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电话交流翻译过来就只有十个词。
“好吧，接好了。”他转过身，扔给她几个硬币，“代我向他问好。”然后他转身离开。
“哪位？”
“是的。”
没有回应，听筒里只有电流声。
“他听到你的声音会高兴吗？”
他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
那个声音，像水泥、岩石一般坚硬。
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个时刻，塔德克透过松树林向外望去，看着那一排排的灯光。“他对你而言是个好父亲吗？”
“哪位？”
“好，那就这样吧，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现在党内一片七零八落，我不觉得他们有时间对付一个开电车的老头。现今这些日子，要对什么事情下定论是很难的，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有把握的。”
她迷失在山边的这片松树林中，她的指关节绷紧泛白。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电车驾驶员，”她说，“几乎不怎么开口讲话。”
“犯错者？”他问道，“犯错者，是你吗？”
“他呢？”
她想象着他站在厨房里，旁边是摆了三十九本书的书架——她把头倚在窗户上，不知怎的说了声“是的”。
“我确定。”
然后轻轻地挂掉了电话。
“你现在确定，你没惹过任何麻烦事儿吗？”
群山瞬间滑出了视线。
“我的父亲。”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那首歌。几个月之后，某天晚上，在招待所里。
“我看未必吧。”他咧嘴一笑，这个笑容就好像从上次那个火车售票员那里直接复制过来的一样，“好吧。那我猜猜看，这是你父母干的？”
月光洒在玻璃上。
这会儿她直接摇了摇头。
这一天是她父亲的生日。
“你曾经打断过哪根不该打断的鼻梁吗？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在波兰，命名日比生日更重要，离开了那里后，一切都变得更艰难了。她宁愿这一天偷偷溜走，或把这一天让给另外一个女人。
“没有。”
他们没有伏特加，但这个地方幸好还有其他烈酒。一个摆满玻璃杯的托盘被端了出来。当大家分发玻璃酒杯时，主人举起了自己的酒杯，然后望向客厅里的珀涅罗珀。大概有十几个人聚在这里。当她听到别人用她的母语说出“向你的父亲致敬”几个字的时候，她只好抬起头，露出微笑，勉力克制才让自己没有当场崩溃。
她犹豫着不肯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两步，摸了摸电话亭，仿佛以此证明它无法伤害到她。“你有家人参加运动吗？”然后，他又讲得更直白了些，“团结工会？”
在那个时刻，还有另一个男人站在那里。
“小姑娘，你是想给家里打电话吗？”
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塔德克。他开始唱起歌来，歌声忧伤而又优美。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还算有利的一点是他们通常都被默认为可以离开好长一段时间。那在他们离开家的这几个星期里，往家里打个电话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但珀涅罗珀的情况没那么简单——她早就应该回家了。打电话回去会让她的父亲陷入危险的境地吗？很幸运的是，因为她徘徊太久，有个叫塔德克的人过来找她。他的声音、身躯都如同树木一般。
Sto lat, sto lat, niech żyje, żyje nam. Sto lat, sto lat, niech żyje, żyje nam...
谣言四起，传说政府会监听个人电话，人们不得不三思而行。而且我之前也提过，总是那些留在家乡的人面临惩罚。
歌声响起时，一切变得让人再也无法承受。
她在猜想这么做是否安全。
从她前几天拨出那通电话开始，这种情绪就在慢慢累积，她现在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珀涅罗珀站在那儿，唱着歌，但她内里有些东西正在坍塌。她唱着自己祖国这首歌颂幸运与友谊的歌，同时，她也在问自己怎么就这样丢下了他。她唱出的歌词饱含爱意，但也能听出些自我厌恶的情绪，以至于当整首歌唱完后，他们中很多人都哭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家人。他们是应该心怀感激还是自责？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下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再受自己控制。一切已经开始，只能迈步走向终点。
珀涅罗珀像很多人一样，打电话前也犹豫不决。
有必要特别解释一下，那首歌开场部分的歌词大意是：
很明显，人们都在往家里打电话。他们的眼中饱含泪水，通常，他们挂掉电话之后都要过好一会儿才能迈动回去的步子。
“一百年，一百年，
在最初的几天，她注意到有人会到路边的一个很旧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电话亭立在宽广的森林和辽阔的天空之下，像一个外来异物。
