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缺乏远见。”斯巴塞特太太说。
“我敢肯定，夫人，你我都经常听到他们说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那话听得要让人恶心了，”比泽说，“他们为什么不看看我呢，夫人？我就不需要老婆和孩子。他们为什么需要呢？”
“是的，夫人，”比泽回答，“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他们多一点儿远见，少一点儿堕落，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呢？那时他们可以说，‘我的有边儿帽盖住了我的一家’，或者说，‘我的无边儿帽盖住了我的一家’——这是可以做到的，夫人——‘我只需养活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是我最乐意养活的’。”
“确实是想入非非！”斯巴塞特太太说。
“这话不错。”斯巴塞特太太表示赞许，一边吃着松饼。
“至于说他们缺少娱乐，夫人，”比泽说，“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就不需要娱乐。我过去不需要，将来也永远不需要。我根本就不喜欢娱乐。说到他们搞联合，我不怀疑，他们当中其实有许多人经常可以通过相互监视或告密来赚一点儿钱的，最后得到的无论是钱还是好感，总能改善一点儿他们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改善呢，夫人？改善生活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首先要考虑的事，这也是他们想入非非想得到的呀。”
“谢谢您，夫人，”比泽又抹了一下额头，为了感谢斯巴塞特太太对他开导的盛情，他接着说，“您要不要再来点儿热水，夫人，或者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忙去拿吗？”
这又是科克敦人的一种思想观念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用六便士的本钱赚了六万英镑的资本家经常公开提出疑问：为什么周围那六万名雇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赚六万英镑呢？他们多少有点责备这些雇工的意思，怪他们没有创造出这小小的奇迹。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暂时还不需要，比泽。”
“谢谢您，夫人。既然您提到了我，那就说说我吧，夫人。我已经积蓄了一点儿钱，夫人。圣诞节领到的那笔赏金，夫人，我从未动过。虽然我的工钱不高，可连那点儿钱我也没花光，夫人。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像我那样做呢，夫人？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另外一个人也能做到的呀。”
“谢谢您，夫人。我本不愿在您进餐时打扰您，夫人，尤其在您用茶点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您对茶点是很偏爱的，”比泽说，一边略微伸了伸脖子，从站着的地方朝大街看了看，“有位绅士刚才朝我们这里张望了一两分钟，夫人。他已经穿过大街，好像要来敲门了。毫无疑问，是他在敲门。”
“他们要是都以你为榜样就好了，比泽。”斯巴塞特太太回答。
他走向窗口，伸出头去，很快又缩了回来，证实说：“是的，夫人。您要不要我把这位绅士领进来，夫人？”
“至于某人，夫人，”比泽靠近身子，压低嗓门儿说，“他比这座城市中任何人都铺张浪费。您是知道他们的铺张浪费是什么样子的，夫人。没有人能比您这样的贵妇人更清楚这方面的事了。”
“我不知道来者是谁。”斯巴塞特太太擦了擦嘴巴，整了整手套，说。
“是的，比泽，”斯巴塞特太太说，“我向来也同情受骗者，向来。”
“显然是个陌生人，夫人。”
“他是值得同情的，夫人。我是说那最后一位值得同情，夫人。”比泽说。
“我不知道，一个陌生人晚上这时候来银行干什么呢？除非他正好有什么事要办，但也太迟了呀，”斯巴塞特太太说，“但是，我既然在这里为庞德贝先生承担着职责，我就绝不可避开不管。如果接见他是我所承担的职责的一部分，那我就得接见他。你斟酌一下吧，比泽。”
