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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魏先生在窗前踱步,蓝色长袍飘摆,他双手背在身后,念出曾试图攻占中国的侵略者,从茹毛饮血的古时北方部落开始,顺着时间长河,列出所有在他看来无一不是被赶走或被同化的侵略者——吐蕃人、突厥人、东胡人。当他说到元代时,我表示反对,蒙古人统治整个或部分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把他们当成被同化的侵略者,我不大认同。

我点头称是。最终获胜的结果对老人是个安慰,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胜利的长远观点。个中苦乐无从估量。

“不好意思。”他说,“我话太多。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小学童了。”他把我的茶杯斟满,拿起一本期刊。“看过这个没?”这是重新发行的“外国出版报刊”《中国苏格兰时报》的文艺副刊。我纳闷在其名下注册了这份报纸的那个苏格兰生意人,他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丑,他怎么能做到像流氓一样无所事事却领着丰厚的薪水。

一天,当阜阳战役获胜的消息传来时,魏先生特别高兴。“我们要将日寇彻底打垮。”他大呼。他身后灰茫茫的大海里依然泊着战舰,但我们不再去数有多少只。“日寇也许会赢得几场战役,但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没有,我还没看过这期。”我接过来扫了眼目录,便看到魏先生的笔名。“先生,您不觉得该另取个笔名吗?人人都知道这是您。”

我没有告诉魏先生我参与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事。那年冬天,每回拜访他时,我们就谈论前方传来的捷报——我军夺回日军占据的开封要塞,战士们毁坏桥梁,切断通信线路。这些小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他起身去厨房,“说说你的看法。”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又开了几次会,但大家的热情褪去了很多。范昊甫、闪电和蟋蟀这三个核心成员似乎都已经对此失去了兴致。

他的诗表面上是关于一个老人多年来信守对妻子的爱情和忠贞,但当前情形下,读者会自然理解为一个爱国者对祖国坚定不移的情感。魏先生的遣词用句一如既往地精妙准确。

他现在是国军上尉了,我想,应该有权决定行军的地点和时机,他一定有办法派人来带我去见他。与此同时,我练习书法,陪伴孩子们。晴朗的日子里,我给他们穿上棉袄,和婆婆一起带他们去皓月园或毓园。我每天做饭、读书。有时岛上会放电影——一般是外国电影,因为大部分中国电影公司都关闭了。婆婆和我看过《陈查理在檀香山》,很有趣,但没法和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新女性》相提并论。

“太棒了!”他回来时我说,“非常感人。”

聿明从游击战训练营寄来的信很乐观。他讲述了我国空军配备的新式苏联战机,比日寇大部分飞机的性能更优越。甚至这个季节都让他高兴。冬天是我们的朋友,他写道,重庆雾气浓重,不到春分时节,敌人无法实施空袭。受训前他已经获得晋升,受训后又再次得到提拔。

“不,不,这并无新意。来,吃点东西。”他递给我一个包子。

那是阿州最后一次糟蹋飨宴的机会。冬天慢慢过去,食物越来越稀缺。阿桂每次带回一个橘子、一粒鸭蛋、一小块肉,都能令大家难得地欢呼雀跃。但无论如何,我肚里的胎儿在快速成长。如果能足月临盆的话,他将在龙年出生,和我一样——在我24岁生日的两个月后,比我小两轮。尽管龙主日出,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龙年,大吉大利的是中国,而不是飘着太阳旗的日本。

早孕反应已经过去了,一看见食物,我的胃就咕咕欢唱。“不了,谢谢先生。”我还是客套了一番。

***

“一口就没了。”

“说得没错。”母亲说道,“以后就让他吃肉吧。”

“请留给师奶吧。”

婆婆点点头,“老虎怎么可能吃米饭和豆腐。”

师奶从门口朝我招招手,“吃吧。”她说,“还多着呢。”

“他没碰米饭。”素莉边清理桌子边说。

我们吃着包子,魏先生拿起文艺副刊,“郑惕也有首诗发表在这期。”他翻到那一页,“写得很不凡。”

“毫无疑问。”我附和道,心想若是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这样亵渎了供桌,母亲可不会如此轻饶。

他把期刊递给我,探身坐在椅子边沿等我读完,“说说看,你怎么想?”

