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杰琳修女和老年人一样对医院充满恐惧，提起这种恐惧大家都抱着嗤笑讽刺的态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多数医院还都是由过去的济贫院改造而成，对那些一辈子担惊受怕，害怕被送进济贫院的人来说，医院本身就散发着劣等处置和死亡的气息。伊万杰琳修女不但不想法儿驱散病人对医院的恐惧，事实上还积极渲染烘托这种气氛，这事如果被英国皇家护士学院知道，她肯定逃不过严密审查的命运。她经常说：“你才不想进医院被好多医院学生摆布呢。”或者说：“他们给穷人治病只是为了富人。”这话听着会让人产生医院喜欢用穷苦病人做实验的错觉。根据自己的经历，伊万杰琳修女宣称，那些去黑诊所流产不幸感染并发症而进医院的女人，医院都会故意让她们吃点苦头。伊万杰琳修女不会瞎编，甚至不具备夸大其词的能力，这让她的话听上去更加可信。20世纪初这种情况在英国是否普遍我不得而知，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我曾在巴黎的医院里亲眼目睹过她所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实，那段经历至今想起来还依然历历在目。
甚至连她多年形成的中产阶级发音也不知不觉越来越像伦敦口音。她说话时从不会一口伦敦音——这种矫揉造作修女做不来——但伦敦的习惯用语和用法却会脱口而出。比如，她总不停地说“神秘化痰剂”，一个让我不解的词，我完全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直到后来我发现这是伦敦俚语，指在任何药店都能买到的吐根注，这是一种几乎可以治百病的万用药。她还用“难闻的莫妮卡”代表肺炎，“钻心疼”代表风湿，“迪克叔叔”代表有点不舒服，或用“拉着脸”代表流感。对肠炎的表达更是五花八门——溃不成军、牢骚满腹、肚子抽筋、腹如针扎——都逗得病人哈哈大笑。她显然知道很多伦敦土语，但用得不多。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有次她叫我去拿她的“鼹鼠”时，我狼狈的样子。我一脸茫然呆呆地瞧着她，又不敢问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人拿来她的大衣，我才恍然大悟。
伊万杰琳修女总会给病人很多朴实无华的建议：“不管在哪儿，不要憋着屁。”病人往往咯咯笑道：“无论教堂大或小，该响就要响。”有次一个老人还这样答道：“喔！抱歉，修女，我失敬了。”伊万杰琳修女则道：“抱什么歉——我确定教区牧师也要放屁。”便秘、跑肚、上吐下泻等话题比别的话题更能引发欢乐。这些都是伊万杰琳修女的拿手好戏。从最初听到这些话的震惊中恢复之后，我意识到大家并不认为这些话粗俗低级。如果法兰西国王能在全体臣子面前每天排泄注，那么伦敦人当然也可以！但另一方面，谈论色情和亵渎上帝在体面的波普拉家庭绝对是禁忌，而且他们严格遵守性道德。
同样，修道院里的人也觉得伊万杰琳修女的笑话不好笑，她可能还曾遭到过大家的鄙夷。也许她曾试着逗大家笑，却因为讲话无礼被院长嬷嬷罚做苦修，所以年轻的她从此封闭自己，总摆出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只有在码头区的父母身边，她才能放开自己。
不过，我好像跑题了。伊万杰琳修女勾起我的极大兴趣是因为她的背景：她出生在19世纪雷丁镇的贫民窟，从小吃苦，从一个半文盲变成了职业护士和助产士，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男人如果能摆脱无知和贫穷，从事中产阶级职业已足够困难，更何况一个女孩。只有敢打敢拼、坚强不屈的人才可能成功。
是的，没错，伊万杰琳修女并非不懂幽默，问题在于她的幽默感与农纳都修道院里的众人迥然不同。修道院的同伴们都出身中产阶级，她们的幽默好像上了锁的保险柜，她根本打不开。她听不懂她们的笑话，所以当大家哈哈大笑时，她总是先瞧见众人笑，才似懂非懂地跟着一起笑。