“唉——”斯巴塞特太太叹息着，再次痛心地摇了摇头。
来访者此刻根本不知道斯巴塞特太太这一番堂堂正正的话，继续把门敲得咚咚直响，使得勤快的门卫赶紧下去开门。斯巴塞特太太乘机谨慎地把她那张小桌子连同上面的餐具一道藏进碗柜里，然后赶紧上楼，以便必要时以更庄重的姿态出现在客人面前。
“我只希望，夫人，”比泽继续说，“他的朋友和亲戚不再供钱给他乱花。那样的话，夫人，我们就能弄清那钱是来自谁的口袋了。”
“对不起，夫人，这位绅士要见见您，”比泽那双淡淡的眼睛透过斯巴塞特太太房门上的锁眼儿朝里望着说。斯巴塞特太太利用这段间隙已经戴好了帽子，她于是摆出她那副古典式的架势下了楼，进入会议室，那模样就像一位罗马贵妇走出城门，准备与犯境的敌军将领举行谈判一样。
“唉——！”斯巴塞特太太痛心地又摇了摇头。
来访者此时已踱步到窗口边，正漫不经心地朝窗外望着，丝毫不为她到来时的威仪所动。他站在那里，带着极其冷漠的神态吹着口哨，帽子仍然戴在头上，脸上显得有些疲倦，一半是因为夏天的天气太热，一半则因为过于讲究仪表。只要随便看上一眼，就知道他是个十足的绅士，天生的时髦的典范，对任何东西都缺乏兴趣，比魔鬼还要更不信任一切事物。
“某人，夫人，”比泽说，“自从他来到这里，从来没有做出他应该做出的样子。他是个放荡的、奢侈的懒汉。他是很不称职的，夫人。如果朝中无人，他是得不到这个职位的，夫人。”
“我相信，先生，”斯巴塞特太太说，“是你想见见我吧。”
“唉——”斯巴塞特太太再次叹息了一声，端起茶杯，摇了摇头，并喝了一大口。谈话又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
“很抱歉，”他边说边转过身来，摘下帽子，“恕我冒昧了。”
“照例只有某人例外，夫人。”比泽试探着重新开始。
“嗯！”斯巴塞特太太庄严地屈了屈身，心里想：“三十五岁，仪表堂堂，好身材，好牙齿，好嗓音，好教养，衣冠楚楚，乌黑的头发，一双大胆的眼睛。”凭她女性特有的眼光，斯巴塞特太太一眼就看出了这一切——就像把脑袋浸入水桶里的苏丹一样[24]——一切都发生在一浸一抬之间。
“不，比泽，”斯巴塞特太太继续说，“如果你只说某人，我就会听下去；但说起托马斯先生，那就对不起了。”
“请坐，先生。”斯巴塞特太太说。
比泽又擦了擦额头，再次表示歉意。
“谢谢。请允许我……”他为她搬了把椅子，他自己则懒洋洋地斜靠在桌子边，“我把用人留在车站照看行李——列车装载很重，行李车里一大堆行李——我自己就溜达了出来，到处看看。这里真是个怪地方。我能否冒昧问问：这地方一直这样黑烟弥漫吗？”
“请你记住，我在这里是有责任在身的。”斯巴塞特太太以高贵的语气说，“比泽，庞德贝先生把我当作可以信赖的人。几年以前，庞德贝先生和我都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我的恩人，每年给我送年礼，而我现在也只能认他为自己的恩人。庞德贝先生承认我的社会地位，尊重我的门第身份，从而满足我的心愿，甚至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因此，对于我的恩人，我必须不折不扣地表示忠诚。如果我允许有人在这间屋子里提到什么人的名字，而这人，不幸的是——最不幸的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又跟他沾亲带故，那么，”斯巴塞特太太显得很有荣誉感，道德感，“我就谈不上对他不折不扣地忠诚了。”
“平时比这还要黑。”斯巴塞特太太以她固有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请您原谅，夫人。的确，您是反对指名道姓的，最好始终避免提到人的名字。”
“这怎么可能呢！请问，我看你不是个本地人吧？”
“比泽，”斯巴塞特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有关名字，你记得我怎样提醒过你吗？”
“不是，先生，”斯巴塞特太太回答，“说幸运也行，不幸也行——在我居孀以前——我反正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的丈夫是个波勒。”
“是托马斯先生，夫人。我很怀疑托马斯先生，夫人。我根本不喜欢他那副样子。”
“对不起，真的吗？”陌生人说，“你是说——”
“唉——”斯巴塞特太太端起茶杯，摇了摇头，然后喝了一大口。
斯巴塞特太太重复了一遍：“一个波勒。”
