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是个百万富翁呢，”斯蒂夫说，“他看起来满面红光吗？”
“我怎么了？起码我的身材还没走形。”
“我没注意，我说过了，那人没什么特别的。”
“像你这样的，哇哈？”老家伙很好奇。
“百万富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喝上一杯？”老家伙问道。
酒保做了个鬼脸，摇了摇头。“不可能是别的关系。他们倒没有互相乱摸，也没有做别的什么，不过我记得自己想过，如果他们不是情侣，那坐得可就太近了。而且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小伙子。”
“寻找对口味的酒。”酒保富于尊严地答道。
我说：“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是她的男友？他们拉手了吗？或者接吻了吗？或许他可能只是她的朋友、叔叔，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人？”
“如果找到了，他还会回来的。”
酒保耸耸肩。“可能吧，说不好。我没法向你们保证任何事情。”
“他以前来过吗？”
斯蒂夫说：“如果再见到一次，你还能认出他吗？”
“没有，我只见过他们两个一回。”
听上去倒是很像那个翻过爱斯琳家墙的男人。我还情不自禁想到了一个人：那个站在我家那条路的路口的男人。
我说：“那么我呢？你看我以前来过吗？”
“我没有特别注意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比她年纪要大，我记得大概四十多岁，也可能有五十岁了。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胖不瘦，也没什么别的。还算高吧，可能。反正还没秃顶，这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不容易。”
酒保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说道：“你来过，没错。前年夏天，对吧？有一大群女孩、小伙子，坐在角落里，笑个没完？”
这让斯蒂夫又冲我做了个“哈”的表情。“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好吧，”我说，我的形象倒是比爱斯琳更显眼，不过我来的时间也比她更早一些。酒保并不是在胡扯，逗我们开心——他真的记得她。
“啊，不。像她这样的女孩，我可不会说她会孤身很久。”高脚凳上的老家伙发出了一阵笑声，表示赞同，酒保说，“她还带了个男朋友。”
“怎么奖赏我？”
“她一个人？”
“读一下这个，要是没问题，在底下签字。”这时候，我把我的笔记本伸出去，“要是你走运，有机会跟我们进趟局子，把同样的话在我们的录音机上再录一遍。”
酒保想了想。“几个月之前吧，8月，可能是。”
老家伙伸长了脖子看爱斯琳的照片，他说：“她有麻烦了，是吗？她后来对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吗？”
“她什么时候来的？”斯蒂夫问。
“别问了，弗雷迪！”酒保说，还低着头看着我的笔记，“我不想知道。”他签了名，写完轻轻地敲了一下笔，然后把笔记本递回给我，顺便拉起擦玻璃的抹布，“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了？”
“看看你那样子，所以我才会盯着年轻人看：我需要有点新鲜东西清一清脑子，把你那张脸从我脑袋里抹去。”
走到外面，斯蒂夫把爱斯琳的照片插回自己的口袋里。他显然是在想我刚才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不必说什么我也明白。“所以——”他开口说了其他话题。
“那我对你来说就不够漂亮了，对吧？”一个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家伙询问道，“你爱看什么看什么，我可不打算管着你。”
“所以，”我说，让专案室自行运作或者归布雷斯林管的念头，都让我感到不安，“这是全部的酒吧了，我们现在回办公室吧，好吗？”
酒保大概有七十岁了，秃顶，眼神清亮，笔挺的衬衫上有一条闪亮的臂带。“啊，是的，她点了一杯桃味利口酒加蔓越莓——她说自己正在尝试所有能够想到的疯狂饮料，看看哪一种会成为自己的最爱。我说如果她想找刺激，那就来错地方了。最后她决定要一杯朗姆兑姜汁汽水。”他把照片对着灯光看，看看里面有什么。“是，这是她，没错。我自个儿好好端详过她。我可得抓紧机会，在我们这里可不常有像她这样漂亮的人。”
“好，没问题。”
“你确定是她？”斯蒂夫说着，得意扬扬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掉头上了崎岖的巷子，往主路方向行驶。雨滴不断落下，最后演变成雨夹雪——但愿米汉可以及时测完快步走的时间。街角正酝酿着麻烦——一群孩子没法回家，因为他们是逃学出来的——不过除了他们，街上空无一人。一家废弃商店的百叶窗上，某人的涂鸦作品，一个龇牙咧嘴、长着一对甲虫般大眼睛的怪物正盯着我们，两边是寻猫启事和夏天集市剩下来的东西，风筝飞舞，冰激凌在褪色的包装纸中化得一塌糊涂。
我低估了酒保和爱斯琳，同时可能也高估了她的品位。在我们去的头几家酒吧，斯蒂夫得到的都是一脸茫然和摇头，我则一边拿着笔记本，准备做并不存在的笔记，一边冲他挑一挑眉，表示“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吧”。但甘利酒吧——一家藏在深巷子里的小店，很破旧，正好不用接待那些追求真实感的嬉皮士，也能牢牢守住那些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夹克的老主顾——的酒保，看了一眼照片，轻轻敲了敲爱斯琳的脸，说：“没错，她来过这里。”
