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里只会乱弹一通。
我接近于专业水准。
亨利如果更用心一点，可能会弹得很出彩。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会用母语和我们交谈，但只有睡前哄我们睡觉的时候才会说。时不时地，她会停下来给我们解释几句，但这些年说得也越来越少了。学习音乐却是不容妥协的规定活动，我们几个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克莱学东西很慢，但他一旦记住了就不会忘掉。
“嫁给我”这几个按键和彭妮老师。
后来，汤米没学几年，彭妮就病倒了，我猜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差不多被罗里搞垮了。
我们很讨厌这项活动，但还是照做了。
“行了！”她坐在他身旁大喊，声音透过一片支离破碎的弹奏声传出，“时间到了！”
长到五岁时，克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开始学钢琴。
“什么？”他正一个键一个键糟蹋着求婚时写下的“嫁给我”的几个琴键。琴键上的彩绘已经渐渐模糊，消失得很快，但永远也不会被彻底抹去，“这些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家的生存方式。
“我说时间到了！”
点头，快速地不停点头。
通常，她会不禁猜想瓦尔德克·莱西尤斯科会把他怎么样，更准确地说，是会怎么看待现在的她。她的耐心都到哪儿去了？云杉树枝做成的教鞭呢？换到这个国家，有没有红千层或者桉树枝做成的教鞭呢？她很清楚五个孩子气的男孩与一个被父亲教导得十分勤奋的女孩子之间还是存在天壤之别的，但看到他就这样若无其事地敷衍了事，她还是觉得很失望。
“一个字都不要说，你这个小兔崽子。”
对于克莱而言，坐在起居室的这个角落练琴已经成为职责所在，但他很乐意担起这份责任，至少他试着去学怎么弹钢琴。等他练完琴，会一路跟着她走进厨房，问出那个只包含三个字的问题：
亨利在被按在水槽里的金发小男孩耳边低语。
“嘿，妈妈？”
“孩子们？”传来父母的呼唤声，“孩子们，你们看到汤米了吗？”
彭妮会在洗碗池旁停下动作。她会递给他一条格子花纹茶巾。她会说：“我觉得，今天应该给你讲讲那些房子的故事，曾经我以为它们都是纸做的……”
但对于我们——克莱的哥哥们而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身体上会出现疤痕，会在阿尔切街十八号的这座房子里挨揍。像其他当哥哥姐姐的一样，我们会争抢属于他的一切。我们会从身后一把抓住他的T恤衫，把他抬起来丢到别的屋子里。三年后，汤米出生了，我们开始对他做同样的事。在汤米的童年时光中，我们不是把他塞到电视机后面，就是干脆把他丢到后院里。如果他大哭起来，我们就把他扔进卫生间，随时准备揍他一顿；罗里每次总会很早就开始活动手腕。
“能再讲讲那些蟑螂吗？”
“你能再给我讲讲月亮的故事吗，爸爸？”
她实在忍不住了。“那么大的蟑螂！”
“嘿，彭妮！”迈克尔会这样喊她，“咱们家也出了一匹法老之膝！”然后他会给小男孩洗洗手，自己再蹲下身来，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克莱却很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他都会被一路扛回到床上：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有时也会在心里琢磨，他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当生活的凌乱细节和挫败感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总是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突然爆发。
关于爸爸，克莱记得的最美好的事是，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迈克尔总会充满怀疑地向他反复确认一件事。他总会蹲下来，安静地问克莱：“你需要去厕所吗，小家伙？”克莱总是会摇摇头。即便他表示拒绝，爸爸还是会把他领到地板开裂的小卫生间，让他像匹赛马一样迅速解决。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大雨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我们每天回到家，浑身就像在泥水里泡过一样。彭妮对我们大发雷霆，用木头勺子来惩罚我们。她敲打我们的胳膊、腿——所有能打到的地方（在激烈的击打中，泥巴就像交火时的弹片一样四处弹开）——最后，她一口气打断了两把勺子，只好往走廊这头扔靴子解气。但在靴子滚落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就攒足了动力，转着圈飞了起来，正好重重地砸在亨利脸上。他的嘴唇出血了，还吞下了一颗被打掉了的牙齿。彭妮在卫生间旁坐了下来。当我们几个走过去安慰她时，她一下子跳了起来，说：“都见鬼去吧！”