“很好，夫人。照例只有一个例外，夫人。”比泽重复了一遍。
“波勒家族！”陌生人思索了一会说。斯巴塞特太太表示赞同。但陌生人似乎显得更疲倦了。
他在这家银行里执掌着探子和告密者的可敬的职责，作为这一自觉自愿的差使的报酬，每逢圣诞节，除了每周的工钱外，他还能领到一笔赏金。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极其清醒、处事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必定会发迹。他的头脑变得那么有条有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感情或热情可言。他的全部行为都是精密而冷静的计算的结果。难怪斯巴塞特太太经常说他是她所认识的青年中最讲原则的一个。当他的父亲去世时，他满意地发现他的母亲有权利在科克敦得到救济，于是，这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便紧紧抓住这条原则不放，并为她获得了这个权利，从此以后，她便一直被关在养老院里。必须承认，他每年允许给她半磅茶叶，这对他来说已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了：因为他相信，一切赠予都不可避免地会助长懒惰，从而使人变穷；再说，那份儿商品按照唯一合理的交易办法应该是：尽可能以低价买进，尽可能以高价卖出。哲学家们早就证明过，这是人类的全部天职——不是部分，而是全部。
“你在这里一定感到很无聊吧？”他根据刚才的谈话作出推论。
“是的，夫人，很好，夫人。照例只有一个例外。”
“我是个环境的奴隶，先生，”斯巴塞特太太说，“我早就顺应主宰我生命的权力了。”
“那些职员们，”斯巴塞特太太说，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左手的露指长手套上刷去一点儿不易觉察的面包屑和黄油，“一定很可靠，很准时，很勤快吧？”
“充满哲理，”陌生人回答，“很值得效法，值得赞赏，值得——”说到这里，又似乎觉得这种话不值得再说下去，于是，他便十分无聊地摆弄起他的表链。
“不很忙，我的贵夫人，和平常差不多。”他经常随口说出“贵妇人”代替“夫人”，以表示他本能地承认她的尊严和应该得到他人的尊敬的权利。
“我是否可以问问你，先生，”斯巴塞特太太说，“你这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今天很忙吧，比泽？”斯巴塞特太太问。
“当然可以，”陌生人说，“非常感谢你提醒我。我随身带着一封给银行家庞德贝先生的介绍信。刚才我在这座黑乎乎的城市里行走，旅馆里人们正在准备晚饭，我询问了碰到的一个人：那是一个工人，好像浑身上下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撒过似的。我猜想是纺织的原料吧——”
他经常利用这个时间与斯巴塞特太太倾心交谈。他已经注意到她的眼神，知道她正打算问他点儿什么，于是便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摆弄尺子和墨水瓶架。而她则继续喝着茶，眼睛透过开着的窗户朝下面的大街看着。
斯巴塞特太太点了点头。
“是的，夫人，”比泽回答，语气中表现出对斯巴塞特太太那种神谕般的权威怀着无限的敬意，“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确信，夫人。”
“——纺织的原料——我当时问他银行家庞德贝先生住在哪里。他一定把银行家错听成银行了，于是就给我指通向银行的道路。而事实上，我估计，银行家庞德贝先生并不住在我此刻有幸向你解释的这幢大楼里吧？”
“坦率地说，我无法理解这些事，”斯巴塞特太太高傲地说，“我早先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斯巴塞特先生作为波勒家族的一员，也从来不卷入这种纠纷之中。我只知道必须制伏这些人，现在该是坚决制伏这些人的时候了。”
“是的，先生，”斯巴塞特太太回答，“他并不住在这里。”
“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了，夫人，”比泽回答，“但没有成功，夫人。”
“谢谢你。我当时并不想马上把信交给他，现在也不急。因此，我就慢慢地朝银行方向溜达过来，以此来消磨时间，正好有幸看到这边窗口边有一位非常高贵、受人尊敬的妇人，”说到这里，他没精打采地挥了挥手，并微微低下头，“我觉得最好还是冒昧去问一问这位贵妇人：银行家庞德贝先生究竟住在哪里。我于是就冒冒失失这样做了，非常抱歉。”