斯蒂夫的自制力耗尽了。“秘密男友看起来不错。”
我们拿上那箱文件，走了出去，在我们去巡视酒吧之前，把它扔进了卡德特的后备厢里，其他就没什么了。我和斯蒂夫做了一次充分的搜查，但我仍觉得爱斯琳偷偷藏起了什么。无论我回想多少次，都无法想出那东西可能是什么，藏在何处。
他是不错。我说：“也有可能是爱斯琳的某个同事吧。”
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穿过带雏菊图案的漂亮地毯和残破不全的床。“好吧，”过了一会儿，斯蒂夫说，“也许去酒吧可以找到什么。”
“她在克朗多金工作，他们为什么要来斯托尼巴特尔喝一杯呢？除非他们正在秘密约会，不想被发现。”
“一无所获。”
“或者是她品酒课上的同学，再或者就是她8月遇到的什么人。”车子停在半打酒吧的后面，我加快步伐，“那些她喜欢的高档俱乐部，里面全是帅气又有钱的年轻男人，爱斯琳可以随便跟任何一个约会。她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中年男人，还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摇了摇头。“你那边呢？”
斯蒂夫耸耸肩。“有些女人就是喜欢老男人。”
“也许吧，”我关上了衣橱门，“就这些了？没有护花使者的任命书？沙发里没有现金？浴室的柜子里没有男士除臭剂？”
“罗里跟她同样的年纪，相差不会太大。”
斯蒂夫说：“或者她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之后就需要出一趟国。”
“在遇到他之前，爱斯琳可能有恋父情结，还记得露西说的话吧：爱斯琳的父亲离家出走了，这几乎毁了她的生活。也许她就是在寻找父亲式的人物，当她发现这种感情不是她所期望的样子时，她就去找了属于自己的男人——”
“所以她是准备度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谁不想呢？”
“老天！”我差点撞到一根灯柱上，在最后一刻用手在上面拍了一下，“那就是我认识她的地方，我他妈的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
“她有一张首次护照申请表，已经填好了，照片什么的都已经贴全。准备好了要出发。”
“什么？哪里？”
“所以也许从那时起爱斯琳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陷危险，或者她觉得自己已经成年，需要立一个遗嘱。还有什么吗？”
“老天。”我的心猛烈跳动，灯柱上光滑的油漆摸上去黏糊糊的。我能听见在我们身后不知什么地方，街角的那群孩子在笑我。“她。”
“没错，”斯蒂夫说，“这是两个月之前填完的资料。”
失踪人口组，两年半以前，某天的午餐时间，我坐在前台接待处，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在我离开这个部门之前几天。清风吹进敞开着的窗户，闻上去有种乡间气息。夏天仿佛摆脱了这座纷繁的城市腾空而来，干净而柔和。我正听着从天窗传来的90年代的流行乐，节奏轻快，吃着火鸡三明治，回想着这个上午的愉快尾声——一个十岁的孩子跟父母吵了一架之后失踪了，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己最好朋友的卧室里玩任天堂[1]游戏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去重案组报到了。我感觉当天我和这个世界是站在一边的，感觉很不赖。
“还好露西有不在场证明。”
当这个女孩穿着破烂衣服在走廊上徘徊时，我放下三明治，冲她礼貌地微笑，还说了一句：“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没有让人不舒服，只是表达温暖与鼓励。这奏效了：女孩把所有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
“她的遗嘱。自己填的表格，从网上下载的。她把自己的一半财产都留给了露西，另一半则留给了儿童保育事业。谁知道这个是否符合遗嘱认证。”
她父亲，一个如此可爱、温柔、了不起的男人，如何教她下国际象棋，如何开着出租车带她去鲍尔斯考特瀑布，而且他能让她笑个不停，直笑到打嗝。有一天，她穿好了校服下楼，却发现她母亲已经疯了似的给她父亲打了上百个电话，他从昨晚开始就没回家我找不到他哦耶稣圣母马利亚约瑟夫我知道他死了……做笔录的警探安慰她们，说一般失踪的人，几天内就会回到家里，他们只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几天变成几周，却仍然没有超级父亲的任何消息，警探们到家里来拜访的时间间隔越来越久，他们的安慰也越来越含糊。最后一个警探拍着她的头说：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它，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
