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竖起耳朵想听点什么，但好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一些急促的嘀咕声，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他们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我便听到了一些只字片言，大多是船长骂人的脏话。
黑狗命令我走开，并让我把门敞开。“别想从锁眼里偷看，孩子！”他说。我去了隔壁的房间，任他们两人待在客厅里。
“不，不，不！就到此为止！”船长有一次大声地嚷道，接着又嚷道，“如果要上绞架，就大家一起上。这就是我的话！”
等我端着酒回来时，他们已经分别坐在了船长早餐桌的两头——黑狗挨着门侧身坐着。我认为，他这样坐是为了能一只眼睛看着他的老朋友，另一只眼睛留意自己的退路。
突然，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咒骂声，还夹杂着其他的声响——砸椅子掀桌子，跟着是打斗，接着是一声痛苦的号叫。随后我便看到黑狗没命地往外跑，左肩上血流如注，船长紧追其后。两人的手上都握着出鞘的弯刀。追到门口时，船长瞄准逃亡者狠命地砍去。如果不是被我们的大招牌挡了一下，这一刀准可以把黑狗劈成两半。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招牌下角还留有一个豁口。
“你还是老样子，比尔，”黑狗回答道，“还是老脾气，比尔。我要先请这个可爱的孩子拿一杯朗姆酒来。如果你愿意的话，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像老朋友那样好好聊聊。”
这一刀也结束了两人之间的打斗。一到了大路上，尽管身受重伤，黑狗仍显示出非凡的脚下功夫，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山后。至于船长，他就像失了魂一样，站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招牌。他揉了揉眼睛，最后转身进了屋。
“好，听着，”船长说，“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就在这里。那么，说吧，什么事？”
“吉姆，”他说，“拿朗姆酒来。”他说话时差点摔倒，一只手撑在墙上才稳住了身子。
“还会是谁呢？”陌生人稍稍松了口气回答道，“正是黑狗到‘本伯尔’旅店来拜访他的老朋友比尔来了。啊，比尔，比尔，自从我丢了那两个指头之后，我和你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他说着就举起了那只残缺的手来。
“你受伤了吗？”我大声问他。
船长从喉咙里憋出了一个词：“黑狗！”
“朗姆酒！”他又说道，“我必须离开这里！酒！朗姆酒！”
“得了，比尔，你认得我。你当然认得你的老朋友的，比尔。”陌生人说。
我赶紧跑着去拿酒，但刚才发生的一切让我心慌意乱，结果我打破了一只杯子。当我重新倒酒时，我听到客厅里传来很响的什么东西倒在地上的声音。我跑进客厅，看到船长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这时，我母亲也被刚才的那番打斗和喊叫声给惊动了，跑下楼来帮我一起把船长的头扶起来。他呼吸急促，双眼紧闭，脸色可怕。
船长猛地转过身来，脸色发白，甚至连鼻子也变青了。他脸上的神情就像见了鬼一样。真的，看到他一下子变得那么衰老和虚弱，我打心眼里觉得他挺可怜的。
“噢，天啊！我的天啊！”我母亲大声叫道，“我们店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而你那可怜的父亲还病着哪！”
“比尔。”陌生人喊了一声，那声音在我听来像是在给他自己壮胆。
我们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救船长，也不知他究竟是怎么了，只是认定他和陌生人搏斗时受了致命伤。当然，我取了朗姆酒，想灌进他的喉咙，但他的牙关紧咬，怎么也灌不进去。因此当看到来给我父亲治病的李维西大夫推门进来时，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船长终于走了进来，砰地把门关上，目不斜视，径直穿过客厅走到为他准备好的餐桌旁。
“噢，大夫，”我们叫道，“我们该怎么办？他伤到哪儿了？”
陌生人和我随后就一起回到了客厅。他把我拉到他身后的角落里，这样一来，敞开的大门刚好挡住我们两个。你可以想像得到，我紧张不安极了，尤其是发觉陌生人自己也很害怕。他把刀从刀鞘里往外拔了拔。我们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吞口水，好像嗓子眼里有什么卡住了似的。
“受伤？根本没那回事！”大夫说，“他和你我一样，什么伤都没有。他病了，病得厉害。我早就警告过他，如果他还继续灌朗姆酒的话，他就会这样。现在，霍金斯太太，请赶快上楼到你丈夫那儿去，尽量什么也别告诉他。至于我，我必须尽我所能来救这不名一文的家伙的命。吉姆，给我拿一个盆来。”
这个陌生人一直在店里紧靠门口的地方等着。终于，他看到老船长从海边回来了。“瞧，果然，”他说道，“那是我的朋友比尔，胳膊底下还夹着望远镜。上帝保佑，确实是他。孩子，我们回到屋里去，躲在门后面，给比尔一个小小的惊喜。我再说一遍，上帝保佑。”
