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望着她，但是她在洗涤盘子，不理睬他。
“不要生气，”他说，“明天就会好的。”
“再见，”他最后说，就走出门去。
她不答话。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由处境困难而产生的强烈的后果，但是关店的日子越来越近，使忧虑几乎成了永恒的东西。赫斯渥无法掩饰他对这事情的情绪。嘉莉不禁担忧自己要飘泊到哪里去。这一下使他们比平日更少谈话，但这倒不是由于赫斯渥对嘉莉有什么不满，而是嘉莉要躲开他。他注意到这一点。她对他冷淡，引起了他的反感。他不高兴的是她竟会对他生那么大的气，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她竟然一言不发，存心不想鼓励鼓励他，觉得无所谓。他几乎把进行友好的交谈当成艰巨的工作了，不久就发现嘉莉的态度增加了困难的程度，使交谈更其不可能了。这使他很不高兴。
“我要到市区去，嘉莉，”他说着，向外走去。“我今天晚上情绪不好。”
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天。由于赫斯渥心理上早已准备好这一天仿佛一定会有霹雳的雷声和狂风暴雨，所以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发现它竟是一个平常的普通日子，感到很欣慰。太阳照耀着，温度也宜人。当他去吃早饭的时候，觉得这到底也并不怎么可怕。
他看了一会儿报纸，然后站起身来，穿上大衣。
“哦，”他对嘉莉说，“今天是我的末日。”
她不答话，走了过去。
嘉莉对他的幽默报以一笑。
“别走，”她动身回厨房去，他说，“吃你的饭吧。”
“你们怎么处理生财和存货呀？”她问。
“啊！”——他嚷了一声，把椅子从餐桌边朝后推，像是要再说下去似的，但是没有说，就这么算了。然后他拿起报纸。嘉莉离了座位，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知道已经伤了她的心。
“啊，我们已经找到一个买主了，”赫斯渥说。
“你不用那么说话，”她说。
“他们是不是立即要拆房子？”
这句答话激怒了嘉莉。她自己已经为此不高兴了一天。
“不，我想他们要稍待几星期才动手。我们有五天工夫把我们的东西搬出来。”
“当然要歇业啦，”他说，生硬的语气只稍微缓和了一些。
赫斯渥以较为愉快的心情浏览着报纸。他仿佛放下了重担。
“你还是以为非歇业不可吗？”嘉莉说，大胆提到他们已经讨论了不知多少次的题目。
“我要到市区去一会儿，”吃罢了早餐，他说，“然后去找找看。明天要整天找了。现在酒店的事情已经不要我操心了，我想是能够找到些事情干的。”
他只顾拨弄着食物，吃得不多。
他带着笑出去，到酒店去了一下。肖内西正在店里。他们已经按照股份的多少办好了拆伙的手续。可是，当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钟点，出去了三个钟点，又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兴致了。虽然他过去极不满意这个酒店，现在店就要不存在了，他却觉得很遗憾。但愿不关店才好。
“是的，”他说。
肖内西却一本正经，十分冷静。
“今天很阴冷，是吗？”过了一会儿，嘉莉大胆开口说。
“好吧，”他在五点钟时说，“我们还是把零钱算一算，分了吧。”
他折起报纸，坐过去，除了“请把什么递给我”以外，好久不说话。
他们就这么办。生财已经卖掉，钱也分了。
“你现在不想吃饭吗？”她问。
“我想，那些人会来搬东西的吧，”赫斯渥说，指的是买下生财的人。
她走进来，在自己的位子上就了座，觉得非常难堪。
“这你放心好了，他们会来的，”肖内西说。
他不答话，还是在看报。
“再会了，”赫斯渥在最后一瞬间说，尽量在最后显得和气一些。
“饭好了，”她说，走过他的身前去拿东西。
“再见，”肖内西说，几乎不屑注意到这一点。
嘉莉摆好饭桌，搬上饭菜。
沃伦街的生意就此永远收了场。
嘉莉知道他情况不妙。他忧虑的时候，面色就不那么好看。眼角边的皱纹更深了。天生微黑的肤色，因忧郁而有些凶险之气。显得十分可厌。
嘉莉在家里准备了一顿出色的晚餐，但是赫斯渥搭马车回家后，显得神情严肃，心事重重。
