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同情电车公司，但是力量在它们那一边。产业和公用事业都在它们手里。
“他们无法获胜，”他说，这是指工人而言。“他们没有钱。警察会保护公司的。他们非保护不可。大众必须有车子乘坐。”
“这些工人不会胜利的，”他想。
赫斯渥看了这些新闻，在自己心里盘算着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他对公司的力量是非常信任的。
在别的新闻之中，他看到有一家公司发布的通告，是这么说的：
第二天出现了更大的新闻。《世界报》说：“布鲁克林区居民徒步上街。”“劳动骑士团[2]中断了过桥的电车线路。”“大约七千人罢了工。”
大西洋大街电车公司特别通告[3]
“他们在这样的天气罢工真是傻啊，”他心里想，“话虽如此，倘使能够，但愿他们胜利。”
鉴于本公司司机、售票员以及其他雇员突然擅离职守，今对所有被迫罢工的忠实职工予以一个申请复职的机会。凡于一月十六日星期三正午十二时以前提出申请者，将按此项申请收到的顺序，予以雇用（并确保安全），相应分派车次及职位，否则作解雇论。即将招用新职工，抵补每一空缺，此布。
赫斯渥起初很同情工人们的要求——事实上，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始终同情他们到底，因为他的行动可能与此不一致。他是差不多什么新闻都看的，起初为《世界报》报道罢工新闻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所吸引。他从头至尾都看了，包括七家电车公司的名称和工人的数目在内。
总经理本杰明·诺顿（签名）
工人诉苦说，这种制度正在推广，要不了多久，七千雇工之中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两块钱一天收入的固定工作。他们要求废除这种制度，并且除了无法避免的耽搁以外，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小时，工资二元二角五分。他们要求资方立即接受这些条件，可是每家电车公司都拒不接受。
他还在招聘栏看到如下的广告：
赫斯渥因为百无聊赖，心里充满着人们关于今年冬季将缺少工作和金融市场发生恐慌的种种预测，很有兴趣地读着这些新闻。他看到罢工司机和售票员们提出的要求，说他们过去一直领取两块钱一天的工资，但是一年多来，雇用了“临时工”，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谋生的机会的一半，而且增加了他们上班的时间，从十小时加到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这些“临时工”是在乘客最多或者高峰时间雇来开一次车的工人。开这么一次车的代价只有二角五分钱。一过高峰或乘客最多的时间，他们就无工可做。最惨的是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可开。他必须一早就到车场，不管天晴落雨都要在那里守候，直等到用着他的时候。等这么久，平均有开两次车的机会——三小时多一些的工作，可得五角钱。等待的时间是不计酬的。
招聘——能驾驶威斯汀豪斯机车的熟练司机五十名，在布鲁克林市区内专门开驶邮车。确保安全。
赫斯渥早已看到了这些新闻，琢磨着随之而来会引起的大规模交通堵塞。在和嘉莉发生这场争吵的前一二天，罢工开始了。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切都呈现着灰暗的颜色，天快要下雪了，报纸上宣布各条线路上的工人都已停止了工作。
他特别注意两处的“确保安全”的字样。这对他表明了公司的不容置疑的威力。
这一阵报上登着布鲁克林有轨电车即将罢工[1]的风声和通告。工人对于工作时间长、工资少普遍感到不满。按照惯例，并且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工人们选在冬天逼资方摊牌，要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他们会受到国民警卫队的保护，”他想，“那些工人无法可想。”
