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来说，麦卡恩不会关心别人给我送来了什么东西。
听起来很像是麦卡恩。
“很好，”我说，“我会让他知道我本周都会在办公室。谢谢你。”
孩子极力往他的西装里缩，我等着他出来。“嗯，”他最后说，“大概，快五十岁了吧？五英尺十英寸高，普通身材。黑头发，有些卷，还有些发白。脸上有胡楂。”
孩子满怀希望地盘桓着，等着我拍拍他的脑袋。“我会告诉警探奥鲁尔克你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说，“再见。”
“谢谢你，”我说，“那个觉得我在外面的家伙长什么样？”
他溜走了。斯蒂夫说：“哪个家伙觉得你出去了？”
“这、这、这些，”孩子说着把箱子放在我的椅子旁，然后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还有这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来。
“想中途拦下这些东西的人。”我说，听上去有些多疑，但我不在乎，“麦卡恩，听起来有些像他。”
那孩子又出现了，拖着一只纸箱，这箱子可能比他自己还要沉。斯蒂夫靠在他那半张桌子上，扒拉着文件，装作没有看到他。
我看到斯蒂夫陷入和我一样的担心。“布雷斯林不知道我们正在调查爱斯琳的父亲。”
“爱斯琳爸爸的文件。不要声张。”
“没错。麦卡恩不是特意在找这个，他想要这个只是因为这东西被送了过来。”
“怎么了？”斯蒂夫问。
斯蒂夫说：“布雷斯林马上就要回来了。你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吗？”
他随即消失了。斯蒂夫从白色书写板前转过头来时，我和他对视了一下，扭动一下脑袋，示意“过来这边”。似乎没有一个助手注意到，但我可不会指望没人准备泄密。
“真该死。”这不会有任何好处——如果布雷斯林回来，看到我们不在，有人就会告诉他，我们俩拖着一大箱资料出去了。而且，这里是我的专案室，我可不想慌慌张张地把什么东西往衣橱里面藏。“我们快点读一读吧。”
“我现在回来了，”我说，“把东西给我吧。”
我已经把信封拆开了。斯蒂夫把椅子拉到我这边来，同时一边在看手机上的信息，漫不经心，表明这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他在两张桌子之间慢慢向我走来，仿佛以为有人会半路给他来一个夹头摔。“警探奥鲁尔克让我来的，好像是失踪人口组吧？抱歉耽搁久了一点，实际上，我在楼下等了有一会儿了，不过有个家伙——唔，我是说，另外一个警探——他告诉我说你出去了。他说让我把东西交给他，但警探奥鲁尔克说只能交给你，所以我就只好等着，后来我想我应该进来看看，万一你在这里——”
字条上写着：嘿，康韦，这是你那个失踪的家伙的文件。作为朋友，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别多管闲事，好吗？如果你发现任何你看不惯的事情，把大嘴巴闭上。不过我在这个案子上花了一些功夫，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奥鲁尔克。
“是我。”
“哈？”斯蒂夫说，“让你把大嘴巴闭上是什么意思？”
我正准备叫斯蒂夫过来看一下——他正站在白色书写板前——这时一个有一头蓬松金发、瘦骨嶙峋、穿着一套破烂西装的孩子在专案室门口探着头。“嗯，”他说，“康韦警探？”
“不清楚。”我把信放进口袋里，准备一会儿带到碎纸机那里处理掉。“也许等会儿我们看完那批资料，就明白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罗里受不得羞辱，如果他去求爱斯琳帮忙，却被她羞辱，那么他内心的绿巨人[4]就足以撕开他彬彬有礼的外表。
我们开始读那些初始报告，我同时留意办公室里有哪个助手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表现出兴趣。当时负责的警探叫菲尼，在失踪人口组时，我曾在一些旧档案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但在我到组里之前，他就已经退休了，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需要内部资料，我们就只能指望加里了。
罗里的财务状况要比爱斯琳复杂，因为他的书店，而且远不及她健康。没什么可疑的内容——如果真的有黑帮歹徒涉嫌其中，他们也不会通过在任我行书店洗钱，就为了折腾我们——不过他的生意很难保证收支平衡：在罗里执掌的这五年里，销售额总共降低了三分之一，所以他不得不让一些兼职员工走人，他的薪水跟快餐店员比起来都显得格外寒碜。布雷斯林说得一点没错，在派斯多吃顿饭，确实会动摇他个人的经济基础。
1998年，德斯蒙德·约瑟夫·默里斯三十三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住在格雷斯通斯，工作区域是都柏林市中心区周边。文件中的照片显示他是个瘦小的男人，中等身高，整齐的棕色头发，笑得很和善，不过有些不对称。我在爱斯琳的相册里几乎没有看到他。我过于专注地盯着爱斯琳，希望她的形象可以触发我的记忆，却错过了一些近在眼前的东西。
爱斯琳账户的进账和出账都有据可循。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露西说中了，爱斯琳手里有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从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也就是2006年，她就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她的大部分薪水都直接打了进来。最近几年她减少了储蓄，在时髦服装网站上花了不少钱，但还有三万多英镑的结余。她没有负任何债务——格雷斯通斯的房屋够她在斯托尼巴特尔买房子，还买下了一辆破烂的二手POLO汽车，她的信用卡都是直接用借记卡还清的。如果她想出去旅行，或者是上大学，完全能实现。她还有足够的能力把钱借给别人，如果有人向她张口的话。
里面有一张全家福。妻子个子小小的，深色皮肤，衣着整洁，长得很好——可以说非常好看，大眼睛，噘着嘴，一副无助的样子，让我看了想吐。爱斯琳也在里面，发辫扎得太紧，咧着嘴大笑，依偎在她父亲的臂膀中。
