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她步行上山去参加比赛，空气依然清新可人，到处都是鲜亮的色彩，但她很紧张。大酒店的电梯里挤满了人。有几个人盯着她看，她仓促地移开视线。她刚走到报名处，台前的男人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旧金山冬季的日光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她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景色。高楼大厦在那种阳光中显出清晰、透彻的轮廓线，当她爬上电报山的山顶回望时，陡峭长街两旁的房屋、鳞次栉比的酒店一目了然，显得格外立体，再下方的海湾展露出完美的蓝色，她不禁屏息惊叹。拐角处有个卖花摊，她买了一束金盏花。回头再去眺望海湾时，她看到一个街区外有对年轻男女正朝她的位置而来，他们一步一步爬得很辛苦，显然都喘不过气来了，便停下来休息。贝丝惊讶地意识到攀登这段山路对她来说很轻松。她决定在旧金山的这一星期里进行一些长途散步。说不定她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健身房。
“我是要在这儿报到吗？”她问。
···
“您不需要，哈蒙小姐。直接进去吧。”
她当天下午就给基督教十字会回信，说她对他们的提议非常感兴趣，还想让本杰明·沃茨作为助手与她同行。她用的是淡蓝色信纸，划掉了信头上“奥尔斯顿·惠特利夫人”的名字，写上了“伊丽莎白·哈蒙”。她步行到街角去寄信，继而决定索性去市中心，买新床单和枕套，还有厨房用的新桌布。
“第几台？”
“好。”本尼说，“听上去还不错。”
他挑了挑眉毛，“第一台。”
“我要在肯塔基州多待一段时间。我在健身馆锻炼身体，还要参加加州的一个比赛。”
第一台在单独的小房间里。棋桌设在三英尺高的平台上，后面有一块家庭电影屏幕那么大的展示板。棋桌两边各有一把棕色皮革铬合金大转椅。离比赛开始还有五分钟，但这个小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她不得不从他们的缝隙中挤进比赛场地。她挤进人群时，嗡嗡的闲聊声渐渐平息了。每个人都在看她。当她迈上台阶、走上平台时，他们开始鼓掌。她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流露任何表情，但心里很害怕。她上一次比赛是在五个月前，而且她输了。
“他们希望我们为耶稣打败对手。两年前为我支付部分费用的也是他们。”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你会回纽约吗？”他很谨慎，保持不温不火的语气。
她甚至不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谁；甚至没想过要去问。她在台上坐了一会儿，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然后，一个看起来挺傲慢的年轻人轻快地穿过人群，上了台阶。他有一头长长的黑发，还有一大把长长的胡须。她认出了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当他自我介绍说是安迪·莱维特时，她想起来了：在《国际象棋评论》中看到过这个名字。他落座的姿势有点生硬。赛事主管走到桌前，对莱维特轻声说道：“您现在可以开钟了。”莱维特伸出手，不以为然地按下了贝丝的棋钟按钮。她稳住自己，移动她的后前兵，目光不离棋盘。
“他们为什么肯出这么多钱？”
进入中局时，围观的人已经把门口堵住了，有一个工作人员让大家不要喧哗，保持安静有序。她从没在哪场比赛中看到这么多观众。她把注意力转回到棋盘上，谨慎地把一个车移到开放线上。只要莱维特想不出办法阻止这个车，她就能试着在三步内进攻。前提是她没有漏看局面的某些细节。她开始小心翼翼地杀进他的领地，撬开他易位的王前的兵阵。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把车移到第七排。脑海深处，她依然能听到那个流浪刀客般的棋手多年前在辛辛那提说的话，“车到第七排，如鲠在喉啊”，她看着棋盘对面的莱维特。看他的表情，好像那个车当真就是一根鱼骨头，而且深深地鲠在那里。看到他试图掩饰自己的困惑，她心中窃喜。等她将后也调到车的后面，第七排的攻势看上去就非常残暴了，他立刻认输。小房间里响起热烈而响亮的掌声。走下平台时，她在微笑。有人拿着几本《国际象棋评论》旧刊等候在下面，想让她在封面照片上签名。还有人希望她在他们的赛事单或任何纸上签名。
“不只是机票钱。如果你提出要求，他们还会让我和你一起去。当然，考虑到他们的信仰，要有两个单独的酒店房间。”
她在一本杂志上签名时，多看了几眼自己在俄亥俄州捧着大奖杯的黑白照片，本尼、巴恩斯和别的棋手们都模模糊糊地在背景中。她的脸色有点疲惫，素面朝天，她突然羞愧地想起来，放在棕褐色信封里的这本杂志和一沓刊物在沙发脚凳上搁了整整一个月，她才拆开信封，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登在了封面上。直到有人把另一本杂志塞到她手里，请她签名，她才甩掉了那段记忆。她一边签名，一边走出了拥挤的小房间，再穿过挤在门外等待的另一群人，他们拥塞在她比赛的小房间和大厅之间的空地，其他棋手仍在大厅里比赛。她走出去时，有两位赛事主管过来安抚众人，叫大家保持安静，以免干扰其他对局。有些棋手生气地抬起头，皱着眉头朝她的方向看。所有人都簇拥在她身边，带着仰慕之情凑近她，这实在让她又兴奋又恐惧。有个女人刚刚得到她的签名就说道：“我对国际象棋一无所知，但亲爱的你太让我激动了。”还有一位中年男子坚持要和她握手，说：“你是继卡帕布兰卡之后最棒的国际象棋天才。”
“他们会出机票钱吗？我一个人往返苏联的机票？”
“谢谢，”她说，“我也希望天助我也。”也许是有天助吧，她想。她的大脑好像挺正常的。也许她并没有损毁天资。
