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一般黯淡的日子终将迎来终结。一天，妈妈拿起一样样东西看过之后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好或装好。我看着妈妈，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妈妈是在收拾屋子，她在打扫卫生。我也开始打扫，于是悄悄地拿起身边的东西看了看。那是一个瓶身细长、瓶颈弯曲、有个蓝色盖子的管瓶。我久久地把它拿在手里，心想要把它放到哪里。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稀薄的，还是黏稠的？直到隐隐闻到里面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我才终于可以将它归类进那个上面画着红十字的药箱里。因为刚开始我没分清那是液体膏药还是胶棒。就这样，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至少当时我是那样想的，我们终于解脱了，终于活过来了。妈妈决定重回朋友的店里上班，我也打算假期一结束就回学校上课。可是，我们并没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没有人知道前一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姐姐为什么出门。姐姐从不出去散步什么的，那天她身上没带钱包，看起来也不像是出去买东西。更奇怪的是，姐姐竟然坐了申政俊的车。对于自己不情愿的事，姐姐一般不会勉强答应别人。姐姐坐他的车并不是被强迫的，洗衣店老板娘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姐姐到底为什么在洗衣店前坐上了申政俊的车？她打算坐车去哪里？七点左右她从申政俊的车上下来后又去了哪里？她身上没带钱，不可能坐公交车或地铁。那么，她的尸体被发现的五站地外那个公园，她是步行过去的吗？在那里她遇到了谁？又是被谁杀死的？
妈妈为了给姐姐改名去了家庭法院(3)。她说想给女儿改名，工作人员递给她申请表，并且告诉她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回到家里，妈妈工工整整地在改名申请表上写上了姐姐的姓名，又填上了代理人，即妈妈本人的姓名、住址以及其他个人信息。改名原因一栏写的是，本名是金惠恩，但出生登记写错了，现在想更改过来。去家庭法院递交材料时，工作人员要求妈妈提供相应材料。妈妈说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无法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工作人员有些惊讶，问道：“想改名的人已经去世了吗？”妈妈淡淡地回答说：“是的。”工作人员说死者是不能改名的。妈妈没有放弃，说：“活着的人改名和死去的人改名有什么不一样？改个名有那么难吗？”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还反问道：“就算允许改名，那更改后的名字要去哪里备案？死者是没有所属单位的，没有文件记录，改名有什么意义？”妈妈说那没关系，只要求准许改名。工作人员摇了摇头，面色苍白地说：“这不是我想办法就能解决的问题，死者是不允许更改姓名的。”然后将妈妈交的一千韩元印花税放进方形的小盘子，退了出来。妈妈呆呆地望着那张一千韩元的纸币，喃喃自语：“我的孩子都死了，你们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吗？就这么点忙。”然后拿起钱，像一个没有分到糖的孩子那样哽咽着转身离开了。
现在想来奇怪的是，前一天夜里姐姐没有回来的事情，我和妈妈都不知道。那天我一直以为姐姐一整天都在家里。姐姐对世界杯不感兴趣，我自己看完了巴西队和德国队的决赛，然后一边吃拉面一边看完了闭幕式转播。很晚才从店里回家的妈妈看到房门没有锁，并没当回事，也没想到提醒女儿们注意。
