起丛林中遭遇的那个为迫人浓绿所阻隔的偏僻小村。我想在自己心中描出一幅那些人的生活图景。当我问及，神父耸耸肩。
他沉默片刻。
“他们劳动。男人和女人一起劳动。那是一串不间断的艰辛。说真的，在山上那些丛林村落，生活不容易。他们种稻子，你知道这费时费力，然后收割；他们种鸦片，一有空隙，他们就去丛林采集野味。他们饿不死，但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从不休息。”
“十二年。”
当我漫游乡野，涉水渡河或跨过乡间桥梁，翻越林木覆盖的山岭，经过稻田，在一座座都是竹屋的村庄停留过夜，跟一长串形容枯槁或面容果敢的村长谈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陈列在某一古老荒芜的宫殿内一幅挂毯中的人物，这是一幅冗长的暗绿色挂毯，你隐约看到其中僵硬的黑色树木，褪色的溪流，有着奇怪房屋的村落，轮廓模糊的人们忙个不停，他们的动作有着一种神秘、神圣和晦涩的意味。但是，有时我到达一个村庄，村长和长老们跪在地上为我奉上礼物，我似乎从他们黑色的大眼睛中看到一种奇怪的渴望。他们谦恭地看着我，仿佛期待我给他们一个渴望已久的信息。我希望自己可以发表一通令他们兴奋的演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传达他们似乎渴求的喜讯。但我不能告诉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彼岸世界。神父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我似乎看见他到了某个村子，脚走痛了，人累了，而当夜幕降临，大家不再劳作，他坐在阳台的地上，或许是借着月光，或许只是借着星光，给那些黑暗中的沉默人影讲着新奇的事情。
“你在这里多久了？”我问。
我不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有个性，机灵。他很清楚山地掸人让他们的孩子来他这里，只是因为他给他们提供衣食住宿，但他耸耸肩膀不去计较；他们到了适当年纪就要回到山上，虽然有些人将恢复他们祖先的野蛮信仰，其他人却会保持他教给他们的信仰，通过他们的影响，或许可以照亮周围的黑暗。他的日子过得很忙碌，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而他内心当然没有令人难解的紧张；他的信念有力，就像一位运动员的双臂肌肉发达，他接受他的宗教教义，就像你我接受独眼或脸红的事实那般毫不犹疑。他告诉我，还是做神学生的时候，他就想去东方传教，并为此而在米兰学习。他给我看一张集体照，跟他一起出来的十二人围着主教而坐，并把那些死去的人指给我看。这一位在中国渡河溺毙，那一位在印度死于霍乱，另一位在掸邦靠北的地方被野蛮的佤人杀死。我问他何时坐船来的，他毫不犹豫就告诉我具体的年月日与星期几来；这些修女、修士和俗僧，他们可能忘掉无论什么周年纪念日，但自己离开欧洲的日子总是脱口而出。随后，他给我看他家里的一张照片，是典型的中下阶层合影，就像你在意大利任何一家廉价照相馆的橱窗所见。他们僵硬、刻板而忸怩，父亲和母亲穿着最好的衣服坐在中间，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安排坐在父母脚前的地上，父母左右是两个女儿，后面依照身高站了一排儿子。神父把加入神职的家人指给我看。
“你匀得出来吗？我会送你一些我园子里种的生菜。”
“超过一半。”我评论道。
“我给你两三听吧。”
“这是母亲的一大快乐。”他说。“这是她的功劳。”
“甘露。”他叫道。“真是甘露。人应该过过匮乏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享受它们。”
她是位粗壮妇人，身着黑衣，头发中分，有对柔和大眼。她看似一位好主妇，我相信要是说起买卖，她讨价还价会很厉害。神父深情地笑了笑。
我叫噶喀仆人给他冲了一杯，他品尝着，眼睛发亮。
“我母亲，她是个很好的人，她有十五个孩子，十一个还活着。她是个圣人，善良对她来说，就像好嗓子对一位女歌手那样自然；她做一桩好事，就像阿黛莉娜·帕蒂[3]唱卡拉一角的高音C一样容易。”
“我两年没喝过一杯咖啡了。我喝完了，我发觉自己没它也很好。这是奢侈品，我们在这里传教的钱很少。不过，这可是一种损失。”
他把照片放回桌上。
