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至少我在爱尔兰能自由行动了。”
我说：“嗯，可不是嘛。”
我说：“哦？”
他说：“本来打算去的。后来没去成。再好的计划也没用。”
“德·瓦莱拉当政了嘛。”
我说：“啊，不是。我愿意。你怎么样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美国？”
“哦，对啊。能自由行动是件好事。”
他说：“怎么啦？不愿意跟我说话？”
“总比他妈的库拉监狱强。”
我说：“你也变样了。”虽然周围没人，我还是觉得心虚，因为斯莱戈像一个村子，谁都认识谁，如果人们不了解你的底细，他们肯定要想方设法弄清楚。约翰·拉维奥注意到了我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的咒骂吓了我一跳，但想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说：“瞧瞧，这出落得，简直不敢认了。”
“你在那里待过？”
他应当还算个年轻人，但是边边角角已经出现细微的变化。他在美国，或其他什么地方，一定经历了艰辛的生活，我低下头，看到他的鞋子已经穿得破旧了。我想象，他从一辆火车跳上另一辆火车，像个流浪汉，四处游荡，一无所获。他脸色苍白，依然瘦削英俊。
“就是那儿。”
几个星期后，在天鹅饭店旁边的桥上，猜猜我遇到谁了，风尘仆仆的约翰·拉维奥。
“那么，约翰，我们回头见啊。”
即便如此，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翻身过来亲吻我了，在安静的沙丘之间，只有气急败坏的海鸥看得到我们，另一面便是大海，那里起伏的波涛依然记取着汤姆的英勇行为。浅滩岭习以为常的劲风吹动岸草。这样冷峭的天气最适合亲吻取暖。
“我先回家待一段时间，岛上，然后就回来。还得给政府干活呢。”
这年头，有家有业的人也掺和进来了，不再只是小伙子们满世界没事找事，小丫头们从旁边煽风点火。
“你当选啦？”
他说出以上这席话的时候，我们正躺在那座巨大的沙丘背后，浅滩岭就是以它命名的。他的未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动乱岁月结束之后他才成人，所以，从来没摸过枪。再说，他认为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时代早过去了。他相信北爱尔兰终究会回归南爱尔兰，还曾诙谐地说，他甚至抱着卡森会成为爱尔兰第一位国王的疯狂念头。这是汤姆一派的陈旧观念。他的观念有时会跳摇摆舞，就像他的音乐。换了约瑟夫·赫利，如果暗杀可以无声无息地进行，他会毫不犹豫地让卡森吃个枪子儿，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
他说：“没有。是修路。市政府的活儿。就是挖坑啊什么的。”
可以理解，汤姆对此深恶痛绝，因为这些人曾经是他们严厉镇压的对象，很多都锒铛入狱，有些甚至被处以死刑。汤姆之类的年轻人恨不得把这些反约派从爱尔兰的历史上斩草除根，怎么能甘心让他们来执政……你能感到斯莱戈的生活都好像被闪了一下。现在，约瑟夫·赫利之流忽然占了上风。汤姆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至于我嘛，这一切对我本来都无足轻重，只不过汤姆现在说起情话来也是满口政治了，搞得我一头雾水。
“那也不错。总算有份工作。”
“他们那帮人总是害怕得紧，恨不能荷枪实弹出席内阁。”
“是，有份工作。工作不好找呢。听说，就算在美国也不好找。你上班了吗？”
我问道：“汤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在开罗咖啡店。做服务员。”
汤姆气呼呼地说：“这下枪杆子要上众议院了。”
“太好了。等我回斯莱戈的时候再来看你。”
变幻无常的岁月，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德·瓦莱拉先生忽然成了国家的最高首领。
我说：“好啊，你来吧。”忽然，我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简直无地自容。也不知为什么。
*
*
不过在这场游戏之中，虚无，阴险，最冷酷的一张王牌，竟是我的妈妈。
约翰·凯恩刚才给我送汤来了。
他的母亲跟他是一条心。她热爱杰克的优秀，她热爱汤姆的荣光，虽然他们迥然不同，杰克始终在古老的传统里翻箱倒柜，而汤姆则对新爱尔兰的摩登高帽情有独钟。这些都是我从他们的交谈中东鳞西爪拼凑起来的，他们提到她的时候我就竖起耳朵，像个间谍在酒吧里对人们的闲言碎语侧耳倾听，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当我不得不跟她见面的时候，我只有用尽所有一点一滴的信息，才有机会生还。
他说：“这倒霉的活儿，非把我累死不可。还不如在康诺抓鼹鼠呢。”