本尼有点冷淡，但她把信的事告诉他时，他立刻说道：“接受吧。钱都送上门了。”
在明亮的阳光下，她自信满满地走上街头，步行回酒店。六个月后，她将去苏联。基督教十字会已同意出资，为她、本尼和美国棋协的一位女士赞助俄航的机票和酒店住宿费。莫斯科的赛事组委会将提供餐饮。她每天花六小时钻研棋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她停下来，又买了些花——这次是康乃馨。昨晚，她吃完晚餐回酒店时，前台女服务员索要了她的签名；如果她要求在房间里再摆一只花瓶，服务员肯定会欣然送来的。动身去加州前，贝丝寄出了支票，订阅了本尼家里有的所有期刊。很快，她就将收到最老牌的国际象棋杂志《德国国际象棋报》、《英国国际象棋杂志》、苏联的《国际象棋期刊》，还有法国的《欧洲棋坛》以及《美国国际象棋报》。她打算把这些杂志上的每一盘特级大师的棋谱都摆一遍，但凡发现重要的棋谱就要默记在心，分析每一步棋会引生出怎样的后果，或是衍生出她尚不熟悉的某种思路。她可能会在初春时去纽约，参加美国公开赛，和本尼待几个星期。手里的鲜花散发出深红色的光芒，在旧金山凉爽的轻风中，她觉得身上的新牛仔裤和针织衫触感爽洁，在街道的最下面，蓝色的大海像一场可能发生的梦。她的灵魂随之无声地轻唱，飞向远处的太平洋。
“嘿，”她说，“是我，贝丝。”
···
她差点儿就把信扔了，又猛然想起本尼曾说过：他去苏联那次就是由一个教会团体出钱的。之前，她把本尼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对折后塞进了她的棋钟盒；现在，她把那张纸拿出来，拨通了电话。本尼在第三声铃响后接起了电话。
带着奖杯和冠军的支票回家时，她在一堆邮件中发现了两只商务信封：一封是美国棋协的，里面有一张400美元的支票，附了一封短函，说他们很抱歉无法提供更多赞助。另一封来自基督教十字会。信有三页，谈及“宣扬基督教理、以此促进国际的广泛理解是如何之必要，正是为了推广基督教理，也必须消灭无神论者”。“主”这个词的首字母是大写的，不知怎么的，这让贝丝略有不安。为这封信署名的共有四人，合称为“在基督里的”。信中还有一张对折的4000美元支票。她手拿支票，凝视良久。她在旧金山拿到的奖金是2000美元，还必须从中扣除旅费。最近这六个月里，她的银行账户一直在缩水。她本来以为，从得克萨斯人那儿顶多能拿到2000美元的赞助。不管他们有什么疯狂的主张，这笔钱都如同来自天堂的礼物。她给本尼打了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基督教十字会 外事部
···
克劳福德·沃克
星期三早上，她打完壁球回家，一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在响。她急忙脱下雨衣，扔到沙发上，接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伊丽莎白·哈蒙吗？”
您虔信的
“是的。”
基督教十字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传播基督神谕打开封闭的心门。我们欣然认同：您曾在梅修茵孤儿院，一所基督教院校内修习，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我们与您共享基督教的理想和热望，因而，我们很乐意助您一臂之力，迎战即将到来的赛事。若您有意接受我们的支持，请随时联系我们在休斯敦的办公室。
“我是海伦·迪尔多夫，梅修茵的。”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伊丽莎白。夏贝尔先生昨晚去世了。我想，你可能想知道这个消息。”
由于我们一直无法通过电话和您取得联系，因而冒昧致函，询问您是否有意接受基督教十字会在即将到来的苏联国际象棋大赛中给予您必要的扶助？
她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那个胖胖的老勤杂工在地下室里，在棋盘前猫着腰，光秃秃的一只灯泡照在他头顶上，她自己站在他身边，观望独自坐在锅炉上的他摆出那种深思熟虑的古怪模样。
亲爱的哈蒙小姐：
“昨天晚上？”她说。
就是那天，她回家时收到一封信，寄信方自称“基督教十字会”，信封的一侧印有浮雕十字架图案，下面署了约有二十个人名。信是这样写的：
“心脏病突发。他有六十多岁了。”
“我讨厌输。”贝丝说。
接下来贝丝说的话让对方很吃惊。那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脱口而出的，“我想参加葬礼。”
“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开始赢球。”乔兰妮说着，她们站在球场中央，汗流浃背。
“葬礼？”迪尔多夫夫人说，“我不确定在什么时候——他有一个没结婚的妹妹，希尔达·夏贝尔。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她。”
到了下周一，她用上了所有七台鹦鹉螺牌健身器械，之后再做仰卧起坐。周三，乔兰妮帮她把每台器械的重量增加10磅，做仰卧起坐时，也在她胸前增加了5磅重量。又过了一星期，她们开始打手球。贝丝在球类方面非常笨拙，很快就喘不过气来了。乔兰妮把她打趴下了。但贝丝顽强地坚持，气喘如牛，大汗淋漓，有时还会被小黑球擦伤手掌。她花了十天，再加一点运气，才第一次打赢了乔兰妮。
···
乔兰妮在午餐时告诉她，那些愿意以每小时两美元的价格做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杂活儿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公告栏里贴小广告。去教室的路上，乔兰妮带她到公告栏看了看，贝丝记下了两个电话号码。当天下午三点就有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她的后院拍打地毯，还有一个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在擦洗冰箱和厨房里的橱柜；贝丝没有盯着他们干活；她用那些时间研究了尼姆佐-印度防御。
