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言谈碎碎的，棉絮一般丝丝拉拉的，东拉西扯，游移飘浮，没有什么确定的主题，没有非说不可的事情，仅仅是一个父亲在享受着跟儿子说闲话的乐趣。
喝着酒，谈一些时政方面的事，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罗家园说，干部平反的动作好像加快了，今天在菜场看见了县委老书记，之前他一直关在苏北的劳改农场里的。还有，“四人帮”作恶这么多，说是要押上法庭呢，当真不当真？真到了庭上会如何审判？啊唷，想不出来，有点意思。包徽农民“包产到户”的动静闹大啦，报上都登消息了，江苏会不会推广啊？青阳又该怎么动作啊？理发店里居然又开始给顾客烫头发了，卷那些螺丝样的头发卷儿，招摇过市的，太资产阶级！今天局里分到两张自行车票，年底却有三个年轻人要结婚，“二桃杀三士”嘛，啊啊……
也有的时候他们会沉默，所有能说的话题都说到了，搜肠刮肚也找不出谈资来了，罗家园用一声舒舒服服的叹息作为收场，他们不约而同地端起酒盅，闷头喝一口酒，两双筷子同时插进菜碗里，汤汤水水中捞出可吃的实物。
父子两个偶尔也会喝点小酒，是罗想农陪着父亲喝。一天的坐诊已经使他精疲力尽，回到家中，他恨不能赶紧逃回房间，关上门，开一盏小灯，好好地读上几页他喜欢的书。可是面对父亲的目光，他又不忍心就这么撇下父亲走开。父子两人对面而坐，各执一个薄瓷的小盅，慢悠悠的，沉闷而又温馨地吃着喝着，把时间拉长，把父子相处的过程拉长。
沉默之中，他们一定在相同时间想起了杨云，想起了住校学习的罗卫星和乔麦子。墙壁上的那张曾经的“合家欢”照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他们想到了，但是都不会说。很多时候，不说的份量比说更加沉重，所以他们的腰在那一刻都弯了下去，是被缺席的那三个人的份量压弯的。
相比起来，年近六十的父亲罗家园状态很不好，他思想落伍，见识陈旧，正在一天天飞快地从这个时代的漩涡中心退出来，勉强地挂在人群边缘，凭资历霸占在冷板凳上，等着退休回家的那一天。因为被束之高阁，他倒有了充分的自由，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从单位下班，拎着篮子去菜场买菜，回来择、洗、切、烧，一番忙碌之后，把饭菜热腾腾地盛上桌，等待罗想农下了班一块儿吃饭。年轻时他热衷权力，从未有兴趣染指厨艺，六十岁才学吹鼓，难免笨拙，不是烧得咸了，就是烧得淡了，再不然就是夹生，焦糊，该放醋的反而放了辣，弄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他不好意思，十分歉疚，用筷子点着桌上最好的菜，底气不足地劝说罗想农：“吃啊，多吃点，味道不行，营养还是保证的。”
有一天，罗想农找人事科长谈考研的事情被再次拒绝后，心情压抑得厉害，喝了几盅酒之后，很失态地哭起来，肩膀一抖一抖，头低垂着，说不出话，也不敢看他的父亲。面对他困守鱼池的现状，面对眼前这个分崩离析的家，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无缘无故就成了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身体还年轻，灵魂却已经千孔百疮，看不到前途也看不到希望。
秋天开学，罗卫星一手拎画夹，一手拎着他的铺盖卷儿，欢天喜地地去了南京。紧跟着乔麦子开始当住校生，便于强化高三最后一年的课程学习。杨云升任县畜牧站的站长，三天两头出差，带着她的技术员们往乡下跑，推广良畜品种，辅导先进的养殖方法，顺便也做些防疫和治病的工作。偶尔罗想农在街上碰到她，看见她穿一条灰色回纺布的工装背带裤，带同色的袖套，晴天雨天都喜欢脚蹬一双高腰胶靴，再配上她干净利索的头发，显得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仿佛在她的身上迸发了第二次青春。
罗家园从嘴边把酒盅撤下来，悬空举着，无比难过又无比心疼地看着罗想农。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胡子拉碴的人了，可在他面前还是个孩子啊！
他必须跳出去。他一定要跳出去。时代不同了，他应该重新选择命运的。罗卫星都考上大学了，他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