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我又出发了，神父说他想跟我走走，直到我们进山为止，因此，我把马缰挂在臂上，我们徒步而行，其间，他让我给景栋的修女捎话，叫我别忘了把我照的照片寄给他。他扛着枪走路，在我看来，这枝老枪对他本人比对旷野里的野兽更加危险；他戴着破旧盔帽，样子古怪，为不妨碍行走，他的黑色教袍在腰间绑起，他的白裤塞进笨重的靴子。他迈着缓慢的大步，我完全可以想象长路在它下面消减。但是不久，他敏锐的眼睛瞥见矮树枝上一只翠鸟，蓝绿相间，有些颤抖，是个尤物，就像一枚活宝石暂时悬在那儿；神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臂上叫我停住，他蹑足前行，很轻，悄无声息，直到十英尺内；然后，他开枪了，鸟坠地时，他欢呼一声，跳向前去，把它拾起，扔进挂在他身侧的袋子。
“你要什么？”我问他。“我可以给你威士忌、苦金酒、茶或咖啡。”
“这会令我的米饭更香。”他说。
他的英语说得流利。
不过，我们到丛林了，他又停了下来。
“我听说你要来。”他对我说。“想想看，我十八个月没见过一位白人了。”
“我要在这里跟你分手了。”他说。“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村子名叫勐平，我决定在此休息一阵。天气很暖和，下午，我穿着衬衣坐在平房的阳台上。我吃惊地看到一位白人向我走来。自从离开东枝，我还没见过一位白人。我随即想起出发之前他们告诉我，沿途某个地方，我会见到一位意大利神父。我起身迎接他。他很瘦，就意大利人来说个子很高，相貌端正，有一对漂亮的大眼睛。他因为疟疾而发黄的脸上，虬曲如亚述国王的一大把黑髯几乎盖到双眼。他的黑发浓密而拳曲。我猜他的年龄介乎三十五到四十岁。他穿一袭褴褛的黑色教袍，又脏又破，戴一顶破旧的卡其盔帽，白裤白鞋。
我上了马，我们握手道别，然后我骑马小跑而去。到了一个弯道，我回头向他挥手，见他还站在我们分手的地方。他把一只手放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森林之绿将他包围。我继续前行，我想，很快，迈着他那笨重的脚步，好像不是踏着大地，而是带着热情跺在上面，仿佛大地很友好，欣然接受他一往情深的热狂（就像一只强壮的大狗，当你亲热地拍拍它的屁股，它会摇尾巴），很快，我想，他就会走回这一两天我把他诱出的生活之中。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正继续走向新的未知的经历，而不久，我将回到激动人心、变化多端的精彩世间，但他会永远留在那儿。
我策马前行，没出几码，再度置身密林。我继续攀爬，道路两次跨过湍急的小溪，然后蜿蜒向下，盘山而行，山上的树木茂密得令你感觉可以在树梢行走，就像走在绿色的地板上，出到阳光下，我看到平原和我那天要去的村庄。
其后，很长时间过去了，有时，在一个派对，当涂脂抹粉、颈佩珠链的女人们，坐着聆听胸脯饱满的首席歌剧女伶演唱舒曼的歌曲，或当首演之夜，一幕结束，幕布落下，掌声四起，观众开始愉快交谈，我就想起这位意大利神父，他正沿着森林小路奔波于掸邦山地，跟我离开他时一样，都是没有变化的今日复明日，而他现在老了些，头白了些，人瘦了些，因为从那之后，他得了两三回热病；就这样，直到有一天，老弱交加，他病倒在一个小山村，他太虚弱，不能下到山谷，没多久就死了。他们会葬他于丛林，坟上一柄木十字架，或许（世代相传的信仰强过他教授的新宗教），他们会把一小堆石头放在他的坟墓周围，还有鲜花，以便他的灵魂可以跟他死去的那个村子的村民友好相处。而我有时很想知道，在最后时刻，远离他的亲人，村长与长老们默默坐在他的周围，惊见一位白人死去，在那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刻（那些陌生的棕色面孔俯视着他），他会不会恐惧和怀疑，因而察觉在死亡的后面，有的只是毁灭，然后，他是否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因为他徒然放弃俗世给予的一切，美，爱，安乐，友情，艺术，造化赋予的美妙天资，或者，尽管如此，他是否仍将觉得自己这一辛劳、克己、坚忍的无畏人生很有意义。对于那些以信仰支撑自己整个生命的人，这肯定是个可怕的时刻，此刻，他们肯定终于知道了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当然，他有使命感。他的信仰很坚定，信仰对他来说，就像呼吸对我们一样自然。他不是创造奇迹的圣人，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要经受痛苦以及跟上帝结合的不可言说的喜乐，可以说，他不过是上帝的普通劳者。人的灵魂，就像他的家乡伦巴第的田野，没有多愁善感，甚至没有感情，好歹都得接受，他耕地播种，他让生长的谷物免于鸟儿侵袭，他利用阳光，他发牢骚，因为雨水太多或太少，收成不好，他耸耸肩膀，产量丰盛，他认为理所当然。他把自己看成普普通通的工薪族（但是他的工资乃上帝的荣光与永恒的世界），觉得自己谋了生计，这让他有一种满足。他将心与人，却不因此而小题大做，就像他父亲在米兰那爿小店的柜台售卖通心粉所为。