我拿着盆回来的时候，大夫已经割开了船长的外套，露出了他肌肉发达的粗胳膊。他的胳膊上有好几个地方刺了稀奇古怪的图案和字符。前臂上工整、清晰地文着“吉星高照”、“一帆风顺”、“比利·邦斯万事如意”等等。在靠近肩膀的地方还文了一个吊在绞刑架上的人。
我指了指那块岩石，然后告诉他船长大概什么时候会打哪儿回来，随后又回答了他的其他几个问题。“啊，”他说，“我的朋友比尔见到我会像见到酒那样高兴的。”
“他倒也是有先见之明，”大夫用手指摸着图案说，“现在，比利·邦斯先生，如果这是你的大名，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血是什么颜色的。”
“去哪儿了，孩子？他走的是哪条道？”
“吉姆，”大夫问，“你怕血吗？”
我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
“不怕，先生。”我回答。
“是啊，”他说，“我的朋友比尔好像也叫船长。他的腮帮子上有个刀疤，脾气很好，特别是喝了点酒以后。我猜想，你的船长脸上也有个刀疤——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猜想，是在右边的腮帮子上。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了的。那么，现在，我的朋友比尔是否在这里？”
“那么，”大夫说，“你端着这个盘子。”他边说边拿起了他的手术刀。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至于这早餐，是为住在店里的客人准备的，我们管他叫船长。
被放了许多血后，船长才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朝四周看了看。他先认出了大夫，立刻就皱起了眉头，然后他又看到了我，仿佛放心了一点。但他的脸色突然大变，挣扎着要站起来，嘴里嚷着：“黑狗在哪里？”
“这桌子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带着不怀好意的神色问我。
“这里没什么黑狗，”李维西大夫说，“你喝了太多的酒，结果正像我警告过你的，中风了。尽管我十分不乐意，还是刚把你从坟墓里拉了回来。现在，邦斯先生——”
我朝前挪了一步。
“我不叫这名字。”船长十分恼怒地说道。
“过来，孩子，”他说，“走近点儿。”
“我才不在乎呢，”大夫回答，“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用这名字叫你可以省点事。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一杯朗姆酒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你喝了第一杯就会要第二杯、第三杯。我告诉你，如果你再不戒酒，你会没命的。你明白了吗？好了，现在，使把劲，我扶你到床上去。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问他想来点什么，他说他要朗姆酒。但当我走出去拿朗姆酒的时候，他却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来，并做手势招呼我过去。我迟疑了一下，手里攥了块抹布。
我和大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船长架到楼上，让他躺在床上。他的头耷拉在那里，就像要昏过去了。
怎么说呢？那会儿母亲正在楼上陪父亲，我在楼下摆放老船长回来吃的早餐。忽然，门开了，进来了一个陌生人。他面色苍白，左手缺了两只手指头。虽然他也带了水手弯刀，但怎么看也不像骁勇好战的人。我一直在留意水手——不管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但这个人让我难以判断，他不像个水手，但身上还是带着点海水的味道。
“记住，”大夫说道，“朗姆酒对你而言就是死亡。”
一月的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曙光乍现。船长比平常起得早些，去了海滩。他的水手弯刀晃荡在那件蓝色旧外套的下摆下面，那副铜管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破帽子歪在后脑勺上。我记得他一路大步走去时，呼出的气像烟雾一样留在身后的空气里。他发出的最后的声响，是他转到那块大石头后面时，鼻子里冲出来的响亮的吭哧声。好像他还在对李维西大夫的事耿耿于怀。
说完这句话，大夫就拽着我的胳膊，给我的父亲看病去了。
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冰封大地，经久不化，暴风雪又接踵而至。冬天刚开始，我们就清楚我那可怜的父亲是熬不到春天了。他的病情越来越糟糕。店里的活都落在了我和母亲的肩上，忙得我俩团团转，压根儿没有什么时间去关注我们那位讨人嫌的客人。
“这算不了什么，”大夫一关上门就对我说，“我给他放的血足以让他安静一阵子了。他要在床上躺一个星期，这对他和你都有好处。但如果他再中风，他就完蛋了。”
这件事过后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事件，而这其间的第一桩怪事终于让我们摆脱了船长——不过，正如你将看到的，他的事还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