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怎么发现的？”佩璐问。
她摇头走开。
我想起来了，工厂朝向胡同的这面墙不仅有大门，也有窗户，但我没打算告诉佩璐，她已经很自责了。“别担心。”我说，“就算匕首被抓，也不会牵连到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真名和住址。”
“有小笼包吗？”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他怎么办？”
“可以拿块湿抹布来吗？”
我倒了杯茶递给她。服务生还没过来擦桌子。“就算警察抓住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们又能拿他怎样？鼓浪屿毕竟不是敌占区，警察不用听日本宪兵队的。”
“好。”佩璐和我同时应道。
“没那么简单。”佩璐叹着气接过茶杯。“算了，喝茶吧，这种茶很快会变苦的。”
服务生慢悠悠踱过来，“我们这儿只有茉莉花茶。”她露出发黑的牙齿说，“没有别的。”
我又倒了一杯，抿上一口，已经略有苦味了。我突然向前探身，倚在桌边说，“我想我怀孕了。”
人性是会令人灰心的，我想。如此善变无常。前一分钟还同心协力喊着口号，下一分钟为了一袋米就能把对方挤出队列。
“什么？怎么会？”
她扬起下巴表示知道，又剔了一颗牙，才趿着拖鞋磨蹭到茶壶边。
我微微一笑，“我见过聿明，他派人来接的我。”
服务生去哪儿了？看来我们不叫她，她就会一直躲在收银台后面剔牙。我试着引起她的注意，她却根本不理睬。“小姐。”我挥手叫她，“请给我们一壶茶，小姐。”
“天啦，安丽，为什么你都没告诉我？”
“也还好，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帮助人们坚定抗战信念。”我努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军事机密。”我又笑了，“你知道，我本不该提怀孕的事，我还没有十足把握。”
“直到工厂开门。他们是有可能提前开门，可我怎么没早做准备。”
“那有多少？”
“戏演得很棒。”我说，“人们都被吸引住了。”
“99.9%。”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我发笑，这像是聿明说的话，99.9%，几乎算是个宝宝，又不能算个宝宝。我忍不住傻笑。
她根本是瞎操心，我心想，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佩璐推开茶馆门，我们进去坐下，金属椅子腿划过水泥地板，发出尖锐的声音。我拿出纸巾去擦黄色油毡桌面上残留的食物碎屑，纸屑又粘在黏糊糊的铁锈色茶渍上。服务生呢？我只想坐下来喝口茶。我看看佩璐，她双手搁在膝头，心不在焉地发着呆。我们刚才满怀的激情哪里去了？
佩璐只是微笑摇头，“这并不好笑。”
蜻蜓把我们拉到一边。“我告诉过他。”她气鼓鼓地说，“匕首，他根本不听，非得把传单塞到裤子里。如果他被抓，可不是我的错。”她的脸皱成一团，瞪了眼那些喝茶的人，甩手而去。
也许不好笑吧，但另一个更好玩的念头浮现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迫不及待地说，“才一个晚上啊，我们就有了这个99.9%的宝宝。”
我回头看去，在我们身后五十米远有六七个人，各持一根棍棒。他们转进那条胡同，但太迟了，我们已经跑掉了。
并非真的那么滑稽，不过笑的感染力比最滑稽的笑话更强大，甚至是——也许，尤其是——当谈话对象正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时。每一次她收起笑容，我就又抛出一个我和聿明约会时的细节，不知何故一切都变得很好笑——阳台上的勤务兵小黄，我们拣僻静处往前走的情形，我们躲躲闪闪穿过树林的样子，我那身被雨水浸透的深色衣服，船长室里的鱼腥味。我一边讲和聿明见面的事，我们一边喝茶，几杯之后，我们的情绪渐渐好转，茶却越来越苦。
“警察。”她低声说。
我们笑过后，在桌上留下茶钱离开，没有必要再讨论匕首或是佩璐丈夫手下的员工，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我紧捏着她的手，心下茫然。我不再反胃恶心，但膝盖发软。“那是茶馆吗？”我指着一条巷子问，路边有几个人正围坐在那里。刚走到门口，有人就拍了一下我的肩。太好了，蜻蜓找到了我们。
***
我们终于在拐角处放慢脚步。“我丈夫手下的人好像认出我了。”佩璐说，“他死死盯着我。”