烟灰缸里摆了糖果，通常都是联邦止咳糖，有时也有嘀嗒糖。车子的挡风玻璃从来就没干净过，但车里的空气一直很清新；男孩们一直都在喝止咳糖浆，或者是不断嚼着过节吃的薄荷糖。
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她才去查看他的伤势，那个时候，亨利还在思考自己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态度。他到底是应该心怀愧疚还是满腔怒火？毕竟，掉一颗乳牙也算是件好事。他说：“牙仙子都不会给我钱！”然后给她看了看掉牙处的豁口。
他们身边围了一圈男孩，胳膊腿儿都交叠着搭在一起。
她说：“牙仙子会知道这件事的。”
我们的父亲沾满粉尘的工人的手。
“你说把牙齿咽回到肚子里，会不会长出更多的牙齿？”
彭妮纤弱的属于钢琴演奏家的手。
“如果你浑身都是泥巴，就长不出来。”
透过车前的窗玻璃，能看到我们这一家人一直手拉着手。
对我来说，我父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几次争吵都和海普诺高中有关。她得无休无止地修改作业。学会面对那些虐待子女的父母。孩子们打架时为了阻止他们还会受到伤害。
有时，还会有让人开心到事后想起会怀念心痛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一起挤进一辆车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被塞进了同一辆车。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很喜欢这样的场景——彭妮和迈克尔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居然也会做这种事。眼看着一辆车里挤满了人，这算得上是相当完美的情况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看到一堆人挤进一辆车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故——他们一定永远都是大笑大叫的状态。
“老天啊，你怎么不干脆让他们自相残杀算了？”我们的爸爸有次这样讲。“你怎么能这么——”但彭妮已经怒火中烧。
我们被剪掉的头发在厨房的地板上堆成了一团又一团。
“所以——你想说什么？”
“稳住别动！”彭妮对迈克尔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太幼稚了，也太傻了，你居然觉得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出一些改变。”他很累，浑身酸痛，在工地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忍受我们这几个家伙。他伸出一只手，向房子后院的方向挥了挥。“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帮他们修改作业上，试着去帮助他们，但你看看这儿，你看看这个破地方。”他说得没错，地上到处都是乐高积木，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四处落满灰尘。我们家的马桶让她回忆起临时宿营地的公用厕所，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过用刷子打扫马桶。
“稳住别动！”我们的父亲这样对汤米说。
“那又怎样？所以说我就应该待在家里打扫卫生？”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们以前总是自己理发；去外面找理发师剪头发太贵了，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工具都架在了厨房里——一条流水线，两把椅子——他们会一起剪，而我们会排好队坐下，首先是罗里和我，其次是亨利和克莱。然后，轮到汤米的时候，由迈克尔动手，好趁此让她休息一会儿，最后再由她给迈克尔理发。
“呃，也不是，我不是说——”
不管一切多么有序或者尽在掌握，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我们也许瘦得皮包骨头，身形矫健，但从来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各干各的——所以很多事我们都选择一次性解决。