我把相册塞回衣橱后面。“加夫尼正在调查她的财务情况；这些东西就交给他处理吧。想办法把纸箱带回去。我们得检查一下收据，万一某个送沙发的快递小哥爱上了她呢。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了什么，你不觉得……或者他至少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仅仅是一个假设——在你听来这不像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她的文件可整理得不怎么样，”斯蒂夫在卧室的门口说，“所有东西都扔在一个大箱子里，放在靠墙的桌子下面：银行对账单、账单、收据，一大堆。”
她斜靠在我的桌子上，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节都泛白了。我耸了耸肩，面无表情：“我无法猜测我们警探的思想过程，对不起。”
奇怪的是，我也没发现任何跟调查无关的东西。搜查总会带来一两个惊喜，因为每个人总会有一两件东西，连自己最亲近、最亲爱的人都会隐瞒。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部分隐藏起来的内容是否与案情有关。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露西的口供以外的线索——实际上，既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秘密男友的证据，这里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反而比露西给我们的还要少。没有质量可疑的网络减肥药，没有尺寸合适的性爱玩具，我甚至连一本《恋爱秘籍》都没有找到。最大的发现是爱斯琳有时会穿加了衬垫的文胸。
于是她就继续说下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次有电话响，她都会一蹦三尺高，每个生日都在期盼邮递员会给她送来一张生日贺卡。一夜又一夜，她都要听着她妈妈的一次次哭喊；一次又一次，她都认定自己看到了他正从对面走过来，几乎让她大吃一惊，最后转过头却发现是个陌生人，让她一时无法呼吸，无法动弹，看着她最渴望的时刻破碎成尘，随风而散。我脸上的表情本来可以让她明白，再讲下去也无济于事，可她继续讲了下去。
搜查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线索。标准的线索藏匿处——冰箱里的豌豆包、香料架上的空罐子、床垫下面、鞋子里面——都空空如也。卷纹梳妆台里并没有求爱信，抽屉里也没有多余的事后短裤；衣柜里没有装着现金的信封，更没有棕色的包裹等着有人发现。我最大的发现是一本被胡乱塞在架子最高层后面的家庭影集，藏在备用的羽绒被后面。我打开来看了看，希望能找到让我记起在哪里见过爱斯琳的线索，但是没有。她小时候长得并不好看：矮胖、辫子梳在背后、前额不平整，笑得很局促。对一个投入那么多时间健身、吃芹菜、研究护发产品才让自己变成如今的模样的人来说，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把这本相册藏起来。家里也没有全家福，墙上只有恶心的印花织物和格子布的小鸡图案，但她的家人都被藏到了衣橱后面。心理医生会比较乐见——爱斯琳想藏起双亲以报复他们抛弃自己，或者她想要藏起真实的自我，从而重新塑造一个自己，成为一个梦幻约会对象芭比。但我最关心的，是这些照片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我看上去眼熟的。不管我在哪里见过爱斯琳，她家里的东西没有给我一点提示。
在失踪人口组，你会发现：人们总觉得让你看到他们憔悴的脸，听到他们哭哭啼啼，就可以让你工作加倍努力。有些双亲每年都会造访，在他们孩子失踪的那一天，来看看你是否掌握了哪怕一丁点新线索。这好像有些作用：你要记下全部这些特殊的日子，为它们的到来预留出时间，尽你最大的努力，找出点什么东西给他们看。这个女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已经完全不想为她父亲回家尽任何力了。
斯蒂夫去了客厅和浴室，我去了厨房和卧室。这里很安静，斯蒂夫自顾自地吹着口哨，奇怪的声音从外面的街上传进来——一群老人在愉快地抱怨着他们的过去，孩子们在号叫，但并没有来自邻居家的刺耳话音和乒乒乓乓声；这些有了年头的墙壁都很厚。除非是极其激烈的争吵和尖叫，否则邻居绝不会听到任何声音。一个来过她家的秘密男友，可能并不会被人知晓。
我确实表达了我的意思，只是用了更为委婉的措辞，并且思考着要费多大劲无视她，才能让她从我面前滚开。我告诉她，档案不能公开，《信息自由法》不适用于警方调查，对不起，帮不了你。
爱斯琳的家经过了严格的搜查。如果一个地方还会有人回来，我们会尽可能不把他的家破坏得太严重——指纹粉会被擦掉，书籍会被重新放到架子上——除非我们真的想给某人一点颜色瞧瞧；但如果没人会回家，我们就不会费心去这么体贴周到了。索菲的人在屋子一半的空间内撒了黑色的指纹粉，另半间撒了白的，从地毯上割走了一个大致的矩形，是爱斯琳的尸体躺过的地方，还锯掉了壁炉周围的一大块地板，摘掉了床罩，还在床垫上挖出了一个大洞。对一个凌乱而舒适的普通人的家来说，这一通折腾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有违常理，但爱斯琳的家，本来就不像个活人的住处，现在则像技术科的一个教学单元。
当然，瞬间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求求你，不能查一查档案吗，你不能想象如何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好莱坞风格的屁话，比如，她需要知道真相，不然就无法继续生活。我不能肯定她用了“终止”和“授权”这样的词，因为我已经开始注意力涣散了，但用它们会很合适。到这一阶段，我愉快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当时只想让她闭嘴，然后把她踢出门外。
