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塞尔垂下手，抚弄汤图的耳朵。“没有。我知道这不太正常，可是这种交易不能问太多。我只能告诉你来取酒的货车牌照上有数字三十三。”他伸出拇指，隐约指着北方，“从吉伦特来的。”
“但是那辆货车身上肯定有名字吧？某个公司或企业的？”
麦柯斯摇摇头。“这样的状况持续多久了？”
鲁塞尔摇摇头。“谁知道呢？货车每年九月来一次，就在我开始收葡萄之前，而且总在夜里。上一年的酒从酒桶里转移出来，下个星期我就会从娜塔莉那儿收到现金。”
“七八年，或者更久。我记不确切了。”
“好吧，你把货发到哪儿？巴黎，德国，还是比利时？”
“我不明白的是，”麦柯斯说，“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一切。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
“不知道。我从没有见过买家。娜塔莉说没有必要。”
鲁塞尔透过酒窖半开的门凝望着闪耀的地平线，眼睛眯成一条缝，刻着深深纹路的深棕色脸孔一动不动，仿佛他的头已经铸入了青铜。
麦柯斯靠到椅背上，琢磨着鲁塞尔说的话：娜塔莉·奥泽特，公证人和酒商。难怪她看起来这么富有。“她把酒卖给了谁？”
他重新将脸转向麦柯斯。“和葡萄相比，你伯父对书和音乐更感兴趣。即便如此，有许多次我差点告诉他了。但是，我为葡萄树付钱，种树，培育它们。我购买新的用法国最好的橡木做的橡木桶，每四年一次。我什么都舍得花钱。每件事情都很正当。你伯父并没有吃亏。这不是偷窃。它很公平。或许严格说来这是不诚实的，但是很公平。现在事情完全不同了，你想改善葡萄树的质量，请这些葡萄酒工艺学家来……”他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小心地放下杯子，“实话告诉你，麦柯斯先生，我知道总有人会查出真相。我想最好还是自己告诉你。”他又露出悲哀的表情，等待麦柯斯的反应。
鲁塞尔仿佛没听见麦柯斯的话。“这里没有人能酿出这样的酒，”他说，“可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没法出售它，至少不能合法出售，因为我没有申报赤霞珠和梅鹿辄葡萄酒。于是我讯问公证人奥泽特的建议，指望她能在法律中找到一个小漏洞。她真是太聪明了。”他喝了一口，仔细品了几秒钟，将它吐进排水道，“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她没有找到法律的空子，但是找到了一个买家。那个人会将货全买下，每年都是，而且付一大笔现金，没有文件，没有税金，没有疑问。我无法拒绝。我有妻子和女儿，我的年纪也大了……”他看着麦柯斯，带着悲哀而内疚的神情，好像一只叼着羊排的老猎犬被当场捉住。
麦柯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说那是娜塔莉·奥泽特的主意？”
“太棒了。”他将酒杯举向鲁塞尔，“祝贺你。”
鲁塞尔点点头。“那个人精明得很。她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麦柯斯拿起杯子，感到鲁塞尔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虽然自己和品酒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葡萄酒一入口，立刻向他的味蕾发出强有力的美妙信号，连他也能分辨出它和吕贝隆的普通葡萄酒完全不同。他真希望能记得一些查理的华丽词藻，这酒令他体会深刻，以至于他忘了吐出来。
在这半个小时里，麦柯斯遇到了两个意外。葡萄园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迷人的公证人也并不像她看起来那样。至于鲁塞尔，他是真诚的，还是在耍什么心机？葡萄酒能合法出售，还是会有可怕的惩罚？太多的疑问，不适宜马上做出任何决定。
“很好。来吧。品一品它。记着，这酒还没完全酿好。”
“嗯，”麦柯斯说，“很高兴你能告诉我。我知道这不容易。让我考虑一下吧。”
他突然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注射器，走到酒桶边。麦柯斯看着他拔掉一个酒桶的塞子，插入注射器，抽出几英寸的酒。他回到桌旁，小心地为两只酒杯各注满半杯酒，将其中一只杯子举向光线。