“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拿吸尘器，开始干家务？”
更多清洗、清洁工作，需要吃更多，洗更多的盘子，更多次的吵架、打架、拳打脚踢，更多的放屁的臭味。有人喊着“嘿，罗里，太臭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厕所解决一下！”，当然了，只得到了他更为激烈的否认。“不是我干的”这几个字应该印在我们所有人的衣服上，每天我们都要说好多遍。
“该死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总是带来更多的事情：
“行吧，那你是什么意思？”她大吼起来，“说啊！”
一种爆满的感觉。
正是这吼声引起了其中一个男孩的注意，他们的架势已经从生气转向了暴怒。这一次他们是动真格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总是自带一种笨重的感觉。
即便如此，还不算完。
但我们已经知道该送她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了。
“你本应该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迈克尔！”
她说：“你们小心烫到胸口。”
“当然！”他说，“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她不管不顾地笑了笑，继续吃饭。
接着是她冷静的回答，比刚才生气的状态更加糟糕。“那你倒是用实际行动证明啊。”
它已经褪了色，勉强挂在胸前。
然后就是暴风雨之后的一片死寂。
她的胸罩很旧，看起来脏兮兮的。
但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些都是零散的片段，他们很快又会在钢琴旁聚首：
“不要。”他说，但她已经开始行动：
这钢琴是我们童年时代苦难的象征。
她从不需要别人救场，但克莱总是乐于伸出援手。
但对他们而言却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
“那你们的妈妈呢？你们这群小鬼，她也应该和我们一样脱掉上衣吗？”
有一次，当她弹奏莫扎特来平复情绪的时候，他站在她身旁，随后把双手搭在了钢琴上。阳光从窗外倾泻到钢琴的琴盖上。
我们其他人都哄然大笑起来，彭妮·邓巴笑得格外响亮，但迈克尔早就想出了应对之策。他的肱三头肌时隐时现。
“我想写下‘对不起’几个字，”他说，“但是我忘了把喷漆放在哪儿了——”彭妮突然停止演奏，回想起曾经的过往，脸上隐隐浮现出一丝笑意。
整个夏天，我们都是这样吃饭的。我们的T恤衫在烤面包机旁摞成一堆。但说句公道话，也算是替迈克尔·邓巴解释一下，从第二次开始，他就和我们一样，也把衣服脱了。汤米那时还是个天真烂漫、童言无忌的小男孩，他大喊起来：“嘿！嘿，爸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没穿衣服，只戴上了乳头？”
“好吧，除此之外，这键盘上也没有足够多的空白琴键了。”她说完，又继续弹了起来，敲击着一个个喷绘着字母的琴键。
“你们是不是还想把裤子脱了？”
是的，她就这样一直弹了下去，她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尽管在她弹的时候会不时发生争吵，全家陷入一片混乱，也会有那些通常只是发生在我们几个兄弟之间的被我们称之为常规吵架——正常的打闹——的时间。
“哦——见鬼。”亨利说。
顺便说一句，克莱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踢足球了。既踢那种正规的球赛，也踢我们在家从前门踢到后门的那种比赛。随着时间流逝，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父亲、汤米和罗里一组，亨利、克莱和我是另一组。最后铲球时，你可以试着把球踢过屋顶，当然，要等彭妮没在草坪的椅子上读书、也没在那儿批改一沓沓作业的时候。
“你们是聋了吗？”
“嗨，罗里，”亨利会这样喊道，“来追我呀，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撞个粉碎了。”罗里通常都会照做，要么一路跑过来压倒他，要么被他重重撞倒在地。每次比赛，不出意外，都要费很大劲才能把他们分开——
亨利和我差点被噎到。“什么？”
“行了。”
“你们这帮家伙也是。”
我们的父亲来来回回地打量他们两个。
她站起来，收拾干净。罗里得光着身子吃完剩下的饭——这还是父亲想出来的点子。我们还在幸灾乐祸的时候，他说：
亨利一头金发、满脸血污。
我们的母亲并没有惊慌。
罗里像是遭遇过龙卷风一样，满脸灰败。