六年前，惠特利夫妇开车带她回列克星敦时走的是狭窄的柏油路，一路横穿城镇时，她就隔着车窗盯着红绿灯看，看到衣着光鲜的人们过马路，走到商店前拥挤的人行道上。现在，她和乔兰妮一起开车返回梅修茵，走的大部分路段都是四车道的水泥路，看不到城里的光景，只能看到印在绿色路牌上的城镇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贝丝的背和小腿都很酸，她决定不去健身馆了。但当她打开冰箱想找点东西做早餐时，看到了成堆的冷冻即食晚餐，突然想起惠特利夫人卷下丝袜后露出的苍白的双腿。她厌恶地摇摇头，把那些冷冻餐盒从冰霜里撬了出来。一想到冷冻的炸鸡、烤牛肉和火鸡，她就觉得恶心；她把它们全都扔进了一只塑料购物袋。当她打开橱柜，想看看有什么罐头食品时，跃入眼帘的却是三瓶爱玛登酒庄的高山莱茵河白葡萄酒，罐头都在酒瓶后面。她犹豫了一下，关上了柜门。她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早餐吃了吐司和黑咖啡。去健身馆的路上，她把那袋冷冻晚餐扔进了垃圾桶。
“他以前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混蛋样儿。”乔兰妮说。
“我昨天没来得及说。我在读政治学硕士。”贝丝瞪着她看。乔兰妮又说，“心怀邪念者蒙羞[2]。”
“和他下棋也很难。我可被他吓坏了。”
“这是体育系的课程吗？”贝丝问道。
“他们所有人都让我害怕。”乔兰妮说，“那帮该死的家伙。”
她们十一点半吃午餐，因为乔兰妮十二点有课。贝丝问是什么课，乔兰妮回答说：“二十世纪的东欧。”
贝丝很震惊。在她以前的想象中，乔兰妮是无所畏惧的。“那弗格森呢？”
“昨晚是特殊情况，”乔兰妮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弗格森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乔兰妮说，“但他刚来的时候也让我害怕。后来才发现，他人挺好的。”她笑了笑，“老弗格森。”
乔兰妮没说什么。她们把托盘往前移，跳过果冻和巴伐利亚奶油派时，乔兰妮也摇了摇头。“你昨天晚上还吃巧克力慕斯呢！”贝丝说。
贝丝犹豫了一会儿。“你们俩之间有过什么吗？”她想起她给自己的那些不知道哪儿来的绿色药片。
“我又没超重，”贝丝说，“吃土豆没关系的。”
乔兰妮笑了，“一厢情愿罢了。”
乔兰妮把她的托盘移到贝丝的托盘边时，食堂的女服务员正把一只盛放了索尔兹伯里牛肉饼的盘子递给贝丝。“这份不行。”乔兰妮说着，抢下盘子，递还给女服务员。“不要肉汁，”她说，“也不要土豆。”
“你几岁进的孤儿院？”
运动后冲澡感觉酣畅淋漓。花洒喷水的力道强劲，贝丝畅快地冲了一通，把汗水都冲刷干净，再用香皂彻底抹了一遍，在微烫的热水下冲去泡沫时，她低头看着泡沫在脚下的白色瓷砖上转成小漩涡。
“六岁。”
乔兰妮指定的项目，贝丝全做了——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看到乔兰妮设置的重量比她的重得多，她就更气恼了。但她必须承认，乔兰妮的身材无可挑剔。
“你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吗？”
乔兰妮哈哈大笑，“相信我，亲爱的。这就是你需要的。”
“只知道我有个祖母，已经死了。在路易斯维尔附近的什么地方。我并不想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个私生子，也不在乎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留在祖母那儿，而她又为什么要把我扔到梅修茵去。我只是很高兴能摆脱这一切。到八月份，我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州。”
“我还以为那是一种鱼[1]。”贝丝说。
“我还记得我妈妈，”贝丝说，“爸爸的印象就模糊了。”
躺在练习臀背肌肉的器械上，她掌握不好节奏：不得不用腿抬起重量时，屁股却在仿皮长椅上滑来滑去。乔兰妮把腿部承重设定为40磅，但即使这么轻，贝丝似乎仍然吃不消。之后的器械要求她用脚踝抬起重量，一使劲，大腿肌腱都鼓起来了，感觉好疼。再之后的器械让她联想到电椅，她不得不坐直，用肘部拉起重量。乔兰妮说：“让你的胸肌更结实。”
“最好忘掉，”乔兰妮说，“如果你能忘掉的话。”
贝丝咬紧牙关，继续蹬车。
她把车开进左边的车道，超了一辆运煤车和两辆野营车。前方有一块绿色路标，显示了到芒特斯特灵市的里程数。现在是春天，贝丝上一次坐车旅行差不多已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时是坐本尼的车。她想起了宾夕法尼亚州又脏又破的高速公路。眼前的这条白水泥路却是崭新的，两边是肯塔基州的田地和白色栅栏，还有农舍。
“你比以前更糟糕。”乔兰妮说。
过了一会儿，乔兰妮点了一支烟，贝丝问道：“你毕业后会去哪儿？”
她们先坐上了固定在地板上的健身自行车。乔兰妮把贝丝的自行车的阻力设置为10，她自己的为60。骑了十分钟，贝丝就浑身大汗，小腿抽痛。
一开始，她以为乔兰妮没听到她的话，隔了一会儿，乔兰妮才回答：“亚特兰大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给了我一个职务，看起来前景不错。”她又陷入了沉默，“他们希望招个黑鬼进公司，好显得与时俱进。”
健身馆四面白墙，天花板很高。日光从两侧墙上的大窗户照射进来，墙边放着一溜看起来很奇怪的机器。乔兰妮穿着黄色紧身衣裤和健身鞋。早上很暖和，贝丝穿着白色运动短裤上了出租车。健身馆的另一头，有个身穿灰色运动短裤、表情沉郁的年轻人仰面躺在长椅上，把杠铃往上推，一边发出吃力的呻吟。除了他，就只有她俩了。