人们会以为，像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这样的组织有能力快速有效地搜集和散播消息，但事实上，我们的小联盟经常在几近无序地运作。而且似乎每况愈下——成员间争执不断，某些人，如郑惕和隐士甚至脱离组织，自立门户。闪电和蟋蟀抱怨说，厌倦了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受保护的小岛上表演街头剧，扬言要离开。他们想去厦门，在敌人的占领区开展活动。范昊甫肯定有同样的想法。有时候，能明显看出他对我们的街头剧失去了兴趣，来参加集会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可是每一次当闪电和蟋蟀提议转战敌占区时，他又总是摇头。“不行。”他不加解释地轻声否决。也许只是我的臆想，但我总感觉他在拒绝这些提议时，会飞快地扫我一眼。
“晚点再去找他们。”佩璐拽着我往前走。
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管理松散，其分崩离析是缓慢却不可避免的，当我从阿桂那里听到匕首被捕的消息，丝毫不觉得惊讶。阿桂和警察局马局长家的厨娘是老相识，所以她跟警局的关系，比我们联盟任何成员都要近。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跟她打听，是她主动提起来的。
酱菜厂位于一条死胡同的尽头，胡同口是唯一的出口。闪电和他的朋友在我们前面，我回头找其他人，“没看到匕首和蜻蜓。”
午饭后，我在厨房和阿梅玩翻绳，阿桂在收拾碗筷。
她摇摇头，抓住我的手，“这边。”
“看看这个。”她拿着一只脏饭碗，“这些米饭全浪费了。”她走过来把碗递给阿梅，“里面有几粒米？”
我扔掉剩余的传单，紧追上她，“怎么了？”
多好的一课，我想，既练习了数数，又进行了勤俭节约教育。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一课并非针对阿梅，而是针对我。
“快跑。”是佩璐的声音。
“1、2、3。”阿梅一粒一粒数着剩下的米饭。
工厂门敞开了，人们不再喊口号，纷纷扔下手里的传单，匆忙回到领饭的队列中。
阿桂点点头。
“门开了！”有人大喊一声，转瞬间，人群的激情像一阵风样被卷走了。
“4、5、6，6粒米。”
我挤在人群中散发最新的传单，我的脉搏与他们的热情一起跳动。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奖赏，是我们编写、彩排、表演每场戏的动力。群情振奋，力拔山兮——
“很好。”阿桂从阿梅手里拿过碗，“可是，好像有人觉得浪费6粒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高喊着口号，其他人也一起高喊，大家一次次振臂高呼，甚至喊出了新的口号，“为中国挺身而出！”
“不是我。”阿梅说，“一定是弟弟。”
“团结！为中国团结起来！”我们反复喊着这句话，所有人一起嘶吼，群情激愤。
阿桂拿着碗，跟阿梅说话时，眼睛却看向我，“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她说，“你爸爸要打日本鬼子，我要为大家买菜烧饭。你妈妈要把你们照顾好。而你的责任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变得壮壮的。”
“什么能让我们强大？”
“那弟弟呢？”
“不是！”人群咆哮。
“他的责任跟你一样。”阿桂把碗放进洗碗盆，转过身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
“你说什么？”闪电被激怒了，他像是在责问人群中的每个人，“你们怀疑中华民族的强大吗？是吗？”
“生——存？”阿梅迷惑地问。
“要怎么做呢？”我大声发问，让所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敌人如此强大，我们怎么自救？”
“活下去。”我说。
他继续演说，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然后他喊出了那句我一直在等的话，“我们必须抵抗日本入侵。我们必须站起来拯救自己。”
阿梅跑开了，但阿桂的这一课并没结束。“马太太给我朋友说了件奇怪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洗盘子，挨个摞好，放在毛巾上。“她说有些好人家的年轻小姐在参加抗日集会，她们好像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家人带来危险。”她依然背对着我，双手有节奏地在洗碗水、清水和毛巾间忙碌。
