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大约七点，玛丽抵达了利物浦码头。眼前的一切与她的期望相差甚大。事实上，利物浦码头和都柏林码头看过去几乎一样，不过更大而已。玛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询问伦敦在哪里，答案是近五百公里之外。
“那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对爱尔兰说再见时，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为我父亲的在天之灵祈祷，请求圣母马利亚照顾我可怜的妈妈和我的兄弟姐妹。”
“五百公里？”玛丽道，“我听了差点晕过去。我还以为伦敦就在眼前呢。你看我有多傻？”
在户外又睡了一晚上之后，玛丽用几乎所有的钱买了张单程船票，身上就只剩下几先令。
玛丽在外面又睡了一夜，找些喂海鸥的面包充饥。面包已经过期而且很脏，但起码肚子里有了点东西。待早上太阳升起，玛丽又恢复了精神，年轻的乐观精神再次点燃，她向人打听如果身无分文怎么去伦敦。有人告诉她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送货卡车都是去伦敦的，她可以试试运气，看卡车司机是否愿意带上她。
“我整个星期天都在码头四处闲逛。码头很美，有大船，水哗哗响，还有海鸥在大叫。我对要去伦敦兴奋不已，甚至都忘了饥饿。”
“你应该没什么问题，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儿。”告诉她的人如此说道。
那时有许多货船每天从都柏林开往利物浦，但她必须等到周一才能买到船票。
根据我的经验，此话不假。大约十七岁，我就已经搭顺风车走遍英国和威尔士了，经常站在路边大拇指向下拦长途货车，搭顺风车安全抵达目的地。我经常一个人出行。我知道，大家都说卡车司机愿意捎女孩儿一程只为一个原因，但我没碰到那种情况。我遇到的卡车司机都是不喝酒、辛勤工作的男人，他们熟悉道路，要按时抵达送货。另外，他们都隶属某家公司，做了坏事马上就可以找到他们，而且到时候知道的不仅仅是公司老板，还有他们家里的老婆。
玛丽从不花钱买吃的，尽量向工厂其他女孩儿讨吃的，第三周结束时，她领了工资离开，声称不再回来了。
玛丽也找到了她的卡车司机，她对我说：“他是个大好人。路途遥远，我们聊了一路。我给他唱小时候父亲教给我的歌曲，他夸我声音动听。他在某些方面很像我父亲。你知道吗，他甚至带我去路边的咖啡馆，给我买饭，还不要我付钱。他说‘你留着吧，姑娘，我觉得你会需要它们的’。那时我心里想，如果英国人都像他这样，我会喜欢英国的。”玛丽停下来，低头瞧着自己的盘子，声音突然小得像蚊子：“他是我在这个国家见过的最后一个好男人。”
“我像老鼠一样安静，像幽灵一样隐秘，没人发现我睡在那里，甚至守夜人夜里巡逻也没发现我，不然我就被扔出去了。”她顽皮地笑道。
我们两人半晌谁也没说话。我不是喜欢打探别人私事的人，所以不想强迫她，于是我说道：“再来个冰激凌吗？我相信你还能再吃一个。我也不介意再来杯咖啡，如果你能付得起的话。”
玛丽来到码头，询问了去英国的路费，那相当于她三周的工资，于是她继续在工厂工作，晚上在储藏间睡觉。
玛丽哈哈一笑，道：“一百杯咖啡我都买得起。”
玛丽在都柏林的大街上睡了几晚，所有家当放在网兜里，她正惦记着伦敦。玛丽说道：“你知道狄克·惠廷顿和他的黑猫的故事注吗？我妈妈过去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总觉得伦敦是个美丽的地方。”
店家把点的东西拿给我们，说已经十一点十五分了，他准备打烊，问能否现在付款。不过店午夜才关门，我们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他是个大块头儿。我从没见他清醒过。我毫无反抗之力，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不断地扑向我，直到我都习以为常了。但当他开始随手拿东西打我和我妈妈时，我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我妈妈似乎对被痛打毫不在意，她醉得太厉害，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可我不是。我觉得他会杀了我。”
算上咖啡，共计两先令九便士。相当于现在的十二便士。我站起身，华丽地掏出五英镑钞票。
我打了个哆嗦。我曾听关爱儿童办公室的人说过，母亲再嫁通常意味着给孩子判了死刑。
店家吓了一跳，吐着气道：“喔，没有零钱吗？这么大的票谁能找开？”
“他们被带走也许是好事，因为我有两个小妹妹，我不想她们像我一样。”
我态度强硬道：“抱歉，没有零钱。有的话早就给你了。我朋友身上没有钱。如果你找不开的话，那就只能算我们白吃了。”
女老师向上报告，说玛丽家的三个小孩子旷课，回校时饿得半死，而且半裸。孩子们从母亲身边被带走，送进了孤儿院。母亲似乎根本没注意孩子不见了，她又找了一个男人。