“好吧。”母亲说,“想必妈祖已经用过了。”

我正要回答,就看到作者本人闯进房间。

阿梅气鼓鼓地喊:“坏孩子!”又看看乐不可支的我们,自己咯咯地笑了,甜甜地加上一句,“他真是个淘气的弟弟。”

“老师。”郑惕叫道,看见我又停下来,半扬起手打了招呼,旋即坐进椅子,无精打采地靠着,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他头发乱蓬蓬的,像没有梳洗过,西式粗花呢夹克下的衬衫皱皱巴巴,领口敞开着。他甚至没有假意推辞一下,就接过师奶递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在旁边桌上晾凉,又径自拿出一支烟。这怎么可能,我暗忖,如此粗野之人,竟能写出那样优雅的诗句?

我们很快找到了阿州。天后供桌上凌乱不堪,一只油腻腻的小手从桌布下面露出来,手里紧抓着一根鸡骨头。阿桂掀起桌布,阿州正躺在下面酣睡,小肚子鼓得像个皮球。周围全是没吃完的米糕、骨头和虾尾,油渍和调料糊了他一脸。

“我喜欢你写的诗。”我指着桌上的文艺副刊说。

一觉醒来,阿州不见了,我的一只脚原本搭在他身上,现在脚下只有小枕头。我从阿梅身上抬起另一只脚,跳下床。

“有点情调,是吧?”他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烟深吸一口,把头向后仰去,吐出大大的烟圈。

之后,食物准备妥当,我们在妈祖像前搭起一排桌子,铺上白色台布,摆好食物和调料。母亲和婆婆出来祷告。我带阿梅和阿州上楼,到我床上打个盹,毕竟,这是天后的盛宴,在大快朵颐之前,该留出足够的时间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孩子们不愿意安静下来,我只好把脚搭在他们身上,阻止他们乱动,然后才合眼睡去。

“我不会用情调形容这首诗,它比情调深刻得多。”

“素莉……”我该怎么说服她?总有一天,这场战争会成为回忆,我们会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会忘记鞭炮像枪声,炸弹如烟花。会吗?

“哼。”

“不,不会结束的。”她坚持。

他铁了心要找别扭,即便是他自己的诗,而正如魏先生所说,这诗非常不凡。郑惕在诗里打造的境界很生动——远处湖岸亭台里的赤柱和飞檐,柳枝垂向湖面,繁茂的柳叶投影在明镜般的湖水里。一对年轻恋人租来小船,在湖上泛舟,他有节奏地划着桨,她翠绿的发带飞扬。郑惕总有办法将人领入他的爱恨情仇中:飞机,在亭台的飞檐下看上去那么微小,那么无关紧要。但下一刻,鲜红的血溅上朱红的梁柱,炸弹的碎片在冰冷湖水里嘶嘶作响。当读到刻有帝王诗词的石碑碎裂时,读者不禁会随作者一起为敌人的暴戾而怒吼。

“当然要看。”我说,“等这一切结束……”

郑惕瞪了会儿烟头,将烟灰掸进一个碗里。“投降派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他生气地说,又咂了口烟,吐出一团烟雾,“从军的号令在哪里?抗日的号角呢?”

“我喜欢看啊。”素莉捧着正在清洗的芒果,像个正要上供的信徒,“像花儿一样的烟火,太美了。”她闭上眼睛,嗅嗅芒果,“像硕大的牡丹和菊花,嘭。”又把芒果放回篮子,皱起眉头,“现在全毁了。我再也不看烟花了,它们听起来和炸弹一样。”

“那不是你的风格,小惕。”魏先生说。

阿桂冲素莉晃着一根香葱,“要是可以的话,这只小呆鹅会在那儿看一整夜烟花。”

“不是我的风格!”郑惕嚷嚷着,跳起来将剩下的半支烟扔进碗里。“看到了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只有一个懦弱软骨头的风格,只会用思想和哲学来抗争。”

素莉拍着湿漉漉的手说,“我记得有木偶戏和烟花。”

“恰恰相反,你所写的一切都是勇气的证明。告诉我,小惕,你有多少次曾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作品?”魏先生拾起文艺副刊,“你的作品弘扬了人文价值、理性和个性独立。”