加夫尼列完了爱斯琳上过的晚课清单——若不是我心情好，看了这个单子一定会让我沮丧得如堕地狱：爱斯琳真的在一个叫“重塑你自己！”（带着感叹号）的课上花了真金白银，还有一个葡萄酒鉴赏课程，以及一个叫“忙忙宝妈不慌张训练班”——他还打了一圈电话，要了学生名单。我把财务资料从他手里拿来，趁着布雷斯林还没有回来盯着我，检查其中是否有异常。
“你知道他让我想起谁了吗？咱们的罗里。”
斯蒂夫也明白过来：他在打电话，催那个在电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快马加鞭，尽快拿到那个未实名注册的电话的完整记录。我们本来可以去外面，去访问证人，消耗掉这股躁动，不过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不想错过布雷斯林。
我把照片歪到我这边来。他说得没错，他们其实长得并不像，但确实属于同一个类型。“该死，”我说，“这都是什么该死的老套路。这个愚蠢的女人究竟有多想给自己找一个爹？”
三四点钟的时候，办公室里的气氛通常会有些萎靡，和其他办公室一样，但今天却持续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办公室本身，我们都想证明自己够得上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这种情绪来自领导，而那种挑战的勇气在我心里嗡嗡盘旋，就像个坏坏的情人，每次浮上来，同时发出威胁和召唤，使我心跳加速。那邪恶的笑让我全力工作，细细梳理完报告以后，我仍干劲十足，在办公室里四处走动，在白色书写板上添上新的素材，内幕消息来电单——某个匿名人很肯定地说，他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上见过爱斯琳，她负责处理故障，听上去不怎么可信，不过反正可以让网络犯罪组的“幸运”的伙伴们活动活动筋骨。我检查助手们的工作，跟他们说“做得好”和“试试这个”之类的话——如果我乐意，管理方面我也很在行。我和克勒格尔说了个笑话，告诉斯坦顿和迪齐他们访问爱斯琳同事的工作做得有多了不起。布雷斯林会以我为骄傲的。想到他——他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我又躁动起来。
“她尽力了，至少你得承认她这个优点。”
我呆呆地坐着，十分不安。每隔几分钟我就扭头去看看斯蒂夫，他就像个学生一样懒散地伏在桌边，手指抓着自己橘色的头发，皱着眉头盯着自己面前旋涡般的一大堆材料，我看不出发生了什么。有好几次我差点张嘴问他：如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但每一次，我都闭上了嘴巴，继续工作。
云层开始变厚，使得照在窗户上的光线上下移动，专案室里感觉情势不妙，风雨飘摇，仿佛一条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起伏的船，或者是一栋修建在孤岛上的房屋，眼看着风暴将至。什么东西——也许是光线，或者是斯蒂夫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逐渐消散，在抵达墙壁之前便化为虚无——什么东西突然之间让这些词语变得十分悲伤。我不想承认爱斯琳有任何优点，我也不想关心她的任何事情，除了出于基本的职业尊严以外。可就在那一刻，和她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沉重而悲伤，让你的心情如同一只沙袋，迅速坠向谷底。
对我来说这些选项听起来都不怎么样。我喜欢这次追捕，每一秒都喜欢。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被看成坏人，但我知道一旦我们真正抓住猎物，它很可能会变成陷阱，令我们万劫不复。
我说：“我怎么觉得并不重要。继续看。”
你的第六个选项，是自己去找一个记者。这个人一定要胆大如斗，并且不介意下半辈子每两天就会被抓一次酒驾，自己的秘密满天飞。
2月5日下午，刚过三点，德斯蒙德离开家，开着出租车，沿着他周四惯常的路线：去学校接九岁的女儿爱斯琳，把她送回家，然后去都柏林工作，直到凌晨一点左右主要场所都打烊，人群渐渐消散。他按照计划，接到了爱斯琳，并把她送到学校。这是他的家人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你的第五个选项，是抛出一些暗示，并且参与进去。也许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也许你只是想从对方手里拿一点回扣，以换取你闭口不言。我对钱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出卖自己，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那么喜欢，不会为此跟一个已经证明靠不住的人渣捆绑到一起。
凌晨四点左右，他的妻子伊芙琳醒了过来，意识到她的丈夫不在家，开始担心。德斯蒙德带了手机，但并没有接听；六点钟的时候，她给他工作的出租车公司打了电话，但他也没有回应公司的广播问话。上午十点，她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最初的报告是“报案人十分焦虑”，实际意思是“报案人他妈的吓坏了”。当地警察检查了医院和车站，一无所获，然后告诉她德斯蒙德可能是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到晚上可能就会回家。而当他晚上也没回家时，报案人万分焦虑，不得不把医生叫到家里，给她开了镇静剂。她们给失踪人口组报了案。
你的第四个选项，是去找你的头儿，他估计会像个睿智的父亲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嘱咐你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让你在选项二和三之间做选择。鉴于我和奥凯利的关系，以及奥凯利和布雷斯林之间的情谊，我会直接决定——即便我真的渴望一个“老爸”能来帮帮我——这个选项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符合露西讲的过程。”他从纸箱里拿出厚厚一摞布满灰尘的资料，分了一半给我，又回到自己那一头。
