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天去学校，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又一次回到家中，生活还要继续，也确实照常继续着。迈克尔陪她熬夜，帮她检查写好的作业。她被分配到了海普诺高中实习。这是这个镇上学生最难搞定的一所高中。
“他们把我生吞活剥了。”
地产中介留下卖房广告的时候可不会提到这些。
第二天，情况更糟：
打字机，蛇和月亮。
“今天他们把我嚼碎又吐了出来。”
他找来三卷塑料布，结实、顺滑，然后把打字机包了起来，胶带十分干净，包好后还可以看清里面的按键——首先能看到左上角的Q和W，然后是中间部位的F、G、H和J——在小镇上这个像废弃的后院一样的街区，在这个有一定年份的后院里，他把打字机放在地上，接着埋进了土里：
有时当她彻底失控时——那时她不仅控制不了他们，连自己都无力掌控——她会大喊出来，然后这群孩子就会给她送上致命一击。有一次她差点爆发，大喊了一声“安静！”，又低声嘀咕着“一帮兔崽子”，然后整个教室便哄然大笑起来。那种嘲笑像是少男少女们对她的嘲弄。
回到屋里，他最后一次在雷明顿打字机旁逗留了一会儿。
但我们对彭妮·邓巴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她也许瘦小、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她在“适应环境”这方面算得上是位专家。整个午餐时间她都待在教室里——她负责看管那些被罚课后留堂的学生，被他们称作“无聊的女王”。她不时会用沉默来对付他们。
不管出于何种缘由，他就是感觉应该这么做。他走进后院的棚屋，找到了之前就用过的那把旧铁锹，又在那条狗和那条蛇的左边挖了个洞。
结果，她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坚持到老师－学生对峙期结束的实习生，他们给她提供了一份全职教职。
“我确定。”他突然想到，“事实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她彻底离开了清洁工这个行当。
“你确定吗？”
她从前的工友们带她出去喝酒。
她问他是否要把打字机带回家，而他说打字机已经有它的归宿了。
第二天，迈克尔陪她蹲在马桶旁。他抚着她的后背，安慰道：
后来，他们坐在了老房子里的那个桌子旁，桌子上还摆着她那副蓝色边框眼镜和那台打字机。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想是否应该往打字机里塞上一张白纸，然后敲上几行字。但他并未付诸行动，就只是凝视着它。彭妮端来了茶，他们喝完茶，在镇上走了走，从后面的斑克木丛又绕了回来。
“吐出来的这些都是自由放纵的代价吧？”
“抱歉，医生。”
她又吐了一会儿，忍不住抽泣，但又大笑起来。
“抱歉，孩子。”
第二年年初，一天下午，迈克尔去接她下班回家。他看到她身边围了三个大块头的男孩，浑身臭汗、头发参差不齐，胳膊在空中四下挥舞。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要从车里冲出去，但他看到她正拿着一本《荷马史诗》，大声朗读书中的片段，而且肯定是某个阴森可怖的片段，因为男孩子们都一脸怪相，发出怪叫。
他们当然马上开车回到了羽毛镇，迈克尔知道与彭妮相比，他已经很幸运了。在这儿，他们至少还可以站在教堂里，在她的棺木旁哭泣。他还可以转过身面对那位已经退休的老医生，盯着他的领带，仿佛那是座早已停摆的钟表。
她穿了一件薄荷色的连衣裙。
重重地敲下最后一个句号。
当她意识到迈克尔已经停好车，便一下合上书。所有男孩起身给她让路，嘴里说着“再见了，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老师”。她弯腰钻进车里。
最后一次，致命的词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并非如此。
“看起来，她打完了信，摘下眼镜，低下头趴在雷明顿打字机旁，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他这样说明着情况，虽然十分悲伤心痛，但又有种别样的美感：
有时候，他出门上班前，会听到她在洗手间自言自语，可能是遇到了很难熬过去的状况。他会问“这次又是哪个男孩让你生气了？”——这份工作已经变成了与最难管教的学生之间的对抗，每次都是一对一的拉力赛。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小时，有时候可能要花费好几个月，但最后她总是能将对方降服。有些孩子甚至开始反过来保护她。如果其他调皮的孩子瞎捣乱，他们就会被带到厕所，被压到水槽里狠狠教训一顿。他们会说不要给彭妮·邓巴添乱。
她是在餐厅的桌子旁去世的，极有可能是深夜时分，刚刚打完给朋友的一封信。
从很多方面来看，ESL这个课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她的学生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孩子母语就是英语，但却连一段话都不会读——这些孩子也往往就是那些脾气最暴躁、最愤怒的学生。
