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我多次到他们家检查孔奇塔的怀孕进展。为了告知伦恩怀孕的情况，我总选择晚上拜访。不管怎样，我喜欢和伦恩在一起，喜欢听他聊天，喜欢沉浸在这个家庭的欢乐气氛中，也想对他们所有人多一些了解。要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伦恩总是滔滔不绝。
在波普拉，这种毫不掩饰的夫妻恩爱简直千年不得一见。夫妻无论私下里感情多深，在众人面前，男人总会板着脸。沃伦夫妇两人经常有很多亲昵的举动，我觉得这很有趣，可两人从不公开谈论爱。我觉得伦恩和孔奇塔温存体贴和脉脉含情的表情十分动人。
伦恩是名油漆装饰工。他一定是个好油漆装饰工，因为他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在伦敦西区的好地段。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大人物的房子”。
她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依偎在他的怀抱里。伦恩不停地吻着她。
他的三个或四个年长的儿子和他一起工作，他显然不缺活干。这份工作本小利大，所以家中收入颇丰。伦恩在家中和后院的小棚子里工作，棚子里放着他的手推车。
整个过程中，孔奇塔一句话也没说过，只是面带微笑，温顺地任由我检查，听我说着外国语言。孔奇塔优雅从容地从床上起身，走到五斗橱前，翻找着梳子。瞧着她梳头，那一头黑发好像变得更加迷人了，无论如何仔细瞧也找不出一根白头发。她动了动头上深红的头绳，骄傲、充满自信地转身面对丈夫，伦恩伸手抱住她，嘴里念叨道：“我的康妮，亲爱的。哦，你看着真可爱，我的宝贝。”
那个年代工作的人还没有汽车或卡车这种交通工具。他们只有手推车，通常自己动手用木头制成。伦恩的手推车是用一辆旧婴儿车的底盘改造的，将婴儿车的婴儿斗卸掉，取而代之的是狭长的木盒子，装在弹性好的底座之上，一辆完美的手推车就做成了。弹簧让车子更轻盈，有了上好油的大轮子，车子推起来也更容易。接到新的工作，伦恩和他的儿子们就将工具装在手推车上，推到工作地点。他们也许要推车走上十六公里或更远，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油漆装饰工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往往需要干上一周左右，所以可以将工具留在客户家里，然后坐地铁最远可以坐到阿尔盖特，接下来再步行。
伦恩说得没错，于是我将孔奇塔的名字写在需要产前家访一栏下。
相比之下，水管工和泥水匠这类工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工作一般当天就能干完，所以只好推着工具去工作，晚上再推着车回来。过去在伦敦到处都能看见费力推车而行的工人。他们只能靠步行，这严重阻碍了交通。不过司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把这当成伦敦风景的一部分。
我告诉他们，每周二我们都有产前门诊，我们希望孕妇能去门诊检查。伦恩面露难色。“嗯，她不喜欢出去。不会讲英语。我不想她迷路或被吓到。另外，你也知道，她要在家里照顾孩子。”
我曾问过伦恩，战时是否曾应征入伍。
这就足够了。如果说谁知道，那就只有伦恩了，我心中暗想。
“没有，因为佛朗哥注对我干的好事。”他指着受过伤的腿答道，因为腿伤他无法参军。
“护士，你问吧，她已经几年没有来过月经了。”
“你的家在伦敦经历了整个战争吗？”我问道。
“请你问她一下好吗？也许她没有跟你说过。”
“绝不可能，抱歉我这么说，护士，”伦恩道，“我才不会让炸弹靠近康妮和我的孩子们。”
“啊，哈，没有。”伦恩答道。
伦恩人精明，消息灵通，最主要的是有胆量。1940年，在目睹了对空军基地和军工厂轰炸计划的失败后，他预见了不列颠战役的发生。
20世纪50年代，这种事情在所谓的“男女混合”场合，也就是男女之间从不会被提及，我问的时候感觉自己满脸通红。