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都不出声。罗想农是用手心捂着自己的嘴巴，罗家园则是挺直身子，用劲地吸气，借此调动他脑子里的想法。白酒的香气在他们之间淡淡缭绕，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走得刚劲而坚决。
仔细回想，他觉得根子还在于他当初进入医学院的经过，他是被父亲用手段不顾一切推出去的，全部过程充满阴谋，弥漫了卑劣，唯独没有美好，没有尊严，没有他自己的选择和展望。也因此，对于学医的抗拒和恐惧，会如影随形地缠绕住他，无论怎么都解不开这个纠结。
“放心！”罗家园叮地一声放下酒盅，直直盯住罗想农的眼睛。“放心啊儿子，你的事情，爸爸一定能帮你解决。”
为什么在他和同事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同事们的学历不比他高，脑袋不比他聪明，钻研精神不比他强，为什么在同事手上举重若轻的日常诊断，到了他的面前让他如履薄冰？
隔了一个星期，一天傍晚，罗想农带着一身医院消毒水的气味下班回家，推开屋门，发现餐桌边坐着一个大眼睛的姑娘。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父亲老家来的一个亲戚。他对她点头，微笑，刚要开口询问一句什么，父亲一边解着围裙一边冲出厨房，头发上沾着亮晶晶的鱼鳞片，身上带着煎鱼的油烟味，笑眯眯地对儿子介绍：“认识认识吧，她叫李娟，在交通局工作，管档案，是吧李娟？”
而他的同事们，他们在面对疾病时多么潇洒，多么自信、果断、具备超凡的掌控能力！简短的问话，少少几眼的判断，最多加上一副听诊器，“唰唰”几笔就开出潦草的处分，把病人们降服得五体投地。
李娟在交通局工作，她父亲是卫生局的一把手，青阳医院上上下下敬若神明的李局长。但是罗家园一开始没有对罗想农说穿这层关系。父亲知道儿子的性格和为人，如果说穿了，罗想农明白这桩婚事的功利性，出于自尊，出于清高，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这个女友的。
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的学历不够、经验不足而导致紧张，后来他发现不仅仅如此，他天生厌恶疾病，这种厌恶几乎成了强迫症，使得他从跨进疹室的那一刻就有了抗拒。这样的心理注定他在医生这个职业上不可能发展，他在医术精进的这条路上走不下去。
李娟那年二十四岁，粗黑的发辫盘在头顶，向日葵的花盘一样，很有几分灿烂。她的眼睛大，嘴巴和鼻子也大，圆鼓鼓的，显得憨拙和富态。她在文革那年小学毕业，后来父亲被打倒，她跟着家人被遣送到乡下，马马虎虎念了个初中，实际上没有学到太多文化。这样的女孩子，相处起来简单，没有负担，不需要提心吊胆。
然而罗想农对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兴趣。他每天早晨从家里过来上班，穿上白大褂，穿过长长的方砖铺砌的走廊，进入狭窄的内科诊室时，心里就开始往下沉，沉到井底，深渊，看不见尽头的地方。诊室里弥漫着酒精药棉味，蒸煮过的消毒包的陈旧纱浆味，病人和家属们口中呼吸出来的食物残渣味。青阳人看病都喜欢赶早，八点钟上班时，他的病人们已经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门口，似乎第一个坐到医生面前就能讨得一个天大的便宜。他们眼巴巴盯视他的神情，他们愁苦面容上显露的惶惑，紧张，担忧，对自己疾病的恐惧，对即将听到的命运宣判的恐惧，一点一滴地都压迫着罗想农的心脏，使他在整整一天中神经高度绷紧，以至于肌肉酸疼，呼吸不畅。
当晚罗家园就苦口婆心劝说罗想农：“你要听我的，接受她，这姑娘天生就有帮夫命，我看出来了。”
罗想农转而去磨内科主任，磨院党委书记，没用，谁都不敢开口子放跑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那时候人才稀缺的程度，放到今天简直就像说故事。以集体的需要为缘由，阻碍一个人追求个体的价值，全国上下都是这么干的，所以领导们面对罗想农时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
罗家园革命一辈子，唯物主义一辈子，临退休，在儿子的婚事上，他突然归从了唯心论，相信了星宿和命相说。
人事科长的心不坏，他不放罗想农走，是真的怕他有去无回。青阳医院是县级医院，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医生们大都卫校毕业，有个专科学历就算是大拿，像罗想农这样正经医学院出来的，全医院屈指可数。
