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刚被喊到学校时，他看起来简直就像完美的二战幸存者：穿着讲究，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克己自控。我们正在努力应对，他这样说。校长们点点头，老师们也信以为真，他们从来就不可能留意到他已经身陷深渊。一切乱象都被隐藏在这副躯壳之下。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是在一家地板和地毯制造厂打工。我甚至从我一个工友那里买了一辆二手旅行车。
他不像很多男人那样，会通过酗酒、发狂和暴力行为来释放自我。不，对他来说，自闭反而更容易一些。他还在，但他已经不在了。他会坐在空荡荡的车库里，面前摆一个杯子，却一口都不喝，我们每次都得喊他回屋吃晚饭，即便是大师胡迪尼也会对他这套表演印象深刻。这是一场缓慢却有序推进的消失表演。
其他人回到学校上学。
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离开了我们。
有那么一阵子，他还是照常去上班。
***
我们终于在车库找到了他，但打开车库大门时大吃一惊。他瘫在一堆油渍旁。自从警察带走她的车，那片地上就只留下了一团油渍。唯一缺少的就是摆满一整个走廊的彭妮·邓巴画像。但话又说回来，他从来就没有画过她，不是吗？
最初的六个月，对于我们邓巴男孩来说，差不多是这样的：
葬礼之后过了几天，有天晚上，他又一次离开，我们五个人出去找他。我们先去了墓地，然后又去了裸臂酒吧（我们还是有逻辑分析能力的）。
汤米的小学老师一直都密切关注着他。
另一半随着彭妮一起死掉了。
她向我们报告说他表现得还挺好。
我们的父亲只是半个活人。
在读中学的另外三个人都得去见一位兼任心理医生的老师。在此之前是另外一位老师做这个工作，但那个人很快就另谋高就了，替换他的是个真正的甜心——手臂温热的克劳迪娅·柯克比。那时她才二十一岁。她有一头棕发，个子很高。她总是只化淡妆，但是却会穿很高的高跟鞋。在她教课的教室里贴着海报——简·奥斯汀和她的杠铃，还有“米勒娃·麦格教授是神”的标语。她的桌子上摆满了书和作业本，上面做了许多不同程度的标记。
至于迈克尔·邓巴，尽管早已考虑到他的状态会很糟，但他崩溃的速度还是令人吃惊。
通常，在见过她又回到家之后，他们会开展男孩子们之间惯有的那种聊天：看似侃侃而谈，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
这么大的太阳并不正常，但是它依旧每天都散发着灼人的热气。
亨利说：“还是过去那个迷人的克劳迪娅啊，是吧？”
我们的起居室更像是医院里的病房，但是是你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男孩子们仿佛都被烤焦了，横七竖八地躺着。我们躺在哪里，仿佛就会在那里待到发霉。
罗里说：“她可真是长了一双美腿。”
我们家里到处都是躺着的躯体，到处都是伤员。
他们谈论起了拳击手套、大腿和胸部。
葬礼结束的这段时间很有意思。
他们能联想到的就只有这些。
他像是套进西装里的一具空壳。
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快闭嘴吧。”
他佝偻着腰，整个人支离破碎。
但是我也在幻想着那双美腿，我没法不想。
后来，他终于来了，但他无法直视我们，我们也无法直面他。
至于克劳迪娅本人，如果你仔细看她，会发现她的脸颊上长了讨喜的雀斑，就长在脸蛋正中间。她的眼眸是棕褐色的，看起来很友善。她在英语课上讲《蓝色的海豚岛》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单元。心理辅导时，她只知道一直笑，对这事没什么概念；读大学时，她选修过几节心理学的课程，这让她有足够的资质来处理眼下这种危机。但更有可能的是，她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因此被交付了额外的工作。她总是怀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这些男孩子说自己还好时，是真的很好；而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他们当中的两人确实还好，另外一个则跟好完全不沾边。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发问。
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最终使人崩溃了——时间渐渐流逝，转眼到了冬天。每天下了班，他还是会准时回家。
“该死的，他去哪儿了？”