从那时起妈妈便只身开始了改名工作，她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给姐姐改名。她把姐姐的课本和参考书、笔记本和手册上的名字都改了过来，又拿出相册，把里面姐姐的照片一张一张找出来，执意在反面写上了“惠恩”的名字。爸爸去世以后开始记的家庭账本也是，妈妈把所有有关姐姐支出的项目都用涂改液涂掉，然后把名字改了过来。“海彦”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学习用品全部变为了“惠恩”的。“你姐姐惠恩啊……”每次提到姐姐的时候，妈妈总是格外注意“惠”字的发音，有时候矫枉过正，听起来反倒像“怀”或“欢”甚至“薇”。听着妈妈的话，我总是想，不正常的不是妈妈，而是不接受我们的改名申请而让事情变得如此复杂的工作人员。死者有什么必要改名？这个问题需要他操心吗？他有什么权力？本来给改一下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妈妈说。我无法忘记当时妈妈的声音，她说出的是“惠恩”而不是“海彦”。不知哪里传来妈妈喊着“惠恩”“惠恩”的声音。“我们家惠恩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们家惠恩！”
一天，我睡到一半睁开眼睛时，发现妈妈坐在我身边，盯着我的脸看。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即便我已睁开眼，妈妈脸上的表情仍然没有一丝变化，依然默默地看着我的脸。那是一种忍受着无限痛苦的表情，就像看到用力拽掉深深的倒刺后渗出血的手指那样。我知道，妈妈想从我的脸上找到另外一张脸孔。她想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脸：我希望看到的那张脸去哪里了呢，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不是那张脸，而是你的脸？
“惠恩死了！”
想起很久以前妈妈看着姐姐的脸露出的那种充满希望与自豪的眼神，要说与之完全相反的，那一定是此刻妈妈望向我的眼神。我终于明白，我们根本没有回到现实中。我也明白，不经过曲折蜿蜒的道路，我们无法回到真正的现实中。等待我们的是像焦虑症患者那样由于担心弄丢自己，时刻坐立不安，不停地摇头和眨眼，反复地开始、结束某事的痉挛般的生活。
很快妈妈便打来了电话，让我看看姐姐在不在家。我找了姐姐的房间、里屋，还有我自己的房间，然后告诉妈妈姐姐不在家。妈妈声音颤抖着告诉我不要出门，把房门锁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那天晚上妈妈很晚才回来，浑身被雨水淋透。我不知道外面下雨了，看到妈妈拖着淋湿的身体一下子瘫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我赶紧拿来一块干抹布。
妈妈没法改变自己，所以努力给姐姐改名字，而我改变不了姐姐的任何东西，只能改变自己。即使妈妈阻拦，我也会断然去做，更何况妈妈根本没有阻拦。她不但没有阻拦，甚至等同于支持我那样做。一向视钱如命的妈妈竟然欣然答应给我出手术费。我开始辗转于各家整形医院。开始是眼睛和嘴唇，后来是额头和鼻子，最后分三次进行颧骨和下颚、削下巴的面部轮廓整形手术。手术的痛苦对我来说就像麻药，只有鼻子上着夹板的时候，眼泪流淌到肿胀无比的颧骨上的时候，我才能像姐姐一样平静。
世界杯结束后的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那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正在浴室里专心地粘贴卫生巾的护翼，我等待着电话铃声戛然而止。可它就是一直响个不停，我只好胡乱提上内裤，弓着腰忍着经痛出来接电话。电话里说找金海彦的监护人，我把妈妈打工店铺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然后挂断了电话。回到浴室，我气喘吁吁地褪下内裤，想把卫生巾的位置弄正，无意间抬头，看到了镜中那长满快要化脓的痘痘、千疮百孔的脸以及下身沾满血的黑毛，真是一个丑陋的红色魔女。我在想自己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如果我是姐姐就好了。再次低头时看到沾有暗红色血液的卫生巾，瞬间我突然呼吸急促，快要窒息。刚才打来电话的是谁？为什么要找姐姐的监护人？
姐姐离开两年半以后，我才终于有勇气去那个公园看看。在新城坐上电车，然后在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小区附近的车站下车，再坐上区间巴士就到了。公园的规模并不大，从中央人行路沿着向左侧蜿蜒的一条窄道走进去，能看到一处很幽静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褐色的木质长椅。长椅左边有一个类似配线箱的铝箱，差不多旅行包大小，后方有一圈一人高的绿色铁栅栏。长满枯草的地面朝栅栏的方向倾斜着，扔出一个球的话会快速滚下去。