罗想农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感慨和酸涩。父爱太沉重，他实在是无言以对。
人事科长毫不理会。“你以为我看不透你那点心思？真放你去读了研究生，你会回来？将来我们这个小庙里能容下你这尊大菩萨？”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李娟的那一刻，他心里没有想到乔麦子，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起来。乔麦子在他心里是妹妹，是他怜爱和珍惜的小女孩，妹妹跟哥哥的婚姻没有关系，跟性爱、生育、过日子都没有关系。
“我希望有机会回个炉，多学点东西。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知识。”他也把一顶大帽子祭出来。
李娟天性羞怯，待人随和，家务事上粗活细活都是一把好手。模样算不上闭花羞月，倒也周周正正挑不出毛病。独女，父母都是干部，自己也拿着一份不低的工资，家庭没有任何负担。罗想农有时候很遗憾地想，她为什么如此的中庸又如此的完美呢？如果她有某一方面的明显的缺陷，比如瘸个腿，比如长几粒麻子，再比如说话结巴，大舌头，斜眼睛，烂鼻孔，他不就可以下决心拒绝这个女孩吗？
文革刚刚结束，干部们都还没有摆脱“纲举目张”的直线式思维。
接受，还是拒绝？他心里纠结，迟迟做不出决断。
“批判也是学习，路线斗争不重要吗？”
杨云风尘仆仆从乡下回家，罗想农把李娟领到母亲面前去过目。李娟到了杨云家，看见久未住人的屋子里灰尘斑驳，蛛网交错，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拿扫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做清洁。杨云惊讶不己地赞叹道：“哎呀，这个姑娘！这个勤快姑娘！”
“实际上……”他小心地解释：“三年时间里，一大半是在搞批判……”
杨云的思想很传统：女子勤快便是德。罗想农虽然不跟她住，毕竟也是她亲生亲养的儿子，她从心里还是希望他顺顺当当不出差错的。
“出什么妖娥子啊？你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吗？”人事科长很不客气地责问他。
“谈得差不多，就抓紧把婚事办了吧。二十五岁，也到了结婚年龄了。”
罗想农去找医院人事科长，希望拿到单位里的“准考证”。
她颁下这条指令的同时，眼捷手快地开始替罗想农张罗：破天荒地走进罗家园的家，指定下一间最体面的东屋做婚房，调来油漆匠重新粉墙漆门窗，同时找人批条子弄木料，请木工日夜赶工，打柜子，打床，打五斗橱和茶几沙发。那段日子杨云自作主张地取代罗家园，重新成为这个家庭的当家人，进进出出忙碌得脚底生风。罗家园一切听凭她安排，心甘情愿把自己降格为一个老帮工，乐颠颠地为她打下手，做杂务。
她说：“你干吗不报考研究生？”在罗想农听起来，这是来自上天的昭示，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他要循着这个声音往前，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
罗家园心里是不是期待着由这桩婚事带来转机，杨云带着罗卫星和乔麦子重新住回家，团团圆圆过起幸福的日子呢？他肯定是这么想过的。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么想。
可是罗想农的心里为什么会为她疼痛呢？她那么的戒备和疏离他，而他却情不自禁地想把她收藏在心里，好好地照顾，好好地怜爱，一千次一万次地把幸福给予她。
只是最后的结局未能如罗家园所愿，杨云忙完了罗想农的婚事，转头就回了自己家，“啪”的一声，大门重新关上，跟罗家园再不生任何瓜葛。
罗想农久久盯视乔麦子的背影。单薄的、完完全全还是个小女孩子的背影，胳膊和腿细瘦得一拧就断，而且，因为用功得过分，因为沉默和退缩，肩膀有一点窝起来，像是随时随地都愿意把自己折叠，隐藏，塞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真是个倔强到要人命的女人啊！罗家园半夜里孤独地睡在床上，辗转反侧，老泪纵横。
她转身走开，把表情愕然的罗想农扔在火辣辣的日头下。
罗想农结了婚，成了一个有家室的人。一切都来得迅速而便捷，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细细地考虑，慢慢地感受，有滋有味地品尝。他奇怪自己感觉不到小说书上所描写的那种“蜜月的幸福”。他跟李娟也同床，也爱抚，间或也会亲吻，彼此面对面地躺着说话，但是他就是不兴奋，心跳没有加快，没有发热和出汗，体内的“里比多”肯定也没有上升到某种高位值。