小工们一走,我看着这些食物满心欢喜——橙黄色的胡萝卜、新鲜碧绿的荷兰豆、大虾、莲藕、洋葱。我跟酱菜厂门口那些把传单扔到地上,奔涌着去领大米的难民并无区别。但我不在乎。我拿起一根豆荚,用大拇指触摸里面包裹的小豆子。“还记得以前乘渡船去厦门吗?”我问,“我们带着好多鸡蛋、米糕和饼干,在妈祖庙供奉。”

郑惕转向窗户,往窗框上撞着脑袋,“思想启蒙的时代过去了。”他猛地转身说道,“现在唯有战斗。”

第二天破晓,替阿汾送货的小工就到了。食材都不错,只有香葱是蔫的,我们压下来一点价。

魏先生拉住他的手肘,“你在烦恼什么,小惕?”

我让阿桂跟他说,她报出一长串我们想要的东西:大虾、莲藕、胡萝卜、洋葱和荷兰豆。不需要鸡,阿桂得意地补充,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讨价还价一番,同意最终价格由到货的质量来定。

郑惕挣开手,从碗里捡起那半支烟,吹着烟头的火星,“我是只软弱的虫子。”他哑着嗓子说,“当安进和范昊甫在杀虎取胆时,我却缩在家里,写着唯美诗歌和无用的戏剧。”

“好吧。”他总算说到正题了,“你们需要什么?”

“什么意思,杀虎……”

我木然地看着他,懒得再微笑点头。

“当然是打日本人。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他把烟塞进嘴里,狠吸一口使它重新燃起来。“他们的兄弟却像条吓坏的蜥蜴,躲在这个外国人保护的小岛上。”他又把烟扔回碗里,抱着膝盖呜咽起来。

“哦,当然。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舔着嘴唇,“要不是我,不知道多少人会饿死。他们在家里,坐等我的食物上门呢。”他身上的白西装和马夹是皮条客和赌棍的标准打扮,不过这些日子他实在无须赌钱,贿赂和走私赚的油水足够让他从梦里笑醒了。“重要的是,”他转动着手杖说,“关系。而我正好交游广阔。商会根本不懂如何跟厦门当局谈判。”他嗤笑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是说他们参军了?”我问道。

“我看得出来,大哥,人们为何这样追捧你。”我观察他的脸色,并没有因为我夸张的语调而感觉受辱的迹象。“只有你这么机灵的人才能弄到别人不可能找到的食物。”我该说机智,而不是机灵,但我实在勉强不来。“刚才我可能唐突了。我只是想早点把事办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他抬起头给了我一个警告的眼神,又颓丧下去。

阿桂清了清喉咙,递给我一个眼色。她想买他的东西,母亲也想。如果我不立即修复已经被我毁坏的关系,这位大伯子肯定要变本加厉把本已极高的价格翻上两三倍。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我想,不对,我们没有做任何可称为之“杀虎取胆”的事。我出神地看着他那脏兮兮的头顶。房间里充斥着他夸大的情绪。他到底在说什么?范昊甫和郑惕另一个朋友所选的那条更英勇的路到底是什么?

滚吧,滚蛋,我心想。去卖给那些不在乎你的肮脏交易的人,卖给那些不在乎你跟日本倭寇称兄道弟的人。

突然他跳起来,“抵抗。反抗。斗争。”他大喊道,向空中挥舞拳头。“抵抗。”他重复地喊,“反……”又摇摇头陷进椅子里。“根本没用,我做不到。看见没?我最深的情感,却无法表达。”他呜咽抽噎着,不理会满脸的眼泪鼻涕。

他的脸抽动了一下。“我的主顾很多。”他眯起眼睛,“老主顾们都对我感激不尽。”他边说边往后退。

“拿着。”我赶紧走过去把手帕递给他。

“你不用对我说这些装模作样的漂亮话,阿汾。直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要多少钱。”

