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不知为什么笑起来，好像私下里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然后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串清脆的笑声。
“那好吧。”
他说：“啊，不是。”我可还什么都没说，“抱歉。没事，没事。”
“我可不用花镜。”
然后他就走了，一路点着头。走到门口，他举起右手，郑重地挥了挥，好像我是船上的旅客。
“我们应该为你提供一副花镜，麦科纳提夫人——或者我该称你为克莱尔女士。”
是那之前还是之后，约翰走进来，说起了雪花莲？我都记不清了。
“我阅读的能力可不比从前了。我还能看一点托马斯·布朗，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我其实都了然于胸。”
啊，想起来了。约翰·凯恩又进来了一次，是为了擦地。很显然，他不知怎么想起，原来他忘记擦地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也上了年纪，老年人伺候老年人。其实他也不是伺候人。他扫我床底下时，扫帚带出了一个汤匙。脏的，上面还沾着汤渍，一定是被我从端盘里磕出去的。他眼色阴暗，轻轻拍拍我的脸，然后走了。
他说：“那么，好吧。”总算显出要走的意思，“我明后天把资料拿来，你也许有兴趣看一看。”
*
不好，不好，又要触礁了。我赶忙住口。刚才可是说走了嘴。
好端端的历史，到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
“他真逗，你丈夫。”
*
“是啊。我当时是不吃肉的。一闻到肉味就头晕，但我还是每天给他做肉吃。所以我丈夫常对人说，我是爱尔兰最后一个素食主义的食人生番。”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好家伙。”
“人类本性贪生，渴望生存，即使整个世界已濒临毁灭……”
“那是斯莱戈的一个古老姓氏。我丈夫告诉我说，他们家族是最后有历史记载的食人部落。不知哪里写到，他们曾饥餐仇敌。”
她才入土两个星期。贝特。写下她的名字都很艰难。有时夜里独自一人在家，我听到哪里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以前也许无意之中听过无数次了，某扇门在有风的时候碰撞着门框，只是从未留心，现在我战战兢兢地望着漆黑的走廊，想象那是不是贝特。多么荒唐无稽，居然被自己的妻子吓得魂不守舍。
“是吗？当然了，麦科纳提就比较常见了。到处都能碰见麦科纳提。”
我当然不是真信有鬼。这只是哀痛欲绝的自然结果。
“我想可能是基督新教的姓，很早以前从英格兰传过来的。”
然而，活下去，何等举步维艰，可以说，我的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多少次，带着职业性的事不关己，我曾欣然聆听那些孤苦的灵魂倾诉衷肠，而折磨他们的忧郁症其实就是由我此时的这种大难临头之感所引起的。
他拙嘴笨腮地说着，一脸茫然，又像是小男孩在学校里遇到了难题。
我感到如此失落，几乎开始敬佩所有意志坚强的人。我看到萨达姆·侯赛因被判处绞刑时，还始终自称“伊拉克总统”。我仔细观察他的面孔，寻找痛苦煎熬的蛛丝马迹。他看上去很茫然，但依然坚定、泰然。逮捕他的人奚落他时，他表现得对他们恨之入骨。也许他无法相信这些人居然能结束他的生命，决定他人生的结局。他大概以为，只要集中全力，他还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个辉煌的结局。几个月前，被人从藏身的地洞中拖出来时，他看上去邋遢落魄。在法庭上，他的外衣和衬衫却一丝不苟。谁给他洗衣，掸尘，熨烫？谁是他的奴婢？他的一生，在一个朋友、一个心仪他的人，甚或一个同乡的眼里，究竟如何定义？我羡慕他迈向死亡时的从容自若。那些人没有对萨达姆表示怜悯，就像他对敌人一样残酷无情。他则神态安详。
他说：“我就说嘛。好像在哪读到过，是不是在那个小册子里？这个姓氏很少见。裘·克莱尔，应该不会有很多重名的。整个爱尔兰也不会有几个克莱尔。是不是由克利尔衍生的，起源于克利尔岛，也说不定。”