乔麦子迅速地垂下眼皮，语气平淡：“我瞎说的。我们语文老师在备考。”
他是医生，什么样的情况叫“高潮”，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罗想农微微地张嘴，怀疑刚才听得不十分清楚。
之前，还在他们相处期间，李娟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放心，你们医院一定会同意。”
乔麦子的后背一紧，脚步随即停了一停。几秒钟之后，她忽然转身，迎着罗想农的目光：“你干吗不报考研究生？”
他傻乎乎地问她：“同意什么？”他以为她说的是结婚会不会被批准。
罗想农不由自主地喊一声：“麦子！”
李娟轻轻地笑：“同意你考研究生啊，放你走啊。”
乔麦子身子一转，从他面前绕过去，坚决地不给他机会。
那时候他仍然不知道她父亲是什么人。他真是书生气，总觉得恋爱时打听人家的家庭背景太市侩，不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
他觉得他今天犯了错误，所以要加倍表现来争取母亲原谅。
到他终于明白李娟的父亲就是卫生局的李局长，主管着全县所有医院的干部调动时，人事科长已经笑眯眯地把一张“准予考研”的证明信拍到他手里了。科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的眼睛说：“小罗医生啊，你好福气哦，你这条路走得准。”
罗想农慌忙地伸手要接那个脸盆：“我来。”
罗想农的脸，唰地一下子就红了。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父亲罗家园把李娟介绍给他是什么意思。父亲是在官场厮混多年的人，知道用什么样的矛对付什么样的盾。五年前父亲让他救下溺水的袁清白，一手把他托上了“工农兵学员”的宝座，如今父亲又一次施展身手，要替他圆一个读研的梦。
她走到堂屋，开始帮忙收拾客人们走后的一地狼籍。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短袖衬衫，深蓝色三角短裙，细溜溜的胳膊，薄薄的肩膀，脖颈修长，像她妈妈年轻时候一样优雅柔软。她手脚利索地把茶杯里的残茶倒进脸盆，把茶杯放进木桶，而后一手提桶，一手夹脸盆，出门到井台上清洗。
亲爱的父亲，也是最卑鄙的父亲。而当父亲用“卑鄙”为儿子谋利时，他所有的作为就变得让人慨叹，爱恨纠缠。
乔麦子沉默地从里屋走出来。刚刚这院子里热闹喧哗时，她把自己成功地隐藏了。她那年刚满十八岁，即将升入县中高三，稚嫩的眉眼中带着一点点遗世的孤寂，什么都心知肚明、却什么都放在心里的那副过早成熟的神情。
罗想农就在这样一种对父亲的爱恨交织和对自己的责备苛求中，完成了报考研究生的复习准备。他报的是南京大学生物学系。这一辈子他都不想再回到青阳，回到他日夜恐惧的医院里了。生物学研究的是细胞组织，基因，分子结构，林林总总，在这个领域，他只需把自己关进实验室，就能够让身体和灵魂飞起来，遨游在另一个自由的天地。
阳光炽烈，晒得他头晕目眩，放眼望过去，河流，菜地，碎石子铺成的小路，高高的杨树和低矮的桑林，一切一切都是白花花的一片，死一样的寂静，空虚得让人想哭。
与此同时，李娟的身体跟她的手脚一样勤快，三下五除二地，怀上了他的孩子。
贺喜的人见到局长两口子起了内讧，不免尴尬，找个借口，纷纷地脚底抹油。罗想农一声不响地找来扫帚和畚箕，哗啦哗啦地把碎玻璃扫干净，送到院墙外，拿脚尖踢出一个坑，埋进玻璃片，再踢土盖上，用劲地踩实。
考上研究生，即将晋升做父亲，双重喜事前后脚地降临，“咣咣”两声，砸得罗想农晕晕乎乎喝醉酒一样发懵。他不敢相信自己真有这样的好命。夜里睡觉，他轻轻搂住李娟丰腴的身体，试图闻出她皮肤中奶汁和蜜糖的气味。他承认了父亲的说法有道理：李娟这样的女人，生出来就是要让男人幸福的。
罗家园再坐不下去了，愤怒地站起身，甩一甩手：“胡搅蛮缠！”
跟罗想农同一年同一届，乔麦子考取南大生物系本科。
杨云冷笑一声：“是啊，他成绩好，论考试他更优秀，他能上北大清华……谁断送了他的机会呢？当年有人为达到目的，用了什么样的龌龊手段，忘记了吗？”
得知这个消息后，罗想农惊讶得简直说不出话。事先从未有过沟通，甚至他和乔麦子之间连见面打招呼的机会都谈不上，他们分属两个家庭，分别对付各自的生活：他上班，结婚，见缝插针地找时间复习迎考；乔麦子一直住校，赶上杨云出差下乡，她整星期整月都不会在家中露面。他们虽然同居一城，却如同太阳和月亮不可能碰撞一样，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行踪，不知道对方的报考志愿，更不知道对方心里有些什么样的隐秘的梦想。
