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谁也没说话。最后是陈纳德轻声地问道：“惠特利先生，你想让贝丝怎么办呢？”
“按照我的理解，你并不是。我才不管你那该死的律师怎么说。我也不关心阿尔玛说了什么。那个女人就是不知道闭上她的嘴。”
“我想让她搬出去。我要卖掉这所房子。”
“我不是孤儿，”贝丝说，“我是你的女儿。”
贝丝看了他一会儿，说道：“那就卖给我吧。”
他转身看着她时，她惊诧地看到他的脸竟已那么扭曲。“花在这房子里的钱都是我掏的，没有哪个自作聪明的孤儿能从我手上夺走这一切。”
“你说什么？”惠特利问道。
“你收养了我，”贝丝说，“又不是我要求你这么做的。”她觉得喉咙里有种窒息感，“你就是我在法律上的父亲。”
“我可以买。不管你的抵押资产是多少，我都愿意付给你。”
奥尔斯顿·惠特利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等他转过身来时，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振奋了精神，而且看起来很恼火。“是阿尔玛想收养你。不是我。你没有资格拥有我的一切，就因为我签了一些该死的文件让阿尔玛闭嘴。”他转身面对窗外，“其实签了也没用。”
“现在的房价可比当初高多了。”
“你签了文件，”贝丝说，“你就要承担责任。你甚至都不能看我一眼吗？”
“多少？”
他像只受惊的兔子那样看着她。“阿尔玛，”他说，“是阿尔玛想要个孩子……”
“我要七千。”
“不是那样的，”贝丝说，“他说房子可以是我的……”突然间，她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然击中了一般，转向惠特利，说道，“我是你的女儿。你收养了我。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
她知道他当时购入时还不到五千。“好。”她说。
为什么她的律师要为他说话？拜托，为什么他不能找自己的律师？她朝他看，看到他正在点烟，脸上带着某种痛苦的表情，仍然稍稍躲开，没有正对她。“按照他的意思，他只是允许你在安定下来之前暂居此处。”
“你有那么多吗？”
“惠特利先生说你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她说，“但我要扣除埋葬我母亲而支付的费用。我会给你看收据的。”
惠特利的尴尬表现让她莫名其妙地替他扭捏起来，仿佛她自己也困窘起来。“我以为，只要我付贷款，就能保住这栋房子。”她说。
奥尔斯顿·惠特利像个殉道者般长叹一声。“好吧，”他说，“你们两个可以起草文件。我要回酒店了。”他走到门口，“这儿太热了。”
“惠特利先生有一个提议，贝丝。”律师开口了。她正视惠特利先生，他只是把脸稍稍偏向他们这边。“你可以住在这里，”律师接着说，“直到你找到永久住处。”为什么惠特利不亲口对她说这些呢？
“你可以脱掉西装呀。”贝丝说。
说不出究竟为什么，但他让贝丝觉得恶心。他和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那一次是在迪尔多夫夫人的办公室，他是和惠特利夫人一起去的，为了好好看看她。
···
尽管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下午，奥尔斯顿·惠特利仍然穿了一套西装，还是深灰色的花呢面料，他在沙发上坐好后，稍稍提起裤腿上的折缝，露出了栗色短袜上面的一截瘦削、苍白的小腿。他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十六年，但他对房子里的任何东西都兴趣索然。他像陌生人般走进来，带着一种又像愤怒、又像抱歉的眼神，在沙发的一端坐下，把裤腿拉高一寸，什么也没说。
