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她不在里面，她已经会走路了。车里是她弟弟，睡得正香呢！我女儿温妮已经会走了。温妮，温妮！”
我忽然灵机一动，说道：“她不在婴儿车里？”
她似乎打算从我身边跑开了，估计在我提出了关于婴儿车的愚蠢问题后，她放弃了我能给她任何帮助的希望。
她说：“我女儿，我的小女儿。”声音带着哭腔，“我在沙丘上睡着了，在一片可爱的日影下，我的小不点就在我身边玩儿，但我醒来时，她就不见了。她才两岁。哦，我的主啊，我的主啊。”
我说：“我帮你找。我帮你。”还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白色麻布下，细瘦的胳膊。她停了下来，注视着我，悲戚的眼里满含绿色的泪水。
我问道：“夫人，您找不到谁了？”她的口音听上去像是有钱人，所以我决定称她为夫人。
我向沙丘跑去，取道高处的小径，按照爸爸和我以前多次走过的路线。小径蜿蜒起伏，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到那些轿车附近。海岸在这里变成礁石，潮水已经开始拍打着礁石的底部。完全出于本能，我向水边冲过去，我记得那里有个岩洞，那种小孩特别喜欢的神奇的洞穴。爸爸告诉我，洞里曾出土了爱尔兰最早的人类遗迹，那些曾经在此藏身的先驱者们，毫无疑问英勇卓越，但同时也一定惶恐不安，孑然孤立于无垠的森林与绵延的沼泽之间。
她说：“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看上去颇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兔子，“找不到她了，找不到她了。”
我走进幽暗的洞穴，我的本能准确无误。一个小小的身影，正俯身在干沙子里挖得起劲，除了后屁股上湿漉漉的一大片，浑身都洋溢着快乐。我把她一把抱起，她也不害怕，可能以为我是她梦幻世界的一部分。回到露天之下，我看到那位妈妈已经跑出很远，在浅滩的另一端类似的礁石中间找寻。那是一幅枉费心机，大错特错，母爱一败涂地的画面。我多么希望我的妈妈也会这样不顾一切地找我，挥汗如雨，在世界尽头迷失的浅滩上寻寻觅觅，救助我，并为此调来援兵，然后再次拥我入怀，就像远处的那位母亲迫不及待地要跟我怀里快乐的小家伙团聚一样。
当我到达了罗斯海岬的浅滩上，那种本地特有的狂风正肆意劲吹，沙丘后面停着几辆黑色轿车，车主一定都躲在里面，浅滩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东冲西撞成帮结伙的风。但远处有个人影，是位女士，她的白色连衣裙被风吹得鼓鼓的，趔趔趄趄地推着一辆黑色的大婴儿车。我走近时，听到她在喊着什么，随着风向的改变，她的声音时高时低。终于，我走到她身边，在爱尔兰六月的寒风里，她却大汗淋漓。
我走过遍布刀蛏贝壳的沙滩，风卷起那一寸深的浅水到处飘洒。我走到一半时，那位妈妈似乎觉察到了我的脚步，她的脸依稀转向我。即便从那么远的距离，我仍然能得到一种神秘的强烈印象，就是那个身影痛彻的恐惧，还有，当她以为，祈望，最后看到女儿在我怀里时，她的如释重负几乎像火焰一样一跃而起。我加快步伐，深一脚浅一脚，越过我们之间的一亩沙滩。现在她向我这里奔跑，还推着那辆巨大的婴儿车，当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差几丈远时，她开始欢快地啼叫，至少听起来像啼叫，婴儿车几乎把我撞倒，孩子从我手臂间挣脱，这时才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好像我把孩子从阴间抢救回来了一样，尤其当我说起那个岩洞，还有上涨的潮水。
兔儿岛和铁人之外再远处就是河口岭的地界了，那里的沙滩略逊一筹，后来却成为我受难的现场。
她说：“我没法，真的没法向你形容，找不到她时我万念俱灰的心情。脑袋里好像有一千只海鸥在这里同时尖叫。胸口疼得像被浇了热油。整个浅滩空荡荡地对着我呼啸。啊，我的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爸爸去世后，妈妈，已经沉默不语，用这家医院的话说，越发每况愈下。一天清晨，我醒来后下楼给她沏了茶，然后上来，发现她床上竟然没有人。我大惊失色，急忙跑到楼下，叫她，到处找她，街上，哪里都找遍了。当我碰巧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时，才发现妈妈正缩成一团，像一只牧羊犬，躲在爸爸破旧的摩托车下。我赶紧把她带回家，安顿她在床上躺下，羞愧地意识到，床单已经发灰了，因为她长时间不洗澡。我心情沮丧，从斯莱戈走出来，一直走到罗斯海岬，那里有最可爱的海滩。