“我对自己说，那个希特勒，那个狡猾的浑蛋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不会的。接下来就会轰炸码头。1940年当第一枚炸弹落在米尔沃时，我就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对康妮说，我要带你离开这里，我的女人，还有我们的所有孩子。”
要确定孕期，仅凭临床观察也许会有误差。相同的孕期仅凭临床判断，大宝宝和小宝宝能出现四到六周的误差，所以还需要进行日期验证。不过，我在楼下见到过七八个月的宝宝，所以孔奇塔应该不可能来过月经。我还不习惯问男人这种私密的问题。
没等国家实施疏散计划，一贯精力充沛的伦恩抢先在贝克街乘坐火车离开伦敦，一路向西抵达了白金汉郡。当他觉得走得足够远之后，他下了车，瞧着眼前这片充满希望的乡村地区。那个地方正是阿默舍姆，现在差不多算是伦敦郊区，位于大都市线上。可在1940年，那是极其偏僻、远离伦敦的乡下。伦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门，对房主人说他想把家搬出伦敦，问是否有房间可以租给他。
我继续为沃伦太太做检查。她的胸部丰满坚挺——没有肿块或其他异常。脚踝不肿，略微有些静脉曲张，但没有太大关系。脉搏血压正常，一切迹象显示她非常健康。
“我当时询问了起码有几百家。瞧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我是疯子，都对我说没有。有的人甚至话都不讲，当着我的面就把门关上了。但我没有放弃，谁也不能让我放弃。我想着总会碰到一个人愿意租房子给我。你只需坚持下去，伦恩，伙计。我心中给自己打气。
胎儿目前头向上，不过现在是正常的。听不到胎心，但听了小家伙乱踢乱动的描述，应该没问题。
“天渐渐黑了。我一整天都在走来走去，瞧着门当着我的面关上。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开始感到绝望了。正准备回火车站，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很沮丧。我走在一条两边是商店，楼上是公寓的街上，那情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我只问过那些看起来有很多房间的房子，没有试过公寓。”
“哦，有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小家伙一边动，一边踢腿。他真是个小足球运动员，那个小家伙，尤其夜里当我们想睡一会儿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我绝不会忘了她。走进一家商店旁边的门，我问那个女士：‘你有房间可以租给我吗，女士？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就是这样说的，然后她说‘有’。”
。“肚子里有动静吗？”我询问道。
“那个女士就是天使，”伦恩陷入沉思道，“若不是她，我们早死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肚子上有妊娠纹，但不多。仅从外观上判断，好像才是第四次，而不是第二十四次怀孕。我摸了摸子宫——怀孕大概有五到六个月了
那天是星期六。伦恩和那位女士商定，他周日接上家人，周一搬进来，之后也正是这样做的。
伦恩抚平床，让太太躺下，帮她向上拉起裙子，她脱掉了其他衣物。
“我告诉康和孩子们，我们要去乡下度假。”
“康妮，亲爱的，护士要检查你的肚子。”
伦恩只对房东说要搬家。他们留下所有的家具，只带上能拿在手里的东西。
我们走进卧室。
那位女士租给他们的房间被称为后厨房，是一间位于一楼，地面铺着石头，相当宽敞的房间。房间通往一个小后院，从那里可以上到楼上的公寓，也可以去旁边的商店。房间里有一个水池、自来水管、一个锅炉和一个煤气炉。楼梯下还有一个大橱柜，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没有插座式电暖器。房间里有电灯和室外厕所，但没有任何家具。我不知道孔奇塔当时是怎么想的，但那时她年轻、适应力强，只要和她的男人还有孩子们在一起，其他事都不在乎。