你的第三选项，是去找这个家伙谈谈心，告诉他应该收手，不管是为了良心、职业生涯、家庭或者别的什么事情着想。也许这个办法也能奏效。如果我跑过去冲着布雷斯林摇着手指让他收手，跟他说他真是胆大妄为，我立刻就能想见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如果我没有在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当中淹死，我余下的职业生涯应该都会过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目前为止是这样，”我说，“记住，要快。”
你的第二选项，也就是你本来应该选的那一个，是去拜访内务部。我从没这样做过。我听说这个部门有时能把事情料理好。也许有时候它能够把事情摆平，而且消息没有传开，让你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放射性废物，你下半辈子也不用内疚自己是个告密者。
斯蒂夫开始略读。我把脚放在了桌子上，迅速而小心地越过资料，环视了房间四周，没有助手往我们这边看，所有人都在认真工作，在不安的光线下，像小学生一样专心致志。
如果你抓到其他警察违反规则或法律，或者都违反了，你的第一选项就是把嘴闭上。几乎所有人碰到像清查交通罚单或者进行私人背景调查这样的小事都会这么做：你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不值得为此卷进麻烦，况且早晚你自己也需要别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关照你。但即便我们想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几乎没有把握是否要这样做——这一次好像也不容易办到，如果我们发现的任何线索都和我们手上的这个谋杀案纠缠不清的话，就不会容易。
伊芙琳在笔录中声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青梅竹马的爱情，似乎可以天长地久。资料中满是他是怎样每天都给她带红玫瑰、每天说她是他这一辈子的最爱这样的甜蜜细节。这在我听来就是胡说八道，不过邻居也没有反驳她——没有人听到过他们吵架，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情。财务记录也很清白：德斯蒙德和伊芙琳算不上富裕，不过不至于破产。双方父母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资产，用来偿还默里斯家的大部分贷款，以及支付德斯蒙德出租车执照的费用——那时，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大概要十万英镑。他们没有其他债务，近期的账目上也没有可疑的大笔存款，也没有奇怪的取款记录，说明没有人沉迷于可卡因，或者是在彩票投注站流连。德斯蒙德并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犯罪记录——超速和非法停车的记录当然有，出租车司机一般都有。他的朋友们说他是个乐观的家伙，外向、工作努力且热爱工作，没什么敌人，也不是会给自己树敌的那一类人。他们对于德斯蒙德婚姻的看法倒和伊芙琳并不相符——按照他们的说法，伊芙琳把德斯[5]当成了犯人，她自己什么都不做，但只要德斯去做了什么时不带上她，她就会哭上一整天，一旦德斯没能及时接电话就会惊慌失措——不过没有人听德斯说过想离开她之类的话，尽管他们都认为他现在只是为了孩子才留在家里，等到孩子长大那一天，他也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这样来看，这个案子似乎并不足以成为一桩悬案。我在表格最下面看到了加里的签名，跟我熟悉的那个相比，这个笔迹倒是显得更整洁，也更年轻。
但我要说清楚：我知道，而且斯蒂夫不是傻子，他应该也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做的是跪地祈祷，罗里·法伦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倘若我们证明了布雷斯林身上不干净，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爱斯琳的笔录，”斯蒂夫说，“看。”
斯蒂夫瞥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吓了我一跳。在那个瞬间，我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但他摇了摇头，又开始用笔画过一行电话号码。
签名是工整的、圆润的儿童字体。失踪的那一天，在回家路上，德斯蒙德和爱斯琳并没有说太多话。当时她有一项家庭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完成，担心如果没办法完成会有麻烦，所以一路上她都在想这个。她没注意到爸爸有什么古怪之处，不过听上去她似乎也根本察觉不到。唯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告别。当他在家门前停下车，她打开门从车里出来时，他告诉她自己爱她，嘱咐她要乖，一如往常；不过然后他把她拉到怀里，给了她一个拥抱——他们以前并不会这样——并且告诉她要照顾好妈妈。他一直看着她往家门口走去，挥着手，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她关上家门。
“棒极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足以让他爆发的压力。”
“你的答案就在这里了，”斯蒂夫说，“这家伙跑路了。”
“别担心，”斯蒂夫又埋头看资料堆，“在我的幻想当中，我是个超级侦探，所有的案子都能迎刃而解。”
“是的，没错。所以剩下的这一大堆是怎么回事？”我朝资料箱点了点头，里面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资料。我本来期望资料可以到此为止。一个成年男人，没理由自杀，没有精神病史，没有敌人，向他的孩子做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告别：通常情况下，这个故事只能在媒体最后一条消息的位置上发表，并且做出推断，他失踪是因为自己离家出走，并且会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回到家里，或者也许不会回来。