闪电将匕首交给他的朋友，自己跳上一堵矮墙。“朋友们，”他大声喊，“我提议，大家发发慈悲，警告一下这个年轻人，然后放过他吧。”闪电是我们最好的演员，他的声音和姿态总能安抚躁动的人群。“你们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偷，被生活所迫才犯了罪。我们可以宽恕他。但是……”他举起手臂，阳光下他的伤疤白得发亮。“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有些罪行是不可宽恕的。”他双手紧握成拳头，“有些邪恶的人，中国的敌人，他们奸淫烧杀我们无数的同胞，肆意掠夺我们的土地，逼得所有人四散逃亡。朋友们，这些恶人，这些窃取我们祖先土地的魔鬼，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的罪行永远也无法洗刷干净。”
“她怎么知道的？”
“求求你们。”匕首哭道，“饶了我吧。”
阿桂在腰间擦干手上的水，转过身来。她显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马太太知道，是因为她丈夫的手下在一场集会中抓了个年轻人。警察拷问了他6个小时。”她停下来，等我问她。我不问，她便自己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年轻人运气好，他们把他放了。那些小姐运气也好，这年轻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一课上完了，但阿桂看我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我们都不好过。”有人反驳，“为什么要偷我们自己人？”
***
匕首垂着脑袋，泪眼汪汪，“我能有什么办法？”他的声音娴熟地糅合了愤怒和悲伤，“我也是个难民，没有钱。我的小妹妹病了，得吃药。”
“你说什么？”两天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佩璐，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丈夫？”
其他难民纷纷摇头，冲匕首指指点点。他怎么敢这么做？
“为什么不？他迟早会发现的。”
“你怎么敢偷一个可怜的难民？”闪电盘问“小偷”。
“那不一定。”
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
她的手指从一排书的顶部拂过去。佩璐家书房的一面墙全是书，有成百上千本。“我不会让一个敲诈勒索的人得逞。”她说着，转身面向我，“我告诉过你。那个卑鄙小人想要我用钱封住他的嘴。你觉得他对上司的妻子会遵守诺言吗？”
随即，闪电擒住了匕首，“站着别动！”他说着抓过钱包，把它合上，高高抛向蜻蜓。“小姐，”他喊道，钱包越过众人头顶，“这些钱是你的，不是这个无法无天的贼子的。”
我生气地挥动双手，“随便他跟你丈夫说什么，你只消说他在撒谎，或是搞错了。你可以说那是个巧合，那个难民偷人家钱包时你碰巧在场。你怎么知道那是场街头演出？”
他拔腿就跑，一些硬币从包里掉出来。“小偷！小偷！”众人喊道，“拦住他！”有人伸手去拦，但“小偷”还是逃脱了，那个差点抓住“小偷”的英雄一脚跐在掀翻的红黑跳棋子上，摔了个趔趄。
“不，安丽，不能放虎归山，它一定会伺机伤人。在这件事上，是咬我丈夫。我必须揭露他，我该担这个责任。”她走到窗边，“不管怎么说，别担心我，我很好。”她掀开酒红色的窗帘，透过窄缝往外望了望，然后放下窗帘。
“他在那儿！”她指着匕首大喊，这人似乎还没来得及把她用作钱包的亮粉色小布包藏起来。
她其实并不很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前两天，她的保姆一直不让我进门，说是女主人“身体不适”。而现在，我们在这样一间书房里鬼鬼祟祟地见面，房门和窗帘紧闭，而且只亮着一盏灯。即便灯光这么昏暗，我依然能看出她双眼红肿。
一瞬间，所有人都转过来盯着她，这个涨红了脸，发了疯似的女人正在张皇四顾。
“是我的错。”她对着紧闭的窗帘说，“是我把表演安排在那里，置他的工厂安全于不顾，哪个妻子会做这种事？”
“我的钱！”蜻蜓尖叫起来，嗓音高亢，“有人偷了我的钱！”