我们首先该做的就是去调查布雷斯林和麦卡恩的经济状况，搞到他们的电话记录，然后找个人进入他们的电脑，看看他们是不是看过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但这些事情一件都办不到。“继续查我们的案子，继续该跟他们说话就说话，继续把自己的嘴闭牢。”我向停车场的管理员挥了挥手，他也朝我挥了挥手，然后去找车钥匙。“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让布雷斯林难堪。”
爱斯琳不是想找一个父亲的替代者，她是想找一个“老爸”。
我们到入口了，斯蒂夫说：“我们该做什么？”
我说：“爱斯琳的父亲并不仅仅是离家出走，他失踪了。她当时去失踪人口组找过档案，我当时在值班。”
我们来到停车场。仅仅在这短短的一路，我就发现了十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每一个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有多疑症的白痴，但即使这么多人，也无法消除我想起早上在路口看到那个男人时的警惕。
“哈，”斯蒂夫说，脑筋转了转，“‘就是走了’，露西说的，还记得吧？我从没想过这代表失踪的意思。你帮了爱斯琳吗？”
我耸了耸肩。“我不在乎。如果不信，他只会觉得我是个坏脾气的娘们儿，而无论怎样，他都会那么想。他只是想找个台阶下，让我们重归于好。我给了，我们和好了。”
“我啥也没帮。她在我面前抱怨个没完，问我能不能给她查查档案，告诉她里面写了什么，拜托我……”我又感受到那股情绪，怒火从胸腔升起，在肋骨下熊熊燃烧。我从灯柱前面挪开，继续走路。“我把要来接我的班的年纪更大的同事的名字给了她，告诉她等他值班时再过来，然后把门指给她看。”
“你觉得他信吗？”
斯蒂夫得迈开步子，才能跟得上我的步伐。“是吗？她回来了吗？”
“我道了歉，我告诉他，他太厉害了，我诚惶诚恐，思路不清晰。他喜欢我这么说。”
“我没问，干吗自讨没趣。”
斯蒂夫说：“你跟布雷斯林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你看过她爸爸的档案吗？”
“如果，”我说，“如果这些假设有一个成立的话。”
“没有，没看过，‘干吗自讨没趣’，你没听懂吗？”
“难怪布雷斯林能对你的责备忍气吞声，”斯蒂夫说，“他可受不了我们去告诉头儿说我们不想让他插手这个案子。”
斯蒂夫无视我声音中的挖苦。他闪过了一双笨重的雪地靴，还有几辆婴儿车，“我倒想看看那份档案。”
“也有这种可能。”我检索了一下脑海中麦卡恩的信息。他来自德罗赫达，有一个妻子，还有四个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钱，不像布雷斯林——我记得他说过一些刻薄的话，说只要把那些被智能手机宠坏的孩子都送去当学徒，像他爸那样，就可以把犯罪率降低为零。在他车子坏掉、屋顶要重修、孩子要上大学，而当警察的薪水暂时还负担不起的时候，他可没有父母出资相助。黑帮老大会很乐意把麦卡恩这样的人找过去养着。“或者他们两个都收了钱。”
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你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她爸爸失踪了，她被人杀了？”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沉迷于妄想，没有注意到真正重要的事——但这种羞耻，很快因为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而烟消云散：困兽般的斗志，现在越来越强烈。
“我想一个家庭发生这么多倒霉事，这也未免太凑巧了。”
“好吧，”斯蒂夫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布雷斯林是否枉法了——”虽然没在警局，我们俩还是向四处张望了一下，“但如果拿钱的是麦卡恩呢？”
“这算什么。”我不确定我是希望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有意思，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
一些穿着带品牌标志的夹克、手里拿着纸壳板的流浪汉凑到我们身前，张开嘴，又看了一眼，然后走开了。我感到自己的个人魅力又慢慢回来了。要是两天前，他可能会跟着我走完整条街，求我给点钱，终结第三世界的牛皮癣，然后告诉我要保持微笑。
“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黑帮男友的事——”
“本来可能有关系，但实际上没有。”
感觉整个斯托尼巴特尔都在我的耳边抱怨：一扇被修好的车库门上用喷漆写着“我们不会付钱”这几个字；女人们因为公交车候车亭小广告笑得歇斯底里；一个跟我住在一条街上的老人正朝我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加快速度，赶在她转过头来跟我聊天之前消失不见。“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黑帮男友的存在，还记得吧？我们是凭空想出来的。”
“而且你很确定这跟麦卡恩的老婆没有关系？”