伦恩总在不停地讲话。事实上，在我认识伦恩·沃伦的时间里，可以说从来没见他停过嘴。即便偶尔无话可说，他也会吹口哨或唱歌——与此同时，嘴里永远叼着一根细长的自制手卷香烟。现在健康委员会的人强烈反对当着宝宝和孕妇的面吸烟，但在50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人人几乎都抽烟。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期间伦恩回过几次伦敦，拿了一些能用手推车推走的家具和床上必需品。不久，他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了一起。
“你好，苏，我的宝贝。来亲亲你的爸爸，好不好？”
“我不能把我的老妈妈留给炸弹，是不是？”
“真棒，彼特，你正在做你的家庭作业。他是个学者，我们的彼特。他会成为教授的，等着瞧吧。”
显然，每个白天和夜晚，伦恩母亲是在角落的扶手椅上打发时光的。岁数大的孩子们开始上学了。伦恩当上了送奶工。他之前没骑过马，不过那是一匹温顺识路的老马，本就聪敏的伦恩很快学会了骑马，可以一路悠闲地吹着口哨。孩子们一有机会就陪伦恩去送奶，小家伙们坐在马后感觉自己像是山大王。
我们上了楼梯，伦恩一路上和不同的孩子说个不停，“过来，西里尔，我们把卡车从楼梯上拿走，可以吗？真听话。我们可不想护士摔到脖子，是不是？”
孔奇塔负责照顾孩子，做女人分内的事——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家庭的里外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之后又迎来了两个宝宝。当第九个孩子要出生时，当地疏散机构的官员认为该给伦恩家分配更多的房间，于是他们拥有了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女孩儿们飞快地和妈妈讲了几句西班牙语，孔奇塔向我走过来，面带微笑。
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环境听起来依然很糟——三个大人，八个孩子，只有两个房间。但事实上，他们是幸运的。当时时局艰难，你瞧瞧旧新闻短片里那悲惨的画面就知道了，成列的火车载着东区的孩子，他们身上贴着标签，背着小包，被分批从伦敦疏散。多亏他们的父亲，沃伦家的孩子们才能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有父母照顾。
“嘿，温，你来替妈妈做晚饭，好吗，亲爱的？护士要给妈妈做检查。提姆，过来，伙计，你抱着宝宝，别让他们靠近蒸锅。我们可不想家里发生意外，明白吗？还有桃瑞丝，宝贝，你给温打打下手。我要带你们的妈妈和护士上楼。”
伦恩和孔奇塔的子女个个漂亮。很多孩子遗传了母亲乌黑的头发和大大的黑眼睛。岁数大的女孩儿们个个美丽动人，轻松就可以成为模特。孩子们在一起时说奇怪的混合语言，和母亲只说西班牙语，和父亲或其他说英语的人则说地道的伦敦方言。这种讲两种不同语言的能力令我叹为观止。可惜我没能对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太健谈了，一直和我聊个不停。丽兹是沃伦家唯一和我有联系的孩子，她大概二十岁，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女裁缝。我对衣服总是情有独钟，所以我成了丽兹的老客户。几年里，她给我做了好几件漂亮衣服。
孔奇塔站在蒸锅旁，面色娴静，容光焕发，早上我见到洗衣服的那口锅此刻正煮着一大锅意大利面。铜制蒸锅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它们的样子像个桶，大到能装下约二十加仑水，下有支脚和煤气口。锅前面有个水龙头用来排水。蒸锅本用来洗衣服，我头回见有人用来做饭。不过要想为如此一大家人做饭，蒸锅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厨具。若不是有悖常理，不失为一个聪明实用的想法。