然后，他们俩还算诚恳地握了握手。但是，我看得出，汤姆心情沉重，接下来，他一路上一声不吭，闷闷不乐。内战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无一幸免。但汤姆仍对此愤愤不平。他目标远大，计划周详，对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这难能可贵。他目前最忌讳的就是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
他的喉咙一刻不停，惨兮兮地吞咽。
约瑟夫·赫利说道：“哪里话？怎么会呢。”他几乎显得很窘迫，虽说他们是竞争对手，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喜欢汤姆，而且，就像我说的，赫利骨子里并不坏，“我跟你说着玩儿的。”
我说：“康诺可没有鼹鼠。”
“马上要选举委员了，赫利，莫非你要就此做点文章？”
“别说康诺，整个爱尔兰都没有。那样的活儿才适合老头儿做呢。这该死的楼梯。”
“没关系，没关系。无所谓，谁还没点儿见不得人的事。”
然后他就走了。
汤姆说：“你说什么？”口气全失他往常和事佬的四平八稳。
*
他说：“哦，汤姆，警察的兄弟呀。”
汤姆妈妈家的小房子倒是不错，就是有股煮羊肉的味——在当时高度警惕的状态之下，我几乎想说煮的是祭祀的羔羊。在房子深处的什么地方，似乎有很多锅在煮东西，羽衣甘蓝、卷心菜，都是老汤姆园里的产物，还有一只小羊，已经煮得滚开，沸沸腾腾，走廊里散发着它特有的温和、湿润的味道。这就是那座房子留给我的印象。我一辈子只靠近它两次，每次它都把我推向死亡。那段时间，我一闻到烹饪肉类的味道腹内就翻江倒海。尤其受不了煮肉的味道。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妈妈特别爱吃各类肉食，包括那些能把手术师吓倒的内脏杂碎。她会兴冲冲地吃下一颗羔羊的心脏。
另外一次，我们一起在镇上，他的对手，一位共和派的后起之秀，在街上对他出言不逊。那人叫约瑟夫·赫利，也不是什么坏人。
汤姆带我走进前厅。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农场上的牲畜，我忽然体会到在过去的年代里，奶牛、牛犊、猪等等，在晚上被带进农舍的感受。以前在爱尔兰，人畜都睡在同一屋檐下。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厨房的地板是倾斜的，从火炉，老女人的床和高处的卧室向下倾斜，以防家畜的粪便向那个方向流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家畜，跟屋里家具不停地磕磕碰碰，在别处从来没有这样。我根本就不应该来。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的出现恐怕使神都感到意外。
汤姆答道：“就是一点偷鸡摸狗的事而已。”他只肯说这么多。
她把屋里仅有的几张椅子和沙发都用一种暗红色的天鹅绒包裹起来，这些座椅都陈旧不堪，疙疙瘩瘩，好像里面的什么东西已经在天鹅绒下面死了，变成了坐垫。到处弥漫着那头小羊的腥膻。我不是故意写下“腥膻”两个字。我不是成心把那里说得一无是处。愿上苍宽恕我。
只有一次，我问汤姆：“为什么你弟弟伊尼斯总不在家？”
她温和地看了我一眼，令我不禁吃了一惊。但是她的声音却不像眼神那般和蔼。现在回头看来，她当时可能也想尽量表示友好，以便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她非常瘦小，头发在前额上有个所谓的寡妇尖。穿着一身黑，小巧的黑色套裙，黑色的面料上有可疑的磨光，像神父穿的外套胳膊肘的部位。不出所料，她的脖颈上挂着一个精美的十字架。我知道，她是镇上疯人院的缝线女，而她的丈夫老汤姆是那里的裁缝。是的，是的，他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共用一张剪裁桌。
当然了，她还有一个叫伊尼斯的儿子，他的名字只被偶尔提到，有那么一两次，他好像从浪迹洪荒中返回，偷偷摸进家门，然后，就是昼伏夜出。在那个神秘莫测的年代里，他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小谜团，所以我也没太留意。
有一次，老汤姆对我说：“她坐在窗灯下，看上去像个天使。”不知他指的是何时何地。也许是早年比较灿烂的日子。他的思维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他是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也许因为他有这个资格。但这会儿，她看上去可一点都不像天使。