其实，从十年前开始，贝特就退步抽身到顶楼的女佣间了。此时，我坐在我们以前的老卧室里。这里从很多方面来说都称得上个“老”字：我们一起住了二十年，房间的陈设布置多年未换，我们“昔日”曾经在此同床共枕，等等，等等。我坐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位置上——这十年里有多少个夜晚，3650个夜——而如今，她已不在我头顶上了，不再踩着地板走来走去，不再爬上吱嘎作响的小床。空屋寂寂，只除了不知哪里传来的叩打之声，仿佛她根本没有死去，而是不小心把自己关在柜子里了，正设法脱身。楼上小屋里，她的床依然铺得整整齐齐，跟她走的那天早上一样。我简直不忍碰触。她搜集的关于玫瑰的书籍还占据着窗台，两边的夏威夷书立上精雕细刻着两个赤裸的妙龄女子。（想当初，我们同床的时候，她那边放的总是玫瑰方面的书，我这边一般是爱尔兰历史。）她床边是一张中式桌子，上面放着她的电话。桌子是她的姨婆遗留给她的，姨婆死于阿兹海默症，桌子是她年富力强的时候打牌赢的，贝特收到这件遗物时悲喜交集。抽屉里都是她的衣服，衣柜里挂着她的连衣裙，有冬装，有夏装，还有她的鞋，包括以前出席正式晚餐时穿的高跟鞋，那时我觉得这并不适合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还不至于那么没风度。当年，我们还活跃于社交场合的时候，至少我没犯过那种错误。让我心碎的并不是那个我在走廊里发现的她，由于肺塌陷上不来气，她的最后一声呼唤，让我踢踢踏踏跑上小楼梯。让我心碎的是我最初爱上的贝特，年轻的她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令人魂牵梦萦的端丽芳姿，违背父命的一意孤行。她决心下嫁一个一文不名的学生，当时他正在英格兰一家医院里钻研一门不见经传、前途渺茫的精神病学。她在斯卡布罗度假时偶遇了他，就此一见钟情。生命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
我忽然说：“我的闺姓是克莱尔。”
她父亲是爱尔兰第一大河香农河水力发电工程的分包商，负责提供在康诺特省采石场开掘的沙砾。他具有史诗般壮丽的情怀，因而我在他眼里一无是处。但贝特还是占了上风，我们顺利地举行了婚礼。婚礼上，女方成群结队的亲戚占满了教堂的一侧，另一侧是我的养父，只身一人，忍受着从对面射来的审视的目光。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这本应于他们有利，但他们属于英格兰天主教，这在我岳父母家人眼里比基督教更基督教，至少，非常，非常神秘，好像来自一个久远的年代，那时亨利八世正心急火燎地打算再娶。贝特家人一定以为她嫁给了一个来自过去的鬼魂。
“让你担惊受怕？当然不是。我的工作是帮助你。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对你做出评估。事实上，这已成为我的职责。这个时代，各种规章制度很严格。我当然可以不管你——不是真的不管你，而是不管这件事，我们随便聊点别的，或者就沉默不语，我发现，沉默其实对健康很有益。”
贝特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够始终如一，我多么后悔未能让她如愿以偿。只有在玫瑰身上，她才愿意看到变化，当枝条渐趋成熟时，玫瑰会经历一个神奇的阶段，花枝招展，花蕾饱满，新的气象在已知的体内激情蓬勃。终于，玫瑰深藏的美丽怒放出来。
我说：“也许吧。”终于可以从泥灰里挤出几个字来，“是你工作需要吧？”
“我去花园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她一年到头总这么说，因为她的玫瑰花在整年里次第开放。
“怎么了，萝珊？我让你担惊受怕了吗？真抱歉。”
她总在等待神明或者哪位神秘的魔术师对玫瑰施行魔法。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错当然都在我。我虽尽力而为，但心底里总是缺乏那种热情。我应当跟她一起出去，戴上手套，操起大剪刀，好像要参加一场小人国的大战。
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不知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你全身抹上了泥灰。我闭上嘴仔细品味，我敢发誓，自己正咀嚼满口泥灰。我看着格林医生，惊慌失措。
曾经的疏漏，如今在头顶高悬，成为弥天大罪。简直令人发狂。
“文件里说你父亲在二十年代混乱的高峰期是斯莱戈的皇警，不幸被爱尔兰共和军杀害。不得不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一直是雾锁烟迷。上学的时候，觉得这段历史是接二连三的错上加错，而且——到处都是极度的好勇斗狠。在我们看来，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算了吧，到底该如何看待过去，也很难说。都当成古代史好了？我还是战争期间出生的呢。你父亲叫约瑟夫·克莱尔，不是吗？”