那一年世界杯期间，我脸上长满青春痘，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魔”(2)。虽去皮肤科接受了治疗，痘痘却轻易不肯消失。最后我只好说自己为了呼应世界杯T恤的红色，故意把脸弄得红红的。
我站在木质长椅、配线箱以及铁栅栏围成的矮矮的平行四边形斜坡上，这里便是姐姐的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正是明朗的初冬，阳光明亮，四周的光线很足，四下里没有什么遮挡。可六月末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树木和花草生长旺盛，再加上是个斜坡，如果不是大白天，尸体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姐姐是下午两点左右被一对出来散步的老夫妻发现的，当时她的内衣被脱掉了，不知去向，但尸检结果没有发现姐姐遭到强奸或猥亵的痕迹。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负责检查姐姐的内衣，就像负责做家务那样。出门前我总是拉住姐姐，前后检查她有没有漏穿什么。和姐姐读同一所高中后，每次我都要在校门口再检查一遍才能放心。毕竟读高三的姐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大姑娘不穿内裤和胸罩可不得了。
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去那个公园，然后在那个木质长椅上坐上好一阵子。不管在梦里还是现实中，我都经常回到那个公园。姐姐穿一件无袖的黄色棉布连衣裙，坐在长椅上。她散着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就像森林里的精灵一样，用充满梦幻的眼神注视着某个地方。不，她没有望向任何地方。姐姐什么都没看。突然，身后的黑暗之中出现了一只握有坚硬物体的手，它朝着姐姐的头部猛砸下来，而且砸了不止一下。鲜血溅到黄色的连衣裙上，晕染开来。姐姐倒了下去。那只手将姐姐拖到了暗影里，像花儿凋零那般，姐姐被吸入黑暗之中。那个时候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看到的？不管在梦境中还是现实中，我都无法弄清自己的位置和视角。
虽不频繁，但妈妈确实打过姐姐。不是打定主意以后打的，而是像突然蹿上来的喷嚏那样猝不及防的抽打。在家里的懒惰和对学校生活的懈怠占一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么大的女孩子总是不记得穿内衣。那天姐姐放学回来后，身上不但没穿胸罩，连内裤也没有穿，妈妈举起手想打姐姐，可不知怎么又呆呆地放下了。妈妈一言不发地看着已经是初中生的姐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在一脸天真地仰头看着自己的姐姐那美丽的脸上，我不知道妈妈看到了什么，只见妈妈身体微微颤抖着，然后向着某个方向郑重地点了点头。像手捧着无比稀有、贵重之物的人们那样，妈妈的表情因为无限的希望和自豪，连同它带来的沉重的责任和决意而闪耀着光芒。
有一次，我突然有一阵怪异的感觉，就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被淋得浑身湿透。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回过神来却发现是在家里。我正像姐姐一样，支着腿，膝盖张开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笔、便签本和遥控器之类的东西。瞬间我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可是当我转头去看，发现根本就没有人。不，明明有什么在那里。原来是放在茶几左边的卷纸的空洞在注视着我。我把头转向那边，它似乎立刻避开了我的视线。我再从正面看它，这一次我感受到卷纸的独眼正注视着我刚做过削骨手术没多久、还肿着的下巴左侧。刚开始我无法理解这种视线的含义，过了一阵才明白，那是对我的嘲弄。我霍地起身，把卷纸摔到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脚。卷纸被我踩扁了，独眼也闭上了。卷纸死了，是被我杀死的。卷纸是姐姐，也是我。就像卷纸那样，我们姐妹两个都死了。我不再是多彦。我可以是彩彦，或者达彦，但总之我的心也好，我的脸也好，都不再是多彦。我瘫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像尸体一样被压扁的卷纸，哭了起来。我不知道在为谁而哭，也不知道今后该以谁的身份活下去。我撕下卷纸擦了擦眼泪。就像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春天，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的人生。