我发现，伊万杰琳修女人生的转折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她刚十六岁，正在雷丁镇的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上班，从十一岁起她就一直在那儿工作。1914年，镇上到处张贴着呼吁人们为战争做贡献的海报。伊万杰琳修女讨厌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工作，抱着年轻人的乐观精神，她认定军工厂的工作会更好。但军工厂远在七公里之外，而且上班时间为早六点到晚八点，步行上班根本不可行。她只得离家住在工厂宿舍里，六十到七十个女孩都睡在铺着马鬃垫的窄铁架床上。年轻的她之前从未单独睡过一张床，所以觉得这一定是某种高级生活。工厂为工人们提供了工作服和鞋，这对她来说又是一种奢侈品，因为之前她都打赤脚，只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尽管不合脚的鞋令她可怜娇嫩的脚很受伤。工厂食堂里提供的只是家常便饭，份量少得可怜，但那也比她之前吃得要好。曾经面无血色、营养不良的面色渐渐不见了，她虽然没有变成美人，但也增了几分姿色。
这种幽默笑话伊万杰琳修女信手拈来。灌肠前：“老伙计，我们现在要在你屁股里放只爆竹，让你肚子活动一下。老妈子，准备好便盆，鼻子上捂块布。”她说病人已经两周没上过厕所，肚子里的粪便一定多得像头大象。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没人觉得不好意思，起码所有病人都是这样。
伊万杰琳修女整天忙着给军队的武器装子弹，在工厂长凳上休息时，一个女孩说起她的姐姐是名护士，还给伊万杰琳修女讲了那些受伤、生病和奄奄一息的年轻战士的事迹。年轻的修女心里受到触动，下决心要成为护士。她打听到工友姐姐在哪儿工作，然后向那里的女护士长提出申请。她当时才十六岁，只能成为志愿救护支队的一员，以她这样的出身来说，其实就是医院病房里的女工。可伊万杰琳修女对此毫不介意。她从小干的都是这种毫无出头之日的粗活，但这次有所不同，她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她羡慕地观察着那些职业护士的一举一动，暗下决心，无论需要多久时间，她一定要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我渐渐搞明白伊万杰琳修女为何如此受大家欢迎了：因为她是自己人。虽然她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出生于雷丁镇赤贫的工人阶级家庭。这不是她告诉我的（她几乎不和我说话），但从她和病人的谈话中可一窥端倪。比如：“那些年轻家庭主妇根本什么都没见识过。什么！家家都有卫生间？还记得旧茅坑吗，记得吗，老伙计。凳子上放着报纸，憋得要爆了还得在雾里排队等着上厕所？”这番话通常会引发一阵大笑和一些屎尿笑话，最后总以某人掉进茅坑，出来时拿着一块金表的老笑话结尾。19世纪前期，工人阶级不认为屎尿笑话粗鲁低俗，对排泄这种生理功能也不遮遮掩掩，认为它不可见人。那时大家毫无隐私可言。十二户以上的人共用一个茅坑，茅坑只有半扇门，如厕时露头露脚。谁在上厕所一目了然，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味道，更逃不过大家的鼻子。那时“她真臭”这句话与道德无关，而是一句客观描述。
伊万杰琳修女和波普拉区上年纪的病人经常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起缅怀过去的岁月。通过给病人擦身或手术后穿衣时无意中听到的只言片语，我拼凑出了伊万杰琳修女的过去。有时她偶尔会直接和我谈她的过去，或回答我的问题，但很少。她几乎从不对我坦露心声。
整个上午，伊万杰琳修女治疗病人时心情都不错，和他们开着粗鲁的玩笑。对此我已见怪不怪了，而且渐渐意识到，这正是那些病人喜欢她的地方。接待病人时，伊万杰琳修女丝毫没有多愁善感或纡尊降贵的态度。老一代码头区的人经常碰到那些在穷人面前摆出一副屈尊就卑、故作优雅的中产阶级善人。伦敦人鄙视这种人，他们想方设法利用穷人，还在背后取笑、瞧不起他们，可伊万杰琳修女丝毫没有给人高人一等和优雅的感觉。她做不到那样，她既不故作姿态，也不掩饰自己，是个彻彻底底朴实的直肠子，凭本性接人待物，丝毫不矫情做作。
只有一次，她和我谈起她的一位士兵病人。她说道：“他们那么年轻，太年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都死了，留下一代年轻女人哭泣。”我瞧着床对面的她——她不知道我在看她——她眼角泛着泪光。她用力抽抽鼻子，跺跺脚，继续包扎，可有点马虎，嘴里说道：“好了，老伙计，包好了。我们三天后再见。别捂着伤口。”然后“咚咚咚”走了。
我原以为伊万杰琳修女听了如此无礼之词会勃然大怒，可她只是笑嘻嘻地“咚咚咚”一边下楼，一边对楼梯上碰到的小孩子说：“小伙子，给我让开。”
