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他含笑回答，虽然他心里在想，要是她不去买，他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过些。第二天没有提起这件事情，但是第三天早晨他问道：“你的衣服已经买了吗？”
“哦，上街穿的。”
“还没有，”嘉莉说。
“什么样的衣服？”赫斯渥说。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思考，然后说：
第一个月几乎还没有过去，嘉莉就很自然地说：“我想这个星期上市区去买一件衣服。”
“过几天买行吗？”
在刚开始时，他虽然回家很晚，但夜晚回家看到嘉莉是一种快乐。他设法在六七点钟之间赶回家来和她一同进餐，在家里待到翌晨九时，但是过了些时候，这种新鲜之感就消退了，他开始觉得他的职责是种累赘。其次，他开始希望能像过去一样同一些男朋友有交往。总的说来，纽约在他看来相当陌生，他很希望能卷进它的欢乐的旋涡。他看的《世界晨报》上就登载着关于各式各样的娱乐和游戏的报道，这更激发了他对这个城市可能包含的愉快生活的向往。
“不，”嘉莉回答，她没有听出他说话的意思。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手头拮据的。“为什么呢？”
而且这买卖也并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赚钱。收入增加了一点，但是他发现他必须在家庭开支上精打细算，这是令人气馁的。他将不得不限定嘉莉的花费，要是她花钱再大手大脚，就得提醒她不要浪费。他不知道她对此会怎么想，怎么办。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这么办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哦，我跟你说吧，”赫斯渥说，“我这次投资花了不少钱。我希望在短期里把它全部赚回来，但是目前手头不很宽裕。”
另外，赫斯渥惦念着过去那些知名人士——那些衣冠楚楚，给普通酒吧增光，并且带来远地的消息以及上流阶层圈子里的新闻的人物。他一个月里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有时，在傍晚，他还没有下班，会偶然在晚报上看到有关他认识的那些名流的消息——过去他是常和这些人一起喝酒的。他们会到像芝加哥的汉南-霍格酒店那样的地方或者到住宅区的霍夫曼酒家去喝酒，但是他知道，他们断乎不会上这里来。这里太偏僻了。这里的顾客都不错，但是他过去常见的那类顾客却是在别的地方活动。这样有趣的人物，决不会到这里来。
“啊，”嘉莉回答，“当然可以，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他起初得意扬扬，告诉嘉莉，他自以为作出了极妙的安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要考虑的问题。他发现这合股人很不近人情，常常喝得烂醉，这使他脾气很不好。这是赫斯渥在做生意中最不喜欢的事。此外，营业起了变化。那些主顾根本不是他在芝加哥所结交的那一类人。而且，他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结交朋友。这些家伙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并不寻求友情的乐趣。这不是个聚会或者休息的场所。整整几天和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听到过一声在芝加哥每天所听惯的那种亲切的招呼。
“当时没有这个必要，”赫斯渥说。
这个交易实在不差，但是赫斯渥考虑的问题是，在这一带地方的三分之一股权，每月是否能获利一百五十块钱，那是他估计要维持家庭日常开支而不显得拮据所必需的费用。可是，他找寻称心的职业已经失败了多次，这不是犹豫的时候了。看样子，三分之一的股权现在可以每月得到一百块钱的赢利。只要经营得法，改进业务，还可能多赚些钱呢。因此，他同意合股，付了一千块钱，准备第二天到店。
嘉莉虽然一下子就同意了，但是赫斯渥谈到他投资时的模样，有点使她想起了杜洛埃，以及他总是说就要成交的那笔小生意。这只是一刹那的想法，但这是一个开端。她对赫斯渥有了点新的想法。
他只出让三分之一的股权、设备和信誉，愿意合股的人要出一千块钱，而且要有经营的能力。这里不存在房产问题，因为这是店主人向一个房地产大业主那儿租来的。