一拳过去头骨撞在石头上，这个场景在我们两个的头脑中闪现。斯蒂夫是对的，很难想象罗里就是那个出拳的人，但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希望这件事情是他所为。“这就是为何我让你不要再扯那些假设的废话，”我说，“胡思乱想，有害健康。”
只是失踪人口组没有在这里停止调查。他们获取了德斯蒙德的通话记录——用了几周，当时的手机业务并没有普及，警探们跟电信公司没有接触，所以他们只能去浏览官方信息——追踪了他在几个月内的联系人。大多数号码都是他的同事，以及常拉的乘客，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德斯蒙德约车，而不是找调度中心。而在德斯蒙德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全都可以说明自己在什么地方。
“不，不，不，”我把椅子拉向我坐的那一头的桌子边——在C专案室，就连椅子下面的轮子都是好用的，“你听过罗里说话，这家伙一辈子做过的最激烈的事情都是内心戏。像他这样的人，你不能靠眼睛所见来评判他。我们不知道他心里一直在鼓捣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常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内心所想的生活，如同一头困兽，在笼子里挣扎。当压力累积，迟早都会达到一个限度，然后砰的一声爆发了。”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让他们去调查这些。和其他部门一样，失踪人口组也常年缺人手；通常他们都会忙于解决孩子抚养权引发的纠纷，或是寻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四处游荡的老奶奶，无暇顾及中年危机问题。我说：“他们这么查这个案子，你觉得奇怪吗？”
“能倒是能，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会让他崩溃的确切原因。而且即便我们找得到，罗里此前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记录。打出那样恶狠狠的一拳，并没有那么容易。对一个从九岁开始就没碰过别人、还让自己的哥哥们担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更像是一个经常这样做的人能干出的事情。”
斯蒂夫说：“他们查得可真他妈的仔细。”
“这件事不管是谁干的都挺疯狂，”我说，“他崩溃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不需要去找金刚[3]那样的大块头，罗里也能办到，没什么问题。”
“是的，调查他的乘客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这种工作方法像在调查谋杀案。”
“你觉得罗里会做那样的事吗？”斯蒂夫问，“这一挥拳确实有点疯狂，没错。但他那么喜欢她，还会那样吗？”
“如果德斯·默里斯涉嫌黑帮犯罪活动，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他们也会跟进。有可能他背着什么债务，然后有人在他的脑袋后面开了两个洞，把他扔到深山老林里面了。”
他把声音压低了。他说得没错：布雷斯林一口咬定是过失杀人。也许这对罗里·法伦更加适合，而布雷斯林想把这个案子安在罗里身上，这样大家都好办。也许他很清楚这并不是过失杀人，但他觉得我们也会偏爱这样一个故事。“没错，”我说，“那我们就看看，他对谋杀版本的剧情怎么看。”
“我没有看到任何跟黑帮有关的信息。你呢？”
“而布雷斯林乐意最后判为过失杀人。”
斯蒂夫摇了摇头。“我也没有。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没把这方面的信息放到文件里去。”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是过失。”大家都会跌倒，然后爬起来还击；没有人预料到这样就可以杀掉一个人。但如果你在某人的后脑靠着锋利的石头边缘时给她一拳，你大概就需要点勇气，才能声称你以为她还能起身离开。
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菲尼当时不想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团伙犯罪组处理，他会把有关黑帮犯罪的线索留在自己手里，就和我们一样。我说：“继续读。”
“这不是过失杀人。”他说。
德斯·默里斯的出租车出现在邓莱里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这样一来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几分——邓莱里有一条长长的码头，很方便——但车里并没有留下字条。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被抢劫的痕迹：车里还有三十四英镑，与计程器上记录的下午的车费相符，都藏在变速杆下面。如果德斯要跑路，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留给老婆和孩子。
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
举报热线电话响了。斯坦顿冲过去接了，听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爱斯琳昨天晚上没在沃特福德的一个俱乐部点过一杯伏特加和一杯无糖可乐，原因是她已经死了，不过还是感谢来电。几个助手埋头看着桌子，边听边乐。没有人抬头看。
“很高兴能够听到这样的推论，它与事实是如此吻合。为此我乐意宽恕更为严重的罪过，”库珀说，“重新写好的报告会尽快送到你手上，我祝你有足够好的运气，能够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然后他挂了电话。
“哇哦！”斯蒂夫说——声音很轻，但他声音里传递的信息让我抬起了头。“有情况了。”
我立即也冲斯蒂夫扬了扬眉毛：这听上去像是罗里·法伦干的。“抱歉又要让你重写报告了。”我说。库珀医生坚持手写报告：我们无人有办法邀请他来到21世纪，所以我们的助手还得把他的报告打出来。
我把脚从桌子上拿开，把椅子转到了他的一边。“我们看看。”