他接过去擦擦鼻子,没看我一眼,也没道谢。

我一开门,他便直起身,侧腰撅臀,拄着手杖忸怩作态,脚上穿着一双女里女气的皮鞋,黑白相间的鞋尖点着地。他脸颊胖了些,但那鸡脖子依然细瘦。“我专程先来贵府,弟妹。”他满嘴谎话。“人人都知道贵府对妈祖最虔诚。遗憾的是,”他做作地皱起眉头,“由于我们如今遭受的恶业……”

我抱着手臂瞪向他,“现实点。”我说,“公鸡能产奶吗?山羊会打鸣吗?”很笨拙的隐喻,会令郑惕这样的著名作家贻笑大方。但我不管,我继续斥责道,“我们谁也改变不了自己。魏先生永远不能重返青春,我永远不能成为战斗英雄,而你,郑先生,你永远不能变成你认为应该变成的那种人。”

妈祖宝诞一周前,鬼精灵的阿桂说服羊倌的娘卖给她一只活鸡。白天她把鸡放在穿堂里,它一叫唤就给它喂食;晚上,她让鸡睡在自己房间。此时有一只鸡对我们来说已经再好不过,但阿桂不满于此。否则她不会让阿汾到我们庭院里来,因为某天早晨,我看见他在那儿懒洋洋靠着我家的檀香树。

他盯着我,手帕就在手上,他却用袖子去揩鼻涕。然后他转过头去,脸上难过的表情让我后悔刚刚说过的话——我那些现实又无望的“永远不能”。

天后妈祖是福建省沿海最受爱戴的神祇,也是母亲供奉的恩人。在我出生之前,母亲曾发愿,如果妈祖能保佑我父亲在台风中幸免于难,她便五年不沾荤腥。还有一次,她怀孕发起高烧,遂又向天后娘娘祈求,愿意终生不碰肉食,只求妈祖护佑未出世的孩子,也就是我。有一次,我惹恼了母亲,她对我说,悔不该当初只求妈祖救孩子一命,还该求妈祖赐个男孩。之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由于母亲的过错,让我成为女儿身。

房间里只剩长久的沉默。“我该走了。”我说。

阿桂竭尽所能补充储藏室的食物和大米,几乎每天她都能带回些水果和蔬菜,偶尔还会有一把海鱼、几个牡蛎或螃蟹。多亏素莉和羊倌的关系,我们总有足够的羊奶。但很少有肉。母亲似乎并不在意。自20多年前皈依天后妈祖,她就没再吃过肉。在她看来,豆腐和蔬菜就挺好,肉是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而天后宝诞将近,这可是让她牵肠挂肚的事。

魏先生站起来,我挥手告别后,他扭头回到郑惕身旁,让师奶送我出门。

母亲极疼爱阿州,她陪他玩手指游戏,纵容他在自己床上爬。他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所以阿州自打会喊妈妈起,也就差不多会念诵佛经了。阿桂、素莉和祥妹都很喜欢他,成天到晚小少爷这般,小少爷那般。她们唯一不会给他的——遵照母亲的吩咐——是肉。但凡有肉,她们就都留给我,为了肚里这个孩子。没人注意的时候,我会在袖子里藏一块,带阿州到外面去吃,免得他咂嘴的声音被听见。一个正当好胃口的孩子,应该生活在富足年代才对啊。

一出门,我就抖抖手臂,试图摆脱郑惕和我炮制出的那些沮丧感和闹剧一样的情绪。郑惕想要的太多了,这就是他的问题。即使明天日本鬼子统统被赶到海里去,他依然不会满意。不,他会希望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军师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有什么毛病啊?也不照照镜子。

纵然危险四伏,食物短缺,聿明又久未归家,我怀孕的消息还是让母亲和婆婆欢欣不已。这个孩子,此时不过是生命的一滴小露珠,性别也早已注定,我仍然感觉到家人在默默祈祷这是个男孩。可不,即便我这个出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女性,依然希望能多一个男孩来延续两个家族的血脉。如若不然,一切重担都将落在阿州身上,他会是韩家聿明这一脉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子嗣,况且他曾被正式过继给我母亲,所以也将是刘家唯一的子嗣。

范昊甫又是怎么回事?我停下脚步回望魏先生的房子,饱经沧桑的小屋一如往常静立在灰色的大海边。范昊甫去了哪里?他在策划着什么伟大而艰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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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为什么总是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