汤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在一起，我真是见识了芸芸众生，然而，我第一次跟他的妈妈见面却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对她我当然早有所闻，他们哥儿俩聊天时经常提到她。我心里对她有个大致的印象，她身材瘦小，心爱的剪贴簿里完整记录了她儿子们的骄傲事迹，包括杰克远行的票根和文件，汤姆在《冠军报》上的舞会消息，以及，迄今为止，他在镇上针对各种时事的慷慨陈词的记录。我感觉，她和她的丈夫关系并不好，在她眼里老汤姆一无是处，无所作为。其实她才堪称一事无成的专家。尽管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她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从小就许给了修道院，这个名叫蒂茜的姑娘长大以后真的加入了善心姐妹会。那是一个托钵修会，成员都住在一个叫拿撒勒院的地方。她们的组织不但遍布英国各地，甚至还远及美国。不知这位母亲是否也希望她的儿子们成为神职人员，她可能以为，奉献出一个女儿已经足够为灵魂的永生上了保险。
她严厉地盯着我的腿，说道：“你没大腿。”
萝珊的自述
我说：“我没什么？”
*
“没大腿，没大腿。”
城里圣托马斯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八下。我真像路易斯·卡罗笔下的兔子一样不可救药地迟到了。
汤姆说：“小孩儿需要坐在大腿上啊。”他想帮忙，不想帮了倒忙。
冈特神父这些枯槁的纸页落到我手上之后，我就一直在考虑到底该如何使用这些资料。难道我能让萝珊重拾这段伤心往事吗？我必须牢记，调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她早年生活中的苦难沉渣泛起，而是聚焦苦难创伤的后果，并确认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真实原因。我重新明确了这些求索的初衷，说白了其实就是诊断她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分析她入院是否合乎情理，以及决定是否建议她重返社会。我想，恐怕必须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了，除非她自愿提供佐证。我要做的，就是准确判断摆在眼前的事实，避免盲目听取一面之词，更不要被自己的直觉所误导。
我说：“哦。”
缴获枪支和文件，杀害对方一个人，这些在地下的圈子里激起了深仇大恨。无疑，对方下达了各种各样的命令，想方设法对警察施行报复。但是报仇雪恨并没有马上开始，在漫长的等待之中，萝珊全家每一天都战战兢兢，每分钟都担惊受怕，他们的生活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恐怖之中。可想而知，他们一定祈望叛军被一网打尽，爱尔兰可以尽快重现和平。然而，就像俗语说的，世事机缘难凑巧。
她的轮廓泛着一层奇异的白色，好像路边三心二意的飞雪。可能是扑了粉的缘故。而那天从室外洒进室内的日光出卖了她的真实面目。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人把他们秘密集会的记录也跟枪支埋藏在一起了，尤其堪称愚不可及的奇迹的是，里面居然还有与会者的姓名和地址，包括在逃的杀人犯。对警察来说，这显然是一次可悲的大获全胜。还没等任何人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名单上的一些人已经被捕了，其中一人因“拒捕”遭到杀害，这人名叫威利·拉维奥，而他的哥哥，按照这位神父的说法，将在萝珊此后的斯莱戈生活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知为什么，威利·拉维奥居然被埋葬在叛军徒劳地隐藏枪支的那个墓穴里。
我必须格外小心，保持公正。
墓碑上新刻的名字是约瑟夫·布莱迪，但镇上最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死去。
老汤姆安顿我坐在一张疙疙瘩瘩的椅子上。每个把手上都有一个小臂垫，上面绣着朴素的花朵。简单整齐的手工。麦科纳提夫人坐在沙发椅上，旁边是一摞书本，估计都是她的剪贴簿。此时，她没碰它们一下，像嗜食巧克力的人对一块巧克力暂时置之不理。老汤姆拉出一张木椅坐在我对面。他看上去要多高兴有多高兴。手里握着一只短笛，二话不说，马上吹起了一支爱尔兰民乐，技艺娴熟。然后他停下来，笑了笑，又吹了一曲。
第二天早晨，她父亲让人把棺材挖了出来。冈特神父当时也在场，结果棺材里面根本没有尸首，而是藏着一大堆军械，都是在独立战争期间非常珍贵的枪支，通常只有在杀害警察之后，从尸首上缴械才能获取，否则很难弄到手。经检验，棺材里的很多枪支确实是发给警察的，都是伏击和突袭的赃物。所以，从萝珊父亲的角度看来，他面对的是死去战友的遗物和他们被害的证据。
他说：“你觉得大提琴怎么样？喜欢吗？”
不知冈特神父是如何了解到其间的种种细节，他的明察秋毫令我迷惑不解，不过在那个年代，一位神父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无所不知。