如此一来，她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了2000美元。她不喜欢钱这么少的感觉，但这没关系。在那堆邮件中有两份邀请函，请她参加两个高级别的比赛，奖金都很高。一个是1500美元，另一个是2000美元。还有一封厚厚的信来自苏联，邀请她七月去莫斯科。
挂断电话后，她环顾客厅。这栋房子仍然属于惠特利。这太让她震惊了。她几乎没见过他在这个家里逗留，但实际上房子是他的。她不希望他得到这栋房子。
她带着签署好的文件回家后，独自在客厅里走了几圈，轻轻地抚过每一件家具。关于家具，惠特利只字未提，但现在都是她的了。她已经问过律师了。惠特利甚至都没出面，陈纳德把文件带去凤凰酒店，让他签字，与此同时，她在律师办公室里一边翻看《国家地理杂志》一边等律师回来。这栋房子的感觉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全是她的了。她会买些新家具：一张做工精良的矮沙发，两把摩登风格、小巧的扶手椅。她可以想象出它们的样子，给它们配上淡蓝色亚麻布坐垫、深蓝色镶边。不是惠特利夫人喜欢的那种蓝色，而是她自己喜欢的。贝丝蓝。她希望客厅里的陈设更亮丽，更欢快。她想抹去惠特利夫人似有若无的存在感。她要在地板上铺一块亮色的地毯，把窗玻璃擦洗干净。她要买一套音响和一些唱片，为楼上卧室买崭新的床罩和枕套。去珀塞尔百货公司买。惠特利夫人生前是个好母亲；她也不想那么早死，那么早地离开贝丝。
“我来看看怎么安排。”律师说。
···
“你和他明天能到这儿来吗？”
贝丝睡得很好，醒来时却很生气。她穿上雪尼尔家居长袍，穿着拖鞋——惠特利夫人的拖鞋——踢踢踏踏地走下楼，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她付给奥尔斯顿·惠特利的7000美元，因而一肚子气。她很爱她的钱；她和惠特利夫人都很享受从一场又一场赛事中赢得奖金，并把钱攒下来生利息，她们喜欢看到钱生钱。她们总是一起展开贝丝的账户报表，看看又得了多少新的利息。惠特利夫人去世后，她可以继续住在这里，继续去超市买菜，想看电影的时候就去看电影，不用担心钱不够用，也不用考虑找工作、上大学或是靠比赛赚钱，当她确认这个事实后，心里很踏实。
“钱。”律师说，“他想把那栋房子卖掉。”
她从纽约带了三本本尼的国际象棋的小图册；煮鸡蛋的时候，她在厨房里的餐桌上摆好棋盘，拿出上届莫斯科邀请赛的棋谱。俄语小册子是用昂贵的纸张印刷的，字体清晰而优美。虽说她读了大学的夜校课程，但并没有真正通晓俄语，不过她可以很轻松地读出名字和符号。不过，西里尔字母让人头痛。苏联政府不惜重金扶植国际象棋事业，甚至有专用的字体，和她熟悉的字母表都不同，这让她很恼火。鸡蛋煮好了，她剥掉蛋壳，把白煮蛋放进碗里，加了黄油，接着就摆起了彼得罗辛和塔尔对弈的那盘棋。格林菲尔德防御。半斯拉夫变例。摆到第八步，她把黑方的王翼马移到后线第七排后，突然觉得无聊了。她摆得太快了，来不及好好分析，她没有像本尼那样迫使自己停下来，去追索棋局上的蛛丝马迹。她吃完最后一勺鸡蛋，走出后门，来到花园。
“他为什么不肯签？”
那天早上很热。院子里的草长得过于茂盛，几乎盖住了通向那些残败的香水月季的小砖路。她回到屋里，把白方的车移到后线第一排，盯着它看。她不想研究国际象棋。这件事很吓人；因为如果她不想在莫斯科丢脸，她就需要做足准备、刻苦训练。她勉强压下心头的恐惧，上楼冲澡。擦干头发时，她看到自己的头发该剪了，竟然感到一阵释然。这就是今天要做的事。剪完头发，她可以去珀塞尔百货公司，看看有什么沙发适合客厅。但现在就买并不明智，她还需要多挣一点钱。还有，她要怎样修剪草坪呢？有个男孩曾为惠特利夫人干过这活儿，但她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在办公室。但他在城里。我想，如果你能看着他的眼睛，提醒他，你是他的合法女儿……”