“嗯，”库珀说，同时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鉴于这个新的推断，我得修正我对被害人力量水平的估计。如果重击发生在被害人后脑已经撞到石壁之后——而不是在她站立时，可以这样说——那么要造成同样的损伤需要的力量就小得多。一定的力量仍是必需的，但任何健康的成年人，只需具备普通的肌肉水平便足以办到。”
这是关于德斯蒙德·默里斯另一位联系人的报告。注册号码的是一个叫瓦妮莎·奥肖内西的女人，不过警探花了点时间才找到她。报告上说这是因为她已经出国了，2月6日，她坐船去了英国。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花大价钱雇我来。”斯蒂夫做了个“嘿！”的口型，指了指自己。我举起手掌，冲他笑了笑：我也没办法，哥们儿，无奈啊。
“哦对了，”我说，“这肯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轮渡从邓莱里出发去了英国。
“啊，”库珀似乎很想欣赏这个想法，“有意思，有这个可能，绝对有。不同凡响啊，康韦警探。”
斯蒂夫弹了弹那页纸：关于瓦妮莎·奥肖内西的报告。我们迅速看了起来。
我问道：“两次受伤的顺序是否可能反过来呢？凶手先推了我们的被害人，而不是打她一拳，她向后跌倒，脑袋撞到了壁炉上，不过并不严重。等她倒下晕了过去，他又朝她脸上打了一拳？”
她二十八岁，是一位牙科护士，住在都柏林，跟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合租。照片上她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红发女人，笑起来俏皮活泼——远远没有伊芙琳漂亮，不过我敢打赌和瓦妮莎相处一定会更欢乐。差不多在德斯蒙德失踪前两年，她开始在每周日下午给他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按照她室友的说法，他开车载她去探望过她的妈妈，她妈妈得了帕金森症，住在西都柏林某个地方的养老院，那地方没通公交车，他们商量好了定期去。而来自电信公司的短信记录，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嘿，德斯，我是瓦妮莎，只是确认一下你下午三点有时间吧？嘿，瓦妮莎，没问题，我在老地方等你，一会儿见。
斯蒂夫把他的笔记本递了过来。他差不多是我认识的警察中唯一一个字迹可以辨认的人——写得还不错，字迹清晰，有很多老式的卷曲和破折号。我想他在业余时间一定会练字。上面写的是：或许，一开始推了一把，在她倒下的时候又打了一拳？
几个月之后，电话和短信开始变得频繁——一周两次、三次，直到几乎每天一次。室友们说是因为瓦妮莎的妈妈病情加重了，所以瓦妮莎需要更频繁地去看望她。而短信里依旧没有什么罪证。嘿，明晚七点，没有变化吧？以及是的，没问题，我会在七点准备好的。短信中有奇怪的笑脸，不过再没有其他更亲密的内容。
“嗯，”库珀说，斯蒂夫正在笔记本中写着什么。“这都有可能。凶手可能把她的头抬了起来，检查她的生命迹象，或者是她自己想要起身，但最后只能抬起头。我比较倾向于最初的损伤导致她失去了意识——有一些薄壁内出血，这通常会立即导致神经受损——不过有可能在死亡之前她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都是公事公办。”斯蒂夫说。
我说：“在被害人倒下之后，要么是她抬起了头，但又倒了下去，要么就是凶手又撞了她一下。”
“不管如何，都有可能吧。他老婆知道他有手机，而且听上去她也是会检查手机的那种女人。”
“先别激动，警探，”库珀说，“二次损伤是很微小的——一个轻微的挫伤。除此之外，它和第一次的创伤完全一样：直线、两英寸长，由直角物体的边缘造成。两次创伤的痕迹是平行的，相隔大概四分之一英寸，这也就说明了为何第二次损伤在现场没有被立刻发现。”他听上去似乎因为这个伤痕差点没被他发现有些恼火。
1月2日，在德斯·默里斯失踪前五周，瓦妮莎的妈妈去世了。葬礼过后，她告诉自己的室友和老板，她要辞掉工作，搬去英国，开始全新的生活。所以在2月6日她就离开了，而德斯也失踪了。
“哇哦，”我说，“二次损伤？”斯蒂夫的眉毛扬了起来，我挪动椅子，靠到了他的身边，打开免提，放了根手指在嘴唇上。库珀还没有确定斯蒂夫是什么样的人，斯蒂夫说错一个词，就有可能会让他终止这次对话。我感受到一股胜利的震颤，怪异而愚蠢的，像是一个坏女孩看到她的金发小弟弟惹上了麻烦，而她破天荒地得到了赞扬。我把这股情绪压了下去。
养老院的报告表明瓦妮莎的妈妈死得很突然，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病情并没有出现恶化。而瓦妮莎前来看望她的频率从未超过一周两次。失踪人口组打电话，请求在英国的同事提供支援，后者发现了德斯蒙德·默里斯在利物浦提交的出租车执照申请。然后他们又打电话给在利物浦的同事，去了默里斯所在的地方，查明他还活着，情况不错，跟瓦妮莎·奥肖内西同居。文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难讲。硬膜外血肿可以在几分钟内置人于死地，或者是几小时。鉴于伤势严重，我估计这一进程应当是相当快的。不过，要说具体有多快，没办法知道。不过有一个可能的参照指标，就是颅骨右后侧的二次损伤。”
“想不到啊，真是没想到，”我说，“有些男人跟自己的妻子过腻了，就会跑出去换个新的。没有黑帮什么事。跟我们的案子也没有关系，反正据我所见是这样的。”
“被害人挨了一拳，向后倒下，脑袋撞在了壁炉外壁，”我说，“她的死亡过程大约持续了多长时间？”
斯蒂夫说：“可是失踪人口组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家属呢？关于这些，爱斯琳一无所知。为什么当时他们连伊芙琳都没有告诉呢？”
“不过，这些创伤，”库珀说，“并不是致命的。致命伤在颅骨右后侧位置。这个创伤呈直线，大约有二点五英寸长，是由带尖锐直角的物体造成的，和被害人被发现时所在的壁炉外壁形状相符。这一打击造成严重颅骨骨折，进而导致硬膜外血肿。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医疗措施，颅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死亡。”