“是我，”他说，看着买来的晚报，连头也不抬。
“怎么样？”嘉莉打听说。
“是你吗？”她说，就走了回去。
“我把这事了结了，”他回答，脱下上衣来。
他意气消沉地回十三街去。家里只有厨房里有灯光，嘉莉正在那里做饭。他划亮一根火柴，点上煤气灯，也不和她招呼一声，就在餐室里坐下来。她走到门口，朝里一望。
她望着他，心想不知道他现在的经济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吃饭时，交谈了几句话。
“发疯的笨蛋，”他心里想，“那他登广告干吗？”
“你有钱能在别处盘下一家吗？”嘉莉问。
那个德国人不再理睬他，这使他很生气。
“不，”他说，“我要干些别的事情，积起钱来。”
“好吧，”赫斯渥说着，转过身去。
“倘使你能找到一个职位就好，”嘉莉被焦虑和希望激励着说。
“是的，没有那回事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想是能找到的，”他若有所思地说。
“啊，是这样的吗？”赫斯渥说。
以后的几天，每天早晨，他照例披上大衣，匆匆出门去。出去的时候，他起先安慰自己，手头有着七百块钱，是还能够找到什么有利的买卖的。他想去找酿酒厂，他知道酿酒厂往往管辖几家租进的酒店，可以找他们帮帮忙。然后他想到总得花上几百块钱的费用，这样就会使他没有余钱作家用了。他每月差不多要花八十块钱的生活费，倘使把钱都投入一家酒店，结果赚不到钱，那不是更糟糕吗。
“啊，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德国人说，“我现在不愿出盘了。”
“不，”他在头脑清醒的当儿说，“这是不行的。我要另找些事情，积起钱来。”
“关于你们登的广告，谈谈怎么样？”赫斯渥问，他对这家酒店的外貌不太喜欢。
他一开始想他到底想干什么事的时候，这另找些事情做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做经理吗？哪里去找这样的位置啊？报上没有招聘经理的启事。他很懂得这种位置要不是由多年的服务而提升，就是要出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股份去买。他可没有足够的钱到需要这么一个经理的大酒店去买一个经理做。
这天下午云色灰暗，天气阴冷。吹起了令人不快的北风。他去寻访很远的东区近六十九街的一家酒店，当他走到那里时，已经五点钟了，天色在暗下来。店东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德国人。
然而他还是出去活动。他的衣衫很不错，外貌还很出色，可是这却带来了一些假象。看到他的人，立即以为像他这般年龄的人，身子结实而又衣冠楚楚，一定是很富裕的。他并不是在寻找工作。他倒像是个日子过得很舒服的有产者，一般人能指望从他手里得到些赏钱。现在他已经四十三岁，体形发福，步行是不容易的。这许多年来已不习惯于这样的活动了。虽然每到一处他都乘街车，但一天下来，他的腿累了，肩膀发痛，脚也走酸了。单单上车下车，倘使时间久了，也会产生这种后果。
“我认为他并不想投资，”他心里想，“他说话不对头。”
他很懂得，人家把他看得比他实际上有钱。他痛切地感觉到这妨碍他找寻职业。并不是说他愿意外貌变得差劲一些，而是羞于提出不相称的要求，暴露自己虚有其表。所以，他疑惑不决，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装做在考虑的神气，像是真能买下似的，但是他的眼睛里却露出了忧郁。他说要考虑一下，结束了谈话，走了出来。店东已依稀觉察了他境况不佳。
在第一天，他决定到一家酒厂去，看看那里有什么机会。
“现款。”
“你有多少钱可以投资在纽约的一处地方？”上述酒厂的秘书问他。
“现款吗？”他说。
“哦，我有几百块钱，”赫斯渥说。
赫斯渥吃惊得张大了嘴。
“我们现在只有一处地方，至少要五百块钱。我眼前还不能把它让给你。”
“三千块钱，”那个人说。
赫斯渥走了。他跑了那么多路到本市的北部，可是一无所得。
“那末，哦，拼一半股份到底要多少钱呢？”赫斯渥说，他知道他最多只拿得出七百块钱。