贝丝看着她，“如果我是黑人，我就不会再往南走了。”
···
“你的话，肯定不会。”乔兰妮说，“亚特兰大的那帮人肯付给我的钱是我在纽约能赚到的两倍。我会负责公共关系，也就是我闭着眼睛都能搞懂的那种屁事儿，他们给我的第一间办公室就会有两个窗户，还会让一个白人女孩为我打字。”
乔兰妮走后，贝丝喝了一杯红葡萄酒，但没有喝第二杯。她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在后院把酒喝完，那天差不多是满月，月亮就挂在后院的小工具棚上。微风清凉。那杯酒，她喝了很久，让微风吹进厨房的窗户，吹起窗帘，吹过厨房和客厅，尽情荡涤屋里的空气。
“但你没有学过法律。”
“好吧，”贝丝说，“我会去的。”
乔兰妮笑了。“我料到他们喜欢这样。很好，斯洛克姆和利文斯顿联合律所不想让哪个黑人女性重议侵害人权的话题。他们只想要一个清白的黑人女性，有好看的屁股，文明的谈吐。我接受面试时甩出了一堆类似‘应受谴责’和‘二分法’这样的词，他们就立刻心满意足了。”
“你得让你自己动起来，姑娘，”乔兰妮说，“你不能总陷在自己的忧虑里。”
“乔兰妮，”贝丝说，“你太聪明了，做那种工作大材小用。你可以在大学里教书。而且，你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
贝丝一脸沮丧地看着她。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乔兰妮说，“我的网球和高尔夫都打得很好，而且我有野心。”她深吸了一口烟，“你大概不明白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在运动方面很努力，教练们都说，只要我坚持下去，必将成为职业选手。”
“坐出租车呗。见鬼，大不了走过去。”
“听上去并不是坏事。”
“我不知道怎么去。”
乔兰妮慢慢地吐出烟雾。“贝丝，”她说，“我想要的是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不想花两年时间操练反手球技，成为某个小联盟球队的职业选手。这么久以来，你在自己的领域已经成为顶尖高手，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没那么讨厌的。”乔兰妮说，“我会给你带几条新毛巾，你可以用我的吹风机。”
“我希望能有你一半的好看……”
贝丝想了想。她身后的柜子里就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希望乔兰妮尽快告辞，这样她就能迫不及待地拿下一瓶酒，拧开瓶塞，给自己倒满一杯。她的嗓子眼里都能感觉到酒的滋味。
“别跟我提这个，”乔兰妮说，“总不能在镜子前度过你的一生。反正你也不丑了。我说的是你的天赋。如果我能像你下棋那样去打网球，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我记得。”乔兰妮说。
乔兰妮的语气坚定，确凿得令人不容置疑。贝丝看着她的侧脸，看着非洲爆炸头摩擦着车顶，看着她光滑的棕色手臂伸展向前，稳定的双手紧握方向盘，看着她脸上的怒容，什么也没说。
贝丝盯着她，“我一直讨厌健身……”
一分钟后，乔兰妮说：“好了，我们到了。”
“那就别再像那样说话了。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明天早上十点，你到欧几里得大街的校友健身馆来。那是我健身的时间。带上你的运动鞋和运动短裤。做出任何计划之前，你首先要摆脱这副浮肿的样子。”
前方约一英里处的道路右侧矗立着三座黑砖小楼，黑色的屋顶，黑色的百叶窗。梅修茵孤儿院。
“这可不是电影。”贝丝说。
···
乔兰妮皱起眉头。“你这话就像苏珊·海沃德在那些电影里说的。”她说。
水泥路的尽头有一道漆成黄色的木楼梯，通向那栋小楼。曾几何时，这些阶梯在她眼里又宽阔又威严，那块黯淡失色的铜牌看似一则严厉的警告。但现在看上去只是一个入口，通向一个简陋的地方性小机构。阶梯上的油漆已斑驳剥落。楼梯两旁的灌木丛脏兮兮的，叶片上蒙着灰尘。乔兰妮在操场上，望着远处生锈的秋千和陈旧的滑梯，想当年，除非有弗格森在一旁监管，否则她们都不可以上去玩。贝丝站在小路上，在阳光下端详入口的木门。门里面就是迪尔多夫夫人的大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图书室及小教堂一起占据了小楼的一侧。另一侧有两间教室，走过教室就是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通往地下室的小门。
“我想要的是喝一杯，”贝丝说，“假如你不在这里，我大概会喝掉一整瓶。”
那时，她慢慢习惯了周日上午去下国际象棋，视其为自己的特权。直到那一天。回想起迪尔多夫夫人大喊一声“伊丽莎白”、药如瀑布般倾倒、玻璃罐摔成碎片之后全场静默的场面，她的喉头依然一紧。那天之后就没再碰棋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小礼拜里待足一个半小时，贝丝还要提前帮朗斯代尔小姐摆好座椅，再听她布道。之后要把椅子放好，还要花一小时去写迪尔多夫夫人布置的听讲小结。她每周日都写，写了整整一年，迪尔多夫夫人每周一都会批改好，返给她，页面上会有红色的标记和一些严厉的劝诫，诸如“重写。文章结构有问题”。为了写第一篇小结，她还不得不去图书室检索“共产主义”的词意。曾几何时，贝丝总觉得基督教理应有更多的内涵。
乔兰妮在端详她。
乔兰妮走过来，站到她身边，在阳光下眯起眼睛。“你就是在那儿学会下棋的吗？”
“我只需要把酒戒掉，再把那些药也戒掉，把这个家打理好。你看炉子上的油污。”她指了指炉灶，“之前，我每天要花八小时在国际象棋上，还要参加一些比赛。他们想让我去旧金山参赛，还想让我上《今夜秀》。我应该全部完成这些事。”
“在地下室。”
“不管你去不去，你现在好像就在这样做。”
“真该死，”乔兰妮说，“他们本该鼓励你的。那次展示之后，应该派你去做更多的公开展示。他们喜欢宣传，和别人没两样。”