如果你追踪到了失踪的人，而他本人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你就应该把嘴闭上。不过，通常情况下，你要确保家人大概理解意思，某个小伙子去做了男妓，而他母亲深信是连环杀手把儿子杀了，于是她给自己注射了过量安定，你可不想因为这个良心不安。这类案件本来应该有措辞严谨的暗示——显然，我们无法透露调查的具体细节，默里斯夫人，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会邀请你去辨认某具尸体……出于某些原因，菲尼和他的手下们并没有做这一步。
我用嘴巴朝斯蒂夫默示：是一个健壮男子。他抬起眉毛示意我：你觉得那会是罗里吗？
“除非，”斯蒂夫说，“除非这里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而警探们希望可以保护这个家庭。”
“至于确凿的证据，大部分尸检项目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意料之外的信息。被害人健康状况很好，在周六晚上之前身上并没有任何旧伤的痕迹，也没有证据表明最近有过性行为，没有处在怀孕状态，也没有生过孩子。”库珀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用的信息了，“正如我在现场提出的，她总共有两组创伤：其一是面部，其二是颅骨后侧。面部创伤的痕迹与被拳击的痕迹一致。这一拳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所造成的伤害的强度：被害人的下颌骨折断，两颗左下门牙也几乎完全折断。这显然需要相当大的力量。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一拳来自一个体重及力量都在标准水平以上的男子。”
“或者他们已经告诉了他妻子，只是她没有告诉自己的孩子。”
“正好你可以换换脑子，”我说，冲斯蒂夫也做了一个鬼脸。库珀那边发出一阵噪声，可能是一阵笑声。
“十五年都没有告诉？即便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即便她已经因为想要知道自己的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而濒临崩溃？”
“我想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假设和可能’。”库珀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蔑视，仿佛我说了什么脏话，“我怕是不擅长做这个。”
我耸耸肩。“人是很奇怪的，你也听到露西说的话了：爱斯琳的母亲为自己丈夫的出走感到羞愧。也许她只是太过羞愧，所以无法告诉女儿原因。”
“还不坏。我们有一个嫌疑很大的人，我需要更多的确凿的证据，少一些‘假设和可能’。”斯蒂夫冲我做了个鬼脸，“你能帮我一下吗？”
斯蒂夫舔了舔手指，然后迅速回去翻动自己的那一摞资料，不时从里面抽出一两张，放在桌子上。“不，你朋友不是还给了你一张字条，说什么多管闲事的？这就是他说的意思：警探们并没有告知家属，而如果你觉得他们本应告知，别声张。”
“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调查进行得一定很顺利吧？”
“我确实觉得他们应当告诉家属，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省下不少时间，也让我们少点麻烦。”
这是在提示我要为昨天没有及时赶到现场道歉。“是我们对不起你，”我朝斯蒂夫打了个响指，“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库珀医生。”
斯蒂夫抬头看了一眼。“他们本来应当告诉家属，打住。即便这个案子里还存在奇怪的疑点，他们也应该做出一些暗示，表明他还活着。”
“康韦警探，”他说，“很遗憾昨天在现场没有见到你。”
“也许吧，”我开始拿起我的那一半文件，把它们放回文件堆里，“我会给加里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切实有用的线索是法医的报告。库珀痛恨大多数人，但他喜欢我——可能只是单纯想故意作对，但人得见好就收——所以一写好尸检报告，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而不是让我等着报告被慢吞吞地送过来。
“你不觉得他们本来应该这样做吗？”
尽管他的声音很庄严，显然他正在愉快地摩擦着自己的斜纹棉布裤：他的说辞有了生命力，没有与现实相悖，获得了很多关注。赖利在咧嘴笑。“这个可以。”我说。笑声停止了，克劳利让我感到不舒服。“你们可不是一群小学生，快回去工作。”斯坦顿关掉了广播，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电脑前，彼此斜眼看了看，扬了扬眉毛，心里骂我真是扫兴，专案室又恢复正常。
“不知道。你看我长得像教皇吗？复杂的道德抉择可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我很确定很多警察都是好人。”在斯坦顿的手机里播放的节目中，克劳利告诉我们，“但有一次仅仅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他们究竟为这位漂亮女孩之死做了什么，其中一名警察便差点要攻击我，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追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她——或者他，当然——如此气急败坏，想控制我们的耳朵该听到什么。毕竟——”
“如果这个案子是你的，你会怎么办？你会把嘴闭上吗？认真的吗？”
“给你，”斯坦顿把油乎乎的餐巾纸扔给了米汉，“就用它来压制你的男子气概吧。”米汉把餐巾纸拍飞，结果落到克勒格尔的咖啡杯里，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需要写一写这场骚乱的始末，打一个报告，说明目前我们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工作环境、个别人邋遢的着装，以及总在车里放屁的恶劣行径。就在那一刻，专案室变得十分亲切。
“我会转到重案组来，这里不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得给我来三个。”
