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一把抓住我的手。“哦，对。我知道你会把我的宝宝要回来的。”
我此刻脑中一团乱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相信玛丽的宝宝竟然被拿走了！等我心情渐渐平复，我说道：“我去见院长嬷嬷。”
她对我一笑，泪水却涌了出来，她转身将头埋在沙发垫上，抽抽搭搭可怜地哭起来。
玛丽呻吟道：“疼。”然后咬紧牙关以免喊出声。
我离开客厅，一路询问找到院长嬷嬷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玛丽。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一个人能说什么？我们惊恐地互相瞧着对方，玛丽突然面色一变，似乎哪里在痛。她双臂外翻，仰躺在沙发垫子上。我立刻看出了问题。她一直在母乳喂养，没有孩子吸奶，双乳胀得吓人。我俯身打开她的罩衫。玛丽的双乳鼓胀，硬得像石头，左侧乳房呈亮红色，触摸发烫。“她会得乳房肿胀的。”我心想。实际上，有个乳房可能已经肿胀了。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家具屈指可数：一张桌子，两把木椅和一个橱柜。四面雪白光滑的墙壁上只挂着一个十字架。院长嬷嬷看上去三十多岁，惯常的一身黑衣打扮，白头巾，十分端庄。瞧着她安详开明的面容，我觉得可以和她好好谈谈玛丽的事。
“我不知道。但她没了。早上的时候就没有了。”
“玛丽的孩子哪儿去啦？”我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院长嬷嬷定定地瞧着我，答道：“孩子送去领养了。”
“我不知道。他们不告诉我。”
“未经母亲的同意？”
“拿到哪儿去啦？”
“无须同意。那女孩儿自己才十四岁。”
“他们拿走了我的宝宝。”
“是十五岁。”我更正道。
“这是怎么啦？”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十四岁，还是十五岁，没有区别。法定上她还未成年，她的同意既不合法也无效。”
我带她到沙发旁，让她坐下。
“但你们怎敢趁她不注意拿走她的孩子？你们这么做会杀了她。”
我走到她身边，大声喊着“玛丽”，我一直叫了她几次，她才转过身，认出了我，立刻放声大哭。她一把抓住我，试图讲话，可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院长嬷嬷叹了一口气。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后背挺直，没有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肩衣下。瞧着冷酷无情的她，她四周仿佛陷入静止，时间不再流淌，岁月也停止了脚步。只有她胸前的十字架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终于，她开口道：“孩子被一户条件优越的罗马天主教家庭领养了，那家人只有一个孩子，母亲因病不能再生育。他们会尽心抚养玛丽的孩子，并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孩子可以享有一个优秀天主教家庭带给她的所有好处。”
瞧见玛丽的第一眼，我大吃了一惊。她的样子看上去真吓人：红肿的脸上带着污痕、大大的黑眼圈。一双眼瞪着我，却好像没看见。头发蓬乱，衣服也撕破了。我站在走廊瞧着她，她却看不到我，而是突然跳起来，冲到窗户旁，双拳猛砸窗玻璃，嘴里不断在呻吟。然后又返身跑到房间另一侧，用额头撞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必麻烦那户好心的天主教人家，”我忍不住怒气上扬，“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的爱，玛丽爱她的孩子。她会因为悲伤过度而死或发疯的。”
母子之家看上去几乎和上次我来时一模一样：让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开阔地、花园里点缀着婴儿车、面露微笑的年轻母亲，修女们正四处忙着自己的工作。我走进母子之家，被带到了客厅。
院长嬷嬷静坐片刻，眼睛掠过窗户的一根树枝，然后缓缓转过头，注视着我。她的头有意缓慢地先朝向窗户，然后再转过来瞧着我，是在借机观察我的情绪。院长嬷嬷面露伤悲。也许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我心中暗想。
通往肯特的火车这次似乎比上一次走得要慢，坐得我异常疲惫。上次有开心的念头打发时间，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此刻却满脑疑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萦绕心间，挥之不去。