丛林不是很密，阳光大胆穿越林木，用缤纷奇妙的花纹装饰着地面。但是过了一阵，我察觉自己迷路了，并非像有人迷失在丛林中那般严重与悲惨，而是像在贝思沃特[1]的广场与街道之间迷路了；我不想折回来路，而阳光下的道路很是诱惑：我想我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我发现一座小村庄；只有竹栏围住的四五所房子。令我吃惊的，不仅是发现这座距大路六七英里的丛林村落，而且，村民肯定会看到我，但无论他们还是我，都未表露因此而觉得异样的举止。小孩在干燥多尘的地上玩耍，我一走近就四散而去（我记得在某地，有人问我可否让两个从未见过白人的小男孩来看看我，可他们一见恶心，吓得尖叫，马上就被带走了）；但是，提着水桶或在舂米的妇女满不在乎，继续干活；男人们坐在阳台上，漠然扫视着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怎么来到这里，他们做些什么；他们自立，纯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住在南洋的珊瑚礁上与世隔绝。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他们跟我全然不同，好像属于另一物种。但是，他们跟我有一样的激情，一样的期盼，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悲伤。我想，对于他们，爱也如雨后阳光，我还想到，他们也会吃得过饱。但是，对于他们，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慌不忙，不惊不诧，相继累积成为长列；他们跟随自己既定的周期，过着他们的前辈所过的生活。这一模式有迹可寻，他们只需跟随。这难道不是智慧，他们的始终如一之中，难道没有美好之处？
[1] 贝思沃特（Bayswater），伦敦一处地名。
一天，为寻找捷径，我冒险走上一条直通丛林的小路。比起我留在大路上所看到的，那里更多生气；我经过时，野鸡在树梢疾行，鸽子在我四周咕咕叫，一只犀鸟一动不动站在树枝上，让我看着它。看到鸟兽自由自在，它们的天然居所好似动物园，我从来都难掩惊奇，记得有一次，在马来半岛东南角一个偏远岛屿，当我看见一只大鹦鹉盯着我，我四处找它逃跑的笼子，不曾想到它就在家里，从来不知约束。
[2] 《约婚夫妇》为十九世纪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名著。毛姆随即提到的威弗莱，是英国作家司各特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司各特后来的多部小说都以威弗莱为主人公。
我不知道时辰了。现在，路不成其为路，走不了牛车；只是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排成一列行进。我们开始攀爬，萨尔温江一条支流汹汹流过我们下方的岩石。道路在山间蜿蜒上下，穿越我们正在通过的山谷，它一会儿与河流平行，一会儿又高居其上。天很蓝，但不是意大利那种鲜明撩人的蓝，而是东方之蓝，苍白柔弱，无精打采。现在，丛林有着你想象中原始森林的所有气氛：八十或一百英尺高的笔挺大树，没有分枝，在阳光下炫耀着他们的伟力。叶子巨大的爬藤缠绕大树，较为矮小的树木则被寄生植物覆盖，就像一位新娘披着面纱。竹子有六十英尺高。野生大蕉到处生长。它们像是由某位灵巧的园丁摆在那里，因为它们一副刻意完成装点的样子。它们很壮观。下面的叶子裂开了，又黄又蔫；就像怀着嫉妒与怨恨面对青春之美的刻毒老妇；但是上面的叶子柔软，青翠，可爱，光彩傲人。它们有着年少佳丽的骄傲与冷漠；丰厚的叶面汲水一般吸收着阳光。
[3] 阿黛莉娜·帕蒂（Adelina Patti，1843-1919），西班牙裔的意大利歌剧女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