伊万杰琳修女二十岁时，曾自愿深入敌后。她和一位病人谈起那天的空战，谈起二十年前刚发明的那种小型双人飞机。伊万杰琳修女道：“1918年德国春季战之后，我们的人受伤困在敌后，没有医疗援助。陆路行不通，只能空运。我是跳伞着陆的。”
这些话惊得我目瞪口呆。根据护士守则，我们可不能这么跟病人说话。可那个老男人和他老婆听了却放声大笑，男人说道：“如果我先去了，要不要给你预留个暖和地方，修女？那样我们就可以分享一根烤肉叉子了。注”
那位病人道：“你真有胆量，修女。你不知道早期降落伞有一半都打不开吗？”
“好了，托马斯先生，你接好尿了吗？别让我等，我还要化验呢，我可不能一整天等你尿尿。好了，别动，我要打针了。我说了，别动！我现在要走了。如果你再吃甜东西，它们会杀了你。我倒不在乎，但我敢说你老婆会很开心，她终于可以摆脱你了，不过你的狗会想你的。”
“我当然知道，”伊万杰琳修女坦率道，“这种事提前向我们说明了。没有人强迫你。我是自愿参加的。”
在修道院里，伊万杰琳修女嗓门大，脾气暴，待人无礼（我是这么认为的），可大家却笑呵呵的，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这令我对伊万杰琳修女刮目相看。在清楚只有一半机会生存的情况下，自愿从飞机上跳下，需要的可不止是胆量。那可是并不多见的英雄气概。
上了路，修女的心情似乎有所好转，瞧我时脸上似乎、好像、大概露出了一丝笑意。一路上，很多人对她大喊“早上好，修女”。修女一脸灿烂——我之前从未见她笑得这样开心过——开心地回应着大家的招呼。有一次还试图挥手，自行车摇摇晃晃差点摔倒，于是她再也不挥手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在这里众人皆知，深受大家欢迎。
某天，我们从道格斯岛返回波普拉。那时的西渡路、曼切斯特路和普勒斯顿路和现今一样，沿泰晤士河连成一条大路。但在那个年代，路被桥切割成几段，以便货船进入遍布水道、泊位、船坞和防波堤的码头。我们来到普勒斯顿路桥时，恰好红灯亮起，大门已经关闭，平旋桥打开。大概要半小时之后才能继续通行。伊万杰琳修女气呼呼地小声咒骂着（这恰是波普拉人喜欢她的另一个原因。她不是那种只心中暗骂的圣人）。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原路返回，绕过整个道格斯岛，到莱姆豪斯区后再转上西印度码头路，不过那要走七英里。伊万杰琳修女才不会那么做呢。她坚定地大步穿过写着“禁止进入”的大门，置写着“危险”的警告标语于不顾，来到水边的鹅卵石路上。我好奇地跟在她身后，暗暗奇怪她到底想干什么。伊万杰琳修女对着众多驳船，冲她能看见的码头工人跺着脚喊，喊他们过来帮忙。几个码头工人赶过来，边笑边脱掉帽子。修女认识其中一个人。
出于敬意，我先替她把“兰令”牌自行车推出来，然后把黑色工具包放在车后。伊万杰琳修女拖着庞大沉重的身体一上车，轮胎马上瘪了下去。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伊万杰琳修女结实笨重的身躯已失去了往日的灵敏，支撑她蹬车前行的纯粹只是决心和意志力。
“早上好，哈利。你妈妈好吗？现在天气好转，希望她的冻疮好利索了。替我向她带好。接住自行车，好吗？那边的好人，帮我们一把。”
助产士都已出门探视去了，那天早上我们最后出的门，自行车棚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辆自行车。有人无意骑走了伊万杰琳修女常骑的那辆车。她鼻子气得通红，瞪着双眼，嘟囔着：“我不喜欢这辆车，那个旧‘胜利’牌车子太小了，‘阳光’牌的太高了，看来只有凑合骑‘兰令’了，可这也不是我喜欢的那辆。”
伊万杰琳修女提起长裙，塞进腰带，大步向最近的驳船走去。“帮我一把，伙计。”她对一位年纪大概有四十岁的大个子男人道。修女一把抓住那个男人，一条腿抬起，只见一双厚黑长袜和过膝盖上方即收紧的长灯笼裤闪过，她已经登上了最近的驳船。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她准备像码头工人那样，从一条驳船跳到另一条驳船，一直横穿水面，抵达对岸。
来到煤气炉旁，B太太正在用六把平底锅欢乐地炖着东西，不肯让地方给我。所以拖了很久我才把器具消好毒，结果没等我们离开厨房，伊万杰琳修女就又开始对我大吼大叫了。她从我手里接过东西装进包里，嘴里念叨着：“总是四处闲逛、心不在焉，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一上午要打二十三针、换四块纱布，还有两个腿上溃疡、三个疝气术后、两个插导管、三个床上擦身和三个灌肠要处理吗？”