“如果我不去，也没别的事可做。我会一天到晚喝酒的。”
“宣传？”她有点不明所以。
“那就别去。”
“广而告之就能揽来钱。”
贝丝很惊讶她知道这些名字，“我很害怕。”
她想不出有谁曾经鼓励过她。现在，站在这栋小楼前，她终于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本可以在九岁或十岁时就去参加比赛，像本尼那样。她从小就很聪明，对下棋很热切，贪婪地渴望得到更多关于棋的知识。她本可以和特级大师们对弈，学到一些夏贝尔先生、甘茨先生他们永远无法教给她的东西。吉列夫十三岁就打算成为世界冠军了。假如她有他一半的机遇，她十岁时就会有那样出色的表现。一时间，在她的脑海里，整个苏联国际象棋界的专制体制和她现在身在的这个地方的专制感混同为一了。机构。国际象棋不违背基督教，正如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国际象棋是非意识形态的。让她下棋——用乔兰妮的话来说就是鼓励她下棋——对迪尔多夫夫人来说没有任何损失。那本该成为一件值得梅修茵炫耀的好事。她清楚地记得迪尔多夫夫人的容貌——瘦削的脸颊上擦着腮红，紧绷的笑容暗含责备之意，眼里闪现出一丝施虐的快意。她乐于迫使贝丝中断她心爱的事情。这让她有快感。
“卢申科，”乔兰妮说，“博尔戈夫。”
“你想进去吗？”乔兰妮问。
“我今天什么酒都没喝，”贝丝突兀地说道，“我明年要去苏联参加比赛。”
“不。我们去找那个汽车旅馆。”
乔兰妮把头摇向一边，再摇向另一边。
汽车旅馆有个小泳池，离公路只有几码远，旁边有几株无精打采的枫树。晚上挺暖和的，晚饭后可以稍稍游个泳。结果，乔兰妮游起泳来也相当专业，在泳池里来回游了几圈都几乎没什么水花，贝丝一直在跳板下踩水。乔兰妮游到她身边，停了下来。“我们真是胆小鬼，”她说，“我们就该进办公楼。该进她的办公室。”
“我曾经很喜欢那些药，”贝丝说，“真的很爱。”
葬礼是一大早在路德教会举办的。来了十几个人，摆着一口合上的棺材。棺材是普通尺寸的，贝丝稍稍想了想，他们怎么能把夏贝尔先生这样体形的人装进去呢。这里感觉很像举办惠特利夫人葬礼的列克星敦的小教堂，只不过稍小一点。仪式开始五分钟后，她就觉得厌烦不安了，乔兰妮在打瞌睡。仪式结束后，她们跟着那些人去了墓园。“我记得，”乔兰妮说，“有一次他把我吓得屁滚尿流，大喊大叫，叫我们别去踩图书室的地板。他刚拖完地，可是谢尔先生让我进去拿书。这狗娘养的混蛋特别讨厌小孩。”
“是因为吃药才开始喝的吗？”乔兰妮问道。
“迪尔多夫夫人没来教堂。”
乔兰妮把杯子放下，抽出一支烟。她一身亮蓝色的海军裙、顶着非洲爆炸头，坐在这个乏味的厨房里简直就像凭空出现的新焦点。
“他们都没来。”
贝丝递给她一杯咖啡。
墓前的落葬仪式极其平淡。他们放低了棺材，牧师念了一句祷告词。没有人哭。他们俨如在银行出纳窗口排队等候的人。整个人群里，只有贝丝和乔兰妮是年轻人，也没有一个人和她们交谈。仪式一结束，她们就走了，沿着老墓园的一条窄路，走过褪色的墓碑和一丛丛的蒲公英。贝丝没有因为这位老人的亡故而感到哀痛，没有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她只觉得很愧疚，因为她一直没把那10美元寄给他——她本该在几年前给他寄张支票的。
乔兰妮笑了。“那以后我有的可吹嘘了。”她把后放回棋盘，“他们已经教过我打手球、壁球和板球了。我还会打网球、高尔夫、躲避球，还会摔跤。不需要国际象棋。我想听的是酒的事。”
梅修茵就在回列克星敦的必经之路上，就在岔道前，贝丝说：“我们进去吧。我想看一些东西。”乔兰妮把车开上了通向孤儿院的车道。
“要我教你吗？”
乔兰妮留在车里。贝丝下了车，推开办公楼的侧门，走了进去。里面又黑又冷。她的正前方有一扇门，门上标着“院长：海伦·迪尔多夫”。她在空荡荡的走廊上一直走到尽头，走到小门前，一推开门，下面就亮起了一盏灯。她慢慢地走下台阶。
她的棋盘仍然摆在桌上，乔兰妮拿起白方的后，捏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我厌倦比赛了，”她说，“但从没真正学会下棋。”
棋盘和棋子不在了，但他下棋用的桌子仍然摆在锅炉边，那把没有油漆过的椅子还在原位。上方的灯泡依然没有灯罩，光秃秃的。她站在那儿，低头凝望小桌。然后，她若有所思地在夏贝尔先生的椅子上坐下来，抬头一看，却看到了她以前没见过的一幕。
贝丝在厨房煮咖啡。至少，厨房的地板还算干净。她打开面朝花园的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在她以前坐着下棋的位置后方有一道粗糙的隔断：把没用处的木板钉成二乘四的长方形墙板简就而成。那儿以前挂过一本日历，每个月的月历上方都有巴伐利亚的风景图片。现在没有日历了，整块隔板上都贴满了照片、剪报和《国际象棋评论》的封面，每张照片都被整整齐齐地贴在木板上，还用透明的塑料布蒙住，保持洁净无尘——在这个昏暗破旧的地下室里，只有这些东西是一尘不染的。全是她的照片。还有刊载在《国际象棋评论》上的棋谱，以及《列克星敦先驱报》《纽约时报》和一些德文杂志里的报道。那本多年前的《生活》杂志也在其中，旁边就是她在《国际象棋评论》的封面上手捧美国锦标赛奖杯的照片。大照片之间的小空隙里也填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有一些是重复的。大概有二十张照片。
“这话我信。”
···
“我一直在喝酒。”
“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她回到车里时，乔兰妮问道。
乔兰妮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边走边看。“你不只是一直在吃药吧，亲爱的。”她说。
“不止。”贝丝回答。她想说些别的，但终究没说。乔兰妮倒车，驶出停车场，回到通往高速公路的主路。
但她们迈进前门、经过玄关时，令人吃惊的是一股烂掉的水果味扑面而来。贝丝以前从没注意到这种气味。她打开客厅台灯、环顾四周时，尴尬的沉默盘桓在她们之间。她也没看到电视屏幕上的灰尘、脚凳上的污渍。客厅天花板靠近楼梯的角落里有一张密密的蜘蛛网。整个房子里处处阴暗，散发着霉味。