她要把这个家好好打扫一下。扫去蜘蛛网，床单和枕套看起来乱糟糟的。她可以先买一套新的床上用品。再买些新衣服。哈利·贝尔蒂克把他的剃须刀落在浴室里了；她要不要把它寄给他？牛奶变酸了，黄油放的时间太长了。冰箱里四壁冰霜，还有一些以前买的冷冻鸡肉饭堆叠在最里面。卧室里的地毯积灰了，窗玻璃上有指纹，窗框缝隙里有沙砾。
“他在你那儿？”
贝丝尽可能把脑子里的一团乱麻甩出去，然后和罗贝塔约好两点去剪头发。她会顺便打听一下，去哪儿能找到清洁女工来干几星期的活儿。她可以先去莫里斯书店，订购一些棋书，然后在托比餐厅里吃午餐。
“他改主意了。也许你可以和他谈谈。”
可惜，她熟悉的那位店员那天不上班，代替他的女店员对棋书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订购。贝丝好歹让她找出了一本目录，订了三本关于西西里防御的专著。她需要特级大师们的比赛棋谱，还有《国际象棋情报》。但她不清楚这份期刊是哪个南斯拉夫出版社出版的，新来的女店员也不知道。这让她有点恼火。她需要一个堪比本尼的藏书的国际象棋图书馆。想到这里，她终于气恼地意识到：她可以回纽约，把这儿所有乱七八糟的琐事抛在脑后，重新和本尼在一起，继续他们中断的训练。可是，现在的本尼还能教她什么呢？还有哪个美国棋手能教给她更多东西呢？她已经超越了他们，所有人。现在，她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她必须靠一己之力跨越美国国际象棋界和苏联国际象棋界之间的鸿沟。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需要我帮忙，”贝丝说，“你是律师。他对我说过，他会签署必要的文件。”
托比餐厅的领班认识她，把她安排在靠近前门的好位置。她点了法式油醋汁浸芦笋作为开胃菜，并吩咐侍应生说，她先吃开胃菜，再点主菜。“您想来杯鸡尾酒吗？”侍应生愉快地问道。她环视静谧的餐厅，看了看正在享用午餐的客人，看了看餐厅入口用天鹅绒绳栏圈起来的甜点桌。“一杯吉布森，”她说，“加冰块。”
“产权。”陈纳德说，“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酒眨眼间就送来了。看上去太美妙了。平底玻璃杯爽洁明净；杯中的杜松子酒晶莹剔透；两颗小小的白洋葱宛如珍珠。抿第一口时，酒精刺痛了她的上唇，喝下去时又以一种甜蜜的挑逗刺痛了她的喉咙。酒一下肚，立刻缓释了胃里的抽紧感；任何能让自己放松的事都值得一做。她慢慢地喝完这杯酒，内心深处的怒火开始消退。她又要了一杯。在餐厅那头的阴影里，有人在弹钢琴。贝丝看了看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活着真好。
“签什么？”
她压根儿就没点主菜。到了两点，她走出托比餐厅，眯着眼睛眺望阳光，没等红绿灯就穿过主街，走向大卫·曼利的葡萄酒店。她用俄亥俄州寄来的两张旅行支票买了一箱保罗·梅森红葡萄酒、四瓶戈登杜松子酒和一瓶马提尼和罗西苦艾酒，她让曼利先生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现在，她讲起话来口齿清晰又干脆；走起路来很稳健。她吃了六根芦笋，喝了四杯吉布森。她已经和酒精暧昧多年了。现在是时候确定关系了。
“那可太美妙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是惠特利。他不想签字。”