我折起钞票放回手包。这招果然有用。店家道：“好的，好的。大小姐。我给你找去。”
“起初，她只喝点吉尼斯黑啤酒。‘喝了觉得好受些。’母亲这样说。然后开始喝能搞到的所有烈性发酵的黑啤酒。接着就是喝磨刀匠私酿的威士忌。我不知道她现在喝什么，很可能是烈酒和酒精。”
他先在收银台翻了翻，然后无奈地去店后面开保险箱。嘴里嘀咕着回到桌前，找给我四英镑十七先令和三便士，我把五英镑递给他。
玛丽声音突然升高，犹如管弦乐中的双簧管，发出悲伤哀怨的哭泣声。
玛丽瞧着，嘴里咯咯笑，像学校里的小女生。我对她眨眨眼，将找的零钱放进我包里。她还是那么信任我，不怕我起身带着她的钱跑了。
“我那可怜的母亲！我恨她对我们做的事，可我又真的恨不起来。她永远也忘不了家乡的群山、广阔的天空、杓鹬和云雀的叫声、大海和夜里的静谧。”
天色已晚。今天虽然没有夜班，可白天辛苦了一天，明早八点还要上班，而且肯定又是忙碌的一天。我本想说：“瞧，我现在得走了。”可心里放不下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儿子，话到嘴边，变成：“你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打算吗？”
若不是因为母亲，两人辛苦劳动所得也许足以维持家庭生计。
玛丽摇摇头。
玛丽是五个幸存孩子中的老大，八个哥哥姐姐不幸地没能活下来。父亲是农场工人，也挖泥炭。他们住在一个被玛丽称为希林的地方。母亲为“大户人家”洗衣服，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十四岁时，父亲在西爱尔兰的冬天死于肺炎，玛丽一家从此没了主心骨。他们住的地方附属于父亲租种的土地，因为家里儿子尚小，无人接替父亲的工作，一家人被赶了出来，从此搬到了都柏林。玛丽的母亲，一个乡下女子，从未踏出过她所长大的群山和草地，几乎无法应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寄宿在出租房里，一开始玛丽的母亲给人洗衣服，或者说试着接洗衣服的活，可穷人太多，再加上来自同样苦命女人的竞争，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付不起房租，一家人再次被赶了出来。玛丽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报酬只是微薄的工资。她十三岁的哥哥米克，离开学校，谎报年龄在皮革厂上班。两人其实都是奴隶童工。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女孩儿神情略微放松，似乎想说了。我给她要了苹果派和冰激凌。凭着女孩儿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我渐渐拼凑出玛丽的故事。她轻快活泼的声音令人着迷，我甚至愿意听她说上一整夜，不管她是给我念洗衣单，还是讲述那几代不变的悲惨故事。
“我不知道。”
我继续追问，女孩儿却再也不回答，于是我换了个问题：“你怎么来伦敦的，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你做了分娩登记吗？”
“我没法回家，不可能。”女孩儿道。
她没说话，于是我又问了一遍。
“你必须回家，”我说道，“伦敦是个可怕的大地方。你在这儿没法独自抚养孩子。你需要你妈妈帮你。你必须把这事告诉她。她会理解的。妈妈永远不会让女儿失望，是不是？”
“我哪儿也没登记。”她答道。
“我不知道。”
我不禁担心起来。她的肚子看上去大约有六个月的身孕，如果之前一直吃不饱，肚子里的宝宝会很小，那样的话也许马上就要生了。于是，我说道：“玛丽，你必须去登记。你的医生是谁？”
“你准备怎么办？”我问道。
“我没有医生。”
女孩儿摇摇头。
“那你在哪儿住？”
见她面色稍缓，我又问道：“你妈妈知道吗？”
玛丽没回答，我又问了一遍，她依然不作声，而且面露愠色，警惕地说道：“这不关你的事。”若不是我包里装着那四英镑十七先令和三便士，她可能就起身离开了。
“听着，我是个助产士。这种事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不过，我觉得其他人还看不出来。”
“玛丽，你最好告诉我，因为你需要医生为胎儿做产前检查。我是名助产士，也许可以帮你安排。”
女孩儿漂亮的眼里闪过恐惧、愧疚和恨意，双唇紧闭不吭声。
玛丽双唇紧咬，盯着指甲瞧了瞧，道：“我一直住在凯布尔大街的满月咖啡馆。但我不能再回那儿了。”
“你妈妈知道你怀孕了吗？”
“为什么？”我问道，“因为你从那儿偷了五英镑？”
女孩儿摇摇头。
玛丽点点头。
“以前离开过家乡吗？”
“如果被发现，他们会杀了我。我确定，他们肯定有办法找到我，我会死在他们手上。”
“梅奥镇。”
她说这番话时语气波澜不惊，似乎已接受了这无可改变的命运。
“你打哪儿来？”我问道。
现在换作我不作声了。我清楚伦敦东区是个残酷的地方。之所以没见过它的丑陋，是因为大家尊敬我们，而且总的来说，我们接触的都是正派人家。可眼前这个女孩儿轻易就会被卷入暴力的旋涡，如果她偷了那些人的钱，这股旋涡就会将她吞噬。她可能有生命危险。那时我还对凯布尔大街上臭名昭著的咖啡馆一无所知。