他想找别的事情，但想想总是不可能。他想到旅社做职员，但是，他立即记起他毫无经验，而且，更其重要的，他在这一行里没有熟人或者朋友可找。他的确认识几个城市里的旅社主人，包括纽约在内，但是他们知道他和汉南-霍格酒店的关系——他不能向他们去求职。他想到其他的行业，他所知道的那些大厦和大企业所经营的行业——杂货批发、五金器材、保险公司等等，但是他都没有经验。
在沃伦街那家酒店歇业前五星期，有一天下午，他离店按照《先驱报》上看到的广告，去跑了三四个地方。一处在金街，他走到那里，但是没有进去。这是一家十分简陋的酒店，他认为无法寄身的。另一处在波威里街，他知道那里开设着许多豪华的酒店。这家酒店在格兰德街附近，装修得极漂亮。他和店东谈论投资问题，整整谈了三刻钟，店东说是身体不好，所以要人合伙。
想到要如何去找到一份工作，真使他心痛。他是否应该亲自登门去请求，等在办公室外面，然后，以这样堂皇体面的姿态，宣称他是来求职业的？他痛苦而费劲地思索着。不，他不能这么办。
他并没有想到应该把事实公布出来。他只是在为自己找些精神上的自慰——使他能像一个正直的人一般忍受目前的光景而已。
他认真地东西奔走，一路思索着，然后，由于天气很冷，他就弯进一家旅社去。他很了解旅社的情况，知道任何衣冠端正的人都可以在休息室里坐坐的。这是百老汇中央旅社，纽约当时最重要的旅社之一。到这里坐下来，在他是伤心的事情。他会弄到这个地步，真是不堪设想。他曾经听说过，在旅社里游荡的人叫做暖座者。他在得意的时候就这么称呼过他们。这样做总未免是一种可鄙的、凄惨的事情吧。但是他现在就在这里，在旅社休息室里避寒、歇脚，不管会不会遇见熟人。
她不该拿他这许多财产，这是错不了的。要是大家明白就好了，他并没有干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啊。
“我不能这样做，”他心里想，“不预先想好要到什么地方去，一早就出来是不济事的。我要先想好一些地方，然后去找。”
现在他回想过去，分析导致他窃取钱财的情形，开始温和地为自己辩护。他干下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大不了要把他这样排挤出去，要让这许多磨难压在他头上呢？仿佛就在昨天，他还是生活舒适，手头宽裕，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被剥夺了。
这种想法给了他一点儿安慰，但只是一点儿而已。当他坐在光线暗淡的休息室里，他竟然想不出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他的头脑最后老是想到酒店，但是他没有钱去投资。他想起酒吧侍者的位置有时是有空缺的，但是他不予考虑。侍者——他，堂堂的前任经理。
“天啊，他们全部占了去，真是不要脸，”有几次他心里模糊地想，“我没有干什么坏事啊。”
坐在旅社休息室里变得极其乏味，所以他四点钟就回家了。走进去时，他想装出一本正经的态度，但这只是虚弱无力的装模作样。餐室里的摇椅是适意的。他高兴地坐下去，拿着买来的几份报纸，就开始看报。
说也奇怪，当他在为前途忧虑时，也曾偶尔转念想到他的妻子和家庭。在起初的三年里，他曾尽力避免这样想。他恨他的妻子，没有她也能生活。随她去吧。他能够过得很好。可是现在，到了他过得不太好的时候，他开始想起她来，不知她在干些什么，他的儿女在怎样过日子。他能想象得出他们还是和从前一般过得很舒服，住着他那所舒适的房子，使用着他的财产。
当嘉莉穿过餐室去做晚饭时，她说：
在这情况之外，只要再加上一些疑虑和不安——加上眼看这一冬将找不到职业这一点——他的心就会消沉下去。从思想上说，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该怎么办呢？
“今天收房租的人来过了。”
“发愁有什么用呢？我还不到这个地步。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即使情况变得糟之又糟，我还有足够的钱可以生活六个月。”然后，他就盘算到结束时他还有多少钱，倘使找不着其他营生他还可过多少时间。
“啊，他来过了？”赫斯渥说。
