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军人。”我回复说，“我上过军校，不在前线打仗的话太可惜了……”
他又换了一种问法。作为我的上司，他可以直接发号施令。接着他明确了我的工作。我负责医疗用品的订购和管理。他给我看了堆在桌上的一沓纸，上面写着申报的物资：绷带、硫酸奎宁、泻药、香药、芥子泥、治疗感染的酚酸。伊尼扬巴内把这些东西扣留好几个月了。
布拉加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感到窒息。突然，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臂：
“你想在医院里帮我做事吗？”
“跟我来，我带你去见识一下前线。”
第二天，医生似乎找到了答案。他征用了一辆往希科莫运送物资的小车，每次都会完全清空之后再回到伊尼扬巴内。他往车里塞满重症患者，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瓶子，一瓶装水，一瓶装酒；一瓶止渴，一瓶忘忧。医生很清楚，只有奇迹才能让这些人活着抵达目的地。他用这种方式履行了医生的职责：没有治疗，他们会在回家的幻觉中死去。
他带我去看了伤员。他让每个人露出伤口，回忆战斗的场景。“很多人都疯了。”医生好似安慰地说。他又加了一句：
“我学过怎么和病人打交道。我该拿将死之人怎么办呢？”
“疯狂有时是战胜恐惧唯一的办法。”
令人难过的是，就算我的手指伤成这样，我也比这里收治的大部分病人健康。很多人早就应该被转移到洛伦索·马贵斯，甚至送回葡萄牙。但他们大多撑不过舟车劳顿。有一次，巴拉格医生跟我透露了正在吞噬他的疑惑：
没过多久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有个看起来情况不错的士兵坐在床上，睁大眼睛，不停说着：“天使，天使……”
“我只希望莫西尼奥没听到你这话。”医生说，“他一定会立马把你招进他力排众议才组织起来的讨伐大军。”
“他从马古尔战役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医生说。
医生摇摇头，一脸沮丧。私下说，我的中尉，我至今依旧不解为何自己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在萨那贝尼尼第一次接受治疗的时候，我问了截然不同的问题：我还能不能比十字？现在是什么激起了我对战争的狂热？
神志不清的士兵开始描绘那些爆炸和烟雾，模仿枪支和大炮的声音。他说葡萄牙人和瓦图阿人都幻灭成烟。他模仿着步枪如何朝云朵和烟雾射击。如此猛烈的攻势在天空留下永久的裂痕。“您是我的天使吗？”发疯的士兵问，手指嵌进我的手臂。
“您觉得我还能开枪吗，医生？”
“不是我需要你，”探视最后，医生说，“是你需要我。”
阁下，您很清楚我们的医生行事阴晴不定。他就这样粗鲁地沉下脸来，扔开我的手腕，好像在把被我遗弃的部分还给我。他再次望向地平线。我学着他的样子长久凝望，问道：
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入口附近的茅屋。我把这当作暂时的工作。现在每当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宣布又是一个周日，我都能感受到永恒压在我身上。
又一次，阁下，我发现自己犹豫了。我能说什么呢？一个女巫医用土方、祈祷和香膏救了我？“是……是一个女人。”我吞吞吐吐地说。医生露出邪恶的笑容，反问道：“一个女人？那可是天底下最好的药了。”
我把阁下会看重的事情留到信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接到了医生、传教士乔治·林姆的来访。命运多么讽刺啊：您不让我去见瑞士人，他现在却主动找上门来。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清楚高层建议和传教士保持距离。但可能因为同是医生，他还是不失风度地接待了来客。
“手还在结痂，没有并发症。谁把你治好的？”终于，他第一千次问出这个问题。
为了让我们的医生免受误解，我必须强调客人一进门，医生就表明了葡萄牙对瑞士传教团及其传教士的官方立场。布拉加明确表示，那次接待不过是一次例外。乔治·林姆假意附和说：
他让注意力重新回到我放在桌上无人问津的双手，好像它们不过是些橱窗里的老古董。男人像往常一样，检查我的手指，抚摸表皮，测试关节。
“葡萄牙人讨厌我，只是因为我站在黑人这边。”
他知道他得不到回应。我早就没了时间的概念。布拉加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又把两边的小胡子往上捋。“今天是星期日，年轻人。”
“您不是站在黑人那边。”葡萄牙医生反驳说，“您站在贡古尼亚内那边。您也知道，尊敬的医生，葡萄牙人保护的黑人比瑞士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的都多。”
“今天星期几？”他烦闷地问。
林姆反问：“这话留给那些您口中受到贵国保护的人来说不是更好吗？”
医生厌倦了身边阴沉的画面，一如既往地在检查开始前，眺望军营外的地方。像是想要凝视风景，却不想真的看清，他把眼镜从脸上取下。他那双近视的、毫无戒备的眼睛，为他增添了几分脆弱的气质。这和战争要求士兵表现出的坚定模样格格不入。
之后，瑞士人笑了笑，掩饰了他的疲惫。三天前，他骑着一头配鞍的母骡，赶着一辆两头驴拉着的小车，从曼雅卡泽出发。他来希科莫给爱德华多·加利亚多上校送信。他信不过信使。在这种乱世，忠诚只是因为缺少机会。
来到希科莫军营之后，我一直被关在医院里，所以要说的事不多。虽然周围有几十个病人，但我在这里比在恩科科拉尼据点更孤独。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为了排解我的无聊，时不时地把我叫去诊室，给我的手做检查。这少说也有几十次了。今天我再次出现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布拉加邀请瑞士人参观医院。林姆在每张病床前都滞留了许久，询问病人的经历，祈祷他们早日康复。让他停留时间最久的是一个出现幻觉的伤者。这个可怜人深信他的身体被卡菲尔人的矛刺穿。他蜷缩着身体，在无尽的绞痛中呻吟。瑞士人轻声细语，把手掌放在这个丧失理智的士兵的额头上。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您在做什么，同事？”葡萄牙医生感兴趣地问。
希科莫，1895年11月4日
“没做什么。我想对他实施催眠。这是我的专业。”
（恩昆昆哈内）
“很快，我亲爱的林姆，我们都不会记得学习的专业。”
我梦到自己能万世称王，但未来却只有奴隶的命：他们把我埋在异乡的土地里，躯体在战胜者的土地里腐烂，骸骨将住在海的另一头。我将无人铭记。只有遗忘才能让人永远死去。也许更糟的是：记得我的人只想我不得好死。
鉴于天色已晚，布拉加坚持让瑞士访客留在我们这里过夜。瑞士人答应了。那天晚上，我们的堡垒里睡着一个男人，他却心系那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