她们上了匝道，驶上州际公路，乔兰妮一踩油门，大众车加速往前冲。她们都没有回头看。那时，贝丝已经不再哭了，正用手帕擦拭自己的脸。
乔兰妮笑了起来。“你不是孤儿，”她说，“现在不是了。”
“你没自找苦吃吧？”乔兰妮说。
“好呀。”乔兰妮说。贝丝告诉她把车停在哪里，下车时，乔兰妮说：“那栋房子是你的了？”贝丝说：“是的。”
“没。”贝丝擤了擤鼻子，“我没事。”
乔兰妮开她的银色大众送她回家。开到简威尔街时，贝丝说：“我想请你进屋坐一会儿，乔兰妮。我想让你看看我家。”
···
“巧克力慕斯。”乔兰妮说。甜品吃到一半，她停下来，朝桌子对面看。“贝丝，你看起来不太好。”她说，“你整个人都是浮肿的。”贝丝点了点头，吃光了她的慕斯。
两个女人。高个儿的那个和海伦·迪尔多夫有几分相像。或者说，容貌并不像，但颇有几分神似。她身穿米色套装，浅帮高跟鞋，笑容可掬，但笑得完全不带感情。她的称呼是布洛克尔夫人。另一位身材丰满，略显尴尬，身穿深色印花衣裙，鞋子很实用但毫无特色。她叫作道奇小姐。她们从休斯敦来，要去辛辛那提，顺路拜访贝丝，聊聊天。她们并排坐在贝丝的沙发上，谈起了休斯敦的芭蕾舞表演以及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方式。很明显，她们想让贝丝知道：基督教十字会并不仅仅是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团体。同样明显的是，她们是来考察她的。她们提前来函通知过了。
贝丝沉默了一会儿。她们之间的沉默过于明显了。她就接着说道：“我们吃甜品吧。”
她们谈论休斯敦，谈论十字会要协助建立一个辛辛那提分部——与保护基督教环境有关的机构——时，贝丝一直彬彬有礼地作陪倾听。等这些话题渐渐说完了，道奇小姐说道：“伊丽莎白，我们非常期待您有某种公开的表态。”
“哦，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乔兰妮用挖苦的腔调说道，看着她的香烟。
“表态？”贝丝坐在惠特利夫人的扶手椅上，面对她们所坐的沙发。布洛克尔夫人接过话题：“基督教十字会希望您能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这么多人保持沉默的世界里……”她的话没说完。
“我仍在吃镇定药，”贝丝说，“吃得太多了。”
“什么立场？”贝丝问道。
“不了，”乔兰妮说，“该死，别提了。”她笑出了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把那一整罐药砸了，就在多功能厅里，当着他妈的孤儿院所有人的面，老海伦都快傻成一根盐柱了，我们这些人的下巴都快掉到地板上了。”她又笑了一通，“你就这样成了英雄，真的。你走后，我老是把这件事告诉新来的孩子们。”乔兰妮吃光了盘中物；现在，她已经不凑在桌边了，把盘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然后，她靠着椅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包健牌香烟，盯着烟盒看了一会儿。“你的照片登在《生活》杂志上那天，是我把杂志钉到图书馆公告栏上的。据我所知，现在还在那儿挂着呢。”她用一只小小的黑色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女版莫扎特震惊国际象棋界》。哎呀，哎呀。”
“众所周知，”道奇小姐说，“宣扬共产主义，就等于在宣扬无神论。”
贝丝迟疑片刻，继而问道：“你还在用镇定药吗？”
“应该是吧。”贝丝说。
“但凡我有机会，”乔兰妮说，“我就要讲讲海伦·迪尔多夫和她那些该死的镇定药。”
“这不是一个可以假设的问题。”布洛克夫人立刻说道，“这关乎事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上帝的圣言无异于诅咒，而基督教十字会的宏旨之一就是与克里姆林宫较量一番，战胜在那儿掌权的无神论者。”
“你上芭芭拉·沃尔特斯的节目应该会很好看的，”贝丝说，“你可以谈谈孤儿们的情感缺失。”
“我对此没有异议。”贝丝说。
乔兰妮摇摇头。“直到我去年拿到学士学位，我才真正想明白。”她讲话时嘴里一直有食物，现在，她吞下去了，手肘支在桌上，身体往前凑，“我本应去法律行业或是政府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大学这几年真算是好时光，但我把好日子都耗在练习侧身跨跳和腹部核心上面了。”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我是黑人，我是女性，我是孤儿。我应该去哈佛上学。我应该像你一样，让自己的照片登上《时代》杂志。”
“很好。我们要的是一份声明。”布洛克尔夫人说这句话的方式让贝丝想起了迪尔多夫夫人，多年前她就见识过这种语气了。老练的霸凌者的语气。假如对手过早地出动后来对付她时，她就会有这种感觉。“你们想让我向媒体发表声明？”
“你可以做别的事情。”
“没错！”布洛克尔夫人应声答道，“如果基督教十字会要——”她停下话锋，摸了摸搁在她腿上的马尼拉信封，好像在掂量它的分量。“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一份草稿。”
“还行吧。”乔兰妮回答得有点快。过了一会儿又说道，“不，真不行。这个屁专业毫无用处。我不想以后当个健身教练。”
贝丝瞪着她，在心里厌恶她，但什么也没说。
“你喜欢念这个吗？”
布洛克尔夫人解开了信封上的绳扣，抽出一张纸，打印在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的。她把它递给贝丝。
乔兰妮挑了挑眉毛，继续吃她的小牛肉。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你去了你那个幸福之家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打排球。我十八岁就从梅修茵毕业了，大学给了我一份体育教育系的奖学金。”