我记得一些小事，比如吃饭的时候，有时局面会脱离控制：叉子掉落，餐刀四处挥舞，所有男孩都在吧唧着嘴吃饭。有争吵声，肢体推搡，食物残渣撒了一地，或是掉得满身都是，还有“那块燕麦糊是怎么被甩到墙上的？”，就这样，混乱的状况在某天晚上罗里把半碗汤洒到衬衫上时达到了高潮。
“什么行了？”
偶尔也会发生郊区居民家里常见的那种雷霆式爆发，但他们更像是茫茫人海中最合适的两个人。他们通常热情、阳光、开朗、风趣。有时他们就好像一对犯罪同伙，形影不离；他们爱我们，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毕竟，当你把五个男孩塞进同一座小房子里，你就能看得出会乱成什么样、能吵成什么样：简直乱成一锅粥。
“你们心里有数。”他大口喘着粗气，胳膊上有一道道划痕，“握手言和吧。现在就握手。”
当然了，他们有时也会打架，大吵大闹。
他们便伸出手。
我提醒自己，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父母也有过不同的生活。
他们握手、道歉，然后又补充道：“是啊，真抱歉，还得和你这种白痴握手！”然后又继续混战成一团，这一次他们会被直接拽到彭妮身边。她正在后院里坐着，身边散落着学生上交的作业。
我们父亲的肚子就如混凝土一般坚硬。
她穿着裙子，赤脚坐在阳光下。“你们俩这一次又干什么坏事了？”她问，“罗里，怎么回事？”
那包含了多少个仰卧起坐啊。
“怎么了？”
是的，那些年，在这里长大的那段日子，我们的爸爸是个相当有看头的男人。他身高中等，看起来不胖，但很结实、肌肉紧致。他的胳膊算不上粗壮，也没有凸起的肌肉，但就像专业运动员那样，每块肌肉都不可小觑。你可以看清他双臂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扭动。
她别有意味地看他一眼。
每次我们五个都会一个个地逃走。
“我的意思是，您想问我什么？”
一个男人带着五个男孩做俯卧撑。
“坐我这儿吧。”她开始往屋里走。“亨利？”
有时我们会和他一起做运动：
“我明白，我明白。”
在后来的光膀子用餐日里（你很快就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记得亲眼看到的他的肌肉块。除了每天在建筑工地干体力活儿，他有时还会——他自己就是这么形容的——去酷刑室，在车库里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他有时也会去举举杠铃，但杠铃不怎么重，重要的是推举的次数。
他已经跪在地上，双手双脚并用，把散落一地的纸张拢起来。
至于我们的父亲，迈克尔·邓巴，克莱还记得他的车子发出的声音——冬日清晨引擎的轰鸣声。天色渐晚才归来。他身上有肌肉劳损、漫长工作日的疲惫以及搬砖工作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她又多看了迈克尔一眼，像个共犯一样眨眨眼。
那两根火柴棍一般的大腿，是属于她的。
“这群该死的小男孩。”
她弹钢琴的时候，他会把脑袋搁在她的腿上。
难怪我后来也整天骂人。
他还记得自己四岁的时候，很害怕竖在那里的那个棕色大家伙。我们每个人都跟那架钢琴打过交道，克莱却觉得它是不属于自己的异物。
还有什么呢？
她的身体纤弱但温暖。
当我们像跳石头般跳过一年又一年，这期间还发生了些什么呢？
男孩的印象里，她的头发有和煦阳光的感觉。
我有没有提过，我们有时会坐在后院的围栏上看早晨赛马场的准备工作？我有没有提过，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直到有一天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让这片马场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他记得我们的母亲双手划过键盘。那双手的方向感格外好——从“M”键到“E”键，直到把“PLEASE MARRY ME”敲出来。
我有没有提过克莱七岁时的那场疯狂四子棋大战？
我们的样子，我们的声音。
或者可以说那局时长超过四小时的“搞麻烦”棋盘游戏大赛？
一是我们的父母，二是我们兄弟几个。
我有没有讲过，那局游戏，彭妮和汤米最终大获全胜，爸爸和克莱拿了第二名，我是第三名，亨利和罗里（他们被迫组成一队）倒数第一？我有没有说过他们俩一直相互埋怨，都在怪对方没有选准落下棋子的位置？
你们也许能猜到，他最初的记忆十分模糊，大概只记得两件事：
至于四子棋大战的结果，这么说吧，几个月之后我们都还没能把所有的棋子凑齐。
她的脸色一片衰败。
“嗨，看看这儿！”我们时不时在走廊或者厨房大喊，“这里居然还有一个！”
那时，她的笑容已经凝滞在脸上。
“去把它捡起来，罗里。”
他们俩谁都不知道的是，克莱很快就会听到全部故事的来龙去脉，就在一切即将终结的时候。
“你倒是自己去捡啊。”
迈克尔微微一笑，说：“一点儿也没错。”
“我才不去呢，那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位干的好事。”
