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你在戏弄司法机关吗？在当今还有待改变堕落风气的时代，你竟敢向同胞展示丑恶无比的堕落吗？”
在喧闹声中，可以听到庭长的声音喊道：
有十个人赶紧跑到半瘫倒在座位上的检察官身旁，给他安慰、鼓励，表示热忱、同情。
旁听席上出于对司法怀有的尊敬而长久约束住的情绪，就像雷鸣似的，从每个人的胸膛里爆发开来；法庭也根本不想将人们的情绪压下去。感叹声，对漠然置之的贝内德托发出的咒骂声，挥臂舞拳声，宪兵的跑动声，以及趁混乱吵闹之际粉墨登场的那一部分杂沓的人发出的讥诮声，这一切持续了五分钟之久，直至法官和庭丁终于恢复了安静。
大厅里又恢复安静，除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不少人骚动不安，窃窃私语。
“是的，既然您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就告诉您：他叫做德·维勒福！”
据说有一个女人昏倒了；别人让她闻嗅盐，她苏醒了过来。
“检察官！”庭长惊讶地说，没有注意到维勒福的脸上出现的大惊失色，“检察官！”
在混乱之际，安德烈亚把笑盈盈的脸转向大厅；他终于用一只手支在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上，保持着最优雅的姿势：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安德烈亚平静地回答。
“诸位，”他说，“但愿我没有侮辱法庭，面对这些可尊敬的听众，不要引起徒劳的哄动。庭长问我多少年纪，我便说了；庭长问我在哪里出生，我回答了；庭长问我的姓名，我说不出，因为我的双亲抛弃了我。既然我没有姓名，便说不出，但我能说出我父亲的名字；我再说一遍，我的父亲名叫德·维勒福先生，我准备好向他证明这一点。”
没有一声呼吸和气息扰乱这个大厅的静谧：大家都在等待着。
年轻人的声调里有着一种确信、信念和毅力，这些情感使大厅的喧闹声归于沉寂。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检察官，他在位子上，一动不动，仿佛雷霆刚把他劈死一样。
“那么说出你父亲的名字。”庭长又说。
“诸位，”安德烈亚用手势和声音让大家静下来，继续说，“我要向你们解释并证明我的话。”
一阵痛苦的头晕目眩向维勒福袭来；可以看到大粒大粒的汗珠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落在他用痉挛、发狂的手翻乱的纸上。
“但是，”被激怒的庭长大声地说，“你在预审时自称叫贝内德托，你说自己是孤儿，你把科西嘉看做你的故乡。”
“我无法把我的名字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告诉您。”
“我在预审中说了该说的话，因为我不想减弱或者让人阻止我要给这番话产生的庄严反响，而这是常常会发生的。
“那么，”庭长说，“你的姓名呢？”
“现在我向您再说一遍，我于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里生在奥特伊，我是检察官德·维勒福先生的儿子。现在，您要我说出详细情形吗？我这就一一告诉您。
人们的惊讶达到顶点；在被告的话里再也没有夸口，也没有恬不知耻；受到感染的听众预感到这团乌云深处要爆发出雷霆。
“我生在喷泉街二十八号二楼一间蒙着红色锦缎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对我母亲说，我是死婴，便把我包在绣上H和N字母的餐巾里，抱到花园，把我活埋了。”
“这是难以置信的，庭长先生，”贝内德托用最优美的声调彬彬有礼地说，“您一直看到了我的思想深处；我确实出于这种目的，请您调整一下问题的次序。”
当与会者看到随着德·维勒福先生恐惧的增加，犯人的自信心也在加强时，他们身上掠过了一阵颤栗。
“现在，犯人，你肯说出你的名字吗？”庭长问，“你把自己的各种罪行说成职业，一一历数时摆出一副出人意外的模样，你把这个看成名誉攸关的问题，而法庭以道德和人类尊严的名义要对你这种态度加以严厉的谴责，或许这就是使您迟迟不肯说出姓名的理由：你想以爵位来衬托这个姓名。”
“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呢？”庭长问。
德·维勒福先生一声不吭，又坐了下来，或者不如说又跌坐在扶手椅里。