黄昏不知不觉地变成寂静而温暖的夜晚，淡紫色的天空点缀着几朵玫瑰色的云，预示着明天又会是阳光灿烂的一天。食物的诱人香气从乡村房舍敞开的窗户里飘出来。克里斯蒂找到了一份三天前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去往范妮小舍的路上，她给麦柯斯讲着迟来的外界新闻，大都是政治家在夏季的滑稽举动。经过金属地掷球的球场时，他们停下来观看下一场投球。一如往常，玩球的清一色都是男人。
鲁塞尔继续用手绞着帽子。“嗯，我从没告诉他我到底做了什么。他以为我只是用了普通的葡萄根株，可是我想要更好、更特别的品种。他不知道我重新种上了最好的赤霞珠和一点梅鹿辄。没有人知道。这种事情在法国很复杂。农业部希望你连上报每一根枝杈、每一片落叶。”他耸耸肩膀，“不可能的。还是不说为好。”
克里斯蒂觉得这很令人费解，因为她来自一个女人已经加入拳击运动的国家，而且无疑会很快拓展到相扑。“你来这儿这么久，”她说道，“知道为什么从没有女人打球吗？”
“我想那个老男孩应该很高兴吧？”
“这我倒从没想过，”麦柯斯说，“没人去想。等一等。”他走到一个老人身边，那人肤色很暗，像腌橄榄似的布满皱纹，正排队等着掷球。麦柯斯问了他那个问题，老人哈哈大笑，对麦柯斯说了些什么，引来其他球员一片乱糟糟的笑声。
“有一块地，墙那边的那块，我认为能产出好酒。”他停下来摇摇头，更正自己的话，“不，我肯定它能。它有合适的石质土、合适的光照、合适的坡度，又不太大，太完美了。我早在十五年前就告诉你伯父了，但他可能不感兴趣，或者是在修理过房顶后，他剩的钱不多了；总之是有些什么原因。最后，我决定拔掉老葡萄树，自己给那块地重新种上葡萄。吕蒂文和我，我们存了一点钱。”他默默看了麦柯斯一会儿，挑起眉毛，等待麦柯斯的反应。
麦柯斯回来给克里斯蒂翻译时，忍不住也笑起来。“你不会喜欢的。他说女人应该在家里做饭。哦，教女人玩金属地掷球，还不如教他的狗。”
“麦柯斯先生，”他说道，“正如你所知，自从你伯父买了这座房子，我在葡萄园酿造格里芬已经有三十年了。这些年来，我多次请求他淘汰这些葡萄树，在他来之前它们就疲老了。”他看着桌子，扭着他的帽子，“可是，出于种种原因，时机总是不对。他过去总是说，明年，我们明年就做这件事。
克里斯蒂的脸、双肩甚至全身都因气愤而变得僵硬。“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说。瞧我的，老家伙。”
麦柯斯饶有兴致地四下环顾，不知是不是该说点什么。鲁塞尔用手帕擦去酒杯上的灰，将两把有年头的木椅拉到桌边。他请麦柯斯坐下，把一扇门半掩上，挡住刺目的光。终于，他叹了口气，摘下帽子，坐了下来。
她走进球场，从那个惊愕的老人手里拿过地掷球，走到画在尘土上的投球线前。球员们都安静下来。她蹲下来，谨慎地做了一个远距离瞄准动作，将球扔了出去，击散了其他地掷球，直接命中小球得分。
酒窖里的温度很低，与外面比起来近乎寒冷，空气闻起来有点潮湿，有单宁和发霉的味道。地面是毛糙的混凝土，沾满酒渍的排水道将地面从中间隔开。排水道两侧的混凝土地面上放着一排排酒桶，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编号，这些编号除了酿酒人没有人看得懂。门旁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快要散架的白铁桌子，上面放着散乱的纸、几只脏杯子，以及一支底部连着橡胶吸球的玻璃注射器，吸球有拳头大小。墙上一根生锈的钉子上挂着一本日历，插图是坐在拖拉机上的年轻女子。
她转向老人，他现在更加惊愕了。她拍拍自己的胸口：“圣海伦娜青年保龄球冠军，一九九三年。”她一转手，接着拍了拍他的胸口，“告诉你的狗，让它哭去吧。”老人看着她离开球场，摘下帽子挠了挠头。时代真是变了，他心里想。时代变了。
他将货车停在仓库前，麦柯斯站在那儿，看着汤图在尘土中打滚，快乐地扭动身体，在细石子上面磨蹭着自己的背。鲁塞尔打开仓库的门锁，开大门。他走进昏暗中，打开了一盏灯，示意麦柯斯跟进去。
一到餐厅，克里斯蒂就去洗手，正好给范妮留下时间去问麦柯斯一个困扰了她几天的问题：“那个美国小姑娘是你的女友？”
“不是全部的葡萄，”鲁塞尔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不，不，不，”麦柯斯说，“只是一个朋友。她对我来说太小了。”
麦柯斯摇摇头。“我以为你把葡萄直接送到合作社了。”
范妮露出微笑，拨乱他的头发，将菜单递给他。“你说得很对。她太小了。”
他们坐在车里，安静地朝村庄方向驶去，然后拐上一条狭窄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个狭长无窗的仓库，建在一个平缓洼地的一侧，双扇门被木栅围起来，上了锁。“这是酒窖，”鲁塞尔说，“你以前没见过。”