我想去高尔夫球场走走，那里有小湖和形单影只的鸟儿，还有忽然显现的海市蜃楼，那是远处水边的豪宅，好像它们都在海边喝水（当然，是海水，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向水边走去，经过那些房子，兔儿岛就在青野河水流的对岸，还有那位气定神闲的铁人，身着蓝铁衣，头戴黑铁帽，永久地举手指向深水区，为靠岸的船只指引安全的方向。他置身在危险的礁石上，却标识着安全的水域，如此巧妙的建筑方式一定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我有一次听说，他的兄弟在都柏林荆棘岛的一个小公园里，承担什么任务我就不知道了。
这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她一面紧紧拉着另一个“好孩子”，一面拽着我的胳膊。
我本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找到这份工作，比如，先看到店窗里张贴的招聘启事，然后走进去，向负责人介绍说，我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毕竟是长老会信徒，所以很适合这份工作（贵格会的店主即便很开明，雇员中也还是没有天主教徒，除了克丽茜，她本是天主教徒，但却是在基督教特许学校里长大的）。但事实上，我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得到这份工作的。
“我谢谢你，谢谢你，好孩子。”
历尽苦难之后，能在开罗咖啡店穿起女招待的制服，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们招待斯莱戈的各色人物，从不对人妄加评论。店主一家是贵格会信徒，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所以，你完全应该无视一个潦倒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坐在那喝茶，以为没人看见，从怀里揣着的奶酪上掰下一小块，偷偷放在嘴里。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陈旧的棕色西装，当时觉得他真是太老了。其实他可能也就七十岁！那些贫困的顾客根本没有影响咖啡店的生意，斯莱戈的贵妇们照样进来叽叽喳喳。她们围成一圈坐在桌边，像院子里的一群母鸡，闲言碎语和家长里短在她们中间此起彼伏，如一撮撮飞扬的尘土。她们中间有些人聪明绝顶，我们这一班女招待就特别崇拜她们，也爱招待她们，恨不得她们天天来。有些人则咄咄逼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都来光顾，于是这里成了我的大学，在彬彬有礼的端茶送水之间，我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这里也许可以成为我幸福生活的开端，但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这位普兰提夫人是开罗咖啡店老板的妻子。在回斯莱戈的路上，坐在她的大黑轿车里，她一会就问清了我的情况，虽然我小心翼翼，遮遮掩掩。既然我已终止了学业，父亲去世了，母亲又用我的话说卧病在床，她欣然建议我来开罗咖啡店工作。
他那么随口说我爸爸是警察，真是不堪入耳。我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妥当。这种说法我以前也听到过，在哪里听到的，出自谁口，却记不得了。谎言，丑陋的谎言。这种谎言在过去能带来杀身之祸，在爱尔兰的历史上，行刑式枪杀曾经风行一时，新政府在内战期间枪决了七十七个人。死的多数是他们从前的战友。约翰·拉维奥侥幸逃过了一劫，没有成为第七十八个人。但我敢肯定，另外还有在私下里执行的枪决，只是没有记录，也没有记忆。男孩子们在山上凄凉地死去，就像我曾目睹的一幕，或者说我目睹的结局，那出发生在约翰的弟弟威利身上的惨剧。
*