“我们已经尽力联系过玛丽的家人。用了三个月时间查看爱尔兰各教区和全国人口记录，毫无结果。玛丽母亲是个酒鬼，找不到。玛丽也没有在世的叔叔或阿姨。她父亲也已过世。弟弟妹妹还需要人照顾。但凡找到一位亲戚或愿意照顾她们母子的监护人，玛丽毫无疑问可以自己抚养孩子。可是，我们找不到人。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我们才决定把孩子交给他人领养。”
修女拿着明信片，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几遍，说道：“不，我觉得说的不是宝宝死了，不然她会写‘四了’。你下班后最好去看看，她显然希望你去。”
“可你们这么做会要了玛丽的命。”我说道。
我把明信片拿给朱丽恩修女，对明信片上的内容感到疑惑不解。“煤了是没了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去哪儿啦？这肯定不是说宝宝死了吧？”我不解道。
对于这个问题，院长嬷嬷没有回答，而是说道：“一个十五岁女孩儿，目不识丁、无家可归，除了卖淫身无一技之长，如何抚养孩子？”
宝宝煤了。来看我。玛丽xxxxxx。
这次轮到我回避问题了。
收到这封明信片要多谢我们的邮递员，这张明信片上只写了地址，没贴邮票。明信片的后面潦草地写着：
“她已经不再卖淫了。”我说道。
波普拉伦敦
院长嬷嬷再次叹了口气，沉默半晌后，道：“你还年轻，亲爱的，你满腔正义，这是我们的上帝所喜欢的。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一个妓女离开这个行业非常难，很难。因为那挣钱太容易了。一个女孩儿从小吃苦，挣钱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既然半个小时就能轻松挣到十或十五先令，为何还要像奴隶一样在工厂里一整天才挣五先令？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几乎没有什么事比孩子瞧见母亲在街上揽客对孩子的伤害更大的了。”
农纳土道院
“你们不能仅凭臆测就对她进行审判。”
户士占妮
“不，我们这不是审判，也不是谴责。我们只宽恕。但无论怎么说，这么做确实对玛丽不公平，但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如何保护和抚养孩子。玛丽离开这里后，无处可去。谁会收留她？我们想设法在教会给她找个可提供住宿的工作，可如果带着孩子，根本没有合适的工作。”
大概两周后，我又接到另外一张明信片：
听了这番话，我默默无言。院长嬷嬷的话千真万确，我无法反驳。我只又重复了刚才的话：“但这会要了她的命。她现在已经快疯了。”
欢乐的玛丽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初为人母的她身上仿佛散发着一种柔光，我一进门就感受到了这种光的温暖。两个月的休息、良好的食物和精心的产前护理令玛丽焕然一新。那暗淡的肤色、病恹恹的面容、颤抖的手指，尤其是眼中的恐惧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玛丽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有多美丽，这恰好令她更招人喜欢。至于她的宝宝？当然，每个宝宝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可玛丽的宝宝可以轻松胜出！凯瑟琳只有十天大，玛丽把她所有的优点都讲给我听：她睡得有多好，吃得有多香，如何咯咯窃笑，如何哈哈大笑和拳打腿踢。她开心地说个不停，一颗心完全沉浸在照顾宝宝上。离开时，我心想这可能是玛丽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她从此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院长嬷嬷正襟危坐，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她沉默了半分钟，然后道：“我们生来就要忍受人生的苦难、生活的变化无常和生死离别。我母亲生了十五个孩子，只有四个活了下来。我母亲承受了十一倍玛丽正在承受的痛苦。历史上有无数女人忍受着丧子之痛，亲手埋葬了大多数自己的亲生孩子。她们都挺过了悲痛，玛丽也会的；而且她们又生了更多孩子，我希望玛丽也会如此。”
火车一路颠簸穿过郊区，我心中泛起阵阵愉悦，却没想过玛丽将来要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也许该说些什么。也许我该对她们没有征求玛丽的意见，擅自做主的傲慢和仅凭臆测就拿走孩子的做法大嚷大叫；也许我应该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财富嗤之以鼻；我应该质问她们，为什么教会不能再收留玛丽母子几年？我可以，也应该能说很多，可因为我知道婴儿的死亡率，也因为院长嬷嬷话中透出的善解人意和眼中闪现的悲伤，我沉默了。