这是赫斯渥思考的新问题。他过去没有注意到，但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重视这些事情。在从前，世事仿佛发展得很不差。他在芝加哥的《每日新闻》上也曾常看到类似的消息，但是过了几秒钟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他的兴趣都在别的方面。可是现在，这些事情就像是晴朗的天边飘荡着的阴云，要把他的生活笼罩、掩蔽在灰色的阴冷之中。他努力要撇下它们，忘记它们，振作起来。有时候，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想起今天是二月二日，收房租的人经常是在二日来的，他的眉头略微皱了起来。他伸手到衣袋里去掏荷包，第一次体会到一无收入时要付钱出去的滋味。他打量着一大卷绿色钞票，像病人望着一种可能把病治好的药剂一般。他然后数出二十八元来。
“八万人，”他心里想，“多吓人的事呀。”
“给你，”当嘉莉再走过时，他说。
他在广告栏中发现可以一试的每一家酒店，不是太昂贵，就是太简陋，使他无法参加。他发现有些要出盘或者要人增资的肮脏的小酒店，是些卑劣不堪的地方，使他一看就垂头丧气。而且，冬季将临，报纸上在宣传市面萧条，到处是时势艰难的感觉，或者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在发愁，别人的烦恼也变得明显了。他在翻阅早报时，凡是商店倒闭，家庭受饿，路人大概是因饥饿而倒毙在街头的新闻，没有一桩逃得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世界报》刊出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说：“纽约今冬有八万人失业。”这条新闻像是一把刀刺痛了他的心。
他把报纸遮住了脸，看起报来。啊，休息一下——不用跑路和操心，是多么舒服。这些如潮的电讯消息真好像令人忘怀一切的忘川[1]之水啊。他阅读关于各种活动的精彩新闻，忘记了自己的部分烦恼。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倘使你能相信报纸上的插图的话，在布鲁克林控告她的丈夫，一个富有、肥胖的糖果商，要求离婚。另一段消息详细报道斯塔腾岛的公主湾外一艘船在冰雪中沉没的经过。有一长栏生动的记载，记述戏剧界的活动——演出的戏、登台的演员、戏院经理的布告。范妮·达文波特[2]刚在五马路开始演出。戴利在上演《李尔王》。他看到范德比尔特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提前到佛罗里达州去度假。肯塔基州山区发生有趣的枪战。他就这样看啊，看啊，看啊，在这温暖的屋子里，坐在煤油炉边的摇椅里摇晃着，等着开饭。
赫斯渥在沃伦街那家酒店的最后三个月里，常常抽出时间，按照报纸上的广告出去找寻职业。这是桩多少令人气短的事，这完全因为他老想着必须立即找些事情做，否则就不得不靠节约下来的那几百块钱生活，然后就没有钱投资——非做别人的雇员不可。
[1] 指希腊神话中的忘川，凡是饮了忘川之水的人，能忘记过去的一切。
这样，艾姆斯带到她生活中来的理想也留了下来。他人虽已离去，但是她耳边还响着他的话：财富并不万能，世界上还有许多她所不知道的事情，演戏是好的，而她所读的文艺作品是不足道的。他是一个坚强、纯洁的人——至于他比赫斯渥和杜洛埃究竟要坚强多少，高明多少，她只能一知半解地了解，但是其间的差别却使她很痛心。这是她故意不愿正视的事情。
[2] 范妮·达文波特（1850—1898）生于伦敦，曾为戴利的剧团中的主要女演员。
这些事实一旦在嘉莉头脑里明确以后，她就像赫斯渥一样，一直考虑着眼前的处境。她花了几天工夫才完全认识到她丈夫的营生一旦完蛋，就要遭受贫困，要为衣食而挣扎。她回想早年到芝加哥去的冒险行动，汉生夫妇以及他们的套间，心里产生了反感。那是可怕的。有关贫困的一切都是可怕的。她巴望能找到一条出路。近来和万斯夫妇的交往，使她压根儿不能怀着自满情绪来看待自己的光景了。由万斯夫妇提供给她的纽约上流社会生活的迷人的片断，使她念念不忘。她已学会了怎样打扮，到什么地方去玩，尽管这两者都没有力量办到。她的眼睛和头脑里如今都满是这些东西，这些万古常新的现实。她的光景越是紧迫，这另一种景况就显得越发迷人。现在眼看贫困就要把她完全俘获，把这另一个世界朝天空中推得老高，就像任何乞丐会伸手求告的上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