“我会告诉他们的。”斯蒂夫说。我去把资料放回箱子里，他把资料从我手上拿开，放到他那一沓里，继续翻阅。“毫无疑问。他是爱斯琳的父亲吧？如果是你母亲的丈夫呢？她们有权知道。如果她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这也许就不会让她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或者至少不会变得这样糟。”
赖利招呼米汉。“你过来，我先给你来一个。”
我正在掏手机，但他的话让我把头转了过来。“是吗？为什么呢？除非她们知道亲爱的老爸跑到哪里去了，否则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坐在家里，因为他而心神不宁吧？她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的生活，难道不是吗？”
“你们都是阴谋的一分子，”米汉告诉我们大家，“我敢打赌，你们这些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为了把避孕套套在毫无戒心的可怜男子汉身上。”
这些话说出来带着怒气，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生气。斯蒂夫不再摆弄那些资料。“拜托，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如果她们不是在等着老爸回家，就是在担心他会曝尸荒野，那么，是的，她们会精神错乱的。”
“怎么能让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呢？”克勒格尔很好奇。
我拨了加里的号码，同时继续留心门口，提防布雷斯林突然回来。“所以她们本来不该这样生活是吗？警探没有强迫她们这样，去培养个爱好，织个毛衣什么的。”
“有人想赌一赌这书是谁写的吗？”斯坦顿说。
斯蒂夫开始说话，小心翼翼地：“我觉得不是——”但我竖起了一根手指，我正在打电话。
“我们来看看吧，”斯蒂夫说，他滑动着自己的手机，“《真理斗士》，作者路易斯·克劳利——不，听着，这里有条评论，五星好评：对一个男人的英雄壮举猛烈而杰出的剖析，他让爱尔兰正义之下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如果你也对正义……老天，这评论比书写得还长。”
还是语音信箱。我拒绝去想为什么加里不想和我直接交谈。“嘿，加里，我是安托瓦妮特。我们拿到资料了，谢谢你。我们已经看完了，你的手下可以随时把东西拿回去。”我不想把东西放在我这边的任何一个助手手上。“等你有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好吗？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总比去追问别人要好。回聊。”
“自由的威利[2]。”我说，这让大伙儿大笑起来，略带惊讶，有一半的助手想不到我还会有这一面。
我挂断了。“如果他不想让我骚扰以前那些警探，这应该会引起他的注意。而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况，他会让我知道，让我不再四处打探。”
“他会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克勒格尔问道，“约翰尼，我几乎认不出来你？[1]”
“这才是关键，”斯蒂夫说，拿起从材料堆里面抽出来的一摞资料，“我去复印一下，以防万一。”他把桌子上散乱的文件扫开，把笔录放在中间，然后轻松地走开，不慌不忙，没有任何会引起人注意的地方。
“不，你说得没错，她确实够蠢。她还借给那个浑蛋三千英镑，让他能自费出版自传。”这再次让大家控制不住自己，“最后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我把文件箱踢到了桌子下面，等加里再派那个穿着破烂西装的小孩把它搬回去。没有理由不让布雷斯林看这些东西——据我们所知，这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我就是不想让他看。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这样做都符合常理：如果文件里没什么好看的，我不需要听布雷斯林批评我们浪费时间。然后我又把关于罗里财务状况的资料铺开，假装沉迷其中，为了让布雷斯林的走狗感到安心，不管他是谁。
“没用的，”我说，“如果连蠢到会和克劳利睡觉的人都没有上当的话——无意冒犯你堂姐，米汉——”
不是自夸，我的直觉很准：每个警探都是这样，尤其是能够进入重案组的警探——而且我知道该如何使用我的直觉。在所有的实际工作做完之后，案子仍然碰到巨大困难时，直觉就会发挥作用。可这一次，它却完全失灵了。不是因为它消极怠工——每一个传感器元件都热得发烫，红灯一直在闪，提示音嘟嘟地响个不停——可它们一直在搜索，无法锁定目标。罗里隐瞒了什么，可我说不清楚是否与谋杀案有关；布雷斯林跟我们耍花招，但我也想不出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迷失在该死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中，可我越集中注意力，信号的干扰就越发严重。有东西在扰频。
所有人又笑得前仰后合。“真他妈漂亮，”斯坦顿又伸手拿了一片比萨，“我回头试试这个借口能不能行得通。”
那些比我有经验的警探，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处理这种状况。除了善于运用自己的直觉，其他警探也擅长干扰别人的直觉。嫌疑人不傻，至少不全是，所以他们不会主动露出破绽。他们会犯错，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迷惑他们。
“她眼光是挺差的，没错。她最后把他甩了，是因为他不肯戴套，他说避孕套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压制男性能量搞出来的阴谋。”
有人想让我犯错，而我已经离岸几百英里，我的所有系统就要失灵。
“那她眼光可是够差的。”赖利告诉他说。
但这并没有让我太过烦恼。干扰我判断的东西并不构成危险，它是我重新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途径，让我有机会走出危机。我看了看斯蒂夫，他已经回到了桌子中间，一个蓝色的新文件夹在杂乱无章的资料堆里很显眼。我真的希望他也和我一样。