几天之后，我趁休假特意去肯特看望玛丽，我觉得在玛丽人生的特殊时刻，应该有人和她分享喜悦。路上，我想玛丽也许会因此而重生。大多数女人成为母亲后往往会展现出其最优秀的一面，曾经轻浮草率的女孩儿当孩子一出生成为母亲后，会变得负责可靠。玛丽是个甜美体贴的年轻女孩儿，还过于轻信别人，对此我确信不疑。我想正是因为她的温柔、轻信别人的本性，再加上贫穷和物质生活的艰苦，才导致她走上出卖肉体这条路。她显然痛恨那种实际上是奴隶的生活。现在，她终于获得解放，迎来了人生的光明。
我只是说道：“玛丽可以知道谁收养了她的孩子吗？”
某天清晨，教堂安置处和我都收到一张明信片，告知我们玛丽生了一个女孩儿，名叫凯瑟琳。这张明信片一定是修女为玛丽代笔写的，我知道玛丽能读，但几乎不会写字。明信片下方从左至右写着大大的玛丽，还有一长串代表亲吻的“X”图案。我被那些七倒八歪的“X”深深感动了，大约有二十五个，我不知道她还会通知谁，是否也会画上这么多“X”。她母亲？她的兄弟姐妹？她知道酗酒的母亲或是身在都柏林孤儿院的妹妹们在哪儿吗？如果明信片寄到旧地址去，她们能收到，或者那个家还在吗？有谁知道吗，或者说有人关心吗？我瞧着那一排“X”眼中泛起了泪花。如此情真意切的亲吻却只能送给她在车站碰到的陌生人。
院长嬷嬷摇摇头。
玛丽身怀八个月身孕时，才十五岁，被转移到罗马天主教教堂设立的母子之家。那个地方在肯特，孩子出生前两周，我去看过她一次。玛丽的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与其他女人和女孩儿一起生活，建立友谊，这令她开心；这些人不是妓女，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最贫困最弱小的人。她们中很多人也怀了孩子，玛丽与她们一起参加各种适合孕妇的欢乐活动。修女们开设了婴儿护理课，玛丽开心地给洋娃娃洗澡换衣服，一边听关于疝气、洗尿布和母乳喂养的讲座，一边计算着宝宝分娩的日子。
“不可以。连我也不知道收养者的确切名字。所有修女都不知道。收养完全是匿名的，但你可以放心，玛丽的孩子是被一户天主教好人家收养的，她会好好长大的。”
在玛丽重新过上平静生活的日子里，我去探望过几次，一方面她似乎希望我去，另外我也想多了解一点那个行业的情况。正是通过这几次探望，我得以了解了她在伦敦悲惨生活的细节。我觉得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她过得比较开心，可惜不能久住。首先，她肚子越来越大，教堂安置处不能提供产前护理，受设施所限也无法安顿母子。更关键的是，这里距离凯布尔街和满月咖啡馆很近，太危险。玛丽不离开安置处不会有危险，可终有一天她会想出去逛逛——教堂安置处毕竟不是监狱。如果这样，乔神父担心玛丽很可能会被认出来，而玛丽对自己被绑架杀害的担心也很可能会变成现实。
话已至此，再多说也无益，院长嬷嬷起身示意会谈到此结束。她将右手从肩衣后伸到我面前，那只手很少见地漂亮，手指修长灵敏，我握住她的手，感到对方手上的力度和温暖。我们四目相对，除了悲伤，还有互相的敬意。
教堂安置处给玛丽洗了澡，提供了干净暖和的衣服和可口的饭菜。玛丽和大约六个女孩儿在一起，她们遭遇各有不同，但都幸运地逃出魔爪，希望摆脱卖淫生活。起初，玛丽过于害怕，不敢出门，但随着担心被找到杀死的恐惧渐渐消失，她苍白的脸颊又恢复了红润，爱尔兰大眼睛也开始闪闪发光。
回到客厅，玛丽见我进门，满心期待地跳下沙发，可一瞧见我脸上的神情她立刻明白了，马上又放声大哭，跌倒在沙发上，把头又埋在垫子里。我坐在她身边，试图安慰她，可毫无作用。我告诉她，她的孩子被好人家收养了，他们会好好抚养孩子；我试图向她解释，她无法一边工作养活自己一边抚养孩子。可我觉得我的话她根本没听进去或者无法理解。她一直将头埋在垫子里。我说我必须走了，她也毫无反应。我试着抚摩她的头发，却被她愤怒地推开。我悄悄走出房间，静静关上门，心中悲伤得无法和她说再见。
乔神父是个圣人，而圣人出身各异——并非个个头顶光环。乔神父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从小在波普拉区的贫民窟长大。寒冷、饥饿和无视没有杀死他，他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度过了四年。他是个强悍粗鲁的伦敦东区孩子，某天做梦梦见上帝召唤他成为牧师。没受过正规教育，听不懂的浓重伦敦口音，不善言辞和阶级歧视，他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在20世纪20年代成了牧师，在诺福克做了多年教区牧师之后，回到伦敦东区斯特普尼圣保罗教区，该教区位于红灯区中心。在亲眼目睹了那些女孩儿骇人听闻的遭遇之后，神父开始竭尽全力为想逃离卖淫生活的妓女提供帮助。21世纪，韦尔克洛斯信托基金依然存在，依然在为妓女提供帮助。