女孩儿肚子已经垫了底，她抬头笑意盈盈地瞧着我。
我问道：“今晚你有地方睡吗？”
女孩儿狼吞虎咽地吃着饭，我抿着咖啡，瞧着她。这个女孩儿名叫玛丽，黄褐色头发，身材纤细，皮肤白皙，活脱脱一个爱尔兰美人。她或许是凯尔特王妃，或许是某个爱尔兰酒鬼工人的老婆，很难讲——但也许没多大区别，我心道。
玛丽摇摇头。
在咖啡馆里，我们点了牛排、两个鸡蛋、薯条和豌豆。女孩儿脱掉夹克，坐在桌旁。这时我才发现她怀孕了，可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丢脸的事，虽然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重了，但不管怎样，这个女孩儿今后要有苦日子过了，我心中暗道。
我叹了一口气，一股责任感涌上心头。
女孩儿瞧了眼四周，一把将白色崭新的大票塞进我手里。她真容易轻信别人，我心中暗道。她害怕被别人看见，却不怕我揣着五英镑跑掉。
“走吧，我们去基督教女青年会注瞧瞧，看看那儿还开门吗。天很晚了，我不确定那儿几点关门，但应该试一试。”
女孩儿脸上绽开了笑容。“钱你最好现在就拿着，那样就不会让人看见我给你钱了。”
我们谢过店家，离开咖啡馆。到了大街上，我把玛丽的钱还给她，我们步行了不到两公里来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原来那儿晚上十点就关门了。
“嗯，听着，我们现在到那个咖啡馆去，让你吃顿饭。我会用你的五英镑付账，那样大家就会认为钱是我的。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此刻感觉筋疲力尽，高跟鞋简直要了我的命。回农纳都修道院还有两公里的路要走，明天还会是繁忙的一天。我心中埋怨自己不该惹上这个麻烦。在公交车站，我本该简单说一句“不，我破不开”，然后走开就好。
四十八个小时没吃饭，兜里却揣着五英镑。这正如爱丽丝注对毛毛虫说的，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可瞧着站在紧闭大门外的玛丽，那个瘦小、柔弱、温顺的小姑娘，我又怎能忍心独自离去，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呢，而且说不定有人正四处寻找要杀死她呢？她不见了，有谁会在意吗？碰上她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我心中暗道。当时我真想到了上帝，比你想象中更真实。
“今天没吃饭，昨天也没有。”
站在寒冷的夜里，玛丽瑟瑟发抖，她拉紧薄夹克的领口。我当时穿着暖和的驼绒大衣，大衣有个令我引以为傲的可拆卸的漂亮毛领，我卸下毛领，将它围在玛丽的细脖子上。她开心地叫了一声，把头缩在温暖的毛领里。
我突然意识到她的钱有可能是偷的。偷的东西不能出手就一文不值了。用英镑付款通常不会让人起疑，可这个女孩儿显然怕得都不敢试一试。不知为何我当时心中一动，突然问她：“你饿吗？”
“喔！真暖和。”玛丽笑道。
她鬼鬼祟祟道：“我不敢。怕被人记住说出去。他们会打我一顿，或杀了我。”
“来吧，”我说道，“你最好跟我走吧。”
“你怎么不去那家咖啡馆破钱？”
是她那绝望的叹息引得我多瞧了她一眼。她人又小又瘦，漂亮的鹅蛋脸，像极了拉斐尔注时代之前油画里的人物。年龄说不准，十四岁到二十岁都有可能。没穿大衣，只穿着薄夹克，完全不足以抵挡今夜的寒冷。没穿长袜，也没戴手套，两只手瑟瑟发抖。瞧上去是个营养不良的穷女孩儿——却竟然有五英镑。
“不，破不开。”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此刻我满脑子都是音乐，正一遍一遍地重温刚才听过的乐曲，我可不想被这种不知所谓的人打扰。
狄克·惠廷顿（1350－1423），英国商人，曾三次担任伦敦市长。传说狄克·惠廷顿是个贫苦的孤儿，去伦敦是为了发财，因为他听说伦敦的马路都是黄金铺的。在伦敦，他找到一份工作，为一个富商的厨师做帮厨。商人有一艘货船要发往北非摩洛哥的柏柏里，他通知仆人们每人可拿出一件东西与他的货一并出售。狄克·惠廷顿除了一只猫一无所有，就把猫送去了。不久，商人的货船回来，迪克得知他的猫被摩尔王国的国王花大价钱买走了，因为这位统治者的领地北非正闹鼠灾，急需大量的猫灭鼠。靠这笔钱狄克·惠廷顿走上了致富路，最终担任了三任伦敦市长。
我吃了一惊。五英镑！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三先令撑过这周。这情景换作现在，就好比你在街上被人拦住，问你能否破开五百英镑一样。
她一定早已做好打算，当我在黑墙隧道中下车时选中了我。当时大约晚上十点半，我刚从新近开放的节日大厅剧院回来。或许我瞧上去比其他人时髦一点，所以她觉得我更像富人。于是走到我跟前，一张口，轻快活泼的爱尔兰口音，轻声问道：“你能帮我破开五英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