“厂主们既然团结起来了，就应该一致反对雇用那些跟别人搞联合的工人。”斯巴塞特太太说。
在斯巴塞特太太眼里，他那漫不经心和百无聊赖的神态已被他那种无拘无束的殷勤态度淡化了，这种殷勤对她也是一种尊敬的表示。比如说，他此刻歪着身子，人差不多就要坐到桌子上去了，但他同时又懒洋洋地朝她欠着身，好像他承认在她身上——在她的举止中有着某种讨人喜欢的吸引力。
“是的，夫人。”比泽说。
“银行里的人，我知道，总是多疑的。从职业的角度说应该如此。”陌生人说，他那轻松而流利的话语同样也很讨人喜欢。经他的口说出的话显得比语言本身所包含的更富有意义，更富有幽默感——这也许是他们这一类人的祖师爷传下来的一种巧妙的腔调，至于那位祖师爷究竟是谁暂且不去管它：“因此，我可以把话挑明了：我这封信——它就在这里——是此地的议员——格雷戈林先生——写的。我在伦敦有幸认识了他。”
“真太遗憾了，”斯巴塞特太太说，由于表情严肃，她的鼻子更具罗马式的韵味，眉毛也更科里奥伦纳斯化了，“那些团结一致的厂主们竟然会容忍他们这样搞阶级的联合。”
斯巴塞特太太认得格雷戈林的笔迹，于是就宣称这种证明是不必要的，她把庞德贝先生的住址告诉了他，并详细地指点他去那里的路径。
“还是老一套，夫人。联合，结盟，相互声援。”
“太感谢你了，”陌生人说，“你一定很熟悉这位银行家吧？”
“那班不安分守己的坏蛋现在要干什么呢？”斯巴塞特太太问。
“是的，先生，”斯巴塞特太太回答，“他是我的靠山，我认识他已有十年了。”
“噢，夫人，我不敢说我听到了什么特别的消息。那班人都很坏，夫人。但可惜这算不上新闻了。”
“这时间不短！我想他跟格雷戈林的女儿结了婚吧？”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斯巴塞特太太问，一边把茶倒出，“有什么消息？”
“是的，”斯巴塞特太太突然抿住嘴说，“他有那——荣幸。”
“都关上了，夫人。”
“我听说，那位夫人简直就是一位哲学家，是吗？”
“门都关上了吗，比泽？”斯巴塞特太太问。
“确实是，先生，”斯巴塞特太太说，“她怎么会不是呢？”
他确实是位勤快的门卫；那勤快劲儿就像当年眨巴着眼睛帮第二十号女生给马下定义一样。
“请原谅我不适当的好奇心，”陌生人用讨好的口吻继续说，一边焦虑不安地紧紧盯住斯巴塞特太太的眉毛。“你熟悉这家人，而且见过世面。我不久就要结识这户人家，也许还要经常跟他们打交道。这位夫人真的很可怕吗？她的父亲说她极其冷静而讲究实际，我很想知道她是否真的如此。她绝对不可以接近吗？真的聪明得令人反感、令人吃惊吗？从你意味深长的微笑中，我看得出你并不这样看。这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可以放下了。让我再问问年纪。四十岁？三十五岁？”
“谢谢您，夫人。”勤快的门卫回答。
斯巴塞特太太哈哈大笑起来，“黄毛丫头一个，”她说，“结婚时她还不到二十岁呢。”
“谢谢你，比泽。”斯巴塞特太太说。
“凭我的名誉做证，波勒夫人，”陌生人跳下桌子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惊讶过！”
斯巴塞特太太的茶点刚刚被端上一张小巧的桌子，那是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下班以后她把它弄了进来，与那张横跨在房间正中的庄重的、铺了皮子的长会议桌为伴。勤快的门卫把茶托放在小桌子上，用指关节揩了揩额头表示对她的敬意。
他确实显得很惊讶，简直惊讶到了极点。他凝视着眼前这位知情者足足十五秒钟之久，那惊讶显然始终滞留在他的脑子里。“我向你保证，波勒夫人，”他此时已显得筋疲力尽，“根据她父亲说话的口气，我还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中年妇女呢。我特别要感谢你为我纠正了这个荒谬的错误。请原谅我的打扰。多谢了。再见。”
斯巴塞特太太的帝国有两位臣民：一个聋女佣和一个勤快的门卫。据传这个女佣很富有。许多年来，科克敦的下层社会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旦银行关门，某天晚上她就会因为钱被人谋杀。确实，人们普遍认为：她的天数已尽，早就该死了；但她却以可恶的韧性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和地位，从而招致许多怨恨和失望。