现在我忽然心生疑窦，格林医生不也是以朋友的名义出现吗？一位职业性的朋友。无论是敌是友，没有人可以垄断事实真相。连我也不能，这又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我不记得汤姆第一次来咖啡店的情景，虽然他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仿佛一张照片，镶着金边，像斯莱戈电影院外悬挂的那些剧照，我记得他的一身灵气，无比良好的自我感觉，五短身材，胖乎乎的，穿着结实整齐的西装，跟他的哥哥杰克截然不同。杰克的衣服都是精心剪裁的，昂贵的外套还带着软皮领子，打扮得像个电影明星。兄弟二人都戴着奢华的帽子，虽然不过是斯莱戈疯人院裁缝的儿子。这一事实可能解释了汤姆直截了当的西装样式，却无法解释他哥哥的装束。当然，他们的父亲也是斯莱戈主要的舞乐队汤姆·麦科纳提交响乐团的领班，这就意味着在多数人手头拮据的年代，他们手上会多几个钱。他们的父亲也身材矮小，盛夏天气里可以看到他头戴平顶草帽，身穿那种在镇子后面星期三的赛马会上才会看到的条纹西装，人称老汤姆，汤姆本人则被称为小汤姆，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汤姆也是那个赫赫有名的乐队成员之一，虽然所谓有名也只是相对于河口岭的沙丘和斯莱戈人的梦想而言。
老汤姆·麦科纳提。直至今日，我也不知他是敌是友。直至今日，我对他们这伙人也拿不定主意，比如杰克。也许我可以大义凛然地指斥冈特神父，还有汤姆和杰克的老妈，那位货真价实的麦科纳提夫人。但换个角度来看，我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麦科纳提夫人至少是公开地与我为敌，杰克和冈特神父则一向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哦，令人烦恼的不解之谜。
我可能已经在开罗咖啡店工作两年多了，才开始注意到麦科纳提兄弟。在那里从事一份简单的女招待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种单纯的幸福，我和孤零零的克丽茜成了死心塌地的好朋友，彼此是对方生活的支柱，两人共同面对世界。克丽茜身材娇小，干净利落，心地善良，世上这种好人也是有的。人生并不都是刀枪剑戟。还有，虽然难得见到普兰提夫人一面，可我始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藏身于热气腾腾的锅炉、精致的多腿蛋糕架、银河般流动的餐刀汤匙和细点专用的可爱餐叉之间。在这一切的背后，在精雕细刻的门里，在无人知晓的埃及主题之下，我确信普兰提夫人无处不在，像一个贵格会的天使，为我美言。至少我是这样想象的。我挣得那几个先令的薪水，喂妈妈吃饭，给她清洗，然后就泡在电影院里，看了上千部电影，还有新闻纪录片等等，满眼绮丽的梦想，超越巅峰的奇迹。这期间，我对生活无甚奢求，拒绝了所有正式“交朋友”的建议，跟任何人都只跳一两次舞。我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经常从镇上一拥而出，成群结队地奔向汤姆·麦科纳提海滨舞场，像萧索的路上激流勇进的玫瑰，有时洋洋洒洒漫到浅滩上，简单的快乐溢于言表。这里，路从河口岭上方的村落通下来，沙滩上一个接一个的缆桩标示出低潮时通往兔儿岛的方向。你可能以为我们是海鸥，一群优雅的白鸟在陆地上空盘旋鸣叫，而海上正预示着风暴。哦，如果得到许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最懂得生活的真谛，因为她们如此热爱生活。
老汤姆，我的公爹，在他们斯莱戈的家里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他是冬季种菜的高手。记得他说过，霜冻之后的冬包菜和冬莴苣味道格外好。他一年四季都可以种菜，简直神了，据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你知道其中的要领。世事皆不过如此。
依我看，除了杰克，没人见识过埃及，他曾经在不列颠商务海军服役，所以去过世界上所有的港湾，虽然当时我还并不知晓。杰克的英雄史，即使是本地的平凡的小型的英雄史，依然有英雄史的气概，只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所见到的，或意识到我所见到的，是穿戴整齐的两兄弟进来喝茶而已，汤姆喜欢各式中国茶，杰克偏好格雷伯爵茶。
牛奶到家时已冻在了桶里，牧羊人迪克吹着他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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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苹果树能把乌鸫变成哲学家。苹果花比樱花气质安详，但仍纷纷扬扬，令人心驰神往。曾几何时，我在春天泪流满面。年年岁岁，苹果树迟早会开花，无论有没有霜冻。我多么希望能再次看到满树的苹果花。霜冻只会推迟花期，但老树终将战胜霜冻。可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帮我下楼呢？