“我这就告诉您，庭长先生。在我父亲刚把我埋掉的那个花园里，那天夜里溜进一个人，他对我父亲恨得要死，早就窥伺机会，要完成科西嘉式的复仇。那个人躲在树丛中；他看到我父亲把一样东西埋在地里，他瞅准我父亲在埋东西的时机，给了我父亲一刀；他以为这样东西是件什么财宝，便挖开墓坑，发现我还活着。这个人把我抱到育婴堂，我被编为五十七号。三个月后，他的嫂子从罗格利亚诺来到巴黎找我，把我认做她的儿子，领走了我。
“您找什么，检察官先生？”贝内德托带着最殷勤的微笑问。
“所以，我虽然生在奥特伊，却在科西嘉长大。”
德·维勒福先生用手支着额头，他的额头先是苍白，然后变成血红，发烫；他猛丁地站起来，像茫然失措一样环顾四周；他缺少空气。
法庭里静寂了一会儿，鸦雀无声，要不是千百个胸膛似乎呼出了忐忑不安，大厅简直像是空荡荡的。
法庭的四面八方爆发出喃喃声，更确切地说是一阵愤慨和惊讶的声音：法官们惊异地面面相觑，陪审员对一个风雅人士如此出人意外的厚颜无耻表示出极大的蔑视。
“说下去。”庭长的声音说。
“我先是一个弄虚作假的人，”安德烈亚镇定自若地说，“然后我成了窃贼，最近我当了凶手。”
“因此，”贝内德托继续说，“我能幸福地生活在疼爱我的忠厚老实的人当中；但我邪恶的本性压倒了我的继母竭力在我心里倾注的各种美德。我在作恶中长大，直到犯了罪。终于有一天，我诅咒上帝使我变得这样邪恶，给我一个这样乖戾的命运，我的继父找到我说：
“你的职业？”庭长问。
“‘不要亵渎神明，不幸的孩子！因为上帝赐给你生命的时候并没有愤怒！罪恶来自你的父亲，而不是来自你；是他给了你这种命运，死时必下地狱，如发生奇迹，你还活着，那就势必陷于苦难！’
至于贝内德托，他用细麻布手帕的刺绣一角优雅地擦拭嘴唇。
“自此以后，我不再亵渎上帝，但我诅咒我父亲；因此我才说出您责备我的这番话，庭长先生；因此我才引起法庭为此颤抖的哄动。如果这给我多加了一件罪行，那就惩罚我吧；如果我说服了您，从我出生之日起，我的命运就注定倒霉、痛苦、悲惨、令人伤心，那就请您可怜我吧！”
德·维勒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注视贝内德托，仿佛他在看美杜莎的头，脸色变得刷白。
“你的母亲呢？”庭长问。
“在巴黎附近的奥特伊。”贝内德托回答。
“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我的母亲无罪。我不愿知道我母亲的名字；我不了解。”
“你生在哪里？”庭长继续问。
这当口，一声尖叫以呜咽结束，在上述昏倒的那个女人周围的人群中响起。这个女人陷入激烈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被抬出了法庭；把她抬走的时候，覆盖住她脸部的厚面纱掉了下来，大家认出是唐格拉尔夫人。
德·维勒福先生在记笔记，听到这个日期便抬起了头。
尽管维勒福的感官紧张得难受，耳内嗡嗡震响，脑子乱得发狂，他还是认出了她，站了起来。
“我二十一岁，更确切地说，要过几天才到，我出生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里。”
“证据！证据！”庭长说，“犯人，要记住，这篇诽谤的话需要用最明显的证据来支持。”
“你的年龄？”法官再问一遍。
“证据吗？”贝内德托笑着说，“您要证据吗？”
“我会像回答其他问题一样回答这个问题，庭长先生，但要轮到时才回答。”
“是的。”
“你的年龄？”庭长说，“你回答这个问题吗？”
“那么，请先看看德·维勒福先生。再来问我要证据吧。”
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但安德烈亚显得丝毫不为所动。
人人转向检察官，他在千百道盯住他的目光的重压下，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围栏中，头发蓬乱，脸上被指甲掐红了。
庭长感到惊愕，望了望陪审团成员，他们则望着检察官。
全场的人发出一阵惊讶的低语声。
“请原谅我，庭长先生，”他用非常清亮的嗓音说，“看来，您要采用一种我无法有问必答的提问次序。我可以说，而且不久我就可以证明，我是不同于一般被告的。因此，我请求您允许我按不同次序来回答；当然，我仍会回答所有问题的。”
“爸爸，庭长问我要证据，”贝内德托说，“您要我拿出证据吗？”
安德烈亚站了起来。
“不，不，”德·维勒福先生用憋住的声音吃吃地说，“不，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庭长大声地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被告，”庭长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意思是，”检察官高声地说，“在落到我身上的致命的重压下，我挣扎是徒劳的。诸位，我看出我已被捏在复仇之神的手中。不要证据了；用不着证据；这个年轻人刚才说的话句句属实！”