接着常常有其他的事情出现，同样性质的小事情，这些事情积累起来的效果，最后就等于一个充分的启示。嘉莉决不是迟钝的人。赫斯渥并不特别机灵。总之，两个人长久住在一起，不会不逐渐了解对方的。不管一个人愿意不愿意自动地吐露，他心里的难处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困难会从态度上表现出来，造成忧郁之感，这是掩饰不了的。一个眼色的神采、一句话的声调、偶然的表态——都会透露、联系、暗示其他的事物，终于会把真相都表露出来。赫斯渥就是这样。他打扮得和往常一般漂亮，但穿的还是在加拿大时的那些衣服。嘉莉发现他没有添置全套四季衣着，虽然他原来的衣服也并不多。她又发现他难得提起什么娱乐，从不谈食物，仿佛在为他的生意操心。这已不是在芝加哥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赫斯渥——不是从前她所熟悉的豪放、阔绰的赫斯渥了。这些改变非常明显，无法逃过她的眼睛。
“那末你瞧着办吧，惠勒先生，”店主人说。
不久她又发现了一种变化，他并不把心事都告诉她。他明明是遮遮掩掩的，而且只在自己肚里打主意。有些小事情也得问了才知道。这种状况对女人是不快意的。伟大的爱情能使这些事情显得合理——有时候还是值得嘉许的，但终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是没有伟大的爱情，就会得出一个更其明确而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
“我有充分的经验，”赫斯渥坦率地说，但是却不敢提到汉南-霍格酒店。
至于赫斯渥呢，他正在向新的处境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进行艰苦的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看得出自己已铸成了大错，懂得自己弄到现在这样已经好算不错了，但是他不能不把现在的处境和从前相比——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地比个没完没了。这已成为他一种自然的心理活动——每想到现在要干的一桩事情，就会迅速地记起他从前是怎么干的。他试图设想这新的情况早晚会起变化，以为他能找到好一些的事情，但是不容易。最难受的是要抑制他花钱的欲望。每一次他觉得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表现得绝顶寒酸。例如，有一天他在百老汇路一家裁缝店的橱窗里看见新的秋季服装的样品。许多年来他第一次感到愿意只在外面站住了看看而不进去——不要使自己处于非买不可的境地。他因不得不这么想而觉得很凄惨，这使他心里受了极大的伤害。他真想公开诅咒自己的命运——在心里，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倘使你懂得卖酒生意的话，你自己就看得出来，”店主人说。“这是我经营的两家酒店之一。另一家在过去些的纳索街。我一个人照管不下两家店。倘使有人十分熟悉这行生意，我愿意把这一家和他合营，让他做经理。”
而且，自从他来本城后不久，遇见了一个过去的朋友以来，他就怀着一种不愉快的恐惧，害怕遇见他们。这事发生在百老汇路上，他看见一个相识的人对面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假装不看见了——他们明明已相互看了一眼，显然是相互认出来了。于是这位朋友，芝加哥一家批发行的采购员，觉得不能不停下步来。
“两个人合营也有利可图吗？”他问。
“你好呀？”他说，现出不安而又不大关心的表情，伸出了他的手。
赫斯渥听着现金出纳机的铃声，观察了一下营业状况。
“很好，”赫斯渥说，同样地狼狈。“你怎么样？”
“我们接待的都是非常高尚的人士，”他告诉赫斯渥，“商人、推销员、自由职业者。是衣冠楚楚的阶级。没有无业游民。他们是不许入内的。”
“很好。我来这里采购些东西。你现在耽搁在这里吗？”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在沃伦街开设着一家酒店，看来是一桩极好的生意。酒店外观还不差，而且是易于改进的。店主人声称生意非常好，看上去也的确是这样。
“是的，”赫斯渥说，“我在沃伦街开了一爿店。”
把家里的琐事安排定当以后，赫斯渥就出去访问一些广告上的征求户，打算在市区的哪一家生意兴隆的酒店里投入一些股金。在亚当斯街那家华丽的酒店工作过以后，他看不上这些登广告的普通酒店。他花了好几天工夫找寻这些酒店，都觉得不称心合意。可是在交谈之中却了解了不少情况，因为他发现了坦慕尼堂的势力以及和警察搞好关系的好处。他发现最赚钱、生意最好的，是那些进行非法营业的地方，而不是汉南和霍格所开的那种酒店。这些很赚钱的酒店，楼上往往附设精美的密室和单间的酒座。他从大腹便便的老板衬衫前面闪耀着的大钻石和裁剪合身的衣服看出，这里的卖酒生意和各地一般，获利也是甚丰的。
“真的吗？”这位朋友说，“我听到很高兴。我会到那里去看你的。”