记忆里我从未因为食物或玩具和姐姐吵过架。不过，这并非好事，反倒让我有些怅然若失。姐姐总是给我一种强烈的异质感，她从不贪嘴，所以我总能尽情地去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如果姐姐饿了，情况就不同了。这时的姐姐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懂得换位思考、没有同理心的人，和她谈什么规则、体恤都是行不通的。这个时候的我只能静静地在一旁等待。只要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姐姐甚至能面不改色地抢走饥饿的孩子或老人手上的面包。这时的姐姐看起来既像一只野兽，又像一个呆子，甚至像一个精神病人。但是那段时间一过，姐姐看起来又像是一个超脱的圣人。当她不穿内衣，只穿一件舒适宽松的睡裙，两个膝盖微微张开，以一副毫无戒备的姿势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望着空中时，看上去既美丽，又令人担忧。
不管身处何处，我都能感觉到紧紧地盯着我的脸的视线。有时它来自其他人，而更多的时候，它来自事物。所有的东西都死死地盯着我，我简直无处可逃。为了忍受这些视线，我的身体变得僵硬。即使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习惯于用力绷紧身体的某个或某几个部位，以此坚持。我总是不自觉地用力，然后在某个瞬间无法忍受，继而爆发，于是开始挤压、踩踏、摔打东西。当然，它们都是柔软的、不易碎的东西。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撞击或破裂的声音。单是想象“砰”“啪”“咔嚓”的声音都会让我陷入无尽的恐惧。我不但用耳朵听到过那种声音，还用眼睛看到过。每次听到坚硬的物体之间发生碰撞，然后发出破碎的声音，我的眼睛都会不由自主地用力，眼角随之产生一阵痉挛。展现在眼前的是破碎音和巨响带来的燃烧的地狱，每每看到这样的幻影，我都会流下鲜血一般炙热的泪水。
姐姐对于身体物质性的自我意识非常涣散、薄弱，她无法理解肉体与生俱来的沉重的宿命，也不懂得外貌给人带来的喜悦和痛苦。在她看来，自己身体的美和偶尔在海边拾到的漂亮的卵石之类的差不多。她知道，向他人展现自己的美，在诸多方面都对自己有利，所以她也会利用这一点，但她并不了解自己外貌的真正价值。她就像一个不懂珍珠和卵石的差别的小孩子一般，无欲，无求。
大学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我开始发高烧。嗓子几乎要裂开，脸也滚烫。妈妈在店里打工，还没回来。我从画着红十字的药箱里取出药吃了下去，然后用热盐水漱了口。镜子里映照出一张通红的、手术部位留下一道鲜明裂线的脸。
后来我承担起了家中的一切家务。六岁的时候，我已经会使用家里的吸尘器和洗衣机，七岁的时候妈妈允许我用火，于是我学会了淘米、用电饭煲做米饭，还学会了打开燃气，用豆腐和金枪鱼煮泡菜汤。虽然差不多整天都在一起，但我不了解姐姐内心的想法。不，姐姐好像没有任何想法。她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不为任何人着想，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也不对任何人感兴趣。姐姐是那种当自己不受任何干扰、处于无为状态时，看起来最幸福、平和的人。她基本不怎么说话，这并非故作清高的有意之举，也不是刻意出于这样的深谋远虑，但对于当时的姐姐来说，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无声地凝视着对方，或只简短地回答一句，然后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去，这种克制与优雅让姐姐的美貌又多了一层耀眼的威严。