宣读终于结束。
就像自然界大灾难前兆的那种阴惨惨、压抑人的死寂，用铅一样的大衣裹住了所有与会者，他们个个头发倒竖。
安德烈亚丝毫不注意检察官提出的、在他身上落下的、接二连三的罪名：德·维勒福先生不时观察他，无疑在对他继续进行心理研究，检察官常有机会对被告作这种研究。德·维勒福先生一次也不能使他垂下眼睛，无论检察官的目光多么专注和深沉。
“什么！德·维勒福先生，”庭长大声地说，“您不是陷于幻觉吧？什么！您的理智健全吗？可以想象，这样离奇、这样始料不及、这样可怕的指控扰乱了您的脑子；啊，振作起来吧。”
仅仅这个开场后，就使贝内德托在公众眼里永远完蛋了，只等法律作出具体的惩罚。
检察官摇了摇头。他的牙齿格格打颤，如同发高烧的病人那样，而且他的脸惨白。
维勒福或许从未有过这样简洁和雄辩的笔触；罪行以最鲜明的色彩表述出来，犯人的经历、他的变化、他从年纪轻轻开始的行为的演变过程，这一切都以极大的能耐演绎出来，生活实践和人心所能获得的知识给了检察官如此高度发达的阐述才智。
“我理智健全，先生，”他说，“只不过身上难受，这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年轻人刚才指控我的罪，我全部承认，从现在起，我就待在家里，听候继任我的检察官的处置。”
宣读时间很长，对处在别的场合的人来说会受不了，但大家的注意力不断落在安德烈亚身上，他则以斯巴达人那种达观态度顶住注视。
用低沉和近乎憋住的声音说完这番话以后，德·维勒福先生便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庭丁机械地给他打开了门。
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读者知道，起诉书是由维勒福那支灵巧而无情的笔起草的。
全场的人都被这番揭露和招认惊得哑口无言。这番揭露和招认，给了半个月来轰动巴黎上层社会的各种意外事件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
在安德烈亚身边，坐着他的律师，由法庭指定的律师（因为安德烈亚决不愿过问这些细节，他看来毫不重视），这是个淡黄头发、比犯人激动百倍而涨红了脸的年轻人。
博尚说：“现在有谁说这出戏违反常理呢！”
他的脸容没有带上这种深深激动的烙印：把血液驱赶到心脏，使额角和面颊泛白。他的双手姿势优雅，一只放在帽子上，另一只放在白色凸纹布背心的开口上，一点儿也不颤动：他的目光平静，甚至炯炯有神。一踏入法庭，年轻人的目光便开始扫视法官席和旁听席，久久地停在庭长、尤其是检察官身上。
“真的，”沙托—勒诺说，“我宁愿像德·莫尔赛夫先生那样了结：开一枪比这样的灾难要来得好受。”
大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没有人搞错他脸部的表情。
“再说他杀人。”博尚说。
不一会儿，这扇门打开，被告出现了。
“我曾经想过娶他的女儿呢，”德布雷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死了倒好，我的天！”
听到这句话，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了，人人的眼睛都盯住贝内德托要从那里进来的门口。
“诸位，现在休庭，”庭长说，“本案要放到下次开庭复议。案情要重新预审，另派法官办理。”
“宪兵！”庭长说，“带被告。”
至于安德烈亚，他始终那样镇定，更加引人注目，在宪兵护送下离开大厅；宪兵不由自主地对他表示出敬意。
人人都惊讶地望着这张庄重而严肃的脸，做父亲的哀伤似乎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无动于衷，于是大家怀着恐惧感凝望这个与人类情感格格不入的人。
“喂，您有什么想法，我的朋友？”德布雷问那个警察，把一枚路易塞到他手里。
法官们在鸦雀无声中开庭；陪审员也入了座；德·维勒福先生是众人注目的对象，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大家赞赏的对象，他戴着帽子坐在扶手椅里，用安然的目光环视四周。
“可能酌情减刑。”警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