罗家园看不下去，咳嗽一声，站出来维护他的大儿子：“杨云你说什么话呢？想农他不过是早生了几年，真要论考试……”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生物学科呢？乔六月的影响？冥冥之中的心心相印？又或者，仅仅就是一个偶然？
满屋子的沉默和尴尬中，罗想农置身在一地碎玻璃中间，每一片玻璃都腾空飞起，分别扎在他的身体各处，锥心刺骨。
乔麦子拒绝了罗想农关于入学前准备工作的一切帮助。她甚至有意错开了跟罗想农同去南京的班车。罗想农想不出来她为什么要摆出这样一副与他决绝的态度。最最过份的事情，当他们相遇在生物学系的新生报到地点时，罗想农忍不住地上前替乔麦子张罗报到手续，乔麦子不好当着陌生同学的面拂他好意，拘束中竟然告诉大家说，罗想农是她的老乡，他们认识。
这句话就重了，相当的重了，像一把斧子砍在罗想农的心上，让他的血肉像茶杯碎片一样飞溅。同样都是儿子啊，她怎么可以对罗想农说出这么刻薄的言词？是的他是被推荐上大学的，没有经过考试，没有像罗卫星那样经过一道一道严格的程序，公平合理地站到宝塔尖上。可是这又是他的错吗？时代的法则就是如此，他又能如何逃避？
撇得多么干净啊，仅仅是“认识”，仅仅是“老乡”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关系。
杨云却没有丝毫原谅的意思：“你就是看不得罗卫星考上大学！”
罗想农拎着乔麦子的行李，大步流星地往女生宿舍走。而他的心里，郁闷和伤心得简直要哭。
“手滑……”罗想农小心解释。
三个孩子都到了南京，老两口没有必要在青阳孤守下去。罗家园急流勇退，从县农业局长的位置上离休下来，从此成了一个赋闲的老头儿。他卖了老脸亲自跑南京一趟，找到他从前的老战友、现在的省委重要负责人，求到一张批条，以“投靠子女”为由，把杨云调到了南京，在新成立的省计生委任职。他自己，用退休金在南京城边上租了一个农家小院，每星期眼巴巴地盼望罗想农过去，陪他吃一顿饭，喝几盅小酒。
杨云的面孔倾刻间变得惊慌：青阳当地习俗，喜日子里不作兴打碎碗杯，这不吉利。她冲过去把罗想农右手里幸存的三个茶杯抢救下来，小心放在茶几上。“成心的呀，你是？”她恼火地责备儿子。
他和杨云仍然没有离婚，也仍然没有团聚。
一屋子的客人都扭过头，不无惋惜地去看那一地的茶杯碎尸。
李娟留在青阳娘家待产。大腹便便的产妇不适宜调动，也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一切都要等罗想农毕业了再说。
罗想农不知道父亲此时的心理活动，他从大院对面的李伯伯家借了六个茶杯，一只手扣着三个，顶着热辣辣的太阳，汗流浃背地往自己家里走。汗出多了手滑，进门槛的时候胳膊被门框挂了一下，左手的三个茶杯齐齐滑落，砰地一声砸落在地，杯底和杯壁统统分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家门内外映出无数个金灿灿的太阳。
分崩离析的格局就这么延续着，只不过从青阳转移到了南京。
这样想的时候，他不断地、怜惜地用眼睛去看大儿子罗想农。时代是完全地不同了，如今是罗卫星这样的新一代大学生趾高气昂的时候了，之前几届的“工农兵大学生”，曾经的天之骄子，此刻只能退出潮流，如罗想农一样沉默地站在墙角，等着被他母亲支使，跑堂小子一样地奔前奔后，出力流汗。罗家园自责当年的急功近利，他想尽了办法把罗想农送进大学，却在无意之中阻断了儿子的前程。
偶尔罗想农心里会想，在中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多少个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同的悲剧呢？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厮杀、什么样的人性错位，才使得这些令人嘘唏的事情一件件地发生啊。
满院子闹闹嚷嚷的人群里，本应是一家之长的罗家园无论如何显得落寞了。虽然他贵为局长，但是畜牧站的地盘是杨云的，人们拥来贺喜是冲着女主人面子的，冷不防地撞见罗家园，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罗家园这一天倒也自觉，暂时地抛开他的局长身份，很低调地坐在屋角竹椅子上喝凉茶，吐唾沫，一边慢悠悠地摇着一把芭蕉扇。罗卫星是他的小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他自然也高兴，只是他不明白儿子干吗不好好地学一门科学，反要去学什么画画。画画能有什么名堂呢？能帮助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吗？能把氢弹原子弹送上天吗？能画出万亩良田万吨钢铁吗？