嘉莉出去了，他坐在那里，决心要干些事情。
他还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他和奥斯拉格以及嘉莉的冲突。过去也有许多事情使他忿忿不平，但是这件事似乎要糟糕得多。她从来没有怪他揩油过——或者差不多这个意思。她怀疑这么大的一笔欠账是否合乎情理。而他一向辛辛苦苦地把开支削减到似乎很少的程度。为了不向她要钱，他一直在欺骗肉铺和面包铺。他吃得很少——几乎什么都不吃。
“好吧，”赫斯渥回答，默默地坐了下来。他已被这事折磨得够苦了。
“他妈的，”他说，“我能找些事情干。我还没有完蛋呢。”
“不过，总之是数目太大了，”嘉莉说，“不应该一定要我付这笔欠账。现在，我自己也入不敷出啊。”
他想现在真的该干点事了。挨到了这样含沙射影的指责，还坐在家里是太不值钱了。哼，再过一阵，他什么都得忍受了。
“你现在站在那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他问，“你以为是我一个人吃的吗？听你的口气，好像我在从中取利似的。”
他站立起来，从窗口望向阴冷的街道。他站在那里，心里慢慢地想起要到布鲁克林去。
“奇怪，”她回答，还是半信半疑。
“为什么不去呢？”他心里想，“谁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可以挣两块钱一天啊。”
“嘿，是我们吃掉的，”赫斯渥说。
“出了事故怎么办？”有一种声音说，“你可能会受伤的。”
“我不懂我们怎么会欠这么许多钱，”嘉莉说。
“啊，出不了多大的事故，”他回答，“他们已出动了警察。要开车的人都会受到很好的保护。”
“哦，不用你操心，”他说，“他收不到的账，总是收不到的。他非等待不可。”
“你不懂怎么开车，”这声音又说。
“我们怎么付得出呢？”嘉莉问，对这笔欠账感到吃惊。“我付不起。”
“我不去申请当司机，”他回答，“售票我能行。”
食品店的老板就走了。
“他们最需要的是司机，”回答说。
“喂，”他说，“现在多讲也没有用。倘使你星期六来，我会付你一些的。”
“我知道，他们什么人都要，”他回答。
嘉莉站在房间深处，听到了全部谈话。她感到很烦恼。事情是这么糟糕，这么无聊。赫斯渥也恼火了。
他跟这心里的顾问反复辩论了几个钟点，以为这么有把握赚钱的事情，是毋须立即采取行动的。
“嘿！”食品店老板回答，“说得倒好听。我非要钱不可。我要钱用。”
“我明天去，”他说。
“总之要等到星期六才行，”赫斯渥说。
这一天下午，当嘉莉回来的时候，他觉得似乎应该宣布一下自己的打算，但是按下了不谈，一直按下了不谈，直等到她终于上戏院去了。在那些小纠纷之后，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和解。这场纠纷就在双方的某种默契中被遗忘了。
“那末，什么时候能付？”食品店老板说。
第二天早晨，他穿上最好的衣裳，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就开始忙碌起来，把一些面包和肉包在一张报纸里。嘉莉望着他，对他这不常见的活动发生兴趣了。
“哦，他讲得很对，”他应道。然后他走到门口。“我今天付不出一文钱，”他和气地说。
“你要到哪里去？”她问。
看她的样子，好像她以为他花了些不必要的费用。
“到布鲁克林去，”他回答。然后，看她还想寻根刨底，他补充说：“我以为在那里能找到工作。”
“可是，我从没听说过这笔账呀。”
“在电车线路上吗？”嘉莉吃惊地问。
“对，”他说。
“是的，”他回答。
“啊，那么多吗？”嘉莉说，“这数目对吗？”她回头问赫斯渥。
“你不害怕吗？”她问。
“十六块，”他回答。
“怕什么？”他回答，“有警察保护的嘛。”
“多少钱？”她问。
“报上说昨天有四个人受了伤。”
嘉莉只是略微有些吃惊而已。
“是的，”他回答，“但是你不能相信报纸上的消息。他们能安全行驶的。”
“我来讨欠账，”奥斯拉格说。
这时，他显得很有决心，有些凄凉的样子，嘉莉觉得很内疚。这里出现了一些赫斯渥昔日的气质——一丁点儿过去那种精明、愉快的富有力量的影子。户外阴霾密布，飘着几片雪花。