“没错，但是如果……让我自由地使用这个词一会儿吧，我欠你一英镑。”
我耸了耸肩。“我可懒得去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麦卡恩不高兴，布雷斯林安慰他说，他会马上把什么女人解决掉，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麦卡恩想让他赶紧动手。大意就是这样。”
我没有笑。“无所谓。”
斯蒂夫快速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确定？他们说了什么？”
“要是爱斯琳觉得自己父亲的失踪跟黑帮有关系；而且要是她在失踪人口组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斯蒂夫说得很委婉，他的意思是说有人让爱斯琳吃了闭门羹。
“确实。这样他就可以继续跟踪我们在做什么，这不是因为他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听话、配合他，不管是什么吧。后来我发现他——你知道吗，他正和麦卡恩聊天，一看见我他们立马就不说话了。布雷斯林跟我扯了一些关于麦卡恩婚姻问题的屁话，但我很确定，他们讨论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我赶走。”
“她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呢？她没有跟我说过任何黑帮的事，她说的都是她那个完美老爸如何；要是我暗示他可能被开过一张违规停车罚单，她肯定就傻了。而黑帮歹徒可浪费时间让一个正派的普通市民失踪。”
过了一会儿，他说：“听起来他还是想继续跟我们和平共处，似乎，意愿很强烈。”
“也许她并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她很天真，也许她觉得黑帮就跟故事里的反派一样，他们四处抓人只是因为天生就坏。或者是她发现自己的爸爸并不像她原本想的那么圣洁。正派的普通市民也可能跟黑帮歹徒扯上关系。”
斯蒂夫不笑了。我说：“你觉得这像布雷斯林吗？”
我不情愿地说：“我想他是个出租车司机。”
“你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个不要脸的浑蛋，太高看自己了。而且我告诉他，在我的案子里，他需要按我说的做。”斯蒂夫发出了一阵震惊的笑声。“没错，好吧，我想看看他会有何反应。我本来以为他会把我的脑袋拧下来，但你知道他做什么了吗？他叹了口气说，好吧，真棒。从现在开始，他做事之前都会请示一下我。”
黑帮歹徒很喜欢拉拢出租车司机。他们自己的车总会上黑名单，时刻都在监视之下，偶尔还会被装上窃听器。出租车司机可以帮忙运送毒品、枪支、钱，还有人，可以避人耳目。
“所以也许昨晚，他并没有说谎骗我们。”斯蒂夫在把握说话的分寸，努力让它得体，“也许他真的觉得我们没有针对他。”
“那就对了，”斯蒂夫的声音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像只得到热情款待的小狗，“他跟那些坏小子扯上关系，一步踏错，最后被人在深山老林里给解决了，脑袋后面多了两个孔。失踪人口组没法证明这个，但他们知道这件事，而当爱斯琳去跟你当时的同事索取信息时，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决定要单枪匹马去调查；不知不觉中，她就迷失了……”
“放轻松，”我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我没有跟他客气——我故意要让他下不来台——但他对我一直很友好。”
“她的书架上——”我说，我本来想缄口不提，盼着这破事可以过去，但我想斯蒂夫理应获得额外的厚待，“关于失踪人口的书，就在关于爱尔兰黑帮的书旁边。两本书上都有不少画线。”
“你对他还算客气，是吧？告诉我你们俩还没撕破脸。”
他几乎跳了起来。“看到了吧？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她自己在调查。”
“啊，没有，他化个妆还是可以掩盖那些瘀伤。”
“别扯这些假设。”我说着，掏出手机。这是我的一种处事方法，无论重案组的人想如何控制我失去自信，我都不会变成一个苛刻又没有幽默感的女人，以至于正常人都无法和我一起共事：我在失踪人口组混得还不错。我没交到什么密友，不过我和大家相处愉快，跟大家喝了不少酒。我讲过一个大家常年讲的笑话，比较恶心，涉及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还有一只吱吱叫的橡皮鼠；而且到现在，我还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求助。“我打发她去找的那个人叫加里·奥鲁尔克，我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哦，老天，他没有被你揍死吗？”
加里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加里，你好啊，我是安托瓦妮特。我得欠你一顿酒了，我需要你帮我个忙。我正在找一个在1998年或者1997年失踪的家伙，差不离儿，信息可能不在电脑里——我可能得欠你两顿酒。那家伙叫德斯蒙德·默里斯，地址在格雷斯通斯，出租车司机，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报案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你也许记得他的女儿爱斯琳，几年前她还专门来找过信息。我需要你尽快发给我，不管有什么信息。而且麻烦你让你的手下直接把东西交给我或者我的搭档莫兰，好吗？谢谢。”
