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尔马诺中士，我们是谁？”
“不。他们和我们一样。”
我不知道我笑了没有，也不知是否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只知道姑娘站起身，邀请我和她一起，静静地站在她母亲的墓旁。
“加利西亚人是黑人吗？”
“您的母亲还活着吗，中士？”
“这不是种族主义。或许也可能是。实际上，他们也把加利西亚人扔进了斗牛场。”
我回答说不知道。伊玛尼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摇了摇头。她说那是她听过最悲伤的回答。
我抬眼看向伊玛尼，想知道故事的效果。她的表情依然平静。
我想在信件的结尾部分讲述这几天最让我惊愕的事情。一位陌生的信使来到我家，他是一个瘦小的黑白混血儿，蓝色的眼睛像鱼眼一样宽。他从伊尼扬巴内来，除了例行信件，你都想不到，他还带来了一封我母亲的家书。他把信封递给我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只是发怔：
我分享了一段里斯本的回忆。那是我父亲唯一一次带我去看斗牛比赛。在某个时刻，因为公牛已经筋疲力尽，状似无害，人们派了五六个带着羽毛装饰的黑人，骑着滑稽的纸壳马入场。那些饰品让他们行动困难，却在人群中掀起了搞笑的热潮。斗牛猛地向这些可怜虫扑去，让他们个个受尽凌虐，一直抱怨演出太过乏味的观众此时开始欢呼雀跃。
“我母亲的信？”
我发出求和的信号：“我现在能明白黑人对我的种族的痛苦感情。”
小伙子几乎是掰开我的手指，把信封塞进我手中。他向我道歉：信纸在过河时沾了水。我跑回房间，想要缓慢而开心地阅读信笺。水沾湿了字迹。但是我因为感动而湿润的双眼，战胜了这显而易见的不可卒读。只有寥寥几句，内容也很空泛：信里表达了一个母亲对儿子一直寄来思念的问候的感激之情。我放弃了阅读，我完全肯定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我承认，我还没有准备好理解那些充斥在黑人话语里的隐喻。伊玛尼的灵魂几乎与白人无异，但她的语言仍然让我感到惊讶。
我走出房门去找那个信使。我把穆瓦纳图的小房间分给了这位新来的信使，让他稍事歇息。我打断了他的休息，还给他误送的信件。
“生活就像一场潮汐。”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是因为我是白人吗？所以你才疏远我？”
小伙子半睁开眼睛，又蜷缩回席子上。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从未来过这个狭小的隔间。我感到内疚。我给自己找借口，之前没来过是因为不好意思侵犯别人的隐私。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有另一个原因。
姑娘的话里透出一丝无法隐藏的怨恨。我之前确实撒谎了。但是还有别的更古老的原因。
我匆忙回到房间给您写信。我坐下来，像往常一样，开始在纸的顶部填写寄件人。写到我亲爱的若泽·德·阿尔梅达这个名字时，我停了下来。我想到了我们信件往来中的种种误会。
姑娘接着问：“你们剖开大地的腹部偷取矿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们会命令黑人叠罗汉，直到触到月亮。乔皮族的矿工会开采月亮上的银矿。”
比如，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会寄给我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给他母亲的信件副本。我承认，我甚至觉得您僭越了对他人应有的谨慎和尊重。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要感谢您的细腻心思。您猜中了我最原始的不安与隐藏最深的需求。现在，书写您的名字时，我的笔悬在纸张的顶部，我做了决定：不能再装下去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不是您，阿尔梅达参事，在阅读和回复我的信。我应当划掉信上的收件人，在它的位置上，写下艾雷斯·德·奥内拉斯的名字。因为我是在和您，亲爱的奥内拉斯中尉交谈，一如从前。
“我没有，伊玛尼。我没有。”
我没有被这种误会伤害。相反，我请求您，亲爱的中尉，向阿尔梅达参事转达我衷心的感谢。告诉他我因为欺骗而感到幸福。我是多么感激，因为那个人一直都是艾雷斯·德·奥内拉斯。对您，我亲爱的中尉，我要说：谢谢您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您好心地寄来您写给自己母亲的信。您想象不到那些信在遥远的腹地对疗愈我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伊玛尼提醒我，世界上没有比不知道亲生母亲是否在世还要悲伤的事，她是对的。您的信给我一种与母亲交谈的错觉，仿佛她为我抚平了流放的痛苦。
“杀人的是开枪的人还是下令的人？我问您：象牙让你们变得更富有吗？”
我现在确信，我能在非洲腹地幸存，完全得感谢这位生下我的神圣女人。我做过的一切值得骄傲的事，都是受到她的影响。因为她，我加入了1月31日共和党人起义。仿佛通过企图杀死国王，我能报复我那位遥远而严格的父亲。
“我们？”
在战斗广场上，当子弹纷飞，仿佛突然出现的小小铁鸟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针对我们的射击从圣伊尔德方索教堂的阶梯上方而来，那是市政厅警卫队的火力点，这是奇怪而悲伤的讽刺。尽管完全不同，我却觉得这座教堂和母亲消失的那座一模一样。母亲在那里消失，只为像天使般轻盈地重生。