我很久以后才了解到他们的弟弟伊尼斯的悲惨经历，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像旧书里撕下的几片纸页。你能否真心爱上一个只有过一夜情的男人？我不知道答案。但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温柔，强烈，正式的爱情。愿神明拯救我。
这里曾经有个小帮厨，在下面一张临时的桌子上扔一些面包渣，都是厨房里切大量面包剩下的。于是引来了蓝山雀，绿山雀，馋嘴的燕雀，让人不禁想起罗斯康芒。她也早就不在人世了。苹果树应该比人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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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院子里，今天又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即便约翰·凯恩的雪花莲能凌霜傲雪，但我敢肯定，那棵老苹果树还是冷得够呛。差不多百年的老树了。多年以前，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我曾去到那棵树下。那里有张环树的木椅，像古老故事里古老的英格兰村庄。村头的绿地。其实那只是一个有太阳时光亮的日影，在春天给老树带来温暖，激发它的生命力。然后老树春花绽放。但这会儿花肯定还没开，即使老树斗胆展示几个花苞，也会被霜冻打黑，然后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原本的初衷有些脱节。我一方面在此记下庸庸碌碌的一生，一方面却抗拒格林医生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这似乎完全不合情理。我知道，他肯定会想读我写的东西，至少，这会让他的工作容易进行。等我死后，如果有人想起查看那块松动的地板，格林医生就会如愿以偿了。我倒不在乎让他看，但不喜欢别人刨根问底，而如果这会儿这些纸页落在他的手上，他肯定会这么做。也许实际上，我就是为他写的，因为从“认识”这个词的总体意义上来讲，他是我唯一认识的人。即便如此，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来得比较勤。记得以前，我一年才见他两面，复活节和圣诞节，他匆匆而来，问问我的情况，心不在焉地听听我的回答，然后匆匆而去。当然，那时，他有上百个病人，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也许更多。现在，人员可能比过去减少了很多。我们就像那些可怜的修女和修士，在古老的修道院里消减凋零。除非到各处都转一转，否则我也无法确知这里的情况，但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完全出乎意外，斯莱戈精神病院转来了进一步的资料，是旧的供词记录打印的首页。他们的档案设施一定比我们的先进，所以全部纸张都完好无损。我得承认，文件里萝珊的故事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仿佛我忽然找到了一幅画面，可以给那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充当背景。一种命运多舛，历尽磨难的人生风景，像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背后的城堡和山丘（是我记忆中的背景，也许没有城堡也未可知）。因为她总是拐弯抹角，顾左右而言他，我尤其感到令我战栗的一睹为快的渴望，好像这份文件会提供所有我在她口中无法得到的答案，对此我要格外小心谨慎。文字，一旦被诉诸笔端似乎就具备了某种权威，即使事实上所写的仅是一纸空文。我千万要避免以他人的文字取代她的沉默，毕竟这是极大的诱惑，一条捷径，或一种绕道而行。纸页总共有十七张，密密麻麻打着字，记载了她入院（我几乎想说入狱）之前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了她的早期生活，包括她的婚姻，以及婚姻取消的前因后果。然后她的生活似乎完全脱离了正轨，翻江倒海，彻底地乱成了一团，既可悲又可怕。有些事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堪称爱尔兰二三十年代的蛮荒童话，然而她最大的悲剧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当时的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所谓的“紧急状态”之下。