进门时，电话铃一直在响，但她没去接。出租车司机帮她把那箱酒搬进屋，她给了他1美元小费。等他走了，她把一瓶瓶酒拿出来，放进烤面包机上方的柜子里，摆得整整齐齐，挡在惠特利夫人以前买的意大利面条和辣椒罐头前面。然后，她打开一瓶杜松子酒，再拧开苦艾酒的瓶盖。她以前从没自己调过鸡尾酒。她把杜松子酒倒进平底杯，加了一点苦艾酒，用惠特利夫人的一柄长勺搅拌一下。她小心翼翼地把这杯酒端去客厅，坐下来，喝了一大口。
“巴黎。”贝丝说，“下棋。”
···
他接起电话，一开口就说：“我昨天给你打了三次电话，试图联系你。你去哪儿了？”
每个早晨都很可怕，但她都挨过去了。第三天，她去了克罗格超市，买了三打鸡蛋和一份冷冻的电视晚餐。此后，她总在喝第一杯酒之前吃两只鸡蛋。到了中午，她通常已昏睡过去。她会在沙发上或椅子上醒来，四肢僵硬，后脖颈被热汗濡湿。有时，她觉得头很晕，还觉得肚腹深处有一股浓烈的怒气，就像下颚脓肿破裂时的疼痛那样强烈——牙痛如此厉害，除了喝酒，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缓解疼痛。有时，酒会遭到身体的抵抗，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喝下去，但她照样喝。她会把酒喝下去，然后等待抵抗的感觉渐渐退却。就像调低音量那样。
家里有一堆信件等着她，好几封都来自迈克·陈纳德——处理房产契约的律师。过户手续好像有什么问题；她还没有明确的继承权或类似的身份证明。给她惹麻烦的人是奥尔斯顿·惠特利。别的信还没拆，她就赶紧给陈纳德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星期六早上，她把酒洒在厨房里的棋盘上了，星期一，她不小心撞到桌子，把一些棋子撞到了地上。她任由那些棋子倒在地板上，直到星期四——那个年轻人终于来修剪草坪了——才把它们捡起来。她躺在沙发上，喝着那一箱里的最后一瓶酒，听着年轻人的电动割草机发出的轰鸣声，闻着割下的青草的气味。她把钱付给他之后，独自走到外面，看着、闻着被剪下来的一堆草。一时间，她被那场景感动了，看到草丛发生如此巨大的改观，与之前的模样大相径庭。她回到屋里，拿上手袋，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律规定不允许把葡萄酒或烈酒送货上门。她只能亲自再去买一箱。两箱或许更明智。她要试试爱玛登酒庄的红酒，据说比保罗·梅森更好。她要试一下。也许，还可以再来几瓶白葡萄酒。她还需要食物。
···
午餐是直接从罐头里倒出来的。只要你加点胡椒粉，再配一杯红酒，辣椒的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爱玛登比保罗·梅森好喝，没那么涩。不过，吉布森还是很强劲，好像棍子抽打在身，她开始对这种酒多加小心，特意留到昏睡前才喝，有时候，也会攒到大清早，当作第一杯喝。到了第三周，有些晚上，她去睡觉时都会带一杯吉布森上楼。她把酒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口上压一本《国际象棋情报》，以防止酒精挥发，半夜醒来时就把酒喝光。就算半夜不喝，也会在早上醒来后、下楼之前喝光。
“我没放弃。”她答。
电话有时会响，但她只在头脑清晰、口齿清楚的时候才会接听。她总是先大声地说几句话，以检查自己够不够清醒，然后再拿起听筒。她会念一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如果念得好，她就接电话。有个女人从纽约打来电话，邀请她上电视节目《今夜秀》。她拒绝了。
“别放弃，”他说，“输一盘并不能证明什么。”