克里斯蒂回来时，发现他一脸无措地坐在那里，以为他饿了。“说说看，”她说，“今天下午你去哪儿了？”
麦柯斯从梯子上下来，两个男人握了握手。鲁塞尔扯着一只耳朵，搜肠刮肚地想着如何开口。“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说，“有些东西我必须给你看。是关于葡萄树的。”他转头向货车点了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们吃着饭——蔬菜砂锅，接着是外皮酥脆的巴巴里鸭胸。麦柯斯报告了他的探险，还有鲁塞尔透露的事情。
“麦柯斯先生，我打扰到你了吗？”
克里斯蒂立刻自鸣得意。“我就知道，”她说，“你绝不能相信那种发色的女人。瞧瞧她干的事情。她肯定在洗劫无知的老鲁塞尔。”
庭院里，鲁塞尔的货车刹车声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汤图本性不改，首先跳下车，冲过来朝着梯子狂吠，然后十分谨慎地嗅了嗅，撒了一泡尿。鲁塞尔半真半假地责骂着它，抬头望着上面的人，麦柯斯的轮廓印在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淡蓝色天空上。
“你可能是对的。我真希望能查明那些葡萄酒的去向。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下午三点左右的空气静止不动，因为炎热而显得黏稠。麦柯斯站在梯子上，和一堆未经邀请、企图从楼上的窗户入侵房子的紫藤拉扯。克里斯蒂出去找英语报纸了，帕丝帕多特夫人的猫咪危机已经解决，正在网球场一角临时拉的绳子上晾洗好的衣物。
克里斯蒂用面包片吸干盘里的肉汁，这是她无意中学来的一个法国习惯。“她一定有个同伙。她说过什么让你起疑的话吗？你在她的办公室看到什么了吗？”她露出恶作剧式的微笑，“我猜你还未进过她的卧室。”
她握住他的手，语气缓和下来。“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心肠很好，他会理解的。从你这儿知道总比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要好，不是吗？”她用力点点头自己回答道，“要好得多。”
麦柯斯的思绪回到上个星期天，他在娜塔莉的客厅里等她。十分钟内你能发现什么呢？他想起上好的家具，古色古香的地毯，签有拉蒂格名字的照片，关于绘画和雕刻的昂贵期刊，他翻阅过的葡萄酒的书。葡萄酒的书。
鲁塞尔坐在那儿看着她，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有一件小事，她用一个葡萄酒酒标做书签，名字有点奇怪，当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当时写了下来，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的酒。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线索了。来块奶酪吗？”
吕蒂文的确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件事，她这些年来一直有点期待。她绕过桌子，站到他身后，给他按摩肩膀。“亲爱的，”她说道，“这件事迟早会结束。因为那些葡萄树，我们有了房子、车，和几年幸福的日子，比我们刚结婚时想象的要幸福得多。”她弯下腰亲吻他的头顶。“我不愿看到你这样。”她最后捏了一下他的肩膀，清走盘子，准备放到水池里。这时，她停下来，把盘子咣啷一声放回桌上，吓了她丈夫一跳。她用手指使劲敲了敲桌子,声音不容置疑。“你必须告诉他，亲爱的。必须。”
他们一边吃一边沉思，终于，麦柯斯打破了沉默。“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事情公开。我的意思是，葡萄酒是老房子资产的一部分，而她和鲁塞尔一直在偷窃。让她认罪。你觉得呢？”
“哦，没说什么。反正没说什么好话。我想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今天早晨麦柯斯先生告诉我，他要再找个人来，听听不同的意见。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鲁塞尔一脸沮丧地用酒杯在桌子上画着圈。