水面上停有八到九只驳船，呈Z字形排列。男人们，上帝保佑他们，都围过来瞧热闹。登上第一艘驳船不难，紧接着是两艘相连的驳船。没等她跳上第二艘船，驳船就动起来了。多亏大块头男人用尽全部力气，并在两三个旁观者的帮助之下，才让她上了第二艘驳船。我听到“一条腿上去了，好人”，“向上拉”，“拉住我”，“推”和“好样的，修女”。我的目光随着修女的身影上上下下，饶有兴趣地瞧着她的一举一动。修女的白色头巾被风吹起，玫瑰念珠和十字架从一侧猛地晃到另一侧，鼻子因为用力而变红。两个男子抬着修女的自行车，高举过头，修女转头严肃嘱咐道：“你们可看好我的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共事的第一天早上就麻烦不断。诊室蒸锅的火熄了，无法为伊万杰琳修女的器具和注射器消毒。她气呼呼地大喊弗雷德过来修，瞧着弗雷德吹着走调的乐曲，拿着铁锹、铲子和扒火棍下楼，伊万杰琳修女嘴里嘟囔着“这个没用的男人”，然后命令我“趁我收拾衣服时，你去厨房用煤气炉给这些东西消毒，机灵点”。我向门口走去，这时肾形盘里成堆针管上一只玻璃注射器滑下来，掉在石头地上摔碎了。伊万杰琳修女大吼着数落了我一顿，责怪我粗心、毛手毛脚，继而细数这些天我给她惹的各种麻烦。当她说道“你们这些轻浮毛躁的小姑娘”时，我没理会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赶紧逃之夭夭了。
修女顺利地跳过第二艘和第三艘驳船，到第四艘船时遇到点麻烦，两艘船之间有大约十八英寸的间隙。她瞧瞧间隙里的水，哼了一声，然后将裙子又拉高一点，手掌擦掉鼻子上的一滴汗珠，对大个子男人说：“你先过去，准备接住我。等三个年轻男子拉住她后——她的重量可不轻——她来到船边，一双大脚紧紧钉在摇晃着的驳船的窄船沿上，坚定地瞧着对面船上的大个子。她先是喘气，然后鼻子重重出了一口气，说道：“好的，如果你的肩膀能扛住我，就没事。”大个子点点头，伸出双手。修女小心翼翼地将身子前倾，双手放在大个子肩头上，大个子手扶在修女肩下，年轻人则在修女身后用力稳住她的身子。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此时驳船一动，或者修女脚一滑，那谁也帮不了她，只能掉到水里去。她会游泳吗？万一掉到船底下怎么办？还没等我回过神，修女已经快速小心地抬起一只脚，将脚放在对面船沿上。稍等片刻，待身子平衡之后，她快速抬起另外一只脚，一下子跳进大个子怀里。四周立刻响起一片喝彩声，我如释重负，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伊万杰琳修女再次鼻子一哼，“嗯，还不错。屁大点儿事。继续。”剩下的驳船彼此相连，修女顺利地上了对岸，脸上红扑扑地带着胜利的喜悦。她放下裙子，骑上自行车，对所有人笑道：“谢谢，伙计们，你们做得棒极了。我们该说再见了。”最后她又重复了一遍她常对码头工人说的再见语：“一天一放屁，医生远离你。”然后骑车离开了码头。
伊万杰琳修女看上去大概四十五岁，对二十三岁的我来说，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年纪。不过修女通常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伊万杰琳修女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在写此书时，她必定已年逾六十了。
我与伊万杰琳修女共事了几个月，尽管依然讨不到她的欢心，却对她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意识到一点：所有投身于宗教工作的修女都极不寻常，因为那种生活是普通女人无法接受的，修女身上必定有一个或多个闪光之处。
总区护士处的负责人是伊万杰琳修女。我渴望成为护士，可对和伊万杰琳修女一起工作提不起一点儿兴头，因为我觉得她这人呆板无趣。而伊万杰琳修女也丝毫不加掩饰地跟我表明，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她总不断找我的茬，指责我用力摔门、忘记关窗户、邋邋遢遢、心不在焉（她的说法是“做白日梦”）、叽叽喳喳、在诊室唱歌、丢三落四，等等。总之，无论我做什么，在伊万杰琳修女眼里都是错的。当朱丽恩修女告诉伊万杰琳修女，我会和她一起工作时，她拉着脸，瞪着我，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咚咚咚”地走了。
因为肩膀骨折我缺席了助产士最终考试，只能几个月后再考。朱丽恩修女建议我趁此机会去总区护士处积累经验，从而让我有幸和生于19世纪的老前辈们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