直到开始喝酒的第三个星期，她才翻开她在纽约时寄来的那堆杂志，发现《新闻周刊》上登了她的照片。他们在体育栏目里给了她一整版的篇幅。照片拍的是她和本尼的对弈，她还记得拍照的时刻：就在对局的开局阶段。照片清楚地拍出了棋盘上的局面，她一看就知道自己的记忆无误：她刚刚走了第四步。本尼一如往常，看起来若有所思，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篇文章称她是维拉·明契克之后最有才华的女棋手。喝得半醉的贝丝读着读着，越来越生气，气明契克占了那么多篇幅，作者还写到她如何死于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大轰炸，然后才指出贝丝的棋比明契克下得更好。说真的，身为女性和下棋有什么关系？她比美国所有男性棋手都要好。她想起《生活》杂志的那个记者曾问过她：作为女性，身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有何感受。让她见鬼去吧；等她一锤定音了，这个世界就不再由男人主宰了。已到午时，她把罐装意大利面条倒进平底锅加热，再把文章读完。最后一段的力道最大。
她在肯尼迪机场给本尼打了电话，告诉他她输掉了最后一盘，博尔戈夫完胜她。本尼深表同情，但听来有点疏远，当她告诉他她要去肯塔基待一段时间时，他听起来颇为恼火。
十八岁的贝丝·哈蒙已确立了美国国际象棋女王的地位。她可能是摩菲或卡帕布兰卡之后最有天赋的棋手；没人知道她的天赋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在这个脑力惊人的年轻女孩的身体里到底蕴藏了多么巨大的潜能？为了得出答案，为了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国际象棋界有没有摆脱在世界棋坛中的劣势，她将不得不去大男孩们的聚集之地。她将不得不去苏联。
她不想见本尼。她本该打电话让他来接机，但她不想回他的公寓。她离开列克星敦的家已有八个星期了；她要回家，要舔一下伤口。她在巴黎拿到了第三名，奖金金额竟然很高，实在出乎意料，所以，她负担得起尽快往返列克星敦的旅费。况且，她还有一些文件要去律师那儿签署。她想在家待一星期，再回去和本尼一起训练。可是，她还能从他那儿学到什么呢？一想到自己为巴黎的赛事所做的那么多准备，她再次感到晕眩。好不容易才甩脱那种糟心的感觉。当务之急是为莫斯科的比赛做好准备。现在还来得及。
贝丝合上杂志，倒了一杯爱玛登酒庄的夏布利，边吃意大利面条边喝。那已是下午三点，热得要命。酒的库存越来越少了；烤面包机上方的搁架上只剩下两瓶了。
回纽约的飞机如同陷阱；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怎么也逃不开那盘棋的记忆，在脑海中无限回放的片段怎么也停不下来。空姐好几次过来，问她要不要酒水，她都强迫自己拒绝了。她太想喝了；而这恰恰让她害怕。她吃了镇定药，但无法纾解心胸中的块垒。她没有犯错。她那盘棋下得特别好。可是功亏一篑，走到最后，她的处境近乎狼藉满地，博尔戈夫却好像毫发未伤。
···
···
读完《新闻周刊》报道后的那一周，星期四，她早晨醒来时浑身难受，晕得无法下床。她想坐起来，却怎么也坐不住。头和胃都在悸动。她还穿着前一晚的牛仔裤和T恤，这些衣物闷得她快窒息了。但她竟然没法把它们脱下来。T恤粘在上身，她浑身无力，甚至无法把衣摆拉过头顶。床头柜上有一杯吉布森。她使劲翻了个身，双手捧住杯子，在开始反胃前吞下了半杯。一时间，她以为自己要被噎住了，还好终于喘上气来，她再把杯中的酒喝光。
她没有推倒自己的王。她站起来，看着他不露声色的脸，说道：“我认输。”博尔戈夫点点头。她转身走出那个房间，真切地感到浑身上下都像病了一样。