沃伦家里永远人满为患，但据我所知，家人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不快。如果小孩子之间发生争执，伦恩会心平气和地说“不，不，我们要避免这样”，仅此而已。我曾目睹过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互相打架，可沃伦家的孩子们从不这样。
“没问题。孔正在做晚饭，但我想她可以让温替她一会儿。”
他们如何睡觉，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曾见过一间卧室里摆着三张双人床。我猜楼上的两间卧室里也一样，大家都睡在一起。
我们微笑对视，我告诉他，我需要给他夫人做检查以做记录。
孔奇塔临产的最后一个月，我每周都会去探视。某天晚上，伦恩提议我和他们一起吃点晚餐，我很开心。饭菜闻着很香，我和平常一样，正饥肠辘辘。对于吃用早上洗宝宝尿布的锅做出的饭这件事，我并不反感，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请。伦恩说道：“我觉得我们的护士需要一个碟子，丽兹，你给她拿一个好吗，我的宝贝？”
我贴着梯子和婴儿车挤过走廊，直接下到地下室厨房。伦恩·沃伦正坐在桌旁的木椅子上，美美地吸着自制手卷香烟。他的腿上有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桌上爬，伦恩不得不一直抓住孩子的裤子把他拉回来，以免宝宝掉下去。几个刚学走路的宝宝坐在伦恩脚上，伦恩把他们颠上颠下，嘴里唱着“马儿，马儿不要停”。孩子们哈哈大笑，伦恩也跟着放声大笑。伦恩笑起来时眼睛和鼻子上满是皱纹。他比妻子年龄大，大约五十多岁，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相貌英俊，可看上去极其坦诚开明，让人看着舒服，愿意和他相处。
丽兹用碟子盛了一堆意大利面递给我，然后又递给我一个叉子。只有这时你才能看出孔奇塔确实出身于农家。因为所有人共用一个碗吃饭。桌上放着两个大浅碗，是那种过去卧室里用来做老式马桶的碗，碗里满满装着意大利面。大家每人手拿叉子，从公用的碗里吃饭，只有我单独拿个盘子。这种情形我以前见过，那时我住在巴黎，和一个搬到巴黎来找工作的意大利农民家庭生活过一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吃饭的，从放在桌子中间的一个大碗里吃饭。
再次来到沃伦夫人家，大门依然没锁，于是我径直进了屋。房子里几乎到处都是年轻人和孩子。今天早上我只见到了特别小的孩子，还有一个小女孩儿，此刻所有上学的孩子也放学回家了。还有几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少年，应该是下班了。房子里的气氛像在开派对，所有人看上去都那么欢乐。年龄大的孩子举着小孩子四处走，有些孩子在大街上玩，还有些好像正在做家庭作业，没瞧见有人打架，在我和这个家庭接触的时候，从未见过孩子们互相打架或吵架。
孔奇塔已临近分娩。但因为不清楚最后月经时间，无法确定预产期。不过胎儿胎位正常，孔奇塔看上去也马上就要生了。
我目瞪口呆，这整件事情太荒谬了，比瞎编的还离奇。
“我很开心有了这个宝宝。她太累了。我不准备再出去工作了，活儿可以交给孩子们。我准备休息，照顾康和孩子们。”
朱丽恩修女眨眨眼。“噢，不是，”修女道，“没写错。孔奇塔·沃伦确实已经怀了二十三次孕，这次是第二十四次。”
令我吃惊的是，伦恩说到做到。那个年代，自尊的伦敦东区男人是绝不会屈尊去做被其称为“女人的工作”的。大多数男人连桌上的脏碟子或马克杯都不碰，甚至不会捡自己丢在地上的脏袜子。可伦恩所有家务活样样精通。孔奇塔天天早上或是很晚起床，或是早起坐在厨房舒适的椅子上。她有时会和小家伙们玩，但伦恩总在一旁监督，发现孩子太吵，就坚决带他们去别的地方玩。十五岁，刚从学院毕业，还没参加工作的萨丽在家给父亲帮忙。尽管如此，伦恩所有活儿都要干：换尿布、给蹒跚学步的孩子喂饭、收拾烂摊子、购物、做饭，还有无休止地洗熨衣服。一切家务活总伴着伦恩的歌声或口哨声，还有他那无穷无尽的好脾气。顺便说一句，伦恩是我见过的唯一可以一只手喂宝宝，另一只手卷烟卷的人。