从此，我再没见过玛丽。我曾给她写过一次信，没收到任何回音。一个月后，我写信给院长嬷嬷询问玛丽的情况，她告诉我玛丽在伯明翰医院做病房护工。我又给她的新地址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玛丽能来韦尔克洛斯广场的教堂安置处多亏朱丽恩修女的安排。安置处是由乔神父创建，为妓女提供帮助的避难所，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人们因为机缘相聚，又因机缘而分离。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我和玛丽之间存在真的友谊吗？那段友情主要建立在玛丽对我的依赖，以及我对玛丽怜悯和好奇（我几乎羞于承认）的基础之上。我心存好奇，想对卖淫的地下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这并不是建立真正友情和心意相通的基础，所以我没再继续和玛丽联系。
玛丽几乎完全沉浸在对那位叔叔的恐惧之中，所以一整天躲着人，到处躲藏。她一定从勒博教堂又向南，朝河的方向前行，因为到了东印度码头路，才终于想到应该找人把钱换开，她想找一个不会把她误认为是妓女的女人把五英镑换开。那天晚上我下了公交车，玛丽向我走过来，之后我把她带回了农纳都修道院。玛丽在修道院吃到了第一顿好饭，自从离开梅奥镇，第一次安全温暖地睡了一觉。
几年之后——我已喜结良缘，有了两个孩子——所有报纸头条都刊登了一条新闻：一个婴儿在曼彻斯特郊区被人从婴儿车里抢走了。绝望的父母在电视采访里泪流满面，乞求孩子能被送回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目击绑架嫌疑犯的电话，结果证明都与此案无关。十二天过去了，这件案子也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第十四天，报纸上说警察在利物浦逮捕了一名准备乘船前往爱尔兰的女人。女人当时带着一名六周大的宝宝，警察将其扣押质询。几天之后，一家更大的报纸跟进报道，被逮捕的女人被警察以两周前非法绑架儿童罪起诉。报纸上刊登的那个女人的照片正是玛丽。
“我不能去，我偷了钱。他们会把我锁起来，或者把我带回咖啡馆，让我把钱还给叔叔。”
玛丽被羁押了五个月等待审判。在此期间，我一直考虑是否要去看她，可最终没有成行。我之所以犹豫，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见了面到底要说什么，另外我还有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需要照顾，要打理家，还在兼职做夜班护士，如果往返利物浦——结局又能如何——简直不敢想象。
玛丽的回答很有趣。
我通过报纸关注着玛丽的审判。玛丽自己的孩子没有了这件事被提交法庭，以期能酌情减罪。她的律师强调了玛丽尽心照顾宝宝，无意伤害孩子的事实。检察官则详述了受害父母所受的伤害和玛丽一直漂泊不定、动荡不安的生活，并提请法庭在定罪时考虑玛丽所犯下的二十六次拉客和轻微盗窃罪。
玛丽一整天都在四处躲藏，这听起来不合常理。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警察局请求保护呢？”
最终，陪审团根据玛丽自认有罪的辩护裁定玛丽罪名成立。不过，法官在宣判玛丽入狱三年的同时，建议监狱应当在犯人服刑期间为其提供精神治疗。
事实上，玛丽一定是在原地兜圈子，因为她所描述的河、码头、船以及她休息的门廊，听上去很像著名的圣玛丽·勒博教堂注。玛丽并没有跑太远。玛丽在教堂门廊睡了一觉之后，待内心的恐惧渐渐消失，她才想起可以坐巴士，走得远远的，去谁也找不到她的地方。但上了公交车，瞧见售票员每张票收一点二便士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兜里揣的是五英镑的大票，售票员根本找不开。她跳下车，车子正好开动，她一下子掉到了水沟里。几个人上前来扶她，但被她害怕地推开，一边跑，一边用手遮着脸。
玛丽被送到曼彻斯特女子监狱服刑，时年二十一岁。
“我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躲在门廊里，然后返回向相反方向漆黑的街上跑，一路躲着有路灯照明的大路。整个晚上我几乎都在不停地跑。”
玛丽为了自己，为了孩子狂奔，慌乱中不知身在何处，只是不停地跑。漆黑的夜色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她觉得身后总有人如影相随。她几乎只选择没有路灯的侧街，害怕在光亮的主路上，自己被人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