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船长的确也在败坏我们的旅店。因为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早就花完了当初预付的几个金币，而我父亲一直没有勇气再向他开口讨要。
最让大家害怕的是他讲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尽是些绞刑呀，谋杀呀，海上的风暴呀，还有一些疯狂的野蛮行径。我父亲总说我们的店算是完了，因为人们很快就不会再来光顾这种地方了。不过，我倒是认为船长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人们起初的确被他的故事吓得够呛，但事后想起来，又觉得挺喜欢。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刺激。
住在店里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更换他的装束。他从来不写也未曾收到过任何信件。除了左右邻居，他不和别的什么人说话，即便是和邻居说话，也大多是在他喝多了的时候。至于那个大水手箱，我们谁也没再看到他打开过。
我不需要过多地讲述那个一条腿的水手是如何在梦里折磨我的。但对于船长，我不像别的认识他的人那样害怕他了。到了晚上，他就坐在那里，喝着朗姆酒，旁若无人地唱着那首老掉牙的烂歌。有时他也会请大家都喝上一杯，然后强迫所有的客人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嗬嗬，来瓶朗姆酒”，震得房子都晃动起来。每个人都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珍惜，一个唱得比一个大声，唯恐被船长发现自己没有尽力。
只有一次，船长被人顶撞过。那是他住在我们店里的最后日子里，当时我父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天傍晚，大夫李维西先生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一点我母亲做的晚饭，然后走进客厅，一边抽他的烟斗，一边等他的马从村里过来接他。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注意到大夫和房间里粗俗的乡下人，特别是和我们那位船长之间鲜明的对比。因为李维西大夫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而船长污秽不堪，体形臃肿，两眼布满血丝，被朗姆酒灌得醉醺醺地趴在桌子上。忽然，船长扯开嗓子开始唱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至少对我而言，这不算是什么秘密，因为我多多少少分担着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许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条件是我必须时刻警惕一个“一条腿的水手”，这个人一出现，我就要向船长通报。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船长天性沉默寡言，白天带着一副铜管望远镜，不是在海湾四处转悠就是在悬崖上游荡；到了晚上，他就坐在客厅壁炉边的角落里，拼命地灌兑了水的朗姆酒。如果有谁和他搭话，他多半不会吭声，只是猛地抬头恶狠狠地瞪上一眼，像汽笛一样一哼鼻子。我们和来店里的人很快就明白别去招惹他。每天散步回来，他都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打这里过。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了，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每当有水手入住本伯尔旅店，他便会隔着门帘把那个水手打量仔细了才走进客厅；而且只要店里住了水手，他便会静悄悄的像老鼠一样。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拿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在地上，“用完了就对我吭一声。”
烈酒和魔鬼干掉了其他的——
“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帮我把箱子提下来，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那么，”他说，“我就住这儿了。”
我曾以为歌中的“死人的箱子”指的就是楼上他房间里的那只大箱子。不过现在，大家都对这首歌习以为常。那个晚上，只有李维西大夫是头一回听到这曲子。我注意到他对此颇为反感，因为他抬头很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才继续他和花匠老泰勒的谈话。船长盯着大夫看了一阵子，拍着桌子要求安静，目光变得更为凶狠，最后终于恶狠狠地迸出一句脏话：“闭嘴！那个不知死活的……”
我父亲回答他说，遗憾的就是客人太少，生意清淡。
“您是指我吗，先生？”大夫问。那个恶棍又骂了一句，说是的。“我只想对您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您继续这么喝朗姆酒，这世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无赖。”
“这个海湾不错，”他终于开口说道，“这家旅店也选对了地方。客人多吗？”
老恶棍气得发疯。他从桌边跳起来，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后搁在手心里掂着，像打算把大夫钉在墙上似的。
他苍老的嗓音尖锐地颤抖着。然后，他用一根棍子敲着门。当我父亲上前接待时，他粗声大气地要了一杯朗姆酒。他慢慢地啜着酒，细细地品味着，眼睛却一直打量着旅店外的悬崖和我们的招牌。
大夫动都没动一下。他像刚才那样侧着身子对着船长，语调依然平稳镇定，只是提高了一点声音，好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到：“如果你不马上把那把刀子放回口袋里，我用我的荣誉担保，你一定很快就会被绞死。”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接下来，两人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了他的刀子，像条被痛扁了的狗一样，嘟嘟哝哝地回到了自己的位子。
十五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听着，先生，”大夫接着说，“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在我的辖区里有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你尽管放心，我会日夜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地区治安官。只要让我听到一句抱怨你的话，哪怕只是抱怨一丁点儿像今晚这样无理的行为，我就会把你抓起来，赶出这里！”
一切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他踏进旅店的门，身后跟着那只搁在小推车上的水手箱。他身材高大，结实而笨重，皮肤黝黑，穿着脏兮兮的蓝色外套，打了结的发辫耷拉在肩膀上。他的那双手青筋满布，伤痕累累，漆黑的指甲残缺不全。他的侧脸颊上斜着一道灰色的伤疤。我记得他一边打量着小海湾一边自得其乐地吹着口哨，然后，他突然扯起嗓子，唱起了那首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
不一会儿，李维西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骑上马就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很是安静，而且此后的很多个晚上都是如此。
居劳尼先生、李维西大夫和其他另外几位绅士都鼓励我把前往金银岛寻宝探险的故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既然如此，我就从那一年我父亲开的一家名叫“本伯尔”的旅店开始吧。那个脸上带着一道疤、长得黑黑的水手也就是在那时候住进了我们的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