有关阿黛尔。
她会和他们一起坐在窗边。
彭妮去大学读书的第三年，一天，阿尔切街十八号这座房子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是魏因劳奇先生打来的。
她从家里带了一副节拍器到学校。
这一切都和那头骡子息息相关。
孩子们瞪着眼睛，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因此，我恳求你，拜托你一定要记得。
遇到这种问题，彭妮只是简单地答复：
最后，这个地方最古怪之处，就在于那时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好几块荒地，你只要知道大致的方向，就能发现很多荒地。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这样的荒地蕴藏着更深刻的含义——其中一块就在火车干线附近。当然了，环绕地也算是一块荒地，博恩巴洛公园废弃的跑道也是——但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块。
“帮你抓住阅读的节拍。”
透过后院围栏的缝隙，他们总是可以看到活生生的马驹。他们也喜欢赛马区其他古怪的现象——下午常有男人或女人走到马路中央，举着一个示意停车的路牌来拦住过往的车辆。在他们身后，会有一位马夫牵着一匹马穿过马路。而到了第二天，押在轩尼诗身上的赌注就会变成十比一。
终于有一天，该来的还是来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他们一起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
在当老师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晚上，她回家时手里拿了一根验孕棒。这一次，他们确实出去庆祝了一场，但是是等到上完一周的班、到了周末才出去的。
一半活了下来，另一半枯死了。
第二天，他们像往常一样继续去上班：
他们在花园里埋下种子。
迈克尔继续倾倒并搅拌水泥。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他告诉了工地上的几个工友，他们纷纷停下工作和他握手表示祝贺。
有些人在这种情形下会用香槟庆祝，或者是出去找一家上好的餐厅犒劳自己一顿，但这一回，彭妮只是坐在那里，把头斜倚在迈克尔身上，又读了一遍录取信。
彭妮继续在海普诺高中授课，这次要对付的是一个好斗却长得很俊美的男孩。
他看着信封上的徽章和信纸上的抬头。
她和他一起在窗边读书。
他在靠她很近的地方坐下来。
节拍器嘀嗒作响。
“怎么样？”
星期六，他们去歌剧院里的那间豪华餐厅用了餐。他们站在了台阶的最上面。那座伟大而又古老的悉尼大桥横跨海上，轮渡不停进出海港。下午三点，他们走出歌剧院，看见一艘船停靠在码头，成群的行人走在滨海大道上，不断有人举起相机，露出微笑。在剧院的落地窗前，出现了迈克尔和彭妮·邓巴——在悉尼歌剧院最低一层的台阶上，出现了五个男孩，就这样站在那儿……很快，他们就走下台阶，与我们相会。
她给大学投递了入学申请，同时下定决心，在上学期间也要坚持在晚上做兼职清洁工——打扫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办公室——很快她就收到了录取信。迈克尔在厨房的桌子旁找到了她。多年之后，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上，他站在那里，遭遇到了一头骡子的审视和盘问。
我们就这样一起走出去——穿过涌动熙攘的人群和他们聊天的声音，穿过这座烈日笼罩的城市。
她选择了ESL老师。
死神前来，与我们同行。
“哦，老天啊……”
[1]此处为波兰语。
“Przepraszam？”
[2]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一种传统乐器。
“护照呢？”
[3]琴键上的字母拼起来意为：珀涅罗珀·莱西尤斯科，请嫁给我。——编注
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热气。
[4]“心”在英文中拼写为“heart”，罗里在前一句里故意写成了“hart”。
室内的停机坪。
[5]户外运动品牌。——编注
也许是当年那段记忆使她做出了选择：
[6]向英语为非母语的人教授英文。
迈克尔还是去工地干活，双手永远沾满粉尘。彭妮一直坚持做清洁工，并一直自学英语，直到天边泛白。她开始考虑换一份不同职业的工作，但却在两个任课领域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是音乐老师；另一个就是ESL老师。
[7]此处为波兰语。
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他们当然会买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