突然，我想起了沃伦夫人的孩子。于是我大不敬地对朱丽恩修女道：“我终于抓到你犯错了。你在工作日志里写的是第二十四次怀孕，可你想写的肯定是第一十四次。”
孔奇塔的第二十四个孩子是在夜里出生的。晚上大约十一点我们接到电话，羊水破了。我蹬着自行车尽快向莱姆豪斯区赶去，因为我估计这次分娩会很快。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听得津津有味。这真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个乡下姑娘！她看着可一点也不像农民的女儿，倒像是被共和党驱逐出宫的西班牙皇家公主。难道不是勇敢的英国人挺身而出救了公主，然后把她带回伦敦了吗？多么棒的故事！每个情节都那么的离奇，我期盼着今晚再见到沃伦夫人。
赶到沃伦家，一切已准备就绪。孔奇塔正躺在干净的床上，身下铺好了棕色防水纸和胶皮垫。房间温暖，并不过热。婴儿床和婴儿衣服已备好。厨房里正在烧着热水。伦恩躺在孔奇塔身边，为她按摩肚子、大腿、后背和胸部。他准备了一块凉毛巾给孔奇塔擦脸和脖子，每次宫缩，他都紧紧抱住夫人，嘴里念叨着鼓励的话语：“我的女孩儿，我的宝贝。马上过去了。我抱着你呢，抱紧我。”
待时机成熟，沃伦先生娶了女孩儿。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女孩儿没有出生证明，也不确定自己叫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或父母是谁。但不管怎样，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三或四个孩子，看上去她也貌似已满十六岁。因为猜测她可能是天主教徒，所以当地牧师被说服，无奈地为这段早已开花结果且硕果颇丰的婚姻祝福。
看到伦恩在场我吃了一惊。我本以为陪着孔奇塔的会是邻居，或是伦恩的母亲，或是年长的女儿。我之前从没见过分娩时有男人在场，医生除外。可这次正如其他事一样，伦恩行事总是出人意料。
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不但活了下来，回伦敦时还带着一位只有十一二岁，如花似玉的西班牙农村姑娘。他带着女孩儿住在母亲家里，两人显然在一起生活。沃伦先生的亲戚和邻居会如何看待这种前所未闻的事，那只能凭空想象了。不过沃伦先生有母亲这个坚强的后盾，所以对众多邻居的流言蜚语毫无畏惧。不管怎样，沃伦先生无法把姑娘送回西班牙，因为他不记得女孩儿的家在哪儿，而女孩儿貌似也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爱这个姑娘。
一眼瞧过去，我知道孔奇塔马上要进入第二产程了。我快速换上手术衣，摆好我的盘子。胎儿心率稳定，不过摸不到胎儿的头，肯定是进入骨盆底部了。因为羊水已经破了，我不打算做宫检，现在任何体内检查都可能导致感染，除非有必要，否则应该避免。宫缩的频率大约为每三分钟一次。
“她到底是怎么来伦敦的呢？”我问道。这个问题修女们倒是能回答。沃伦先生是伦敦东区人，这点毫无疑问，他生在码头区，命中注定要走父亲和叔叔们的老路。可由于某种原因，年纪轻轻的沃伦先生心生叛逆，不愿意再走父辈的老路，他摆脱了命运的束缚，跑去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劳动人民对外国事务一无所知。他这么做或许纯粹出于政治理想主义，至于为共和党还是保皇党而战则无关紧要。他只想有一场年轻的历险，而一个远在异乡的浪漫国家的战争正是他所需要的。
孔奇塔正在出汗，嘴里轻轻呻吟，但并不强烈。每次宫缩间隙她都彻底放松地躺在丈夫怀抱里，微笑瞧着他。她没有服用任何止痛药。
