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里强烈的味道扑面而来。然而，除了一套刷得干干净净的质地精良的衣服，箱子的上层没什么别的东西。衣服的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只锡制的杯子，一根银条，一对制作考究的手枪，一只旧闹钟，几件镶着珠宝的不值钱的外国小玩意儿，还有五六个西印度贝壳。
“给我钥匙。”母亲说道。她转动钥匙，一下子就把箱子打开了。
除了那根银条和那些小玩意儿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而那些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再底下是件旧水手斗篷，好多地方已经被海盐染成了白色。我母亲把它拎起来，于是箱子里最后的物品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黄布卷儿，裹着像是文件之类的东西；一个帆布包，手一碰就发出金属碰撞的丁当声。
这箱子看上去和别的水手箱没什么两样。箱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字母Ｂ。由于使用多年，又不加爱护，箱子的边角有些破损。
“我要让那些恶棍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拿属于我的钱，别的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拎着包。”然后她计算着船长欠我们的钱，把它们从帆布包里数出来装到我拎着的包里。
我扯开船长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了一根脏兮兮的细绳。我用折刀割断了细绳，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让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赶紧跑上楼，走进船长的房间。自他住进来后，那箱子就搁在那房间里没挪过窝。
这可是一件很费时的麻烦事，因为那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大小不一。英币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这来计算。
“或许在他的脖子上。”母亲小声地说。
我们才数了一半左右，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到外面寂静而寒冷的空气里传来了一种声音。那声音吓得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那是瞎子的拐棍敲打在结冰的路面上的“笃笃”声。我们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出，只听得那声音越来越近。接着，有人重重地敲打店门。我们听到了门把转动的响声。门闩被撞得哐当乱响，那个恶棍想要进来。随后是屋里屋外的一片寂静。过了很久，那“笃笃”声又重新响起。感谢上帝，它渐渐远去，直到完全听不见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把船长的口袋挨个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了几枚小硬币，几根线，几枚很大的针，一个袖珍罗盘和一把折刀。我感到绝望了。
“妈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快走吧。”我相信那闩着的门一定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很快会把他们全部都招来。我真庆幸自己把门闩上了，不用再看到那个可怕的瞎子。
“吉姆，”母亲说道，“钥匙。”
我母亲虽然害怕，却坚决不同意多拿一个子儿，也固执地绝不少拿一个子儿。她说现在还不到七点，还早着哪。她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她也不会放弃她的权利。正当她和我还争论不休的时候，远处的小山丘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很低的呼哨。这呼哨一下子结束了我俩的争论，而且使我俩毛骨悚然。
“妈妈，他们给他的期限是十点。”我说。正在这时，我家的那只旧钟“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我俩都吓了一跳。但它带来的是好消息，这会儿才六点钟。
“我就拿上这些数好的。”母亲说着猛地站了起来。
我立刻跪在地上，准备找钥匙。在船长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张一面涂黑的小纸片。我认定这就是“黑牌子”。我把它捡起来，看到在另一面上工整清楚地写着一行字：“限你今晚十点。”
“我把这个带上抵我的那份儿。”我抓起了那份包起来的文件说。
“把窗帘拉上，吉姆。”母亲轻声说，“他们可能会在外面偷看。”等我放下窗帘，母亲又说：“现在，我们得把钥匙从他身上取下来。我都不知道该谁去碰他。”她的话里带着哭腔。
接着，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边上，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再接着，我们开了店门，全速撤离。我们走得正是时候。雾气正在迅速消散，月亮早已把旅店两边的高地照得清清楚楚，只有谷底和店门周围还处在阴影里，蒙着淡淡的面纱似的一层雾气，刚好掩护我们逃离的脚步。但我们刚走过小山谷，朝小村跑了没到一半的路程，就暴露在明亮的月光下。更糟糕的是我们听到了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回头朝他们来的方向望去，看到有一点亮光正左右摇晃着迅速逼近，来人当中有一个家伙提着风灯。
我关上了大门，还上了门闩。
“我的天啊！”母亲突然说道，“带上钱，快跑！我要昏过去了。”
对一件事我母亲态度坚决，那就是她不会放弃船长亏欠的本该属于我们的钱：“这钱属于我，也属于你，吉姆，我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即使会丢了性命，我们也要把那箱子打开。”母亲拿了一枝蜡烛。我们手拉着手，大着胆子，一起走进了客厅。船长还像我们离开时那样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幸亏我们正好来到了小桥上，我搀扶着虚弱的母亲到了河岸边。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倒在了我的肩膀上不动了。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力气，也许动作十分粗鲁，但不管怎么说，我把母亲拖下了河岸，又往桥洞下拖了几步。再往前我就拉不动了，因为桥洞很低，只容我一人趴在下面。我们就这样待在那儿——母亲几乎就躺在露天里，而我们离旅店近得可以听到那里的动静。
我当然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母亲。我们两人很快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十分麻烦十分危险的境地。如果我听从船长的吩咐，立刻骑马去找李维西大夫，那我就不得不把母亲孤立无援地独自留在家中，所以这个办法想都不用想。而且，我们两人好像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待得太久：厨房壁炉里煤块掉落的声音，甚至连时钟的滴答声都吓得我俩胆战心惊。我们仿佛总能听到周围有脚步声，它们越来越近。客厅里躺着船长的尸体，而那个恐怖的瞎子也许就在什么角落里等待着打算什么时候就回来。我有好几次都像老话所说的那样感到“心惊肉跳”。必须当机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