赫斯渥和一家家具店约定了，由他们供应全套家具，先付五十块钱，以后每月摊付十块钱。然后，他定做了一块小铜牌，刻上“乔·威·惠勒”的姓名，钉在穿堂的信箱上。嘉莉听见门房称她为惠勒太太，感到非常别扭，但是过些时候就听惯了，也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姓氏。
“欢迎，”赫斯渥说。
“很好，”嘉莉回答，“我们会过得确实很舒服的，不是吗？”
“再见，”另一个说，殷勤地一笑，就往前走了。
“我们租下来怎么样？”赫斯渥建议道，他看中这个地点。
这是一件极端难堪的事情。没有讲一句有关芝加哥的话，没有提盗窃的问题，然而这么勉强地不谈那整个情况，比之谈到更其不好。“他连门牌号码也没有问，”赫斯渥心里想，“他是不想来的。”他拭去额上的汗，衷心希望再也不要遇见别的熟人了。这些人都会这么办——一切从前和他闲谈，一起寻欢作乐的人都会像这个人一样干的。他希望不要再遇见这类人了。
嘉莉选中这新的居处，是因为建筑新颖，屋内木建部分颜色鲜明。这是最新的建筑之一，有暖气设备，这是极大的优越条件。固定的煤气灶、冷热水供应、升降送货机、传话筒以及招呼看门人的铃，使她很高兴。她着实有些家庭主妇的天性，对这些设备觉得非常满意。
这些事情影响了他原有的好脾气。他只希望在经济方面情况会好转。他得到了嘉莉。家具钱在逐渐付清。他站住了脚跟。至于嘉莉呢，他只能为她提供少数娱乐，但眼前也只能这样了。他也许可以长期伪装而不败露，在这期间取得成功，这样，一切都会顺利了。那时他没有把人性中的弱点，夫妇生活的种种难处，估计在内。嘉莉还年轻。双方都会有变化百出的精神状态。随时可能有各趋极端的感情，在饭桌上相持不下。在最最协调的家庭里也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小龃龉，事后需要伟大的爱情来排除。要是没有伟大的爱情，双方都斤斤计较，过些时候就会成为问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赫斯渥和嘉莉之间并无伟大的爱情。甚至明智的相互了解也说不上。因此就会产生下列变故。
“亲爱的，找不到更好的了，”赫斯渥说，“除非是找老式住宅，不过这样你就享受不到这些方便的设备了。”
[1]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杰伊·古尔德（1836—1892）和罗素·塞奇（1816—1906）主要都靠修建铁路而成为著名的财阀。
然而那是在他定居之后才进行的。嘉莉和他按照原来的打算去寻找一套公寓，在靠近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七十八街上找到了一套。那是一幢五层楼的建筑，他们的房间在三楼。因为街上没有都造上房子，所以向东望得见中央公园的绿树梢，向西望得见赫德森河宽阔的水面，从西窗可以看见一些河流的景象。租用一排六个房间和一个浴间，他们每月不得不付三十五块钱房租——这数目比当时一般人家所付的房租偏高一些。嘉莉发觉这里的房间比芝加哥的小一些，便提出了这一点。
[2]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1837—1920）为当时享盛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作为《哈珀氏杂志》的编辑，他鼓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提拔青年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坛的元老。长篇小说《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为他的代表作。
这使他很苦恼。他很快就发觉，消除对被捕的恐惧，并不是他生活下去的必要条件。这种危险化为乌有了，而另一个需要却变成了叫人痛心的事情。这区区一千三百多块钱，要应付今后多年的房租、衣食以及娱乐，怎么能叫一个每年花惯五倍多的钱的人心情舒畅呢。他到纽约的头几天内，就老是着力地考虑着这个问题，决定要赶快行动。因此，他就在报纸广告中寻找做生意的机会，开始自己进行调查研究。
[3] 约翰·拉法格（1835—1910）为美国画家，擅长油画及水彩画。