总之，我在此记述也是为了保持正常的神智。我六十五岁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还不算太老。然而当一个人在四十岁生日的清晨睁开眼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么说似乎显得很小气，近乎荒诞。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应当满足于生命本身，因而，能够旷达地品味岁月流逝，年事渐增，以及老之将至。但我无法承受这副重担。贝特死后，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镜中的形象。虽然每天早上都照照镜子，修剪胡须什么的，但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自己。镜中的形象令我十分惊诧。我几乎认不出自己来了。头发在顶部如此稀疏，而且斑白如獾，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脸上的皱纹仿佛长期历经户外风吹雨打的皮革。我很震惊，更难以接受。贝特在世的时候，我竟然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老了。不知何去何从。于是，我找出旧剃刀，剃光了胡须。
我无法及时补充说明。
六十五岁。再过几年就退休了。看来面临终极折旧的不仅是这座建筑。退休。然后做什么呢？在罗斯康芒镇上混日子？萝珊·麦科纳提已逾百岁高龄。她要是英国人，女王会给她寄封信。不知玛丽·麦克丽丝是否给爱尔兰的百岁老人寄贺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玛丽·麦克丽丝像整个外面的世界一样，对萝珊的存在一无所知。
“不是，不是。”
其实我没打算写自己的事。我一心想写的是萝珊。
“他去世了？”
因为这中间有个不解之谜。我怀疑多年以前，在与此类似的机构里，她曾在“护士”的手中饱受虐待。在过去的历史中，这类事件可能屡见不鲜。而在那之前，在所谓外面的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她所遭受的苦难无疑更加深重。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尽量不去惊吓到她，也不要令她陷入沉默。她一贯擅长轻松谐谑甚至荒诞不经的交谈。多年以前，我和贝特也曾一度如此，我们相亲相爱的时候——算了，往事不用再提。但我还是不禁忖度，贝特躺在坟墓里寂寞吗？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会给殡仪馆打电话，那是我曾无数次驾车经过的地方，豪华的前厅，灵车停满后院，低语轻声，实际的考虑，人数，茶点，三明治，墓穴所需的文件，仪式，搬运，关于死亡的方方面面。然后今天早上，谨慎的账单，每件花费的明细，如期而至。我挑选的棺木，令我在葬礼上后悔不已。一时吝啬买的便宜货，竟用来埋葬我的妻。
“是的，我嫁给了汤姆·麦科纳提。”
她所有的细枝末节，举手投足，顾盼流转，我们之间的缱绻温存，每件礼物，每次惊喜，每个玩笑，每回出行，先去本多兰度假，后来去本尼多姆，每句温馨的话语，细心的叮咛，都汇聚在一起如同海水，贝特之海，涌向我灰白的海岸，淹没我，携我而去。
“但你结婚了，不是吗？”
哦，天哪。我又跑题了。最近几个星期，这已成为我的常态。
“您称呼我为麦科纳提夫人，但这背后有个故事。我其实应当用我的闺名。”
萝珊，老人家。传说中的冬妪。多么古老，她的皮肤如此单薄，仿佛隐约透出她青年时代的芳华，她往昔的自我。哦，她一定已经抽缩了很多，护士给她洗澡时，她可能就是一副皮包骨，曾经的美丽与丰腴如今都荡然无存了。我是否可以下结论说，贝特逃脱了这样的命运？讨论我们由于死亡而逃避的现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能连死神都会觉得好笑。每个生灵在死亡的过程中都会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哦，好吧，那我就放心了。可是上面有你的名字，萝珊·麦科纳提。”
我尤其好奇，特别希望能看看萝珊年轻时的照片。她当年肯定是个绝代佳人。可惜照片都找不到了。
“不是。”
刚开始，我一丝线索都没有。可以说，像她这样的高龄，我也不抱能找到任何资料的希望了。那么，我对她到底都了解些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已经对了二十年的话了！然而事实上，我对她的了解少之又少。她一度曾被称为麦科纳提夫人，但没有已知的亲人还继续与她保持联系，从来也没人来医院看过她，我隐约知道她是从斯莱戈转来的，可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却有些记不得了，或许以前在什么资料里读到过，那时我还年轻，刚从英国来到爱尔兰。贝特自然希望离家近一点，而我又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自己的爱尔兰渊源，所以我欣然遵从了贝特的意愿。