“我堂姐还跟他约会过一段时间。”米汉说。
[1] 一首爱尔兰经典民谣，同时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战歌曲，讲一位妇女在战乱逃亡的途中，遇到了自己惨死的丈夫的尸体，发现他已经面目全非，不复往日温柔。
两点的时候，我们打发加夫尼去买比萨。斯坦顿打开手机电台，放了一个有人在哭哭啼啼的广播剧，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带来短暂的放松。没错，这个节目有一大段关于爱斯琳的内容，节目演变成一场全民的愤怒盛宴，批评这个国家如何变得让守法好公民感到危机四伏，而警察则毫不作为；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老人，他们曾遭人抢劫，躺在血泊当中无助地等待着生命耗尽，而同时警察们却在政客身旁俯首帖耳。他们甚至还让克劳利上了节目，让他发表深刻的见解，批评我们在爱斯琳一案中表现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像他这样有才华的记者的压迫，两者都是社会病态的象征，“达到近乎魔幻的水平”，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都笑得停不下来，忘掉了彼此的恩怨。
[2] 又译作《人鱼童话》，是一部经典的自然题材电影，讲述一个孩子保护一头鲸鱼的故事。
每次调查的大网撒下去，总会捞上来许多废物。你需要如此——这是能让你锁定目标的唯一方式——而且通常这一过程会让人感觉很好，可以去掉白色书写板上不通的思路，让鲜活的线索凸显在你眼前。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去掉，只有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在我的桌子上，像某个捣蛋鬼扔过来的纸团。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逐渐变成焦躁不安，让我不停扭动身子，晃动膝盖，在椅背上蹭着想象出来的后背的瘙痒。我需要一些线索，任何线索，能够驱散斯蒂夫那些基于“如果”的胡说八道制造出来的重重疑云的线索，让我有足够坚实的地面可以站立。C专案室空空荡荡，几乎有点可笑，我们五六个人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以容纳三十个人的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成排的闪亮的桌子，我们仿佛缩小成在儿童游乐屋玩耍的小人儿。我开始好奇布雷斯林是不是正在生我们的气，安排了这样一间豪华套房，就为了办一个微不足道的案子，用更衣室改建的专案室就已经绰绰有余。
[3] 经典银幕形象，是一只力大无穷的大猩猩，最早出现在1933年的美国科幻电影《金刚》当中。
我很想在系统里查一查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但我不打算这么做：我可不想像个傻子一样，对黑帮这个想法太当真，而且我的搜索会被记录下来，别人都看得到，就像我们发现去年秋天有人在系统里搜索过爱斯琳一样。我又开始浏览上门问话的笔录，留心能不能找到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但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计划外的东西——加夫尼去镇上的时候，用一支荧光笔标示了一位女士的笔录，她说一两周以前听到住在15号的家伙咆哮说要杀掉什么人。但15号住的是三个青少年，我想我们还不需要把水刑设备搬出来伺候他们。斯蒂夫在交叉核对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和爱斯琳手机上的记录，并没有发现任何出入：没有人删掉她的短信和通话记录，爱斯琳和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都没有那么做。没有来自未知号码的电话和短信，每个号码都在她的通讯录里——我们会追踪每一个号码，看它的备注和实际情况是否一致，除非是售后回访的电话。这也有好的一面——对斯蒂夫那个父女重逢的美妙幻想，这无疑是一记重拳——但如果可以换取一条来自未实名注册的手机信息，上面写着：今晚八点来藏着海洛因的地方跟我干一炮，我愿意付出很多。
[4] 美国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原本是一位天才核物理学博士，但在一次意外中身体产生异变，之后每当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绿色怪物。
我们回到了专案室，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布雷斯林还没回来，应该还在和罗里的联系人谈话；助手们进进出出，把更多没用的东西拿进来，倒在我们的豪华大桌子上。斯坦顿和迪齐没有带回来任何线索，没有任何爱斯琳跟老板或者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任何单相思的暗恋故事；没有办公室死对头，也没有偷偷跟踪的客户。米汉也回来了，他测完了罗里回家的路线，报告他几次走完用的时间跟监控录像是匹配的，说明罗里在从爱斯琳家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的这段路程中，并没有明显地绕路到别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到家以及回家之后做了什么，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最后时刻他绕了个弯，或者半夜出去夜游的可能。加夫尼正在系统中检索爱斯琳的联系人的相关记录，找到一大堆交通罚单、一些持有少量毒品的告诫单，还有一个家伙用吸尘器捣烂了自己兄弟车子的风挡玻璃。赖利拿着更多的监控录像无精打采地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坐下来继续看录像，时不时制造出一点动静，半是咳嗽，半是吼叫，提醒我们他还在这里，而且很无聊。
[5] 德斯蒙德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