奇怪的是，他在乐队里既没吹过短笛，也没拉过大提琴，好像不言不语，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乐器跟我交谈。只是，他似乎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在广场舞厅经常聊天，但那种正常的交流在这里完全失去了意义。我们好像素昧平生。场面非常怪异。
萝珊玩耍的乐园是她家屋后的斯莱戈墓地。她熟知那里每条小径，每处洞天，尤其喜爱墓地中央一座古老庙宇的废墟，经常在门廊的断壁残垣之间玩跳房子之类的游戏。一天傍晚，冈特神父写道，她目睹了一场奇异的葬礼。一伙人抬进来一口棺材，没有神父也没有任何仪式，在黑暗之中把它放进一个坟坑里，然后悄悄掩埋了，只有他们叼着的闪烁不定的烟头和轻声低语，标示出他们的所在。萝珊自然赶忙跑去告诉父亲自己的亲眼所见。她可能误以为有人盗墓，虽然事实上，棺材是被埋进去而不是挖出来，在爱尔兰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未发生过盗墓的案例。
麦科纳提夫人发出“哈”的一声，站起身，飘然而去了。也许那一声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她只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老汤姆又表演了几首擅长的曲目，然后也站起身，走了出去。之后，汤姆也离开了。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她父亲似乎对镇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嗅觉灵敏。也许他可以通过那些陌生人无法摸清的渠道，不经意间就轻易得知一些小道消息。傍晚，人们在公共场所的闲言碎语可能对他没有提防。当然了，她父亲喝起酒来可是海量，像个码头工人一样，一晚上能喝下十五品脱的波特啤酒，然后踉踉跄跄地回家。显然，他的女儿萝珊总是等着他，无疑忧心忡忡，整晚侧耳倾听，期待着他的脚步声，等他一拐到自家街上，就出去接他回来。
只有我呆坐在那里。独自一人，面对空屋，屋里还回荡着老汤姆的音乐，而麦科纳提夫人留下的一声短叹，像盲人竖琴家奥卡罗兰的乐段一般神秘莫测。
通常按规定，爱尔兰的警察不会被派驻在老家附近的乡镇，以免涉及任何偏袒自己人的嫌疑。萝珊的父亲却是个例外，他在古尼镇土生土长，那里距斯莱戈不远，或者说，不够远。他对周边地区了如指掌，然而，这对他来说，却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很可能，他在镇上更加引人注目，尤其当英国派来了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组成的皇家警察辅助队，还有后来成立的黑棕部队，那些士兵和军官也见识过同样的腥风血雨。这些独立战争期间的举措是对很多所谓“大逆不道”行为的反击，这里的“大逆不道”指的是偷袭和枪击那些当时被称为皇家武装的军人与警察的事件。
终于，汤姆回来了，扶我站起身。他没说话，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好像在说：唉，你呀，怎么办呢？
他渴望一吐为快，仿佛迫不及待地要卸下罪责的重负。当然他笔下的文字离神圣庄严还差得远。但他绝不退缩。他坚强不屈。他无所畏惧。冈特神父一丝不苟，原原本本地细说从头。
我们走出来，浅滩路上还有其他三四座类似的小房子，每户大概占地一英亩。路还没修好，就像我和麦科纳提夫人的会面，只进行了一半。
我越看越觉得冈特神父的供词值得信赖。材料文笔流畅，风格古典，这无疑是在梅努斯的天主教中心接受过语法与写作的良好训练的结果。在他的字里行间，我能读出拉丁文的特点，这让我不禁回想起在康沃尔读书的时候，学习西塞罗的艰难。冈特神父迫切的叙述欲望，以及几近崩溃的精神焦虑，都使得整个故事尤为引人入胜。
我说：“她不喜欢我？”
*
汤姆说：“怎么说呢，她主要是担心你那位妈妈。可以说，她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关注。但这也不是主要问题。不是。我本以为这会是问题的关键。但其实不是。妈妈是虔诚的教徒。这才是最大的难处。”
想来想去都是关于死亡。毕竟，它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乐章。千禧年已过，像我这样的傻瓜还以为终于可以感受和平世纪了。抽着雪茄的克林顿要比挎着步枪的布什强百倍。
我说：“哦。”然后挽起他的手臂。他还算温柔地笑了一下，我们溜达着，走向镇边古老的小巷。
前任教皇逝世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很异样。我被教皇之死深深打动了，虽然他没有为我那些信教的病人提供任何帮助，也没有惠顾过同性恋者，神明宽恕他，他甚至没有帮助过女人。他的生，似乎是现身说法，代表了具有崇高意义的生存。而他的死，更是光辉荣耀，英勇无畏。也许面对死亡时，他变得更民主了，因为死亡包罗万象，它渴望吞噬生命，贪得无厌，也因此对众生一视同仁。死亡没有荣耀。确实，但死亡力大无穷，令人生畏。教皇面对死亡没有徘徊，毫不犹豫。
