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说，”他又说，“两个黑牢……”
英国人难以觉察地微笑一下。
“隔开五十尺的距离；但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
“是的，”德·博维勒先生回答，“我有机会在一八一六年或一八一七年亲自看到这个人，下到他的黑牢必须带一分队士兵，这个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面孔。”
“这个危险人物叫……”
“当真？”英国人问。
“爱德蒙·唐泰斯。是的，先生；看来这个爱德蒙·唐泰斯弄到了工具，或者制造出工具，因为找到了一条地道，两个囚犯可以通过地道来往。”
“噢！天哪！可以，先生，神甫的黑牢离开一个以前的拿破仑党代理人的黑牢约有四十五至五十尺的距离，那个人对篡权者一八一五年卷土重来起过最大的作用，非常果敢，非常危险。”
“这条地道挖出来无疑是为了逃走啰？”
“可以了解一下这件怪事吗？”英国人带着好奇的神情问，一个洞察入微的人在他淡漠无情的脸上看到这种神情是会感到诧异的。
“正是；对这两个囚犯来说，不幸的是，法里亚神甫遭到蜡屈症的打击，一命呜呼。”
“我记得起来是因为这个可怜虫死时还附带发生了一件怪事。”
“我明白了；这大概中断了越狱计划。”
“您的记忆力很强，先生，能这样记清日期。”
“对死人来说是的，”德·博维勒先生回答，“但对活着的那个却不是；相反，这个唐泰斯从中看到加速他逃跑的一个方法；不用说，他以为在紫杉堡死去的囚犯都埋在一个普通墓地里；他把死尸搬到他的牢房，自己钻进口袋，然后缝上口袋，等待埋葬时刻到来。”
“是的，先生，大约五六个月以前，是在二月里。”
“这个手段很大胆，表明他不乏勇气。”英国人说。
“可怜的家伙！他死了吗？”
“噢！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个人非常危险；幸亏他自己让政府省却对他的担心了。”
“他以为发现一个极大的宝藏，如果政府释放他，他会献出一大笔钱。”
“怎么说呢？”
“可能的；他发的是哪一种疯？”
“怎么？您不明白？”
“噢！他确实发了疯。”
“不明白。”
“据说如此。”
“紫杉堡没有墓地；干脆在死人的脚上绑上三十六斤重的铁球，投到海里。”
“噢！我完全想得起他！”德·博维勒先生高声说，“他发了疯。”
“怎么？”英国人说，仿佛他很难领会似的。
“法里亚神甫。”
“是啊，在他脚上绑上三十六斤重的铁球，然后投到海里去了。”
“您怎么称呼他？”
“当真？”英国人大声地说。
“那么，先生，我在罗马是由一个苦命的神甫培养长大的，他突然失踪了。后来我获悉，他关在紫杉堡，我想了解他死时的一些情况。”
“是的，先生，”督察继续说。“您想，那个越狱的人感到自己从悬崖高处落下去时，他该多么吃惊啊。我真想看到他当时的面孔。”
“每个犯人都有自己的档案材料。”
“那是很难办到的。”
“有关犯人的记录都写在这些登记簿上啰？”
“没关系！”德·博维勒先生说，确信能收回二十万法郎使他谈笑风生，“没关系！我想象得出。”
“当然。”
他哈哈大笑。
“您掌管监狱的入狱和出狱登记簿吗？”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
“当了十四年多啦。”
他也笑了起来，但像英国人那样笑，就是说抿着嘴笑。
“您是监狱督察吗？”
“因此，”英国人首先恢复常态，继续说，“因此，逃跑者淹死了？”
“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一点不错。”
“先生，”英国人笑着说，“我像我的公司一样，我不做这种买卖；不，我要的佣金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所以监狱长既摆脱了疯子，又摆脱了凶犯啰？”
“当然可以，先生，这再公道不过！”德·博维勒先生大声说，“佣金通常是一厘半，您要两厘吗？您要三厘吗？您要五厘吗？您要得更多？说呀？”
“正是这样。”
“这不关我的事，”英国人回答，“这是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或许这家银行着意加速一家竞争银行的破产。但先生，我所知的是，我已准备好将这笔款子现付给您，而您给我一份债权转让文书；我只要求得一笔佣金。”
“这件事总该记录在案吧？”英国人问。
“先生，我要事先告诉您，您多半只能拿到这笔款子的百分之六。”
“是的，是的，有死亡记录。您明白，唐泰斯如果有亲属，他们会关心他是死是活。”
一道快乐的闪光掠过德·博维勒先生的面孔；但他竭力抑制住自己，说道：
“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如果他们能继承他一点什么的话。他确实死了吗？”
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总数可能是德·博维勒先生担心失去的那笔数目的一倍。
“噢！天哪，是的。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出示证据给他们看。”
“现款。”
“但愿如此，”英国人说，“我们还是回到登记簿上来吧。”
“您付款？”
“不错。这个故事把我们扯远了。对不起。”
“不，二十万法郎照付；我们的公司，”英国人笑着又说，“不做这种买卖。”
“对不起什么？为了这个故事？决不，我觉得这个故事饶有兴味。”
“不用说，要大打折扣吧？”
“确实如此。因此，先生，您想看看有关可怜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吗？他倒是很文雅的。”
“是的，是的。”
“我很乐意看一看。”
“您要买？”
“请到我的工作室去，我拿出来给您看。”
“那么，我从您那里把这张债券买过来。”