愿你活过一百岁。”
只有类似的几个小小的残片可以重现整段故事。
她这样唱着，心里却明白他活不了那么久。
只有一通时间很短的电话，一首老歌。
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关于她在那里生活的九个月，我确信可以挖出很多故事来。但关于那段时光，我又真的了解多少呢？克莱又能知道些什么呢？珀涅罗珀在群山中的那段岁月是她几乎从不谈及的一段时光——但她每次不经意提起，都将那时的生活描述成质朴美好的样子，我猜那应该更多的是凄凉。她有一次这样解释给克莱听：
对当时的珀涅罗珀而言，让自己不再重温当时的感受，不再陷入当时的情绪，是很难的，特别是像这样悠闲的时光，更让人难以忘怀。
又过了一周，她搭上了另一列火车，这一次是去山里，去另外一处有着一排排上下铺的营地。于是珀涅罗珀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每个人都对她那么好。
她的父亲考虑到了很多事情，但是并没有想到周五抵达会是这么糟糕的情况。这意味着得在这个营地撑过整个周末，这可不像是周末外出野餐，但她最终还是撑了过来。毕竟，用她自己的话讲，这也算不上是人间炼狱。跟其他人所要承受的苦难相比，这算不上什么。最糟糕的是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
他们那时都很喜欢她——她的安静，她犹豫不决时优雅的样子。他们管她叫生日女孩，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背地里这么称呼她。时不时地，大家，特别是男人们，会在她打扫卫生、洗衣服或者是帮小孩子系鞋带时，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直接喊出来。
奥地利本质上只是个暂住地，大多数情况下，手续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处理完毕，然后他们会被送到招待所，在那里等着另外一个使馆来接收。
“Dzięki, Jubilatko.”
她的指纹被记录下来，有人给她做翻译。
“Vielen Dank, Geburtstagskind.”
她来了之后，果然受到了询问。
“Děkuji, Oslavenkyně ...”
排队的人们面无表情，神色倦怠。每个人都很害怕各种突发情况，但最害怕的还是其中的一种：被遣送回家。在任何状况下，他们都无法接受。
谢谢你，生日女孩。他们这样说着。
在名为特赖斯基兴的地方，有一处营地，里面是一排排的上下铺，厕所地板已经被染成了深酒红色。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队伍的尾巴在哪里。很幸运的是，她在东欧的生活经验已经教会了她如何排长队。第二件事，一旦走进去，就要应付堆到脚踝的垃圾堆。这是片“多水的荒野之地”，好吧，是考验神经和毅力的地方。
每当这时，她都会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她拎着沉重的箱子，柔弱、不堪一击，但正如瓦尔德克预言的那样，她还是撑了过来。
***
正如她父亲预言的那样，她还是做到了。
在此期间，她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所拥有的只有对父亲的回忆。有的时候，她感觉就算没有他，好像也可以将就着过下去，但这都是情绪消极时的感受，这种时刻，冷雨总会从山的方向刮过来。
他咧开缺了几颗牙齿的嘴巴，就那样笑了。珀涅罗珀站在那儿，右手的手掌中握着刚才还在衣服上的那颗纽扣。
在那样的特殊日子里，她工作得更久更卖力。
然后他笑了。
做饭，打扫卫生。
“说话啊，你到底来不来？”他不修边幅的样子还有些迷人。“你到底来不来？”他的牙齿不怎么整齐，好像缺了几颗。他像个男学生一样倚在那儿，虽然没有吹口哨，但还是冲着火车头的方向大喊了一声：“确认完毕！”
洗碗洗盘子，更换床单。
珀涅罗珀只是看着他，内心犹豫不决。她使劲转动着衣服上靠近胸口处的一颗纽扣。她的行李箱就放在面前，如同脚边的一只铁锚。
最后，经过九个月充满悔恨、期待、没有钢琴陪伴的日子，终于有一个国家同意了她的申请。她坐在自己的床铺旁，手里拿着那个信封。她望向窗外，眼神放空，玻璃上蒙了一层白色雾气。
“你要上车吗？”
即便是现在，我的眼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她坐在那里的样子，就那样坐在经常出现在我想象中的阿尔卑斯群山里。我眼中的她还是她曾经的样子。克莱也曾有一次这样描述她：
好几个小时之后，当火车准备驶离时，她站起身来。一位售票员斜倚在车门边，他没有刮胡子，体重明显超标了。
未来的彭妮·邓巴排队进入了新的队列，飞向遥远的南方，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说是笔直地飞向了太阳。
不用说，珀涅罗珀从来就没去过那个音乐节。她没有参加排练，也没有走过这座有着一个个水绿色屋顶的城市街道。她停在了维也纳西火车站。在站台上，她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两只胳膊肘枕着膝盖。她清爽、干净的手指把玩着蓝色羊毛裙上的纽扣，然后把返程车票改成了更早一班回家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