他说：“啊，对了，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你跟冈特神父谈谈。”
凌晨时分，我再度惊醒。一定又是因为那种神秘的敲打之声，可我还是不清楚声音的来源。也许是贝特，恳求我不要忘记她。这一点她完全不用担心。我重新阅读了关于萝珊·克莱尔的小记，最触目惊心的是关于萨达姆·侯赛因那一段。幸好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无须把个人观点公之于世，只把那些有失检点、令人汗颜的想法保留为个人隐私就够了。
我说：“有什么好谈的呢？”我心想，哦，天哪，她是冈特神父的朋友。
感谢老天，美丽的风车啊。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就是必须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嗨。不就是什么该死的婚姻法则嘛。都是无稽之谈，就算你是印度教徒又怎么样了，我根本不在乎，但是，你看，关键问题是长老会，你知道我的意思。哦，耶稣，她还从来没让新教徒进过家门呢。以耶稣的名义起誓，从来没有。”
夜里醒来，骇人的羞耻感每每涌上心头，令我惶恐不安。如果我可以列出悲伤的种种属性，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也算给这个世界做了一点贡献。我怀疑悲伤难以尽数，因为它无影无形。但它是灵魂发出的哀嚎，我再也不会低估它在别人身上腐蚀性的威力。即使最终一无所获，我至少积累了新的认识，希望悲伤过后，我还能记取它在临床上的病理表现。
“但是，我呢，她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人？”
无论如何，风车已经忽然出现了。那座岭，或者说是那座山，如果爱尔兰有山的话，叫作拉班纳卡拉克，那里有片树林，叫纽珍特林地，向上一直达到冰冻线。纽珍特是谁，他为什么种下了那些树，如今已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前朝遗老才知道这种事。我本来开着丰田车，兴味索然，不争气的脑袋里翻来覆去全都是自责，但是当我看到一只只风轮旋转的银光，心情便不禁向上飞升，好像一只鹌鹑终于挣脱了沼泽。它一飞冲天。那些风车真是非常美观。我想起绘画里的风车，它们始终具有某种特殊的寓意。都是堂吉诃德在作怪。多年前，每次看到废弃的风车，我总感到无比遗憾。当然了，很多人反对风力发电。不过风车的景致真是美不胜收。它们令我感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好像我还能有所成就。
他说：“不知道。这个她根本没提。我们在厨房开了个家庭会议，你可以想象，挺正式的。”
今天早晨开车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一片山麓上的风车，以前从未注意到过。但也可能以前根本不存在，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完全没有留意到它们的修建，这样的工程应该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们就这样从天而降了。贝特总说，我这个人就是心不在焉。有一天我在雨中走进了家门，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碰巧摸到自己的头，脱口问道：“这头发怎么湿了？”贝特喜欢讲这个故事，一度乐此不疲，在我们还有听众的时候。
汤姆还没开口求婚，但我知道，这些讨论都跟我们的婚事有关。忽然，我觉得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无论是跟他还是跟别的任何人，也不希望有人向我求婚。我才二十出头，那个年代，你要是二十五岁还没出嫁，就算老姑娘了，连驼子都不会娶你。当时爱尔兰女多男少。有脑筋的女孩子在陷入爱尔兰的无边泥沼之前都赶紧去了英国和美国。美国特别需要女人，爱尔兰出口女人就像美国出口黄金。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女人离开。活泼可爱的，丰满浑圆的，娇小玲珑的，其貌不扬的，筋骨壮硕的，疲惫不堪的，青春烂漫的，成熟老练的，各种规格一应俱全。她们一心向往自由，凭直觉奋勇向前。宁可在美国做保姆，也不愿在该死的爱尔兰做老姑娘。我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迫切的、狂野的愿望，想步她们的后尘。我的衣衫里还残留着小羊的味道，只有横渡大西洋才能彻底清除那种腥膻。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但是，你看，我爱着汤姆。愿上苍救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