这张纸和第一封信用的信纸是同一套，边缘列着一排人名。贝丝瞥了一眼长长的名单，看到了“泰尔萨·R.布洛克尔，执行秘书”，她的名字列在标明“牧师”的六七个男人的名字上面。接着，她快速阅读了这份声明。有些词句下面画了着重线，诸如“无神论与共产主义的复杂关联”和“激进的基督教事业”。她抬起头，看向布洛克尔夫人：她双膝并紧地坐在沙发上，带着一种克制的厌恶感打量这个房间。“我是个棋手。”贝丝轻轻说道。
“不是一码事。我十八岁了。”
“你当然是，我亲爱的。”布洛克尔夫人说道，“而且，你是个基督徒。”
“你还不够老吗？”乔兰妮说。
“这我不能确定。”
晚餐的前半段，乔兰妮谈的都是在梅修茵的事——在礼拜堂从头睡到尾，恨死了那儿的餐食，也说到了夏贝尔先生、格雷厄姆小姐和星期六的基督教电影。说到迪尔多夫夫人的时候就太好笑了，她一个劲儿模仿迪尔多夫紧张的声调、甩头的样子，极尽搞笑之能事。她吃得很慢，笑得很开心，而贝丝发现自己也在和她一起笑。贝丝已经很久没笑过了，她和任何人——甚至包括惠特利夫人——在一起都不像这样轻松。乔兰妮点了一杯白葡萄酒配小牛肉，贝丝犹豫了一下，然后向侍应生要了杯冰水。
布洛克尔夫人盯着她看。
贝丝看着乔兰妮漂亮的脸蛋、醒目的发型、长长的黑睫毛和饱满的嘴唇，先前的自惭形秽渐渐消散，身心都有种简单纯粹的轻松感。她露出开心的笑容，“很高兴见到你。”她真正想说的是：“我爱你。”
“是这样的，”贝丝说，“我不打算说出这种话。”
“谁能忘了这茬儿呢？”乔兰妮说。
布洛克尔夫人倾身向前，接过声明。“基督教十字会已经投入了大笔赞助……”她的眼里闪过一丝贝丝早就见识过的冷光。
贝丝苦笑了一下，翻到书的扉页，那上面还有当年幼稚的笔迹，写着“伊丽莎白·哈蒙，梅修茵孤儿院”。“还因为我是白人吧？”
贝丝站起身。“我会把赞助费退还给你们的。”她走到书桌前，找出她的支票簿。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一个傻瓜。那是让她、本尼和陪同他们的棋协女干事买机票的钱。给她的酒店住宿和其他旅行开销买单的钱。但在他们一个月前寄给她的支票的最底下，在通常写着“租金”或“电费”的地方写着那笔钱的用途，有人——很可能就是布洛克尔夫人——写的是“侍奉基督教事业”。贝丝开了一张4000美元的支票给基督教十字会，并在下面的空白处写上“全额退款”。
“干坏事的一直都是我。”乔兰妮说，“因为你被收养而气得要死。”
令人吃惊的是，道奇小姐的声音非常温柔，“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亲爱的。”看起来，她是真的很在意。
乔兰妮带来了一样东西，用马尼拉信封装着。她把信封放在贝丝面前的桌上。贝丝去拿。手一碰到信封里的东西，她就知道那是一本书。她把信封扯下来。《现代国际象棋开局》。她那本快被翻烂的旧书。
“我也希望如此。”贝丝说道。她去莫斯科的飞机将在五周后起飞。
她们坐下来，有点别扭地互相打量。贝丝心意已决：为了这场面，必须喝一杯才行。但当侍应生过来、欢快地打破沉默后，乔兰妮点了一杯苏打水，贝丝就吩咐他再给自己拿杯可乐。
···
第一眼，贝丝没有认出她。朝餐桌走来的年轻女子穿着酷似可可·香奈儿的短外套、留着浓密膨胀的非洲爆炸头，那么高挑，贝丝简直无法相信那就是乔兰妮。她看起来像个电影明星，或者摇滚偶像——身材比戴安娜·罗斯还丰满，酷劲儿堪比莲娜·霍恩。但当贝丝看出来这真真切切就是乔兰妮时——她的笑容和眼睛仍是她记忆中的乔兰妮——她尴尬地站起来，两人拥抱在一起。乔兰妮身上的香水味很浓。贝丝觉得浑身不自在。她们拥抱的时候，乔兰妮拍了拍她的背，说：“贝丝·哈蒙。我的老贝丝。”
她给本尼打电话，铃声一响他就接了。她把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疯了。”
她们在托比餐厅见到彼此时，这股发自内心的冲动已淡去。那一整天贝丝都没喝酒，还去罗贝塔的美发店剪了头发，还打扫了厨房，又和乔兰妮说上话的兴奋感让她停不下来。她提前一刻钟就到了托比餐厅，侍应生提议给她先上杯酒水，被她紧张地婉拒了。乔兰妮到达时，她的面前摆着一杯可乐。
“无论如何，覆水难收。”贝丝说，“现在反悔已经太晚了。”
“这就是我想和你谈的事。”贝丝说。
“机票钱付了吗？”
“我旷课也要去。”乔兰妮说，“狗娘养的！载入史册的全美国际象棋冠军。真正的赢家。”
“没有。”贝丝说，“什么钱都没付。”
“我今晚就请你吃饭。你能在七点赶到主街的托比餐厅吗？”
“你必须向苏联旅行社预付酒店费用。”
“妈的，没有。我是从那个地方毕业的。你到底为什么不给我寄张明信片，或来盒小饼干什么的？”
“我知道。”贝丝不喜欢本尼的语气，“我的银行账户里有2000美元。本来有更多，但我一直在供这房子。还差3000。至少吧。”
“乔兰妮，”贝丝说，“后来有人收养你了吗？”
“我没钱。”本尼说。
“嫉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有钱的。”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没钱。”接着是长久的沉默，“你可以给棋协打电话。或是国务院。”
“我是黑女士。”乔兰妮说，“至于你嘛，你不丑了。我在杂志上看到你了，芭芭拉·史翠珊上的杂志都没你上的多。我的名人朋友。”
“棋协不喜欢我。”贝丝说，“他们认为我没有尽力，没有为棋坛做出足够的贡献。”
“你还是黑人吗？”
“你本来就该上《今夜秀》和菲尔·多纳休的节目。”
“哦，我的上帝，孩子，”乔兰妮说着，笑出了声，“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你还是那么丑吗？”
“该死的，本尼，”贝丝说，“别扯这些。”
“你还好吗，乔兰妮？”贝丝好想哭，但好歹克制住了颤抖的哭腔。
“你真够疯的。”本尼说，“你何必在意那些傻瓜信仰什么？你想证明什么呢？”
“我他妈的见鬼了！”乔兰妮在电话里喊道，“耶稣他妈的基督！”