他又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不想再听了。“还有件事，”我说着，躲开一个老人，回到原来的路线上，“记得我说，我跟布雷斯林聊了他给索菲打电话的事吗？”
我挂了电话，十分钟前，我还在享受办这个案子的过程。我喜欢它，这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挑战。而到现在，就像那个一直絮絮叨叨的声音警告我的，案情可能正朝糟糕的方向发展。
“没什么但是。在我们取得实质性的证据之前，我不想在这条思路上陷得太深，就这样。”
“没脑子的浑蛋婆娘。”我说。
斯蒂夫说：“但是？”
斯蒂夫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呢？”
我一直不想把这话明说出来，因为我不想变成乌鸦嘴。就像个蠢孩子，就像那些总在抱怨的人，相信全宇宙都跟自己过不去，一切都在找借口搞砸。我以前不是这样，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也是愚蠢的，拜组里的人所赐，我练就了一身四处寻找陷阱的本领——上周我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杯咖啡，然后去了卫生间，回来后发现上面漂着一口唾沫，差点就直接喝了下去。我绝不可能对斯蒂夫抱怨这种事。我不喜欢这种该死的被训练的感觉，根本不喜欢。我继续走着，同时给街上穿着黑色大衣的高个子计数。
“你知道吗？要是我不干警察了，我就准备去当理疗师。全新的理疗类型，专为爱斯琳这样的人服务，一小时一百英镑，我会在你的后脑勺上一直敲，告诉你别多管闲事。”
我们在一对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老人后面放慢了速度。我说：“我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解决。”
“因为她可能跟黑帮扯上关系了？”
“你盼着。”
“我根本不愿意这么想，即便这是真的，况且你还没有说服我。”我迅速穿过街道，让他在后面需要跑两步才追得上我。一辆车迅速开过，离我们身后只有几英寸。“不，因为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却还在寻找爸爸，吵着要他来修补自己的一切。这真他妈的让人同情。”
“对，我确实盼着，这个挑战不错。”
“行啦，”斯蒂夫在人行道上赶了上来，“这又不是那些被宠坏的女孩，一把年纪还要打电话给她们的老爸，让他过来换轮胎。爱斯琳父亲的离开，确实让她的生活大不一样，而且还不是什么好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能——”
“我以为你喜欢挑战，”斯蒂夫咧嘴笑着说，“承认吧，你盼着我是对的。”
“我当然知道，该死。我爸爸在我出生前就不知道去向了。你看我像那种满街闲逛，梦想着把他找回来、投入他的怀抱的人吗？”
“‘如果’，”我说，“从现在开始，在这个案子里，你再说一次‘如果’，就欠我一英镑。估计等到周末我就是有钱人了。”
这让斯蒂夫闭上了嘴，我也无话可说了。我听见这些话，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说出了口。
“或者是买了保险。如果她跟一个黑帮歹徒在一起，也许她的智商还够察觉这有可能会变得很危险。”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想到这些。你从来没说过。”
我已经想到了同样的事情。“勒索。”
“我从来都没说，是因为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我的重点。他走了；走了就意味着跟我没关系了。就是这样。”
“或者，”斯蒂夫说，“这是她和她的秘密男友拍的照片。而她真的、真的不想有什么人——包括他——知道她留着这些照片。然而，反正……”
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挨喷：“你是想说你从未想念过他，是真的吗？”
“为了好玩，为了赚些外快，前任留下的，为了在她变老变丑之后的某一天还可以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我怎么会知道？”
我说：“我想他，没错。我经常想他。”应该有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轻描淡写。在我小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他。我每周都给他写信：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棒，我如何把数学作业全做对了，又是如何在短跑比赛里打败全班的同学，所以等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把这些信寄出去的地址，他就会知道为了我回到这个家该有多值。我每天走出学校，都在寻找他的豪华白色汽车，等着他把我抱起来，带着我加速离开光秃秃的水泥院子，还有那些满眼仇恨的孩子，那些家伙早在戒毒所和监狱里给自己订好了位置。我们要去一个有绿水蓝天的地方，各种美妙的生活闪着光堆在眼前，等着我随意挑选。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着这些生活：我拿着刷子和听诊器，在一间医院里，它白得令人炫目，镀了铬，仿佛随时准备升空；我走下一段楼梯，和着管弦乐队的演奏跳华尔兹，身上穿着一件用纺纱和泡沫做成的裙子；我骑在马背上，走过沙滩，在晨光铺满的庭院里吃着美妙的水果，坐在一张皮革办公椅上发号施令，身下四十层楼高的视野令我头晕目眩。“我的感受几乎和爱斯琳一模一样；要是他能回来，我的生活或许才会真正开始。”