“也不会有你的珀涅罗珀。”
就这样一直吵下去，吵下去。
对于迈克尔而言，他只需要讲有一天自己站在门廊上，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女人，身边摆了一架钢琴。“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件事，”他一本正经地解释，“你和你的兄弟们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吵个没完。
不，现阶段告诉他大部分故事就已经足够了。
克莱记得夏天时彭妮给他们读《伊利亚特》，汤米问我们“萝茜是谁”。我们那天睡得很晚，大家都坐在起居室里，汤米的小脑袋搁在她的大腿上，小脚丫从我双腿间穿过，克莱躺在地板上。
彭妮没有说他们在车库的地板上花了多久纠缠、重击、燃烧彼此。迈克尔也没有讲过艾比·汉利是如何变成艾比·邓巴，又是如何变成艾比·另外的某个男人的。他没跟他讲过当初他是如何把那台旧打字机埋在地下，没讲过读《采矿工》的一个个夜晚，也没讲过他曾一度热爱绘画。他一点儿也没提过那个曾经让他心碎的故事，更没有讲过有时心碎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幸运。
彭妮微微侧过身子，抚摸着汤米的头发。
这些故事几乎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全部。
我告诉他：“傻瓜。萝茜不是人名，是用来形容天空的。”
当然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父母也变成了他们人生故事的编辑。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其他人在看电视，或是在起居室和门廊打闹时，他总是留在厨房里。
这回是克莱在问，彭妮开始认真解释。
面对迈克尔，他会问：“你能给我讲讲月亮和蛇的故事吗，爸爸？”
“那是因为，”她说，“你记得日出和日落时天空会变成橘红色、黄色，有时还会变成红色吗？”
每天晚上，我们其他人都会找借口溜走，而克莱会留下来帮忙洗碗，以此作为听一个故事的交换筹码。他会问彭妮：“你能再给我讲讲维也纳的故事吗？再跟我讲讲双层行军床，或者，要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他的脸埋在一大堆碗碟里，拇指上沾满了肥皂泡沫。“你能给我说说斯大林的雕塑是怎么回事吗？还有，斯大林究竟是谁？”
他在窗台下点了点头。
特别是在我们父母眼中，他就是最特别的那个孩子。这一点我十分确定，因为他很少打闹，几乎不哭，对他们所讲的一切都充满热情。
“好的，当天空变成红色，我们就用‘玫瑰色’这个词来形容那种颜色。马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喻义很棒，不是吗？”克莱微笑起来，彭妮也微微一笑。
正如我之前所说，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汤米又专注地想了想。“赫克托耳也是个用来形容天空颜色的词吗？”
“可千万别让那位显神迹，”她说，我们的父亲站在一边傻笑着，“毕竟我们都知道自己对他做过些什么。”
我受够了，站了起来。“我们五个真的都得留在这儿吗？”
我们还晕乎乎的母亲回应道：
彭妮·邓巴只是大笑起来。
至于那个小男孩，他躺在闷热的产房里，神奇地露出安静的微笑，糊满血渍的小脸蛋一动不动。一位毫不知情的护士走了进来，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开始说起脏话来。她停住脚步，说了句“我主耶稣啊！”。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又开始每天在家踢球，训练的时间很长，而且总是会分出个输赢。克莱并不是特别喜欢踢足球，他参与进来只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玩，我猜这是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必经的一段过程——他们会有意识地去模仿哥哥姐姐。从这点来看，尽管他和我们保持着距离，还是和我们越来越像了。有时我们在家里踢球，总有人会被偷偷捶一下或者用胳膊肘捅一下。亨利和罗里每次都会吵起来——“不是我！”“哦，见鬼了！”——但我却看到实际上动手的人是克莱。这个时候他已经懂得用手肘激烈地推挡，还可以从各个角度发动攻击，很难预料他会在什么时候出手。
鲜血洒了一地，就好像谋杀案的案发现场。
有几次，他承认是自己干的。
产房变成了血泊。
他会说：“嗨，罗里，是我干的。”
那是夏日里一个潮湿闷热的上午，彭妮一边走一边大喊大叫，等他们赶到产科病房，他的小脑袋已经要从她身下冒出来了。与其说他是被生出来的，倒不如说他是被扯出来的，就好像是被空气硬生生拽出来的。