他会坐在车里，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然了，还有克莱，他先是站着，然后放任自己蹲了下来。在她去世的这一天，他手里一直拿着一个晾衣夹，现在他紧紧地握着拳，直到手心感到刺痛，然后很快把它塞回到口袋里。我们没一个人看到这一切。那个晾衣夹又新又亮——是黄色的——他像是有强迫症一样来回摆弄着。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在等待着我们的父亲，但我们的父亲已经消失了。我们的心脏仿佛落到了地上，被随意摆弄着，就像一团血淋淋的肉块，十分柔软。然而，整座城市都在我们脚下闪闪发光。
他沾满粉尘的双手握着方向盘：
汤米脸上还有大片泪痕。
车里再也没有联邦止咳糖。
亨利只是看着远方。
一颗嘀嗒糖也没剩下。
我，就好像一块墓碑一样沉寂，但我的眼里有火光在闪烁。
是我替他去交的水费。
罗里很生气又很沉默。
然后又是我去交的电费。
我们看起来就好像一群摩门教徒，但是却没有他们那种慷慨济世的思想：
在周末的足球比赛上，他只站在边线以外：
我们所有人都穿着白衬衫。
他看着我们踢球，但是眼中空无一物，后来就干脆不露面了。
我们所有人都穿着黑裤子。
他的双臂像是断了电：它们柔弱无力，缺少生气。他紧实的腹部也开始松懈。他通过逐渐失去本来面目的方式彰显自己内心的死亡。
守灵夜即将结束，开始分发茶水、咖啡和糕点。我们站到了外面。
他忘记了我们的生日，甚至是我的十八岁生日。
她就好像夹在砧板里的一根羽毛。
这可是通向成年世界的第一道关卡。
一边是亨利、克莱和我，另一边是迈克尔、汤米和罗里——就像我们在阿尔切街踢足球时分成的两支队伍一样，棺木里的女人明明轻得好像完全没有重量，可棺材却像是有一吨那么重。
他偶尔还会和我们一起吃饭，而且总是会洗碗，但接着他就会走到外面去，回到车库里，或者站在晾衣架下面，克莱会和他一起过去——因为克莱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的父亲是害怕克莱的。
仪式结束之后，我们抬着她离开。
某天晚上，他罕见地留在了家中。克莱发现他站在钢琴旁，凝视着那些喷绘着字母的琴键。克莱就站在他近旁。他的手指在“MARRY”这几个琴键上徘徊。
这样看棺材，其实真的有点像一架钢琴，像是钢琴相貌平平的远亲。你可以按自己所想的来装扮它，但再怎么布置，这也只是一块硬木板而已，不过就是棺盖上抛撒了几朵雏菊。她肯定不想让自己的骨灰四处散落，也不想让它们像堆沙子一样被供在骨灰瓮里。但我们还是花钱买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有这样一块石头立着，我们可以时常来这里缅怀她，来城市高处看看她。
“爸爸？”
棺盖落入火中。
没有回应。
他们会再把她抬回来，送去火化。
他想告诉他——爸爸，没关系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要紧，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什么都不会说。永远不会说。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葬礼是在户外举行的。
又一次，他握住了那个晾衣夹。
他模仿她平时在厨房里讲话时做作的口音，人们都笑了，但他却双眼含泪。现场来了两百多个孩子，都是海普诺高中的学生，都穿着整齐的校服：厚重、整洁、深绿色的校服。男孩和女孩都一样。他们讲了节拍器的故事。有不少学生是她教会阅读的。我觉得最调皮的孩子反而是最难接受她的离开的。“再见了，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老师。”他们在阳光下一个个走到棺木旁，伸手抚摸棺盖，又一个个离开。
他睡觉的时候也握着它，它从不离身。
亨利做了演讲。
有的时候，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压在了晾衣夹上，白天起来，他会在卫生间检查自己的大腿——晾衣夹在他大腿上留下重重的压痕，就好像一幅小画。有的时候他希望爸爸能趁着夜色来到他身边，在他还醒着的时候轻轻摇晃他。要是我们的爸爸能拖着他走过整座房子，走到后院里就好了；他并不介意自己只穿着内裤，也不介意晾衣夹是不是夹在内裤的松紧带上。
他穿着婚礼那天穿过的西装，多年以后，也是穿着这同一套西装，他再度归来，首先看到了阿喀琉斯。他浅绿色的双眸黯淡无光。
也许这样一来，他就又变回了一个单纯的小孩子。
他们把船拖到了友好的海域中。