尽管沃伦太太不会讲英语，大家都没和她打过太多交道，但修女们都对她不陌生。她大部分时间显然都生活在伦敦东区。可她不会讲英语，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修女们也不清楚。有人说也许不需要，或者不想学新语言，或者只是因为头脑不灵光。这种猜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我就曾注意到有些人会通过沉默来掩饰自己智力的不足。这令我想起了特罗洛普注小说中那位副主教的女儿，全巴塞特郡和伦敦都为之倾倒，迷恋颂扬她的美丽和心灵，可实际上她却是个极其愚蠢的女子。只因她地位显赫，美丽动人，而且沉默寡言，所以就备受人们美誉。
没过多久，孔奇塔面色突然一变，神情变得专注起来。她先用力哼了一声，第二次一用力，整个胎儿就离开了母体。这一个小宝宝，分娩速度之快让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只接住了宝宝。小家伙就这样出来躺在床单上，根本无须我的任何帮助。我清理了宝宝的呼吸道，伦恩把脐带钳和剪刀递给我。该怎么做伦恩一清二楚，他其实可以自己接生了，我心中暗道。胎盘很快也出来了，没有大出血。
农纳都修道院的午餐是一天的主餐，也是修女们和非神职工作人员聊天的场合。午餐只是普通的家常饭菜，不过味道不错。我天天盼着吃午餐，因为我总是饥肠辘辘。每天的午餐大概有十二到十五人。做过感恩祈祷后，我提起了孔奇塔·沃伦太太。
伦恩用暖和的毛巾轻轻包住宝宝，将它放在婴儿床上。他冲楼下喊要热水，并通知大家刚生了一个小女孩儿。接着给夫人洗了澡，熟练地换好床单。他给夫人梳理了黑发，扎上白色头绳，以和她今天穿的白色睡袍相配。他称呼夫人为他的宠物，他的爱，他的宝贝。夫人对他回以陶醉的微笑。
另外，让我好奇的是她的娴静高贵。相比之下，我在伦敦东区碰到的多数女人都显得粗糙许多。另外，还有她那充满拉丁风情的美丽。地中海地区的女人往往老得早，尤其在生完孩子后，按照风俗她们的打扮通常是从头到脚一身黑。可这个女人却一身红飞翠舞，看上去也不像四十岁的人。南方人的皮肤之所以显老也许是拜南方过度日晒所赐，或许是北方潮湿的天气令她看上去驻颜有术。沃伦太太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打算趁午餐时从修女那里打探一下她的故事。另外，我还要取笑一下朱丽恩修女，她竟然将一十四写成了二十四。
伦恩冲着楼下喊：“上来，丽兹，把这些带血的床单放进锅里，好吗？接下来，我们也许该喝杯好茶，怎么样？”
那天早上我还去了其他几家，可脑子里总会想起沃伦太太，那个极不寻常的女人。我们见过的产妇大多与她们的父母、祖父母一样，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极少碰到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女人。伦敦本地女子过的是集体生活，经常要和别人打交道。沃伦夫人不会讲英语，自然也无法融入这个圈子。
随后，他回身面对夫人，从婴儿床里抱起宝宝，将她递到夫人手里。孔奇塔欣慰地笑着，抚摩着宝宝小小的头，亲着她的小脸。她没说话，只是开心地咯咯笑。
我们下了两节楼梯进了厨房，脚踩在木制台阶上发出咔嗒咔嗒声。我谢过沃伦夫人，告诉她一切令人非常满意。沃伦夫人对我的话回以微笑。她的女儿翻译了我的话，她的母亲说道：“Si。”我还需要给沃伦夫人做检查，做产科记录，可如果互相听不懂，这工作显然没法完成，而且这也没法要求孩子们做翻译。于是我决定等她丈夫回家后再来。我问我的小翻译她父亲什么时候在家，她告诉我“晚上”。于是我让她告诉她母亲，六点后我会再来，然后就离开了。
伦恩欣喜若狂地又开始闭不上嘴了。分娩时，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那是我所知的他唯一一次那么久没说过话。现在什么也无法阻止他说话了。
待离开主卧时，对面屋的房门大开，我飞快地瞥了眼对面屋里的情况。三张双人床看上去已塞满了整个房间，没瞧见其他家具。
“哦，瞧瞧她。詹，瞧瞧她，护士，漂不漂亮？瞧她那双小手。看，她有指甲。噢，她正睁开小嘴呢。噢，你这个小甜心。瞧，她的长睫毛真像她妈妈。她真是漂亮极了。”