“他不是皇家警察？”
偶然，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当年，这里的主治医师阿莫达·辛先生的信从天而降，给予我一个初级的职位，我多么喜出望外，简直受宠若惊。不知他如何听说了我这么个寂寂无名的人，那时我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又迫不及待地想娶贝特。一份在爱尔兰的工作正合她的心意。真是天作之合。阿拉伯人说世上发生的一切事先都已写进了生命之书，我们的人生使命就是演绎书中的故事，不知不觉，无影无形。我还以为辛先生可能是跟我同一所学校毕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全部的职业训练都是在爱尔兰接受的，那种旧式的皇家系统在印度和爱尔兰取得独立之后仍沿袭多年。也许有人向他推荐了我，原因是什么却不得而知，因为说实话，我的成绩难称斐然，也就算过得去吧。无论如何，那封神奇的信寄到了，我兴高采烈地回了信，满怀年轻的朝气。可以说，当时我对罗斯康芒一无所知。即使这里是一潭死水，它也是贝特钟爱的死水。我们曾经拥有多种多样幸福的可能性。
“不是。”
阿莫达·辛看上去颇像一位圣人，愿上苍慰藉他的在天之灵。也许由于他是锡克族，所以在爱尔兰这块土地上，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按业务水平，他真应当成为爱尔兰的精神病总监。他在世的时候，这所医院是真正意义上的避难所，他对此有很多真知灼见。他特别推崇荣格和R.D.莱恩的理论，两者的结合尤其势不可挡。可悲的是他英年早逝，而且，可能是自杀。总之，我非常感谢他把我招收到这里，虽然其中的原委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晓。
“这难道不是你父亲的遭遇？”
我来的时候，萝珊·克莱尔已经在这里了，也可以说她在精神病院（省去“所谓的”字眼）的体制内已经待了差不多二十年。
我说：“是的。您完全没有必要伤心。至少不用为我这样。”
这门怎么咣当个不停。我好像又回到五岁的年纪，在帕德斯托老家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老房子里，担惊受怕，不敢去看个究竟。不就是个门嘛，可能是通向贝特最看不上的空房间的门，就在我这层。
他说：“是吗？”
我已经向斯莱戈精神病院发出了询问，看他们有没有关于萝珊的资料。他们可能也没有。同时，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残存的供词，多半已被老鼠啃食，而且爬满了蠹虫，好像沙漠里的出土文献，一部逸事遗闻的福音书。作者不详，但肯定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又不像出自一位医生之手。打印的字迹隐约可见，可能是使用了旧式复写纸的结果，那种皱巴巴的蓝纸，垫在打字机里第一页纸的背后。但愿斯莱戈医院还保留着原本。
我说：“这恐怕是别人的资料。”
同时，我尽量多跟萝珊聊天，从其他业务中挤出时间去看她。有时，我承认自己有些流连忘返，在她身上投注了过多的精力。但每次在她的房间里，都可以肯定地说，我悲痛的心情总能得到暂时的缓解。几天前，我居然在她面前崩溃了，然后，力图保持职业上的距离，我失口说出贝特之死，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使得麦科纳提夫人向我更靠近了些。而我好像被祥和的闪电击中了一样，萌生了某种原始，奇特，异常清晰的感觉。
他的话在屋子里余音袅袅，有些话就是这样，一旦说出口就挥之不去了。
也许，一个从来没有亲友探访的人会积蓄一种热量，像一个从未输出电能的发电站，就像香农河水力发电工程的初期，那年头所有人家都还没有用电。