两人来到德·博维勒先生的工作室。
“我认为已经泡汤了。”
一切确实井然有序：每个登记簿都编上号码，每份档案都放在格子里。督察请英国人坐在扶手椅里，将有关紫杉堡的登记簿和档案摆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督察自己则坐在一个角落看报。
“这样的话，先生，这笔债令您担心啰？”
英国人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关于法里亚神甫的档案；但看来德·博维勒先生讲给他听的那个故事强烈地吸引了他，因为他看过开头这些文件以后，一直翻阅到爱德蒙·唐泰斯那卷文件。他看到一切都原封不动：告密信、审问记录、摩雷尔的诉愿书、德·维勒福先生的处理意见。他悄悄地折起告密信，放到自己兜里，又看了审问记录。他看到上面没有努瓦蒂埃的名字，又浏览了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的诉愿书。在这封诉愿书里，摩雷尔根据代理检察官的劝告，出于善意，夸大了唐泰斯对帝国事业的效力，因为当时拿破仑执掌大权；维勒福的证明使这种效力变得不容置疑。于是他统统都明白了。这份写给拿破仑的诉愿书，被维勒福扣留下来，在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变成了检察官手中的一件可怕武器。他翻阅登记簿时，自然对他的名字旁边加上括弧注释不再感到奇怪了：
英国人似乎沉吟了一下，然后说：
在这几行字下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
“先生，不如说这像一次倒闭！”德·博维勒绝望地嚷道。
“以上记录已阅，无法可想。”
“可是，”英国人说，“看来很像要延期付款了。”
不过，他对比了括弧中的笔迹和在摩雷尔的诉愿书下面那个证明的笔迹，确信两者是同一个笔迹，就是说，括弧中的批注是维勒福的手写下的。
“噢！先生，”德·博维勒先生大声说，“您的担心不幸再有根据不过了，您面前是一个绝望的人。我有二十万法郎放在摩雷尔公司，这二十万法郎是我女儿的嫁妆，我本来打算过半个月让她出嫁；这二十万法郎是要归还的，其中十万在本月十五日归还，另外十万在下月十五日归还。我已经通知摩雷尔先生，我希望这笔款子准时归还，先生，半小时以前他刚好来过这里，他对我说，如果他的帆船‘法老号’在十五日以前回不来，他就无法支付这笔款子。”
至于批注底下的批注，英国人明白，大概是某个督察后来写上去的，他一时对唐泰斯的境况发生了兴趣，但上述的材料使他无法关心下去。
英国人带着本民族的淡漠态度，几乎用同样的词句向他提出刚才向马赛市长提出的问题。
正如上述，督察出于谨慎，不想妨碍法里亚神甫的学生查阅，远远躲在一边，阅读《白旗报》。
德·博维勒先生在书房里。英国人看见他时吃了一惊，仿佛表明他决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位他要来拜访的主人。至于德·博维勒先生，他正束手无策，显然，他的全部智力都用在此刻的思考中，他的记忆和想象力都没有闲暇分神去想往事。
因此，他没有看到英国人把唐格拉尔在“储备”酒店的凉棚下所写的告密信折好，藏在兜里。这封告密信打上了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六点钟的马赛邮局的邮戳。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一番极其委婉的话，鞠了一躬就出去了，迈着大不列颠子孙特有的步子，走向市长告诉的那条街。
不过，必须说，即使他看到了，由于他毫不看重这封信，而过于看重他的二十万法郎，所以也不会反对英国人的做法，不管这种做法多么不对。
“先生，”市长回答，“我确实知道，近四五年来，恶运好像缠住了摩雷尔先生：他接连损失了四五艘船，受到三四次倒闭的牵连；虽然我本人也是一万多法郎的债权人，但关于他的财产状况，我不能提供任何情况。如果您问我，作为市长，我对摩雷尔先生有什么看法，我可以回答您，这是诚实到古板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都是万分准确地履行契约。我能告诉您的不过如此，先生；如果您想了解得更多，可以去问诺阿伊路十五号的监狱督察德·博维勒先生；我想，他有二十万法郎放在摩雷尔公司，由于这笔款子比我的大得多，如果当真有什么事要担心，在这方面您或许会感到他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谢谢，”英国人啪的一声合上登记簿，说道，“我要知道的都知道了；现在，该我来兑现诺言：给我写一份普通的债权转让书吧；在转让书上写明收到了这笔款子，我马上给您点钱。”
“阁下，”他对市长说，“我是罗马的汤姆逊和弗伦银行的高级职员。十年来我们同马赛的摩雷尔父子公司有来往。我们大约有十万法郎投入到彼此的商务往来之中，我们目前很不放心，因为据说这家公司濒临破产，因此我特地从罗马赶来，向您打听这家公司的情况。”
他把办公桌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勒先生，后者毫不拘礼地坐好，赶紧写好那份转让书，而英国人在犯罪记录档案柜的边缘上点着钞票。
从贝勒加尔德到博凯尔的大路上，上文叙述的场面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一个三十至三十二岁的男子，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长裤和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像英国人，来拜见马赛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