“以前有大象经过这里，”她指向树丛，“现在一头也不剩。你们把大象全部杀死了。”
在我身旁，我军营的舍友倒在了台阶之上。他胳膊上扛着的红绿大旗和他一起倒下。我俯下身想救助这不幸的人。他裸露的皮肤和制服上没有一滴血。仿佛他只是摔了一跤，他一直嘟囔着什么，听不清楚，但始终不停嘴，直到他的目光被黑暗的套索攫住，不再转动。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军营的同伴。我也在那里消亡。那一刻，我的眼泪唯一的价值就是带我回到童年的房间。
我没有理解，她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荒谬的问题。我邀请她一起去拜访她母亲的墓地。她沉默着同意了。我们静静地坐在她家后院。
这场远离家乡的漫长旅途，终究是一次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回归。那一天，我被留在军事学校门口，我迟迟没有进楼。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去，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死去。我站在入口，向街上望去，看看母亲是否会因为内疚去而复返。但是她没有。
“您觉得我是一颗子弹吗？”
多年以后，当我戴着镣铐离开起义者的审判台时，仍然相信，在被告亲属聚集的码头，能等到母亲的拥抱。但是人群里没有出现母亲的身影。
然而，这周我在村里买鱼时碰见了伊玛尼。她没有看我。这和她平素对待我的态度并无差异。眼睛要低垂，女人都这么和男人说话。她没有看我，但是开口说话了。她的问题不能更奇怪了：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的心里仍能听到她为我而唱的甜蜜沙哑的摇篮曲。在稀树草原的静寂之中，我在马林巴琴的旋律里听到了它。或许我的母亲一直只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声音，一根纤细的丝线悬挂着整个宇宙的重量。伊玛尼问起我是否有葡萄牙老家的消息时，我应该这样回答她。
我是不是疯了？您一定会这样想。我也是。因为这份癫狂，几天前，我以前的哨兵来看我时，我简直兴高采烈。他已经回到了岗哨吗？我错了。男孩前来不是为了留下。他只是来为一个愚蠢的任务寻求建议。他想埋葬我发给他的武器。我借此机会询问了他美丽的姐姐伊玛尼的消息。他告诉我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撒谎。显然姑娘不想见我。我尊重她的意愿。正如我尊重她的弟弟穆瓦纳图的愚蠢想法，装作听他说话，给他建议。
我需要生活在黑人和陌生人之间，才能了解自己。我需要在黑暗和遥远的地方衰老，才能知道我还有多少仍然属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
我不知道我是思念穆瓦纳图这个人，还是思念作为送信者的他。实际上，没有书信才是我最大的失落。这些天，我开始神志不清，幻想地板上铺满了纸。我打开窗，一阵轻风吹来，纸页飘到空中，打着旋儿在远处翻飞。我眺望远处，田野里都铺满了纸张。成千上万的信纸连成一条一望无际的围巾，逐渐消失不见。旷野之中，躺着一个年轻人的尸体，胳膊上刺着“母亲的爱”。走近一些，可以看见他全身上下都有文身。他用微小的字母在身上刻了一整本书。死者复活了，维持着坐姿和清醒。他开始将皮肤上的文字誊写在纸上。但他很快意识到，穷尽一生都无法誊抄完皮肤上比毛孔还要多的文字。
或许伊玛尼关于蜘蛛和蛛网的话是对的，它们治愈世界，修补我们灵魂的裂痕。也许我在这些流亡的日子里，养成了编造疾病的奇异兴趣。我遭受的不是生理病痛。实际上，长官，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非洲生病。我得病是因为葡萄牙。我的疾病只不过是祖国的没落和腐朽。埃萨·德·格罗什[1]写过：“葡萄牙完了。”写下这句话时，他说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和他的病：一个没有未来的祖国，被一小撮人的贪婪掏空的祖国，在英国的反复无常面前摧眉折腰的祖国。
我从未想过会如此思念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人。一个愚笨、沉默而遥远的男孩，用他的离开在我的心口开了一个洞。自从穆瓦纳图回到父母家中，我原本就很严重的孤独和绝望变得无药可救。我一直以为，无论身在何处，上帝会是基督徒的永恒伴侣。或许我不是一个好信徒，或许恩科科拉尼超出了神的关切范围，二者必有其一。
这座破旧的营房没有错。住在军营中的我也没错。我清楚地记得祖父的话：穿上制服，就脱下了灵魂。如果我现在死了，你能毫不费力地带我回到祖国：赤裸的灵魂没有重量。我用不着旅行。因为不会有关于我的回忆。
尊敬的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
我的母亲说世界上有天使。我那时还是孩子，拥有世上最全然的天真，却并不相信那些天堂的生物。它们身上有一种悲伤的东西，让我无法相信。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理解了那份悲伤。不是说不能有天使。或许是整片天空都不足以容下哪怕一只天使。
恩科科拉尼，1895年8月11日
[1]Eça de Queiroz，1845—1900，葡萄牙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