克里斯蒂哼了一声。“认罪？她？那个女人？你别抱太大指望。她的话肯定和他的相反，她可是个律师，不是吗？别这么干。我认为最好是等等，看看能不能查出她和谁合伙。然后你就能一网打尽。”
“他说什么了？”
“不过，我并不了解鲁塞尔，”麦柯斯说，“他也许有点傲慢，但我发现他也有弱点。他确实照顾过我伯父。抱歉，也是你的父亲。”麦柯斯放下酒杯，拍了拍脑袋，“这事提醒了我。今天下午你刚出去，我就接到鲍斯克的电话——你知道的，那位艾克斯的律师。”
他叹了口气，跌回椅子里。“是因为葡萄园。你知道的，那一小片地。”吕蒂文点点头。“昨天波尔多的葡萄酒工艺学家来这儿看了庄园，一个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他是娜塔莉·奥泽特介绍的。”
克里斯蒂转了转眼珠。“让我猜猜。”
“那是怎么回事？”她俯身倚过桌子，拍了拍他的手，“亲爱的，告诉我。”
麦柯斯点点头。“你说对了。那个灰色地带现在太过灰暗，几乎是黑色的。案子比他最初想得要复杂得多。他要在法国进行大量的调查，大概还需要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咨询那里的权威人士，一切都需要调查取证。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听起来他对案子兴致很高。”
鲁塞尔摇摇头，推开盘子。“胃？不，胃没事。”
麦柯斯还没讲完，克里斯蒂就缓缓地摇起头。“为什么我不吃惊呢？”她说，“我曾和一个律师一起生活过，记得吗？上帝啊，那就像——呃，这是有一次我的前男友喝多了之后说的，就像从一只老鼠身上挤出牛奶来。你明白吗？无中生有，寻找所谓的证据。他们全都这么做。”她脸上露出极度鄙视的神情，伸手去拿香烟。
“你的胃不舒服吗？”她带着妻子的自信问道。对于丈夫反复无常的消化系统，她早已了如指掌。“昨晚吃了太多奶酪。你需要清一清肠。”
“要不要来点卡尔瓦多斯苹果酒？”
在世界的另一边，鲁塞尔像平时一样，回到他的粉红宫殿吃午餐。他有些神情恍惚，只吃了一点咸肉和他最喜欢的腌渍猪肉里的小扁豆，话很少，几乎没碰酒。他的妻子吕蒂文，已经习惯见到吃得一干二净的盘子和空空的酒杯。她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
“当然。”
陈先生放下电话，吐出一个庆祝的烟圈，从他桌上短短的名单中划掉一个名字。也许他应该将价格提高到八万美元。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很有意思。接着他拨通北京的电话。
离开餐厅时，他们看到在扑闪着飞蛾的街灯下，一场餐后金属地掷球游戏正在进行，也可能还是之前那一场。球员们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同样瘦削而结实的干瘪老人们，同样戴着帽子，进行着同样无止境的饶舌争论。其中一人看到克里斯蒂，轻推了一下站在旁边的人。她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像着火了似的，灵活地转动手腕，摆了摆手，送上一个微笑，嘴里的金牙闪着微光。
他停顿一下，让对方消化他慷慨给予的消息。“什么？口感如何？这有什么关系。拜托，朋友。你和我一样清楚，这酒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做买卖的，是一项投资。我的其他客户为了这种酒，连亲娘都能卖。把它放上一年，或者两年，看看价格的上涨趋势，你的钱能翻倍。不，恐怕不可能。只有两箱。其他的酒已经被北京和首尔的客户预订了。是吗？好的。你不会后悔的。”
“那是什么意思？”克里斯蒂说。
陈先生没有浪费时间说客套话。“你今天很幸运，”他对客户说道，“我在波尔多的收获不错，得到了六箱酒，我可以保证它们是香港唯一一批货。现在，看在我们的长期合作关系上，更不用提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我以每箱七万五千元的价格卖给你两箱。当然，我说的是美元。”
麦柯斯想了一会儿。“一比零，加利福尼亚获胜。我猜是这个意思。”
坐在能够俯瞰海港的办公室里，陈先生点燃一支烟，伸手拿起电话。电话将证明他是香港最顶级的葡萄酒商。这种酒商知道你是否在寻找稀少或特殊的酒，是否有雄厚的资产承担巨额消费。一报出名字，电话另一端的秘书就直接为他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