一个爱国者，几天前我会这样回答她。一个忠诚的女儿，孝心驱使她为父亲报仇。即便在我心里，这些话老套而书呆子气，过于简单。我环顾四周……从海量藏书到扶手椅，再到书桌。书桌上有很多物什——一个漆盒，一沓文件上压着镇纸，家庭合影，还有佩璐父亲的相片，相框上悬挂着悼念的丝带。我看着佩璐的背影，看着她颓丧下垂的双肩。我能说什么？
第一个出场的演员匕首，从门道悠闲地逛出来。闪电和下棋的同伴几乎头也没抬。那个女孩，蜻蜓，正起劲儿地和另一个女人聊天，没注意到匕首已慢慢靠近，把手伸向了她的口袋。根据剧情，他得手后要走开十步，她才可以去摸裤袋。
“你一直是个好妻子。”最后我开口道，“一个好母亲。”
街头剧场上无形的帷幕升起，佩璐抬右手示意。
她深吸了口气，带着一抹自嘲的笑。“那么，”她转身扬头看着我，“你确定有身孕了吗？”
我点点头，“准备好了。”
“99.9%确定。”
“准备好了？”她用嘴型询问，玻璃窗里，她的眼睛反射着书店的红色灯光，像火焰在燃烧。
她几乎笑了出来，“你肯定想要我打开窗帘。”
我观察着玻璃窗里倒映的人群，看是否有人认得我。我也没有告诉家人。我们不穿戏服，所以不能指望靠服饰妆容来藏匿。此时我扎着短发辫，脸上没有化妆，起皱的棉布裤子和简单的蓝色上衣毫不起眼。我转身，与佩璐对视一眼。
“嗯，确实感觉像被锁在樟木柜子里，而且没有樟脑丸的甜香。要不把窗子也开条缝吧。”
表演在即，“观众”已经面朝紧闭的酱菜厂大门，在街头自动排起两条长龙。据佩璐说，大门在20分钟后才会打开。她没有告诉家人关于联盟的事，所以我很惊讶她把这场戏设置在她丈夫的工厂门口，我觉得这过于冒险，工厂员工很可能会看到她。
她扬起眉毛，“别太贪心了。”她说着伸手将窗帘拉开一半。
我退后一步，想看到闪电在玻璃窗里的影子。他蹲在旁边，跟联盟另一个成员假装下跳棋，两人都已经准备就绪。本场戏里的另一个主角，人称匕首的瘦弱年轻人，正在一个门道闲逛，恰如佩璐的舞台指示要求，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但又不至令人起疑。今天这场表演由佩璐负责，范昊甫在忙别的事。我的角色很简单，是个看热闹的人，会跟闪电顶两句嘴，让他可借机喊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
后来，在回家路上，我想起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聊到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经过这些事之后，也许是该暂时放下，重新掂量掂量了。
我们已经表演过八九次了，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方董事一定很希望鼓浪屿警察能阻止我们，但警察毫无动静。即使警察局长派人来，他们也绝无抓到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节目非常逼真，时间又短，等有人意识到他们观看的是一场表演时，我们早已结束演出，混进人群中了。
天色已暗，一个个拉长的影子落在巷子里，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一面墙上方的浮雕图案重复着向前延伸。这个街区围墙高耸，大门隐蔽。经过一位老同学的家时，我看到一个妇人坐在大门前的石阶上给孩子喂奶，母子俩几乎完全被暗影遮蔽了。在他们头上，金黄的灯光笼罩着图案精美的石柱和拱门。亮着灯的漂亮大门，形状像往昔的御用蛋杯，和阴影中正在哺乳的女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从包里翻出些零钱，放进她面前的碗里，而后匆匆经过另一扇同样漂亮但略为低调的大门，转进一条店铺和普通公寓林立的小巷。
蟋蟀的朋友，一个自称蜻蜓、身材娇小的大嗓门女孩，已经就位。她站在队列里和难民聊天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等着领饭的无家可归的人。我站在书店前，假装饶有兴致地打量橱窗里陈列的二手书和教材，实际却在利用玻璃窗的倒映观察她。早饭前开始的反胃感觉依然还在，恶心、虚弱与我每次表演前都会产生的紧张焦虑混合在一起。我揉揉胸口，吞咽了一下。我想作呕，但好像又吐不出来。严重的孕吐不会来得这么迟，我不过是有点怯场，没什么好担心的。
一只乌鸦跳到我前面停下来。“叱！”我挥双手呵斥，“叱！叱！”乌鸦展翅飞到不远处的低矮树枝上，冲我不停聒噪，直到我走远。我在做什么，我暗忖着，将又一个孩子带到这个悲伤、愤怒的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