凌晨时分醒来，我又吃了一次药。我昏睡了很久，下午很晚才起床。妈妈已经去上班了，不在家里。毕业典礼估计也该结束了。我从冰箱拿出两个鸡蛋来煮，等待鸡蛋变熟的过程中，我呆坐在沙发上，再次陷入身处公园的幻觉中。像一朵黄色小苍兰一样坐在木质长椅上的姐姐，砰的一声响，沾满鲜血的黑发，沾满经血的下身的阴毛，消失于黑暗中的黄红色的花儿，某人通红的脸……这一切杂乱地交织在一起，又四下破碎消失。燃气灶传来开水溢出的声音。
亲戚们都在议论，说爸爸死后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们说爸爸的公司和保险公司应该赔了不少钱，可妈妈还是拼命地只顾赚钱。妈妈去了朋友的店里打工，家务全落到了身为大女儿的姐姐身上。一开始便不应该这样，因为家里从此变得一团糟。爸爸的死和妈妈的变化是否给姐姐带来了创伤？我想也许有一些吧，怎么可能不受伤。但我并不认为姐姐的性格因此发生了改变。姐姐就像一块坚硬的岩石，不是那么轻易改变的。
我走到燃气灶前关掉火，将鸡蛋放入冷水中浸了一下后取出。我不想弄出“啪”的声音，于是把鸡蛋放到桌面上，慢慢按碎，然后剥掉蛋壳。斜阳透过客厅的落地窗照射进来，让桌面上一层薄薄的灰尘看起来格外明显。我咬了一口剥掉一半壳的鸡蛋，筋道的蛋白与糯糯的蛋黄的味道在口中混合。我看了一下煮得半熟的蛋黄的断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包裹在蛋白里面的蛋黄像晶莹的泉眼一样闪耀着，好美啊……
爸爸不用承受姐姐之死所带来的伤痛真是万幸。记得爸爸从一盒新烟里抽出第一支烟的时候，常常不小心把烟折断，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会面红耳赤、勃然大怒。爸爸的人生就是这样平凡，值得他大动肝火的也不过是这种小事。姐姐上小学的前一年，也就是姐姐七岁、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和同事一起去地方(1)出差，结果在一个三岔路口出了车祸，当场死亡。是那位同事开的车，爸爸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就像姐姐那时坐在申政俊开的车的副驾驶座上那样。当时他们的车停在T字形岔路口等红灯，绿灯一亮他们就左转了。这时从右边猛地开出来一辆卡车，由于躲闪不及，和他们的车重重地撞到了一起。整辆车就像被拦腰折断的香烟那样被撞弯，前门也凹了进去。把爸爸救出来花了很长时间，没等到从车里被救出来，爸爸便咽气了。死因是猛烈的撞击导致的头部损伤，和姐姐的死因一模一样。
我觉得好美。想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什么叫美了。记得几年前，偶然遇到过尚熙姐，我问她现在还写不写诗。柠檬……圆圆的蛋黄那鲜艳的色彩重新唤醒了我写诗的欲望。看着被温柔包裹在蛋白中的蛋黄，我不再孤独，也不再痛苦了，而是像摇篮中的婴儿一般舒适。我感到从冬眠中苏醒的意识那庞大的身躯缓缓伸了一个懒腰，睁开了眼睛。恨满——呜……
据说，爸爸特别宠爱姐姐。姐姐是那样漂亮的一个孩子，漂亮得让人无法不爱她。我想象着姐姐婴儿时期的样子。婴儿原本就是无忧无虑、可以随心所欲、只忠于本能的一种动物。也许可以说，姐姐度过的人生就是最像婴儿时期的那种生活。不会说话也没关系，不懂得维持关系和分享感情也无妨，那个时期的姐姐是最完美的创造物。听说爸爸走到哪里都带着姐姐，自豪极了。所有见到姐姐的人都毫不迟疑地说自己这辈子从未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孩子。
我想我必须去找他。不，是这种想法找到了我，它是一种启示。尽管还迟钝和笨重，但很快便会鲜活起来的炙热的能量团已经缓缓张开口，蓄势待发。虽然深信不疑不可取，但我心中的预感是，一定要从他开始。在我长久以来的想象中，从暗影里伸出的头号嫌犯的手一直都是他的手。那天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到零点之间，他打完工回去的路上，偶然看到了公园里的姐姐，然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杀害了姐姐。重击姐姐的头部，然后将她的尸体转移到斜坡下面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他麻利地做完这一切，回到家中，特意制造声响表明自己回来了，沉浸在睡梦中的妹妹都没确认过时间，就想当然地为哥哥做出了不在场证明。但有一点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拼死也要主张“姐姐穿着背心和短裤”的虚假证词？要知道这不但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反倒会成为隐瞒罪行的证据……