“很多年前什么人写了一张供状，不知这份资料是属于我们院的，还是原本属于斯莱戈医院，然后跟你一起转过来的。至少它激起了我的希望，原件可能还存在。抄件已经破烂不堪，是打印的，你可以想象，字迹非常模糊。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散失了。简直可以与埃及古墓的出土文物媲美。供状是关于你父亲的，他曾任爱尔兰皇家警察署警员，这个机构的名称我也好久都没听说过了，是关于他过世前后的情况，或者说，是关于他遇害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心情很沉重。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今天必须来看你，虽然我也面临着一些——一些挑战吧。这些事读起来好像是最近才发生似的，令人感同身受，也可能是由于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比较多愁善感，对悲痛的体会尤其深切。我真的为你感到很伤心，萝珊。还有，我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我的问题多数得不到回答。一开始，我怀疑她会不会根本不知道答案，是否完全丧失了对过去的记忆，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她真的疯了？她被置于避难所的“护理”之下，是否由于她确实患有精神错乱，或精神崩溃？就像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她熟知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它们的说法能始终保持一致。但同时，她也坦率地承认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又显然说明她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只是她的记忆也难逃岁月的蠹鱼罢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趋向于用个人的版本回答所有的问题。他们特别仇恨一无所知，因为这能引发错乱时的痛心疾首，令他们难以忍受。
谁的常言？他的熟人？他年轻时遇到的长者？格林医生的青年时代是什么时候？我想，应当是上个世纪五十或六十年代。那时伊丽莎白女王还很年轻，英格兰却已经老了。
我接下来又想，她如此战战兢兢，会不会是因为对我有所忌惮，或者害怕一旦话说从头，便会重拾宁愿忘掉的往事。但无论真相如何，我都能发现她生命中曾承受的沉痛苦难，这可从她的双眼中一览无余，并赋予她一种奇异的饱经沧桑的风华。这一点，我在落笔之前倒是从来没意识到过。看来，写这本日记还是对我很有帮助的。
他说：“我意外地找到一些资料。都是陈年往事，不知是否像常言说的，于事无补。”
总之，可以说，我希望通过不管什么方式，找到她人生经历的中心与线索，她真实的生命史，至少找到那些还能够拼凑起来的部分。毕竟，她已是风烛残年。据我所知，爱尔兰现代长寿的纪录是一百零七岁。但我怀疑，她还能不能再有七年的时间。
下午，格林医生在这里待了一个钟头。他进门时面如死灰，吓了我一跳，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穿着深色的外衣，原来，他刚刚出席了妻子的安葬仪式。他称她为贝特，估计是贝蒂的昵称，贝蒂又是什么名字的简称？记不得了。可能是伊丽莎白。他说，前来吊唁的共有四十四个人，他数了一下。我想，哀悼我的人会更少，少而又少，一个人都没有，除了格林医生可能会出席安葬仪式。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看到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里的哀伤，他剃了胡须的位置上有一道通红的划痕，他小心翼翼地不停地触摸。我跟他说，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他就不用管我们这些人了，他没吱声。
希望斯莱戈方面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镇定地下笔，虽然此时我心乱如麻。
我最引以为憾的是贝特搬去了女佣间。这应该都是那件风流韵事造成的。我愚蠢的内心精挑细选出一个如此过气、美其名曰的辞藻，以掩盖我深重的罪孽——对方的生活也因此急转直下。很可能，贝特因此看清了我的真实面目——一个远低于她的期望的人，一个龌龊的人。
今天，约翰·凯恩一鸣惊人。他宣布，今年的雪花莲提前开放了。他居然注意到了雪花莲，真令人惊讶。他说，花园尽头，只有疯人院的工人才能去的地方，盛开了一株番红花。他站在地中央，手握拖把，侃侃而谈。他本是进来擦地的，结果报告了这些奇迹后，转身就走，把擦地的事忘了。我估计，他是被自己忽然爆发的诗意惊呆了。这再次证明，很少有人能一成不变地保持自己的个性，多数人会不断挣脱个性的束缚。不过，他上洗手间始终是个生手，因为他的裤子拉链大部分时间仍是开着的。有朝一日，一只小动物可能会发现他敞开的拉链，欣喜地爬进去安家落户，就好像刺猬终于钻进梣树潮湿舒适的树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