母亲跟那个女孩儿讲了几句，女孩儿带我从楼梯上到一楼。卧室的环境堪称完美：一张大双人床——我坐了一下，丝毫没有下陷——可以用来分娩；三张小床——两张木制正常小床和一张有围栏的婴儿床；两个大五斗橱和一个小衣柜；屋里有电灯，地上铺着地毯。女孩儿道：“妈妈把这儿都准备好了。”她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满是雪白的婴儿衣服。我要求看下卫生间。房子里有的不只是卫生间，而是间浴室——这简直太棒了！我可以结束评估了。
伦恩欢喜得仿如刚迎来第一个宝宝的年轻父亲。
这个女人给我的印象极为奇特。即便以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眼前的地下室也足够简陋的。一个石制水池，洗好的衣物，一个咕噜冒泡的热水器，一个熨斗，到处挂着衣服和尿布，一张摆着碗碟和些许食物的大桌，煤炭炉上架着脏兮兮的深平底锅和煎锅，一股难闻的混合气味。可这位骄傲美丽的女人干起活来却驾轻就熟，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他把其他孩子都叫起来，围坐在妈妈身旁，孩子们说着西班牙语和英语。除了刚蹒跚学步的孩子们依然在梦乡中沉睡，剩下的人都醒着，兴奋不已。
显然，孔奇塔·沃伦太太不会讲英语。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和孩子们讲话之外，只听她说过“Si”和“Bebe”。
我收拾好我的助产包，悄悄溜出房间，不想打扰他们的团聚和欢乐。伦恩瞧见我离开，客气地陪我出来。等我们一走，我发现其他人不知不觉地就说起了西班牙语。
女人和孩子瞧着我一言不发。窘迫的我只好做起自我介绍，说我是街区助产士，敲了门但没人应答，我是来做家庭分娩评估的。女人听了没任何反应，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女人依然毫无反应，只一脸平静地盯着我。我正怀疑她是不是耳朵聋或听不到我的话，这时两或三个孩子开始和女人讲起话来。那几个孩子飞快地讲着西班牙语。女人脸上露出一丝精致的笑容。她向我走来，说道：“Si。Bebe。”我询问是否可以瞧瞧卧室，女人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瞧着刚才和她讲话的一个孩子，一个大约十五岁的小女孩儿。她和母亲讲了几句西班牙语，她母亲美如雕塑般的头轻点，优雅客气地说道：“Si。”
尽管我几乎什么都没做，伦恩依然对我表示感谢。他帮我拎着包下楼，说道：“一起喝杯茶，怎么样，护士？”
地下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大约有十二双眼睛正瞪着我。多是孩子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可有双墨黑的眼睛，那属于一位留着黝黑浓密披肩发的漂亮女人。她的皮肤真漂亮——白皙，略显黄褐色。双臂匀称，因为洗衣服看着湿漉漉的，手指上还沾着肥皂沫。她终日操劳洗衣，看上去却并没疏于打扮。身材不瘦，但不臃肿。胸部高挺，臀部大但不松弛。朴素的衣服外面围着一条带花围裙，脑后系着一根深红色头绳，皮肤和头发在头绳的衬托下越发赏心悦目。女人个子高，颈部细长，头部线条优美，散发着西班牙世袭伯爵夫人般自豪的美丽。
喝茶时，伦恩快乐地说个不停。我告诉他我有多喜欢和羡慕他的家庭。作为一名父亲，他值得骄傲。还有，瞧着他们流利地说着西班牙语我有多钦佩。
第二个房间里有道门可以通向地下室。我踩着木楼梯向下，尽量弄出声响，屋里的人还不知道我进屋了，我可不想吓到他们。我大喊了一声“你好”，没人回应。“有人吗？”我傻傻地用力喊道。地下室里显然有人，可就是没人回答。通向地下室的门半开半掩，没办法，我只好推门而进。
“他们很聪明，我的孩子们。他们比我这个父亲都聪明。我一直都学不会。”