如果那时姐姐叫惠恩，我应该会叫多恩吧。多恩，多彦，我也不知道哪个名字更好。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对姐姐来说却不一样。姐姐死后，妈妈突然对惠恩这个名字执着起来。可能她认为，都是因为无端改了名字，才发生了那样的事。后来，死去的姐姐变为惠恩又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姐姐死后又过了十年，一个真实存活于世的婴孩投入了妈妈的怀抱，她叫惠恩。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我拿起第二个鸡蛋在桌面上轻轻压碎，剥开蛋壳，咬了一口。我一定要见他。我要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决定今后作为谁而活、如何活下去。见到他我才可能活下去。这种想法包围着我，我的内心已经涌起兴奋的波浪。为此我必须离开妈妈，必须独立。可是妈妈……剩下她一个人……没有我怎么生活。暂时……不，先不想这些了。起码现在先不想了。
姐姐原来的名字叫惠恩，金惠恩。名字是妈妈取的，爸爸也同意了。当时由于妈妈得了严重的产后病，新生儿出生登记晚报了一个多月。爸爸是庆尚道人，发音不标准。那段时间，爸爸总是“海彦啊，海彦啊”这样叫姐姐。后来妈妈听多了，觉得海彦这个名字倒也不错，心想也许海彦比惠恩好呢，反正就算取名叫惠恩，爸爸还是一样会叫海彦，不如将错就错。就这样，姐姐成了金海彦。
终于，尘封已久的大门打开，似乎有黄色的光线瀑布般倾泻而下。黄色天使的复仇开始了。黄柠檬，我毫无意义地喃喃着，就像在重复着复仇的咒语。黄柠檬，黄柠檬，黄柠檬……
不知从哪个瞬间开始，速度开始加快。我们为了从所有的传闻中解脱出来，为了尽可能少地感受到姐姐的离开，才来到一个新的空间。可这个陌生的空间持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时刻让我们毛骨悚然地回想起导致我们搬家的那起可怕命案。头脑中像水滴一般凝结的空白开始像气球一样呼呼地膨胀起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妈妈和我霎时间坠落——妈妈不再去店铺打工，我也休学了。有时我们一连几天都在睡觉，有时却又一连几天睡不着。我们忘记了吃饭，也不记得要洗漱。我们不知道当务之急是“要爬上去”这个简单的道理，就那么长久地蛰伏在井底般潮湿的黑暗之中，像死去一般。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那种完全被动的无助状态反而更舒服、更安全。那时候我心里只想着姐姐，为了回忆那些和姐姐有关的模糊记忆，我常常一连几天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仿佛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妈妈应该也是一样的吧。毕竟各自的负罪感都要由各自去承受。
(1)指首都首尔以外的地区。
姐姐死了以后，我们搬去了京畿道新城，我也转到了那里的高中上学。不同于之前的学校，这个学校不是男女混校，而是一所女校。刚开始那段时间，因为我和妈妈都在缓慢地下坠，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下坠。妈妈每天去店铺打工，我每天上学。不知妈妈的情形如何，我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已深深陷入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爱姐姐的困惑之中，那是一种令人悲伤和痛苦的困惑。不是不爱，而是不曾爱过。因为是过去式，如今已经无法改变，不可挽回。
(2)指韩国足球国家代表队，以及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啦啦队。
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和大学毕业典礼，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爸爸和姐姐自然无法参加，妈妈不参加……想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都没有参加。
(3)处理离婚、继承等家庭纠纷或少年犯罪事件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