“为什么会有裸照呢？”
斯蒂夫，上帝保佑我们，正在寻求方法表达适度的同情。我说：“老天，看看你那张脸。别给我睁大眼睛，表示悲伤，你这个笨蛋。我那时候差不多八岁，后来我长大了，逐渐成熟，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他妈的最好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去等着有什么人来接管它。这才是成年人的方式。”
“也许吧，”我说，“或者里面都是爱斯琳的裸照，她担心的并不是什么特定的人。她只是不想万一哪个浑蛋偷走了她的电脑，把这些东西传到网上去。”
“那么现在呢？你已经不再想他了？”
斯蒂夫说：“所以从9月开始，爱斯琳担心有人会看她的电脑。这个人不可能是罗里，他们到12月才认识，而且他之前都没有去过她家。”
“有些年没想过他了，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只要有颗巧克力豆那么大的脑子，爱斯琳也本该如此。她母亲也一样。”
“没有，我也没有，而且我不打算让他知道。”
斯蒂夫动了动脑袋，不置可否。“这不一样，你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而爱斯琳的父亲是个她爱过的人。”
“她告诉布雷斯林关于这个文件夹的事情了吗？”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说得对，但我不在乎。“他就是个消失了的人，爱斯琳和她母亲，她们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恰当的时候，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答案。但她们却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这个甚至都不在场的人捆绑在一起。我不在乎他是谁，这真是可悲。”
“我跟你说过先别激动。我做了一些试探，如果爱斯琳跟拉尼根的某个手下约会，我很快就会知道。”斯蒂夫看起来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具体做了什么，但他必须接受这一点。“她的电脑里还有一样好东西：有一个加密文件夹，是在9月创建的。文件夹叫‘贷款’——”斯蒂夫笑出了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吧，这显然是在胡扯。索菲和她的人还在努力破解密码，一有消息她就会告诉我们。”
“也许吧。”
斯蒂夫把脸转到我这边，“他们都是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两个都是。”我感到他和我一样被云霄飞车掀起的巨大气浪擒住，我在小路上飞驰，感觉越来越激动，“而且它们都是布雷斯林的案子。如果拉尼根出钱收买了他，对了，如果爱斯琳跟这个团伙的人约会，中间出了差错，拉尼根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
“太他妈可悲了，”我说，“不说她了。”
“不过笔记本电脑上倒是有些发现，”我说，“别太激动，只是爱斯琳读过一些黑帮的案件报道，弗朗西·汉农，还有那个舌头被切掉的家伙。”
斯蒂夫没有说话，我们继续走着。上坡的时候我看见了我们的车，就停在之前停的地方，不错。
“或者爱斯琳删了所有信息，”斯蒂夫指出，“或者是他自己删的，我已经开始交叉检查那些电话记录了，同时我还在等邮件记录。”
我想让斯蒂夫说说话，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有些不同：他跟我保持的距离，他歪着脑袋的角度，他说话的腔调。我没有告诉别人我父亲事情的原因，除了这的确不关他们的事以外，还在于，如果他们听了这个故事，心里会这样想我：要么是给我贴上“可怜的小家伙”的标签，要么就干脆觉得我是个危险的“流浪儿”。斯蒂夫的成长过程和我很像——也许他是个上流人士，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简易楼房里，而不是简易公寓里，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还有一个会在沙发背上放蕾丝花边的母亲。但他应该跟很多不知自己父亲是谁的孩子一起上过学。我并不担心他会因此看不起我。但斯蒂夫是浪漫的，他喜欢让自己的故事富于美感，有很多激烈的戏剧冲突，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还有相当充分的完成度，枝枝蔓蔓都有交代。我本不该让他把我想象成一个凄惨的、被抛弃的孩子，一路斩妖除魔才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如果他真的这么想，我想我会拍他的脑袋一下。
“没什么发现。脸书上没什么动静，手机上也没有，邮箱里也没有。”一个瘾君子把两个看起来迷了路的背包客逼到了街角，絮絮叨叨地跟人家要钱。我冲他打了个响指，指了指下面的路，没有停下来掏证件。他看了我们一眼，乖乖滚蛋了。“如果这个人存在，他们可能是靠心灵感应约会的。”