他鞠了一躬就走了。斯巴塞特太太把身子藏在窗帘背后，看着他沿着街道阴凉的一边无精打采地走着，一边观看着街景。
那些宝藏究竟是什么，斯巴塞特太太与别人一样知之甚少。凭她主观臆测，这批宝藏一定是一些金币和银币，贵重的文件和一些一旦泄露出去便会对某些人（通常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带来倒霉的机密。除此之外，她只知道下班以后就由她统治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以及那间锁了三把锁的铁皮房子。每天晚上，那位勤快的门卫就头顶那间坚固的房子的门睡在一张矮床上，鸡一啼叫那床就撤走了。而且，她的权威还凌驾于底层那几间储藏室，那里有尖头的铁栅栏保护着，以防外界的掠夺。还有当天工作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如墨迹，用坏的笔头儿，封缄纸的残片，被撕烂的纸头儿等等，也都处在她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巴塞特太太竭力想从碎纸片上发现点儿什么，但由于纸片儿被撕得太小了，已无法从中破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由她作为守护神受到保护的，还有办公室的壁炉架上挂着的虎视眈眈的一批武器：一些短剑和卡宾枪，另外还有与豪门大户密不可分的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传统物件——一排救火桶——这些玩意儿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实际用途，但对于大多数看到它们的人来说，它们几乎像金条一样，会给人良好的精神影响。
“你觉得这个绅士怎么样，比泽？”当勤快的门卫进来收拾房间时，她问他。
斯巴塞特太太意识到，当夜幕降临到写字台和文具中间的时候，她的女性的——先不说贵族的——光彩就照耀在办公室里了。一旦坐在窗口边，手里拿着针线活儿或编织工具，她便有了一种自豪感，觉得凭着自己那贵族的气派，更正了该地区那种鄙俗的市侩气。怀着这种有趣的自我印象，斯巴塞特太太于是有点把自己看作“银行仙子”了。而那些来来往往的科克敦人看见她坐在那里时，却把她当作看守宝藏的“银行毒龙”。
“他那一身打扮一定花了不少钱，夫人。”
银行并没有破坏整座城市的单调性。这也是一座红砖房子，外面有黑色的百叶窗，里面挂着绿色的帘子，上了两级白色的台阶便是黑色的大门，门上挂一块铜牌，门把手像个句号。它的范围比庞德贝的住宅大一倍，就像其他房子要比它小一倍至六倍一样；至于其他方面，完全是按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
“但得承认，”斯巴塞特太太说，“这套衣服是很有风度的。”
斯巴塞特太太坐在银行里一间专供下午用的房间里，它处在油煎似的大街较阴凉的一边。办公时间已经过去。在炎热的夏天，每逢这个时候，她通常总要派头十足地坐到二楼会议室中去。她自己的起居室在更高一层楼上，每天早上，她都要站在那个像观察哨一样的窗口边，随时准备以适宜给予一位“牺牲者”的同情的姿态去迎接穿过马路走过来的庞德贝先生。他结婚至今已有一年了；在这期间，斯巴塞特太太从未错过一次向他表示坚定的同情的机会。
“是的，夫人，”比泽回答，“如果那钱花得值得的话。”
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机器沉闷地转动着，行人要是从那嗡嗡作响的纺织厂的围墙外面走过，会感到更加昏昏欲睡，暑气袭人。挂上遮阳帘子，洒上一些水，能使大街或商店变得凉快一点儿；但那些工厂和大街小巷仍烘烤在灼人的热浪中。在那条被颜料染得又黑又脏的河里，有几个科克敦的男孩子逍遥自在地——这种情况很少见——划着一条破烂的小船。随着小船缓缓向前移动，水面上泛起一道泡沫，划桨每搅动一下便引起一阵阵恶臭。太阳通常有益于人，但对科克敦来说却比严霜更残忍，当它偶尔照见人口稠密的地区，给那里带来的更多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当无能的、肮脏的雇工置身于天地间，混杂在阳光普照的万物中时，天上那只眼睛似乎也变成了一只邪恶的眼睛。
“除此之外，夫人，”比泽一边擦桌子，一边接着说，“据我观察，他好像是爱赌博的。”