她吓坏了。她独自一人在火炉般的房间里，害怕死去。胃里难受极了，每个器官都在疼。难道她喝下去的红酒和杜松子酒已经毒害了自己？她又试了试，想要坐起身，刚刚喝下去的杜松子酒似乎起作用了，她总算坐起来了。她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才脚步不稳地走进卫生间，开始呕吐。吐干净了，整个人好像被荡涤过了。她终于把衣裤都脱掉了，还很怕在洗澡时滑倒，像蹒跚的老太太那样摔断臀骨，所以她在浴缸里接满温水，泡了个澡。她应该打电话给惠特利夫人以前的医生——麦克安德鲁斯——预约中午前后就诊。假设她能独自赶到他的诊所的话。这不仅仅是宿醉；她病了。
第三十八步，他把车干脆利落地移到第二排，第一次威胁将杀。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抵御，但这之后显然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威胁，要么将她的军，要么吃她的后，要么让他变第二个后。她觉得头晕目眩。有那么一瞬间，光是看着棋盘，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是那样明摆在棋盘上，她就觉得天旋地转。
但泡完澡后，到了楼下，她的状况好多了，毫不费力地吃了两只鸡蛋。拿起话筒给别人打电话的念头似乎已是恍如隔世。不管电话线连通的是哪个世界，反正，在她和那个世界之间有一重她无法穿透的屏障。她会没事的。她会少喝一点，一点一点减少。也许再喝一杯，她就会想给麦克安德鲁斯医生打电话了。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夏布利，开始小口啜饮，酒像魔药般治愈了她。
她确实更使劲地动脑筋，也确实走出了精彩的着法——在她的个人历史上堪称最佳的几步棋，但还不够。第三十五步时，她只觉口干舌燥，棋盘上，她只能看到自己乱了阵脚，而博尔戈夫的局面逐步强大。太不可思议了。她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而他正在一步步挫败她。
···
她试图用自己的一个象去抗衡，但他走了步兵，去封锁这条大斜线。她下得很好，现在依然无可指摘，但他更胜一筹。她必须再努力一点。
第二天早上她吃早餐时，电话铃响了，她不假思索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自称埃德·斯宾塞；过了一会儿，她才想起他是本地赛事的主管。“我来敲定一下明天的事。”他说。
博尔戈夫还是把象走到了有兵保护的那个格子。她盯着这个局面，看了好半天才顿悟个中深意；为了赶走这个象，无论她怎样走，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她置之不理，留在那里的象将进一步加强他的局面。她抬头看了看他的脸。现在，他带着一丝笑意看着她。她迅速移开视线，低头看棋盘。
“明天？”
博尔戈夫随即走了一步棋，他没有移动王。他只是挺进了车前兵。她花了五分钟，才看明白他的真正目的。如果她将他的军，他就会让她吃掉车，然后把他的象移到刚刚挺进的那个小兵前面，她就不得不移动她的后。她屏住呼吸，警惕起来。她会丢掉底线的车，还有两个兵。那将是灾难性的损失。她必须撤回她的后，退到能逃跑的地方。她咬紧牙关，移开了后。
“明天的比赛。我们想问一下，您能不能提前一小时来？路易斯维尔的报社要派摄影师来，我们相信，WLEX电视台也会有人来。您能九点来赛场吗？”
他和平常没两样，镇定自若。他没有和她对视，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棋盘上，研究她刚刚那步后的走法。接着，他略微耸了耸肩——旁人很难觉察到那么微小的动作——用他的车攻击了她的后。她早知道他可能这么做，也早有准备。她让马跳过来，威胁将军抽车。现在，他必须移动王，而她将会把后移到车线上。她可以预见到：后在车线上，有好几种走法可以威胁他，而且，都比她先前制造的威胁更紧迫。