一九七九年的南京大学，校园是古朴和幽静的。教学区在北，生活区在南，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小马路。早晨、中午和傍晚，成百上千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师生们出校门，进校门，布衣胶鞋，行色匆匆，只有穿行在其中的叮铃铃欢响的自行车才能弄出一些小小的动静。任何时候一抬眼睛，“文革”的遗迹随处可见：没有来得及铲除干净的墙壁上的“打倒”标语，角落里偶尔会看见的残留的大字报碎片，屋顶上武斗中踩碎的瓦砾，不常使用的大楼里的破损的门窗和玻璃，还有这里那里喷涂或是雕塑的“伟人”头像。学生们很多是满面沧桑，如罗想农这样结了婚，有了家庭。老师们一律神情严肃，走路目不斜视，说话前先顾左右，再言其它，是文革多年养成的习惯。
罗想农这个，罗想农那个，张嘴就喊，挥手就指。这么多年罗想农在杨云的这个家里缺席，没有关系，一点儿不妨碍杨云对他的吆喝驱使。而在同样的时刻，新科状元罗卫星反倒不见了踪影，他正骑着父亲罗家园的“二八式”自行车，肩上装模作样地背着一个画夹，满大街转悠，逍遥得不亦乐乎。
只有校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年复一年的，不顾人世间的纷乱和烦扰，兀自静悄悄地长。春天校园里是梧桐树和迎春花的世界。梧桐飘絮，乱花迷眼，满校园飘荡着一团一团的半透明的毛毛，让师生们咳嗽，打喷嚏，淌眼泪水，既苦恼又幸福。迎春花黄灿灿的，先于所有的花卉热烈开放，从墙头和高坡上一簇簇地披挂下来，明艳夺目，弄得大家想不注意都不行。夏天，榉树和洋槐树上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仿佛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有一种悲壮搏命的意思。秋天开始落叶了，花圃和办公楼窗台上的菊花也开了，一边是萧瑟，一边是明媚，两相参照，觉得人生还是美好。最惊喜不过是冬天来一场雪，满树银枝，道路楼房一片洁白，虽然过不长久雪会融化，但是早晨一推窗户的激动，会久久地留在脑海里，一直保存到第二天的冬季开始。
回来，气还没有喘匀，杨云瞥他一眼，眉头已经皱了起来：“茶叶有了，怎么不去烧水呢？还有，茶杯不够你看不见吗？到对面李伯伯家借几个过来用。”
罗想农的实验室窗前，逶迤着小小一片银杏树林，每每站在窗前摆弄试管仪器，一抬眼，秀美的银杏树就对他颔首微笑，弄得他心情大好。夏末他进校报到时，银杏树叶是墨绿色的，一片一片像是精巧的小耳朵，他弄出的任何动静它们都听得到。一眨眼到了深秋，在他的日夜苦读之间，在时光流转中，树叶黄成了一挂挂的金锁片，西风吹起来，锁片和锁片之间碰撞，飒啦啦地响，安静下来感受，比校园里新近流行起来的老柴和老贝的交响乐更好听。
罗想农在汗背心上面匆忙套上一件小褂，奔出门采购。
罗想农尽量不去打扰乔麦子的生活。知人识趣的男人，宁可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隐身，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张牙舞爪的小丑，让对方厌恶。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生活，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相之间很少会形成交错。本科生人多，动辄就上大课，几十上百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黑压压颇有规模。研究生的人数寥寥无几，基本上不进教室，教授们需要提供辅导时，会通知学生到自己家里，促膝之间耳提面命，研读书目就开出去了，研究方向也商定下来了。还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住不同的宿舍楼，吃不同的食堂，用不同的水房和浴室，在不同的场所娱乐和锻炼，如果双方之间不形成主被动关系的话，彼此间实在相隔着遥远的星系，丢一个眼神过去就要倏忽千百个光年。
“罗想农，茶叶没了，你上街再买一包去！”