他至少没有用感伤的眼神看我，或者走近我，支持我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正在努力思索。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要是她找到了他，会怎么样？”
“对。”
“你在想些什么呢？”我如释重负，声音显得有些无礼。
“你是说能证明那个神秘男友存在的线索？”
“那个爱斯琳不想让露西知道的神秘男人。酒吧里的那个男人。”我摸索着找钥匙，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身子靠在车顶。“如果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男友呢？如果他是她父亲呢？如果她追踪到了他，而他们正在重建彼此的关系——”
斯蒂夫似乎仍在沾沾自喜。“还有什么？”
“啊，老天。说不好这是真的。”我想不顾一切冲到罗里·法伦家里，把他抓起来，趁着还没坐实爱斯琳已经跟她老爸重逢，两人正在感人至深地约着会，让我去听所有那些甜腻的细节。“你已经欠我四英镑了，不，”斯蒂夫笑了起来，“要是还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我怕是要疯了。在加里给我回电话告诉我真实情况以前，我不会再去想任何有关爱斯琳老爸的事情了。而且，你得先给我四英镑再上车。”
“对，对，对，你真是个天才。也有可能爱斯琳有洁癖，索菲说这都有可能。”
我叮叮当当地摇晃着车钥匙，盯着他，直到他掏了半天口袋，找出一张五英镑的纸币，从车顶伸了进来。“找零呢？”他问我。我把五英镑塞进兜里，给他开了车门。
“啊，我就说嘛！”斯蒂夫挥了一下拳头，“罗里没有理由去擦床头板，毕竟他才第一次去那个房子——”
“反正在我们回总部之前，你还会再欠我的。上来。”
“没有，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东西。爱斯琳的床垫上发现了一些污渍；但即便我们拿到了DNA，发现不是她的，这些DNA可能也有些年头了，没办法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反正不可能是上周六晚上的，不然床单上也应该有污渍，然而它们是干净的。”肾上腺素让我开得飞快，拿着大号手机的人也只能绕着我们走。“唯一的问题是，你让索菲检查的地方，床头板和马桶垫，对吧？它们都太干净了。没有指纹，只有污渍。索菲说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可能已经打扫过了——”
“好吧，”斯蒂夫扭着身子，钻进了车里，“也许我可以现在就用掉。如果这位爸爸想弥补这么多年不在爱斯琳身边的遗憾，而且他不喜欢罗里的长相——”
“他从索菲那里拿到什么东西了没有？”
“真他妈的有爱。”我发动了我的卡德特，等着它因为被吵醒抱怨起来，“我付钱给你让你别说了，如何？”
“没错，非常急迫，得瞒着我们，即便他知道我们会发现。”
“那你绝对应该试试，我收支票。”
“但是他想要那些东西。”
“你兜里有士力架吗？至少吃东西的时候你能把嘴闭上。”
斯蒂夫的眉毛扬了起来。我说：“这可能不能说明什么，我跟他说了几句，他说自己有些无聊，所以想找些事情来做——显然他会去找可以立功的事情。但是……”
“啊，有意思，”斯蒂夫愉快地说，“我还不饿呢。”我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一根士力架，扔到他的腿上，他安静下来，开始拆士力架的包装。
“你想知道他昨晚做了什么吗？”我说，“他跟索菲随便聊了聊，想拿到现场报告和爱斯琳的电子信息。”
他看上去并不像觉得我的故事有多鼓舞人心，或者是有多凄惨。我知道斯蒂夫从来都不是他表面上那么简单，像个满脸雀斑的中学生。可是实际上：他看上去满脑子想的还是巧克力。
他是对的。也许并不是审讯，也许布雷斯林还要做别的事情，或者是过一会儿要见别的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或者见什么人，反正不必有加夫尼在场。我的肾上腺素又涌上来了。
“怎么了？”他嘴里吃着东西，含混地问。
“可能是审讯，”斯蒂夫努力避开一对正在用俄语交流复杂情感问题的人，“也可能是其他事情。就在你来之前不久，对吧？布雷斯林的电话响了，他露出了这样的表情——”斯蒂夫做了一个下巴紧绷、鼻孔张大的动作：那是布雷斯林努力掩盖自己生气时的样子，“他去外面接了电话，但在他走出房间门之前，他说：‘别打这个电话。’”
“没什么，”我说，“你更适合沉默一点，就这样。”而当我开着车左摇右摆地进入车流当中时，我自己笑了起来。
“所以，”我说，我们终于融入人群，和他们有了一段安全距离，“今天布雷斯林不想有人陪着，他要自己做完那些审讯。”
[1] 一家主要从事电子游戏和玩具的开发、制造与发行的日本公司。
我和斯蒂夫往停车场走去，去找我们的破烂卡德特。都柏林城堡后面的小巷，交通很繁忙：学生们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向三一学院走去；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用过大的手机格外大声地讲着话，用那保加利亚的房地产生意轰炸我们；漂亮妈妈出门购物，流浪汉则在寻找残羹剩饭。来到大街上的感觉还不错，至少不会有特别针对我们的危险。我憎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