如果他对我说，你肯定猜不到我的忍耐度。
即便这么多年之后，依然难以定论。
你并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
还是为了让他学会去爱，完成伟大成就？
但罗里并不买他的账，毕竟跟亨利打一架要容易多了。
是为了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伤害、受尽羞辱吗？
因为这件事，以及他推搡裁判而被赶出赛场的事，只要涉及体育休闲运动，亨利都是臭名昭著。后来，他又因为犯下了足球运动生涯最大的罪行，被队员们排挤。事情是这样的，中场的时候，经理问他们：
据说，彭妮马上就要生克莱的时候，他们把亨利、罗里和我丢给奇尔曼太太就开车去医院了，结果半道上就差点生了出来；克莱来势凶猛。等克莱长大，彭妮告诉他：这个世界太渴望他的到来了。但她并没有探究为何如此。
“嘿，那些橘子都放哪儿去了？”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张笑脸。
“什么橘子？”
当然了，还有克莱，他早于汤米出生：
“别装疯卖傻，就是那些切好的橘子。”
汤米总是在打喷嚏。
但突然有人注意到了些什么。
亨利的耳朵薄得像纸一样。
“看，那边有一大堆橘子皮！是亨利！是该死的亨利干的！”
关于罗里，是他刚刚出生时皱成一团的小鼻子，以及他睡觉时发出的动静，就好像正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打拳而气喘如牛，但至少他们不用担心他是否在呼吸。
男孩们，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起瞪大了眼睛。
关于我，是我的脚丫。新生婴儿的皱巴巴的小脚丫。
这简直是给郊区的居民抹黑。
他们过去喜欢跟我们讲，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多么有趣，每个人都生来自带他们喜爱的特质：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她的一颗心怦怦地跳着，仿佛随时会从胸腔跳出。
没有否认的必要，他的双手上还残留着铁证。“我只是饿了。”
每次分娩结束，她都无法忍受那种头晕眼花的感觉。
球场离家有六七公里远，我们通常都会搭乘火车。但这次亨利被迫一路走回家，我们也得陪他一起走。每次我们当中有人犯下类似错误，好像都得全员接受惩罚。我们就这样走在王子高速路上。
我们五个人纷纷出场——每个人在这个故事里都有自己演出的部分——我们的父亲在母亲每次分娩时都会守在产房里，我们一出生便会立马被他抱入怀中。彭妮很喜欢讲这些，他每次都紧张地站在旁边，还会在床边哭泣，可又毫不掩饰幸福的笑意。每次上演这一幕时，他从不会因为看到产妇穿着肥大的病号服就退缩，也不害怕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而对彭妮而言，能做到这些就意味着一切。
“话说回来，你干吗那样推裁判啊？”我开口问道。
克莱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我们面前的这个克莱的呢？
“他老是踩我的脚——他穿的鞋子上带了钢钉。”
曾经，在邓巴家族中，有这么五兄弟，但在我们五个人里，四弟是最棒的一个，他身上有很多特质。
罗里又开口发问：“那你为什么要把橘子都吃光呢？”
其实也很简单，但这简单内部又有千万条脉络：
“当然是因为这样一来，你们也得走回去了啊，蠢货。”
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儿子、一个邓巴家的男人，这一生究竟是怎样拉开序幕的呢？
迈克尔说：“喂，打住！”
关于他，我们要怎样描述？
“哦，行吧，抱歉！”
现在让我们跳出那个场景，好好看看克莱。
说完抱歉，他没再说什么找打的话，我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但很快我们的一切就即将分崩离析。过了一会儿，亨利就在下水道旁吐个不停，彭妮跪在他身旁，父亲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两个血肉模糊的男孩。
“我想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吧。”
一只像体操运动员一般扭动的金鱼。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呢？
一只坏脾气的鸟。
我们只是一群邓巴男孩，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就是这样，他们长大了，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