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想看医生。”卡菲尔人说。
我们正准备离开小镇，却迎来新的惊喜。二十来个卡菲尔人排成一列。
“我们该怎么办？”布拉加问。
卡菲尔人对我们感激涕零，这让我不由想到：除了为数不多的军医，还有哪些葡萄牙医生会救治非洲人民？如您所见，阁下，您说得对：我没有能力当兵。太多怀疑，太多仁慈，太多僭越。
“做医生该做的事：干活吧！我的葡萄牙同事。”
“从前我的眼睛死了，”老黑人说，“这个白人让我走出黑暗。”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看着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听诊、测量、触摸、开药。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带着前所未有的笑意。最后分别的时候，卡菲尔人和瑞士人都笑了，握着手发出热切的笑声。布拉加医生困惑地看着欧洲人和非洲人民之间不同寻常的熟稔。我们在沉默中回到希科莫。
最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一群小孩围了过来，又蹦又跳，发出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但他们又小心地保持距离。屋子里走出一个消瘦的老人，半张脸都绑着绷带。表明身份后，布拉加开始协助同事诊治。
到了军营，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动容地向乔治·林姆表示感谢：
“不许让人知道我在这里。”
“我怀念治病救人的感觉。现在的我只能看见伤口。”
突然，我们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是罗德里格斯·布拉加。他行色匆匆，鬼鬼祟祟，好像在被人追踪。接着他就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少年，叛逆地笑了：
林姆和医生告别的时候，发现钱包不见了。他一定是把钱包落在了医院。我跑回去拿。我捡起钱包时，里面掉出一张相片。当我所剩不多的手指触碰到照片时，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了出来：照片里的人是伊玛尼，她露出乳房，只在腰上围着卡布拉娜。她的身后闪烁着奇异的光亮，好像整个人悬浮在光线里。疑惑啃食着我的心：是女孩自愿这样暴露自己的，还是瑞士人引诱她的？
“是我让他避开常规路线的。”瑞士人解释说。“那些黑人，”他又说，“认为外国人应该停下来觐见他们的酋长。绕开那些村镇能给我们省下一大把时间。”
医生的到来打断了潮水般的问题。瑞士人诧异地看见我拿着相片，骄傲得像位父亲：
罗德里格斯·布拉加拒绝了。我恳请陪外国人过去。我得出去散散心，在军营外待段时间对我大有裨益。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同意了。“但是你得保证去去就回。”他说。我们一起走进树林，由传教士从曼雅卡泽带来的向导领路。这个年轻人没有选别人走过的路，而是一直带我们走林子里的小路。
“多美啊，不是吗？”
“跟我去吧。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们三人站在那里，肩并肩，看着相片在我颤抖的手中起舞。
他邀请我们和他同去，用专业相关的理由劝说他的同僚：他们将联合诊断贡古尼亚内亲戚的病情。
“这个美人是谁？”布拉加分外热情地问。
“在这里，所有方向都是错的。”瑞士人挖苦道。他解释说他不是直接回家，他要走小路去看望一周前做过手术的病人。那人是加扎国王的小舅子，患有白内障，就住在希科莫附近的镇上。
“这是一个出现在我们营地的乔皮女孩。她的父亲要把她献给加扎国王。”
瑞士人往林子的方向走去，这时，布拉加提醒乔治·林姆走错了方向。
“太可惜了！”葡萄牙人叹了口气。
“多余？这个动词在葡语里已经不变位了，我的朋友。老实说，就算我们有物资，也不能给你……”
“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林姆宣布说，虚荣得像个猎人。
突然，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走来，看起来十分焦躁。他的精神状态和昨日大不相同。他突然提出：传教士必须立刻上路。他受到上级的指令，让林姆离开这里。这时瑞士人才坦白自己的来意：希望能带走我们仓库多余的医疗物资。
“她一个人吗？”我大胆发问。
阁下，请允许我在此表达我的震惊：那个欧洲人对非洲多么熟悉啊！什么若泽·西尔韦拉，什么桑切斯·德·米兰达！论及对非洲土地和人民的了解，我们没有一个官员可以与之匹敌。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熟练掌握多种非洲语言。但问题还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为什么我们葡萄牙人在学习其他语言时，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懒惰？为什么我们只愿学习我们眼中高贵民族的语言？我听着乔治·林姆的讲述，那些不是猎狮人的故事，而是人民的故事，在战胜过往的障碍和成见后，与当地人相遇的故事。这也验证一个苦涩的事实：无论是否人在军营，我们葡萄牙人都活在围墙之中，畏惧一切我们不认识的事物。
“她和她父亲在一起，但她父亲不愿意当模特。他怕相片里会出现他的妻子和其他孩子。”
乔治·林姆（或者就是乔治——他坚持让我们这么叫他）兴趣广泛，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他是一名钟表匠、传教士、医生、催眠师、摄影师，也是一名丈夫和两个可爱孩子的父亲。钟表匠观察生活，从中找寻机械的精准。传教士追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摄影师能捕捉得到。医生清楚肉体中灵魂的占比。最后，催眠师知晓那些栖息在梦境深处的秘密。
“为什么不能出现？”布拉加问。
天没亮我就醒了，那时瑞士人正跪在地上祷告。我给他倒了杯热咖啡，男人说起他自己，他的生活，还有他在非洲大陆的非凡经历。
“因为他们都死了。”
阁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的瑞士客人有无片刻的安眠。整晚他都在病人之间游走，给他们拿药、倒水，用言语安抚他们。
我鼓起勇气，问瑞士人能不能把照片留给我。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还是别了，”瑞士人说，“这张照片只会带给你消瘦和罪恶。”
希科莫，1895年11月5日
出人意料的是，罗德里格斯·布拉加站在我这边。他如此热切地请求，外国人犹豫片刻，把这张大胆的人像给了我。最后，瑞士人走了。他小心翼翼地骑上骡鞍，好像母骡并非运货的畜生，而是旅行的伙伴。
（卡蒂尼·恩桑贝）
我回到房间，愤怒和嫉妒在体内沸腾。您一定同意，有更好的方式让我想起我深爱的恋人。我路过一群咀嚼着纸张和报告碎片的山羊，谁知道呢？或许是士兵间的通信，又或是私密的情书。山羊四散在陆地上，反刍着时间本身。这正是我想做的：像只牲畜那样躺倒在地。
恐惧那些时刻担惊受怕的人，小心那些自觉卑贱的人。他们一旦掌权，就会以曾经感受过的恐惧惩罚我们，用虚假的显赫报复自己。
在房间的暗影里，我再次看向照片。刹那间，在那里摆造型的不是伊玛尼，而是光的剪影。它的轮廓来来去去，好似有着自己的脉搏。谁知道呢，也许照片根本照不出我们所爱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