如果眼前这漂亮的屋子也被别人称为最棒的客厅，那这家骄傲的主妇肯定会痛哭流涕。漂亮的灰泥顶棚飞檐下方的镜框上系了大约六根晾衣绳，每根晾衣绳上都挂着洗好的衣服。阳光透过褪色的单幅窗帘照进屋里，窗帘貌似直接钉在窗户上，用来挡住大街上的人，显然无法拉动。木地板上到处扔着东西，好似垃圾。几台坏收音机、婴儿车、家具、玩具、一堆圆木、一麻袋煤、摩托车零件和看上去像是修理发动机的工具、机油和汽油。除此之外，板凳上还堆着大量家用油漆、刷子、滚筒、衣服、酒壶、几瓶稀释剂、几卷墙纸、几罐干胶水和一架梯子。窗帘一角用安全别针固定在大约四十六厘米高的地方，借助透过窗帘的光线可以清楚瞧见长桌旁摆着一台胜家牌注缝纫机。桌上四处散落着女装样板、大头针、剪刀和棉花，除此之外，竟然还摆了些价格昂贵、精美的丝绸料子，桌旁立着一个女装模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屋子里有件和我祖母客厅里一样的东西——靠墙摆着一架钢琴。钢琴盖子开着，露出脏兮兮、发黄的按键，几根白色琴键已经不见了。我愣愣地盯着钢琴制造者的名字——施坦威注。这不可能——这样的屋子里竟然会出现施坦威钢琴！我忍不住想冲过去，弹上一曲，可我还要想法子去地下室，吵闹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我关上房门，走进第二个房间试试运气。
一语点醒梦中人，忽然间我明白了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孔奇塔不会说英语，而伦恩则一句西班牙语也不懂。
吵闹声来自地下室，可没瞧见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于是我进了走廊里的第一个房间。这显然是我祖母会称之为“最棒客厅”的那种房间。祖母的那个房间里摆着她最好的家具、各种小玩意、瓷器、照片、蕾丝，当然还少不了钢琴。我们只在每个周日和特殊场合才能进去。
狭窄的走廊，人勉强可以通过，墙边并排放着两架梯子，三辆大婴儿车。一个七八月大的宝宝正在一辆婴儿车里酣睡，另外一辆瞧过去像是装满了洗好的衣物。第三辆婴儿车里装的则是煤。那个年代的婴儿车都是庞然大物，有巨大的轮子和高高的挡板，我不得不边侧身挤过婴儿车，边推开头上飘扬着的洗好的衣服。走廊正前方是位于一楼的楼梯，楼梯上也挂着五颜六色的洗好的衣服。肥皂、潮湿的衣物、婴儿的排泄物、牛奶的味道与饭菜味混在一起，形成一股令我觉得恶心的讨厌味道。越早离开这里越好，我心中暗道。
我下了主路，拐进侧街，在必不可少的地图的帮助下，找到了要拜访的人家。这家人的住处位于一片宽敞不错的房子之间——一栋三层高的楼，外加一间地下室，每层有两间房，再加上通往花园的地下室——一共七间房。情形看起来不错。我敲了敲门，没人应门。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了，只是奇怪没听见有人喊“进来吧，亲爱的”。我听见屋子里有吵吵闹闹的声音，于是又用力敲了敲门。依然没人应门。没办法，只好自己拧开门进去了。
孔奇塔·沃伦太太，这名字听上去真与众不同，我一边骑车向莱姆豪斯区赶去，一边琢磨着。大多数本地女子会叫桃瑞丝、温妮、埃塞尔或格蒂这样的名字。绝不会叫孔奇塔！这名字透着“一杯南国的温暖……杯缘明灭着珍珠的泡沫”注的韵味。这个孔奇塔为何会置身于乏味的灰雾之中，顶着灰蒙蒙的天空，跑到灰突突的莱姆豪斯区呢？
今天要去探视一位孕妇，对她和她的住处进行评估，看是否适合家庭分娩。我很不喜欢做这种事，要求我看别人的卧室、卫生间、厨房、如何烧热水、宝宝的婴儿床和床上用品，似乎过于无礼了，可这事必须有人去做。要拜访的人家说不定在贫民窟，条件也许非常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如果环境的确糟糕，我们有权拒绝家庭分娩，那样孕妇就只能去医院。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政权，自1939年开始到1975年，独裁统治西班牙长达三十年。前文提到伦恩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大家庭我已见怪不怪了，可这也太离谱了吧，我翻着当天的工作安排，心中嘀咕道。二十四次怀孕！肯定有哪里不对，应该是第一个数写错了。这可不像朱丽恩修女一贯的作风。病历证实我猜得没错。只有二十四岁，那绝不可能。看来大家都像我一样会犯错，我心中暗自欣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