可是，这些麻烦终于来得太频繁了。债主的追索、嘉莉的冷淡、家里的一片寂静和冬天的来临，全都联合起来促成一次危机。而奥斯拉格亲自上门来讨债，刚好遇到嘉莉在家，终于成了导火线。
“偏偏在这么糟的天气到那里去，”嘉莉想。
赫斯渥就是这样。肉店老板来敲门，他借故推托。食品店老板也来敲门。还是借故推托。在这样一次不愉快而尖刻的交谈以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椅子里，心想他必须向嘉莉要些钱。当她只给他他通常要的那一点儿钱时，他就想过些日子再给肉店老板付款。当时不存在的麻烦总是最容易对付的。
这一回他走在她之前，这是一桩不寻常的事情。她坐下来，设想着倘使他真的找到了工作，他会怎么办。你知道，他是可能找到的。
精神上这般冷漠，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这事例是适宜于对之进行科学探索的。可以根据他对尊严的某些先入之见如何在他的没落中起着作用，写一篇出色的论文。我们知道，某种生物只能在某种条件下生存，一旦暴露在别的条件下，就会立即死亡。一般的金丝雀在被捕时是相当坚强的，但是在镀金的鸟笼里关了几年，就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家狗倘使舒舒服服地养到中年，再把它赶到丛林里去自寻食物，就会饿死。家狗，要是一生下来就被赶出去，就会变成狼，或者是十分像狼，只是在外形上有些不同而已。所以，一个人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地生活到中年，就会忘记谋生和工作的技能。技能和才智都萎缩了。他似乎是个有些作为的人，可是看吧，这可怜的头脑坚持说必须做到那么有作为地生活，否则就是丧失了体面。没有勇气来证明这种情绪是错误的。只能坐着出神，等待出现能够干的事情。几乎不能改变自己到足以适应事态的需要的程度。
当她坐着思量时，赫斯渥朝东走到十四街和六马路的转角，在那里搭上了公共马车。他看到报上说有几十个人到蒙塔古街和克林顿街转角的布鲁克林市立电车公司大楼的办公室去申请工作，都受到了雇用。他决定到那里去。他脸色阴沉、默然不语，搭了公共马车和渡船，到达了上述办公室。路很远，路上没有电车行驶，天气又冷，但是他艰难地赶着路。一到了布鲁克林，他可以明显地看出，而且感觉到正在进行罢工。从人们的态度上看得出来。有些电车路线的轨道上没有车辆在行驶。有小群的工人在有些路角和附近的小酒店里游荡。在车场和办公室附近尤其是这样。有几辆装着弹簧钢板的大车在他的身边驶过，上面安着普通的木座椅，写着“弗莱特布什”或者“展望公园，车费一毛”等字样。他看见一些冰冷而甚至阴沉的面孔。工人之间正在展开小小的争斗。
嘉莉的处境在改善，这他是知道的。现在，她的衣服已有改进，甚至可以说是很精美的了。他看她进进出出，有时候在自己心里想象她升发的光景。因为吃得少，使他消瘦了一些。他的胃口不好。穿的也是穷人的衣服。说什么要找事情干，对他说来已经是陈词滥调，而且是可笑的了。所以他抱着双手等待着——等待什么呢，他也无法料想。
当他走近上述办公室的时候，他看见那里站着几个工人，还有几名警察。远处的路角上还有些别的人在守望着，他猜想他们就是罢工者。这里所有的房屋都很矮小，是木结构的，街道也铺设得很简陋。和纽约一比，布鲁克林自然显得寒酸、贫困。
她的地位大大变化了，竟使她觉得这公寓里的气氛难以忍受。家里只有贫困和烦恼，或者看上去是这般模样，因为这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它成了一个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可是她还是住在那里，做相当多的家务活，把家里收拾整齐。这里终于成了赫斯渥老是坐着的地方。他坐在那里摇着，摇着，看看报，沉溺于自己悲哀的命运之中。十月过去了，随后是十一月。他还没有觉察，就已经到了严冬，而他还是坐在这里。
他一直走到一小群人中间，警察和先到的工人都望着他。其中一个警察招呼他说。
嘉莉大为高兴。她开始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个位置。人们对才能是赏识的。
“你找什么？”
谈到结果订了每周二十块钱周薪的合同。
“我想看看是否能找到工作。”