“本尼。我不想一个人去苏联。”
···
本尼突然提高了嗓门。“你这个混蛋，”他喊道，“你这个该死的疯癫的混蛋！”
迪尔多夫夫人的语气变软了。“好吧，伊丽莎白。德威特住在列克星敦。这是她的电话号码。”
“本尼……”
“迪尔多夫夫人，”贝丝说，“求求你了。”
“你先是不肯回纽约，现在又这么胡闹。你就他妈的一个人去吧。”
“有法律……”
“也许我不该这么做。”她开始觉得心灰意冷，“也许我没必要把支票还给他们。”
“迪尔多夫夫人，”贝丝的语气突然冲破了礼仪，充满了感情，“迪尔多夫夫人，就为我破个例吧。我必须和乔兰妮谈谈。”
“孬种才用‘也许’这种词。”本尼的声音像冰一样。
“我很抱歉，”迪尔多夫夫人说，“梅修茵不能把收养人的地址或电话号码告诉外人。”
“本尼，我很抱歉。”
“我打电话是为了问乔兰妮·德威特的下落。我要找到她。”
“我要挂了。”本尼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个讨厌鬼，现在尤其是。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她听到手中的电话被挂断了。她把话筒放回机座。她搞砸了。她已经失去了本尼。
“夏贝尔先生还在我们孤儿院。你打电话来是为了问这个吗？”
她给棋协打了电话，在线等了十分钟，主管才接起电话。他对她很客气，表达了同情，祝她在莫斯科一切顺利，但他说拿不出更多钱了。“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杂志。我们能提供的真的只有那400美元了。”
“夏贝尔先生还好吗？”贝丝问道。
等到第二天早上，她才接到华盛顿的回电。打来电话的人叫奥马利，是文化事务部的。她把来龙去脉告诉他后，他描述了一通他们在华盛顿是多么兴奋，因为她“在苏联人擅长的运动中给了他们一记重击”。他问她，他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哎呀。”这声感叹后是短暂的停顿，贝丝心想，迪尔多夫夫人大概没什么可说的。她可能和自己一样，觉得这样聊天勉为其难。“说起来，”迪尔多夫夫人说，“我们一直在看关于你的报道。”
“我马上就需要3000美元。”
“是我。”
“我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奥马利说，“我一小时内给你答复。”
“真的是你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
但她等了四个小时，他才回电。她在厨房和花园里走来走去，然后飞快地拨通安妮·里尔登的电话，基督教十字会本来指定她担任此行的陪护者。安妮·里尔登作为女棋手，等级分在1900上下，至少，她懂国际象棋。贝丝曾在西部某地赢过她一次，差点儿把她的棋子吃光。没人接电话。贝丝给自己煮了咖啡，一边等电话，一边翻看几份《德国国际象棋报》。拱手让出基督教十字会的赞助费几乎让她自己犯恶心了。4000美元，表了个姿态。等到最后，电话终于响了。
她一时语噎，说不出话来，只想挂断电话，但她用力倒吸一口气，说道：“迪尔多夫夫人，我是贝丝·哈蒙。”
还是奥马利。没办法。他非常抱歉，如果没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更多流程的审批，政府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把钱给她的。“不过，我们会派一个人和你一起去。”
梅修茵的接线员让她稍等片刻。贝丝伸手拿起药瓶，摇出一颗绿色的药，吞了下去。听筒里终于传来了声音，那么清脆、清晰，让她一惊。“我是海伦·迪尔多夫。”
“你们没有备用金之类的钱吗？”贝丝问道，“我不需要能捣毁莫斯科政府的大笔资金。我只需要带能帮我的人一起去。”
回到厨房，她感觉自己更稳定了。镇定药见效了。每一毫克的镇定药会杀死多少脑细胞？再怎么样，药也不会像烈酒那么有杀伤力吧。她走到客厅，拨通了梅修茵孤儿院的电话。
“我很抱歉，”奥马利说，“我真的非常抱歉。”
当时已近中午，她还没有喝过酒。有那么一瞬间，她确实想用一杯吉布森来稳定情绪，但是，连她自己都无法否认这种想法有多愚蠢。一杯吉布森就足以代表她的决心崩塌。她也许算是酒鬼，但不是傻瓜。她上楼去，拿起一瓶在墨西哥买的利眠宁，吃了两片。等到紧张感舒缓下来了，她走到前一天大男孩刚刚修剪过的院子里。香水月季一度盛开。现在，大部分花瓣都凋落了，在一些花茎的末端、花朵曾经绽放的地方还留有圆滚滚的小球，好像仍在孕育着什么。这些花在六七月盛放时，她连瞧都没瞧过它们一眼。
挂了电话，她又走到花园里。明天一早，她会把支票寄给苏联旅行社的华盛顿分部。她将独自前往，或与国务院派的什么人一起去。她学过俄语，不至于完全不知所措。反正，苏联棋手也会说英语。她可以自我备战。她已经独自训练好几个月了。她喝完了咖啡。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我训练。
乔兰妮的名字不在列克星敦的电话簿中。贝丝又查了路易斯维尔和法兰克福的名录。都没有乔兰妮·德威特。她可能结婚了，改了夫姓。她也可能去了芝加哥或克朗代克；自从贝丝离开梅修茵孤儿院的那天起就没再见过她或听闻她的消息。如果非要找到她，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她的收养文件存放在惠特利夫人的书桌抽屉里。她拿出那只文件夹，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信笺上方有梅修茵的红色官方标志、院名和宣传用的口号。电话号码也印在下面。她紧张地拿着那张信纸看了好一会儿。下面有一个蝇头小字的签名，字迹很整洁：海伦·迪尔多夫，院长。
[1] 胸肌（pectorals）和鱼的胸鳍（pectoral fin）相近。
13
[2] 印刻在英国嘉德勋章上的金字箴言，嘉德勋章起源于中世纪，是授予英国骑士的荣誉等级里最高的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