夏日的街道热浪滚滚，灰尘满天。阳光那么强烈，竟射穿了弥漫在科克敦上空的烟雾，使人不敢正目而视。烧火工人从低矮的地下室走出来，进入工厂的堆置场，随便在台阶上、柱子上、栅栏上坐下来，一边擦着黑黝黝的脸上的汗珠，一边凝视着煤堆。整座城市好像煎熬在油锅里。到处是呛人的热油味。蒸汽机油光闪闪，雇工的衣服油渍斑斑，厂房每一层楼都渗着油，流着油。童话中的宫廷内的气氛犹如阿拉伯一带的热风；那里的居民被热浪蒸熏得有气无力，在沙漠上没精打采地干着活。但任何气温都不会使那些忧郁而疯狂的“大象”变得更疯狂或更清醒。它们那令人生厌的脑袋总是以同样的频率上下摆动着，无论热天或冷天，阴天或晴天，好天气或坏天气，一概如此。它们投射在墙上的富有节奏的影子代替了科克敦本应该有的婆娑的树影。而一年到头，从星期一凌晨到星期六晚上，机轴和机轮发出的呼呼的转动声则代替了夏日嘤嘤的虫鸣。
“赌博是不道德的。”斯巴塞特太太说。
然而，科克敦的厂主们毕竟很有爱国心，迄今为止从未把他们的财产倒进大西洋里去。相反地，他们依然慈悲为怀，小心翼翼地看管着自己的财产。不是吗，他们的财产就在那边烟雾弥漫的地方呢。它一天天多起来，一天天积累着。
“而且还是荒唐的，夫人，”比泽说，“因为运气总是跟参赌者作对的。”
令人惊奇的是，科克敦始终存在着。它已被摧毁过许多次，奇怪的是它怎么经受得住这么多的打击。确实，从来没有过一种瓷器会像制作成科克敦的厂主那种瓷器那样脆弱。哪怕你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们也会轻易地裂成碎片，以致使你怀疑它们是不是原先就有了裂痕。一旦有人要求送童工去上学，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有检察官派来工厂调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这些检察官提出质疑，说他们的机器会不会把工人切碎时，他们就承受不了了；一旦有人暗示说，他们也许不应该老是弄出那么多的烟雾来，他们更是彻底完蛋了。在科克敦除了庞德贝先生那已被人普遍接受的金调羹的说法外，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它是以威胁的面目出现的。每当科克敦的某位厂主感到自己受了委屈——那是说，当他觉得自己不能完全独断专行，人们要他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任时——他必然会发出可怕的威胁，说他“宁可把他的财产倒进大西洋里去”。这话常常把内务大臣吓得魂飞魄散。
也许是由于天气太热，也许是由于手头的活儿干完了，反正那天晚上斯巴塞特太太没有干活儿。她坐在窗口边，这时太阳已经在烟雾中消逝。她坐在那里，直到雾被烧成了红色，直到那红色也开始暗淡下去，直到黑暗好像悄悄地从地底下冒出，逐渐往上爬，爬上了屋顶，爬上了教堂的尖顶，爬上了工厂烟囱的顶端，爬上了天空。屋子里没有一支蜡烛，斯巴塞特太太就那样坐在窗口边，双手放在胸前，脑子里很少去考虑晚间的种种声音：男孩子的高喊声，狗的吠叫声，车轮的转动声，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街头小贩尖锐的叫卖声，木屐在固定的时刻从人行道上走过的喀哒喀哒声，商店的活动遮板的关闭声。直到勤快的门卫前来通知她，说晚餐的牛杂碎已经准备好了，斯巴塞特太太才从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带着她那又浓又黑的眉毛——由于思虑过度，那眉毛已经起了皱，好像需要熨一熨才能舒展开——上楼去了。
在这样的天气中从远处看，科克敦依然笼罩在它自己的烟雾中，太阳光似乎透不进去。你只知道那是一个镇，因为你知道，远景中如果没有一个镇，就不会有那一片阴沉沉的污秽。那混成一片的煤灰和烟雾，随着风势的起伏或风向的变化，时而乱哄哄地吹向这边，时而又吹向另一边；时而飘入空中，时而又黑魆魆地沿着地面爬行。这是一种密集而不成形的混合物，中间夹杂着一道道斜射的阳光，只是那光芒除了照见黑沉沉的一团烟雾外，再照不见其他任何东西：总之，从远处看科克敦，虽然见不到一砖一瓦，但它的存在还是暗示出来了。
“哦，你这个大傻瓜！”当独自一人吃着晚饭时，斯巴塞特太太叫了起来。她指的是谁，她并没有说。但显然她不可能指那牛杂碎。
仲夏的一天，阳光灿烂。即使在科克敦，有时也能出现阳光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