“啊，是吗？”他说。
“办公室就在这道台阶上边，”这穿蓝制服的人说。从他的脸上看他是无所偏袒的。在内心深处他同情罢工工人，而憎恨这个“工贼”。在内心深处他也深知警察的尊严和作用，那就是要维持秩序。而秩序的实际社会意义，他却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头脑不会想到这些事情。这两种情绪在他心里混合在一起，相互抵消，使他采取了中立态度。他为这个人可以像为自己一样坚决斗争，但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剥下了他的制服，他就会立即站到另一边去。
“我正在卡西诺戏院演出的剧团里工作。”
赫斯渥走上一道尘污的台阶，进入一间灰暗的小办公室，室内有一道栏杆、一张长写字台以及几个职员。
“演过什么戏吗？”是他的问题之一。
“喂，先生，”一个中年人从长写字台边抬头望着他说。
嘉莉和她一起向另一个经理去求职。
“你们要雇用工人吗？”赫斯渥问。
“我不参加巡回演出，”奥斯本小姐说。
“你是干什么的——司机吗？”
嘉莉产生了反感。“这样一个家伙啊，”她心里常常想。她越来越喜欢去看朋友了。她把多下来的钱大部分购置衣服，这笔钱的数目到底也并不惊人啊。终于她在另一家剧团找得了一个位置。这是因为她所参加演出的歌剧在四星期内要到外地去演出了。在她采取行动以前，在所有的海报牌和报纸上都登着：“喜歌剧杰作最后两星期演出……”云云。
“不，我什么都不内行，”赫斯渥说。
“是的。不过他要到十月份才开办呢。”
他并不为自己的处境局促不安。他知道他们需要人手。倘使一个人不要他，另一个会要的。这个人要不要他，可以随他的便。
“你的朋友德雷克先生快要开办旅馆了吗？”嘉莉问了几次。
“哦，我们当然宁可要有经验的人的，”这个人说。他停顿了一下，而赫斯渥满不在乎地微笑着。然后他补充说，“可是，我想你是可以学的。你叫什么？”
九月份就这样一天天快过去了。
“惠勒，”赫斯渥说。
从此以后，她对于这个家更其漠不关心了。他们之间仿佛已经不存在互相交谈的共同基础。她一定要等他开口才拿出开支的钱来。可是他却不高兴开口。他宁愿在肉铺子和面包铺子里拖延付账的日子。他在奥斯拉格那里欠了十六块钱的食品账，储存了一批主要食品，这样他们可以在一个时期里不必再买这些东西。然后他换了一家食品铺子。对于肉铺子和别的几家铺子，他也这么办。嘉莉从来没有听他直接说起过这些事情。他只要求他可以得到的东西，双方愈来愈疏远，达到了只可能有一个结局的局面。
这个人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了一条指令。“把这个拿到车场去，”他说，“交给工头。他会告诉你做什么的。”
“我来不及了，”嘉莉说，涨红了面孔。然后，发现他的神情好像在说“我明白”，她就嚷起来：“嘿，好吧。我也不在乎！”
赫斯渥走下台阶，就离开了。他立即按照所指的方向走去，警察在后面望着他。
“呀，嘉莉，”他回答，“说这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不在乎。不过，你不必对我这么说。”
“又是一个想尝试一下的，”警察基利对警察梅西说。
“昨天晚上我来不及回家了，”她说。
“依我看他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后者静悄悄地说。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她想表示歉意。
他们曾经经历过罢工。
“是我，”她回答。
[1] 事件发生于1895年1月14日，工人要求工资由每天2元增至2元2角5分，并反对增加班次，及雇用临时工等等。
“是你吗？”他说。
[2] 这是美国的一个工人组织，成立于1869年。
然而嘉莉没有参加散场以后的游乐。她一直赶回家去，念念不忘没有回家吃饭的事情。赫斯渥已经睡了，但是，当她走过他床边到自己床上去时，醒过来望了一眼。
[3] 全文曾刊出于1895年1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无“特别通告”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