曾经有一次，罗想农在他二楼的宿舍窗口看见了乔麦子。她当时背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一个人脚步匆匆地走。路上的女同学们都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走成快乐的一堆，乔麦子形单影只的样子，让无意中瞥见她的罗想农心里发疼。几乎是下意识地，他趴在窗口，喊了一声她的名字。乔麦子听见了，头抬起来，目光一下子撞上了他的脸。一刹那之间，根本还来不及做反应，出于本能地，乔麦子立刻转身，从楼前的小树林子里穿过去，拐上另外一条岔道。
母亲对于大儿子罗想农，却是一以贯之的冷淡和粗疏，不停地支派他干这个，干那个，似乎从来都没有想到儿子已经是县医院挂牌执业的堂堂内科医生。
罗想农找到乔麦子的班级辅导员，千方百计打听出来，她那天要上的是一堂公共英语课，从她的宿舍楼去到英语听力室，必经罗想农的房间窗口。第二天，第三天，同一个时间，罗想农趴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看楼下川流不息的人，在人群中寻找那一张熟悉的脸。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罗想农走火入魔一样，准时准点地在窗口凝望，辨别，期盼。他再也没有在那条路上见到乔麦子。他知道她不会出现了。树木葳蕤的校园，成千上万的师生，一个人想要躲避另一个人，容易得就像擤一个鼻子那样简单。
罗想农很感慨：母亲有多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啊！好像还是在初到江边良种场的短短两个年头，乔六月叔叔还在场里当育种技术员，还没有被县里来的吉普车带走的那两个年头，母亲的脸上有过这样花朵一样明媚的笑容。
再然后，有一天，罗想农收到了青阳老家发过来的电报，得知李娟已经入院待产。他急急忙忙地请了假，坐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回老家，兴冲冲准备拥抱他的新生婴儿。等他下了汽车，飞奔到青阳医院产科病房时，却发现气氛反常，产妇李娟背朝着墙壁，死活都不肯转过头来看他，亲戚们个个灰头土脸，闭口不言。再一问，原来孩子生下来就是死胎，已经交由医院作了处理。他的丈母娘，李娟的妈妈，眼泪巴嗒地告诉他：“是个男孩哦。”
“同喜，同喜。”她眉眼花花地反反复复对她的同事邻居说这两个字。她甚至还拿出家中备好的“大前门”的烟，像款待同事一样款待罗家园。她完全忽略了她的丈夫其实不抽烟这个事实。
他有点失望，但是并没有太多悲伤。坐到李娟床边，他真心诚意劝说她：“没事的，我们还会有的。”
杨云喜气洋洋，穿着一件新做的浅蓝色的确良短袖衫，头发整齐地抿在耳后，左右各别着一根两寸长的钢丝发夹，露出精致的耳廓和一段依旧白的脖颈。
当时他真的是这么想了。他们多年轻啊，身体多么健壮啊，孕育三两个孩子算个什么大事呢？说句不难为情的话，分分钟都可以把种子播下土地。
罗家园借了这个由头，把自己上上下下好好收拾了一番，带上罗想农做后盾，不请自到地上了门。在罗想农的记忆里，自从父亲母亲分居两处后，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
他哪里会料到李娟从此埋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子呢？要是知道接下来的灾难会像瀑布一样飞速地往下滑，接都接不住，挡也挡不住，他一定会逼着李娟辞职而后把她带回南京去，把她放在自己身边，好好地呵护她，将养她。
畜牧站的尘土飞扬的大院里热闹非凡，杨云的同事邻居都赶着来向她贺喜。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少而又少，考上了艺术学院，而且是学西洋油画，在青阳县的老百姓看来，简直就有点天方夜谭的意思了。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来没听说过“油画”和“艺术学院”这两个带着奢糜气息的词。
世界上的事情，那些顺顺当当一步踩出一朵莲花的，都是我们事先曾经想到的；而所有那些悲伤的破碎的令人扼腕长叹的，都悄悄潜伏在暗处，鬼魅一样无声无息，专拣某个夜深人静时，忽拉一下子蹦出来，打你个猝不及防，人仰马翻。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二十岁的罗卫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