她的心一沉。他说的是肯塔基州锦标赛，她忘了个干干净净。那是她的卫冕赛。她应该在明天早上去亨利·克莱高级中学，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为期两天的比赛。她的头很痛，血管悸动，拿着咖啡杯的手也不稳了。“我不知道，”她说，“你能不能过一小时再打来？”
她再次环顾四周。其他几盘棋都结束了。这让她又惊又喜。她看了看表。一点已过。他们已经下了三个多小时。她把注意力转回到棋盘上，斟酌了几分钟，把她的后移到棋盘中心。是时候了，该进一步施压了。她看向棋桌对面的博尔戈夫。
“当然可以，哈蒙小姐。”
到了第十五步，她开始意识到双方都有战术机会，到了第二十步，她被自己清晰预见走势的能力吓了一跳。她的思维如行云流水，在着法的复杂组合中精巧地挑选最好的路径。她开始沿着后翼象线向他施压，威胁双重攻击。他避开了这条线，她继而巩固中心兵。她的局面越来越开阔，进攻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哪怕博尔戈夫似乎总能及时地避开危机。她知道他有化解的本事，但这没有让她沮丧；她只觉得自己有种取之不尽的能力，能走出有威胁性的强劲着法。她从没有下得这么好过。她会用一系列威胁逼他妥协，迫使他改变自己的阵势，然后她就变本加厉，用双重乃至三重威胁令他没有退路。他的后翼象已在她的连连进攻下寸步难行了，他的后为了保护车也受掣肘。每走一步，她的棋子都像在释放自身的潜能。她的进攻力好像是无穷尽的。
“谢谢你。我一小时后再答复你。”
她已拿定主意怎么走了。虽然本尼给过建议，但她还是会走兵到王线第四排，寄希望于西西里防御。所有刊登出来的博尔戈夫走过的西西里防御的对局，她全都研究过了。她按照计划出着，拿起小兵，放到了第四排，当他拿起后翼象前兵时，她感到一阵快意袭来。她已经预料到他会怎么走了。她把她的马移到王翼象线第三排；他把他的马移到后翼象线第六排，行至第六步，他们就进入了布列斯拉夫斯基变例。她知道，博尔戈夫下过的棋局中有八盘棋都采用了这个变化，她和本尼一起研究过，一盘一盘地看，一步步地仔细客观分析过。他在第六步把兵移到王线第五排，是这个变例的典型下法；她坚定地把马移到了马线第三排，确信自己是对的，再看向棋盘对面的他。他用一只拳头抵着脸颊，像其他棋手一样低头看棋盘。博尔戈夫是个强大的对手，沉得住气，诡计多端，但他的棋艺中不存在魔法。他把他的象放在王线第七排，没有看她。她完成王车易位。他也王车易位。她向四周看看，这个装潢精美的房间里还有另外两盘棋在安静地进行。
她感到很害怕，她不想下棋。从奥尔斯顿·惠特利手里买下这栋房产后，她就再也没看过一页棋书，也没碰过棋子。她甚至不愿去想国际象棋。昨晚的酒瓶还放在烤面包机旁的台面上。她倒了半杯，但喝下去时，嘴里感觉刺痛，酒味酸臭。她把没喝完的杯子放进水槽，从冰箱里拿出橙汁。如果她的头脑清醒不了，不去参加比赛，明天只会醉得更厉害，病得更重。她喝完橙汁，上楼，想到她这些日子里喝掉的那些酒，想到此时此刻肚子里的酒。她觉得体内有种被虐待后的污浊感。她需要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
她走进赛场，看到他坐在桌前，那时候，他看上去似乎不是不可战胜的。一如往常，他穿着深色西装，粗硬的黑发一丝不乱地从额头往后梳齐。他的神情也一如往常，没有表情，但看起来没有杀气。他谨遵礼节地站起来，她伸出手，他握住，但他没有笑。她执白；当他们都落座后，他按下了棋钟，为她计时。