我从昨天开始记述自己在开罗咖啡店的经历，但瑟瑟发抖的危惧让我屡屡停笔。骨头都化成了水，周身寒彻。这都是格林医生无意中说出的话引起的。他的话好像压在枯萎花朵上的一块石板，让我整天在床上辗转反侧，感觉苍老凄惨，惶恐不安。约翰·凯恩进来时看到我，也不禁吓了一跳，但他没吭声，勾着背，用那把蹩脚的扫帚在屋里匆匆忙忙扫了一遍。可以想象，我看上去有点疯狂。据说我们人类像下雨一样不停地蜕掉死皮。他那把扫帚一定携带着所有病人散落的肌肤。然后他再到每个房间里一阵挥舞。不知这意味着什么。
我扪心自问，仍无法肯定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告诉她文件的内容。根据她那天的反应，我怀疑她肯定难以接受。如果内容属实，那么这骇人的真相一定已成为她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负。在这种地方，我们最好不要过分考虑道德或法律意义上的对与错。像监狱里的神职人员，在尘世的权柄执行裁决之后，我们服务于犯人所剩无几的自我。我们尽力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帮助他们稳定下来，但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理智的绞刑架下接受板斧的重击吗？为了在这里等待漫长的无期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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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引人入胜也触目惊心的资料是由一位冈特神父签署的，名字听起来倒是有些耳熟。我苦思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这人是谁了，他在五六十年代曾经晋升为都柏林的辅理主教，从宪法的含糊其词中找到了某一条清楚的说法，从而确认了他和他的神职弟兄们对整个城市道义上的霸权。他的全部慷慨陈词都旨在把女人禁锢于家门之内，同时把男性的尊严升华到崇高的洁身自好和赛场上的赫赫神威。现在，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滑稽可笑，当年，这种事可没有任何幽默感可言。
往事如昨。那一刻，我是谁？一个陌生人，现在还潜伏在我身上，藏在我的骨血里。藏在满布皱纹的皮囊中。那个昔日的我。
年轻的冈特神父在斯莱戈期间似乎对萝珊·克莱尔的情况了如指掌。她是皇家爱尔兰警队警长之女（我从以前支离破碎的资料里已经读到过）。爱尔兰独立战争的年轻领导人德·瓦莱拉宣布，任何警员如果在运动中曾经影响到革命的进程，可以被判处枪决。于是，这批人，都是爱尔兰人，多数是天主教徒（萝珊的父亲属于例外，他是长老会信徒），全家都随时面临着受到冲击的危险。在烽火岁月这种事屡见不鲜，但年仅十二岁的小萝珊肯定无法理解。在她眼里，所有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扑朔迷离，惨绝人寰，可惊可怕的。
无穷无尽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大街小巷，战栗的房屋拥在一起像足球赛场上的人群。斯莱戈不可思议的降水量仿佛一百条河流从天而降。而真正的河流，格拉沃戈河，水涨得如此之高，完全出乎那些美丽天鹅的预料，它们顺流而下，冲过桥洞，在桥的另一侧现身，好像经历了一场失败的自杀，神秘的黑眼珠目光凝滞，神秘的优雅却依然无懈可击。在众所周知的美丽外表之下，天鹅保持着内心原始的狂野。雨也落在开罗咖啡店门前的人行路上，我缩在锅炉和各种设备中间，火辣辣的眼睛透过窒闷的空气窥视着窗外。
我刚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七点五十分，不能再迟了，必须马上出发，才能赶上八点十分的巡视。抓紧时间。
格温·法拉唱道：“无所事事的天气，总下着雨。”比利·麦耶的双手在琴键上翻飞。格温的歌声如泣如诉，想来一定是斯莱戈人。“猜想我们出生时，身穿雨衣……”
备忘：建筑工人说，再过六个星期，新楼就可以完工了。这可是他们的原话，那天我在工地上，像个名副其实的奸细，亲耳听到的。好了，就此收笔。
萝珊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