像赫斯渥那种年龄和气质的人，不会受年轻人的幻想和炽热的欲望所支使，但是也没有年轻人心里像泉水般喷涌出来的希望的力量。这种气氛不会在他心中挑起十八岁的少年的渴望，但是一旦煽起，因为没有希望，就会觉得更其惨痛。他不能不注意到各方面的富裕和奢侈的种种迹象。他曾经到过纽约，懂得这里有层出不穷的荒唐之处。他认为这实在是个令人惊畏的地方，因为这里集中了他最最尊重的事物——财富、地位和名声。他在汉南-霍格酒店里当经理时，跟他碰过杯的多数名流，就出身于这个自顾自的、人口众多的地方。关于这里的有些地方和人物，流传着许多动人听闻的寻欢作乐和豪奢淫佚的故事。他知道，他确实是整天在不知不觉中和有钱人摩肩而过；在这样富裕的地方，十万或五十万块钱并不能让人得到过豪华生活的权利。时髦和浮华需要更多的钱，所以穷人就无立锥之地。现在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切，因为当他面对着这座城市时，朋友往来已断绝了，他那小康的财产，甚至声名，都被剥夺了，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为争取地位和幸福而战斗。他还不老，但是他并不迟钝得不觉得老之将至。于是，眼前这华丽的衣着、场所以及权力，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他自己的困难处境一比，就显得更突出了。
[4] 查尔斯·安德森·达纳（1819—1897）为美国新闻工作者，任《纽约太阳报》编辑而享盛名。
这样的处境可以产生一个更其微妙的后果，它虽然往往是大家不注意的，却会造成人间的悲剧。大人物创造的气氛，对小人物产生恶劣的影响。这种气氛易于，而且很快就能感觉到。置身于雄伟的宅第，华美的马车，金碧辉煌的店铺、饭馆、各种消遣的场所之间；嗅到了花香、绸衣香、酒香；领略了心满意足的人发出的笑声，类似利剑的寒光般的闪闪的目光；感受了像快刀一般刺人的笑容以及趾高气扬的步伐，你就会懂得有权有势的高等人物的气派是怎么一回事。毋须争辩，这并不是崇高的境界，但是只要世界看重它，有人认为这就是应该达到的值得向往之境，那末，对这些人说来，这就会是崇高的境界。这一境界的气氛也将在人的心灵里造成无可救药的后果。就像化学试剂一般。在这里过上一天，恰像一滴化学试剂，会影响，改变心里的观点、目的、欲望的色彩，使它从此染上这一色彩。这一天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心灵就像鸦片对于一个没有烟瘾的体格一般。人们会产生一种欲望，倘使想满足它，就必然会导致梦想和死亡。啊，尚未实现的梦——咬啮着人心，迷惑着人心，无聊的幻象会招引和诱导，招引和诱导，直到死亡和毁灭来分化它们的力量，让我们不识不知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5] 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1863—1952）为美国著名生物学家。
不管赫斯渥在芝加哥是怎样的人物，但是很显然，他在纽约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芝加哥的人口还只五十万左右，阿穆尔、普尔曼、帕尔默、菲尔德等作为大家族还没有形成。百万富翁并不多。富人还没有众目昭彰地富到淹没一切小康人家的地步。居民们还没有被当地的戏剧界、艺术界、社交界和宗教界的名流所迷住，以致不把地位优越的一般人士放在眼里。在芝加哥，政治和商业是成名的两条大路。在纽约，成名的道路何止半百，在每一条路上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勤奋追求，所以知名之士为数不少。大海里已经挤满了鲸鱼。一条普通的小鱼只能完全销声匿迹，不能出头露面。换句话说，赫斯渥是微不足道的。
[6] 约翰·凯利（1822—1886）为坦慕尼堂“头头”威廉·特威德的继承人。详见注⑦。
倘使你理解正确的话，这个城市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喜欢立即给任何人的地位一个肯定的评价。已经产生了一些有钱的大王——范德比尔特、古尔德、罗素·塞奇[1]，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批气势凌人的百万富翁，他们的住宅在五马路，他们的办公室在华尔街或者华尔街的附近。天才的戏剧家以奥古斯丁·戴利、弗罗曼兄弟和莱斯特·沃克为代表。文学艺术界也各有领袖，如豪厄尔斯[2]、什·乔·爱·沃德、约翰·拉法格[3]。像爱迪生、达纳[4]、康克林[5]、约翰·凯利[6]这样的人物，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领域。坦慕尼堂[7]拥有统治一切的权力。当时在这迅速成长的大都会中对那些庸俗的娱乐是要收税的，和现在一样，从而使这个组织变得有财有势。
[7] 这是威廉·穆尼于1789年创办的一个爱国者协会，后来成为掌握纽约实权的政治机器。1868年，威廉·特威德在堂内取得了首脑的绝对统治权。在他掌权期间，纽约市被掠夺了两亿美元，从此坦慕尼堂成为霸权和贪污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