他真希望可以重新拥有小男孩稚嫩的胳膊腿，他的身体会重重地撞到晾衣架上，撞到晾衣架的把手上，金属穿向他的肋骨。他会抬起头来，看着头顶上方的那些晾衣绳之间——那一排排沉默的晾衣夹。黑暗无关紧要，他只需要看见模糊的形状和颜色就好。他完全可以接受好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状态，筋疲力尽但又快乐地等待太阳升起，那时这些晾衣夹就会让整个城市黯然失色——它们挑战太阳，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的父亲从《伊利亚特》里选出了一段来读，他念道：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阳光普照的山顶公墓。
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他床边，把他拉到后院里。
葬礼成了为数不多的发生在阳光底下的事情之一。
什么都没有，只有不断增长的空白。
我们五个人就这样被抛弃在了门廊上。
迈克尔·邓巴很快就会离开我们。
迈克尔·邓巴走向我们几个，他朝着我们走来，但又走了出去，最后离开了这里。他走过草坪，继续向外走去。
他让我们孤苦无依。
急救车缓缓驶离街道。
到最后，在她去世后差不多整整六个月的那一天：
警察开着警车离开了我们。
秋天变成冬天，又成了春天，他一言未发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事：
那是个星期六。
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我们希望获得希望，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想要从他那里得到勇气，以及类似的行为——比如挨个儿拥抱我们，或者是带着我们走出情绪的最低谷。
一个深夜和凌晨的交汇时刻。
走向死亡的过程耗费了三年，原本医生说只有六个月。她就像是《吉米·哈特内尔》系列的终结者——为了干掉她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珀涅罗珀就是不会被消灭。而当她最终屈从于这股力量时，暴政很快就开始了。
那时我们还睡在三层床上，克莱睡在中铺。大约三点四十五分，他醒了过来。他看到迈克尔站在床边；他对着那具套了件衬衫的躯壳开口道：
她是三月去世的。
“爸爸？”
珀涅罗珀死了。
“你接着睡就行。”
那一年年初的时候，这件事还是发生了：
月光洒在窗帘上。那个男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克莱瞬间明白了一切。他按照他的要求重新闭上双眼，但是继续说：“你是要离开了，对吗，爸爸？”
你在哪里，迈克尔·邓巴？
“安静一点。”
他的脚步渐渐放缓，最终停了下来。
这么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伸出手触摸他。
爸爸。
我们的父亲弯下身子，用双手触摸他——没错，这肯定是双刽子手的手。他抚摸着他的脑袋和后背。手心沾满粉尘，长满老茧。虽然很温热，但也饱经沧桑。虽然满怀爱意，却也冷酷无情，不带一丝爱意。
爸爸，他在心里大喊着。
他待了很久，但是当克莱再次睁开眼睛，他已经离开了；告别仪式正式结束了。但不知为何，他还是能感受到那双手的触感，那双手曾抱着他并轻抚他的脑袋。
那时才是初春，即将破晓，他围着楼群一圈圈地奔跑着。谣传这一带要建起来很多房子。汽车的车灯扫向他，像幽灵的双眸，扫过来扫过去，然后开走了。
那时我们五个都在房子里。
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
我们在房间里熟睡，可能正在做梦。
他溜了出去，一直跑到了赛马场，他在街上奔跑，放声尖叫。他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做了：
我们只是几个男孩，但也同样是几个奇迹：
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光着脚。
我们躺在那里，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你可以听到我们的呼吸——
下一秒他就溜下床，穿好了衣服。
就是在这一晚，他杀害了我们。
邓巴家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三年半。克莱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他已经十三岁了。他有一头深色的头发，还保留着男孩子的稚气，瘦得皮包骨头，在一片寂静中，他有力的心跳令人感到刺痛。他的双眼仿佛都冒出火星。
他在我们躺在床上熟睡的时候谋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