去也是白去。贝尔蒂克不会参加的，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优秀。在国际象棋界，肯塔基州无足轻重。她光着身子站在浴室里，开始复习西西里防御的列文费舍变例，她眯起眼睛，想象着棋子在棋盘上的场景。她过完了前十几步棋，一步也没错，虽然幻视中的棋子不像一年前那样清晰。在第十八步棋后，她有所犹豫，黑方在这步棋中将小兵移到马线第五排，取得均势。斯米斯洛夫—博特维尼克，一九五八年。她想过完整盘棋，但是头太痛了，她停下来，吃了两片阿司匹林，之后却不确定兵的位置了。但她完全记得前十八步。她今天会保持清醒，不碰酒，明天再下。两年前，她轻而易举就蝉联州冠军了，很简单。除了她自己，也许还有哈利，肯塔基州就没有别的特别强的棋手了。戈德曼和西泽摩尔都不算劲敌。
···
电话铃再次响起时，她告诉埃德·斯宾塞，她会九点半到赛场。半小时拍照绰绰有余了。
那天晚上，她吃了三颗镇定药，早早上床，不确定自己能否放松地入睡。但她睡得很香，八点醒来时神清气爽，觉得自己很有信心，思维敏捷，她准备好了。
···
离开时，她在前台停下来，问她明天早上要和谁对弈。主管翻了翻文件，淡淡一笑。“小姐，是特级大师博尔戈夫先生。”
虽然很渺茫，但她暗自希望唐斯会带着相机出现，不过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路易斯维尔的报社派来的男人也没来。她在第一台为《先驱报》的女摄影师摆了个姿势，用三分钟做完了当地电视台的男主持人的采访，然后匆匆告辞，在比赛开始前在附近街区走了一圈。比赛前一天，她果然做到了——没有喝酒——还在三颗绿色药的帮助下睡了个好觉，但胃里还是有想吐的感觉。时间还早，但阳光太刺眼了；她发现自己刚走过街区的拐角就开始出汗了。脚也很疼。十八岁，她却觉得自己像四十岁。她必须戒酒。她的第一个对手叫福斯特，等级分1800。她将执黑，但应该很容易取胜——如果他先把王前兵移到第四排，让她进入西西里防御，那就更容易了。
她一路赢下去，第二天赢了法国人，第三天打败了英国人。博尔戈夫也是三连胜。在他们决战前的那一天，她的对手又是一个荷兰人——比前一个年纪大，也更有经验，比赛开始后，她发现自己就在博尔戈夫的棋桌旁边。看到他离自己这么近，她有片刻心烦意乱，但也没关系，她可以不受影响。这个荷兰棋手很厉害，她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盘上。这盘下完后——鏖战将近四个小时，对方终于无奈认输——她抬起头来，看到旁边棋桌上的棋子都已被撤空，博尔戈夫早就走了。
考虑到福斯特在第一轮就与全美冠军交手，他显得足够镇定。他很有自知之明，没有走王前兵开局来对付她。看到他把兵移到后线第四排，她当即决定不采用后翼弃兵，而要尝试用荷兰防御将他引入不太熟悉的局面。也就是说，她把兵移到了王翼象线第五排。他们按谱着走了几步，结果，不知怎么了，她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石墙结构”。她很不喜欢这个局面，而且，在一番通盘考虑后，她开始生自己的气。应该打开局面，直击福斯特的软肋。她已经陪他玩过了，现在，她只想尽快了结。她的头还在隐隐作痛，即便坐在上等的转椅里，她也觉得不舒服。房间里的旁观者太多了。福斯特二十多岁，淡金色的头发；他移动棋子的动作谨小慎微，让人抓狂。第十二步之后，她看了看棋盘上的紧张局面，飞快地冲了一步中心兵，弃兵；她要打开局面，展开攻势。她的等级分大概比这个神经质的家伙高出600；她会把他杀得片甲不留，然后去吃顿丰盛的午餐，喝几杯咖啡，准备好下午迎战戈德曼或西泽摩尔。
···
然而，弃兵的举动太仓促了。福斯特用马吃掉了那个兵，而非她预料中的兵，这一步之后，她发现自己要么防守、要么只能再丢一个兵。她恼怒地咬着嘴唇，寻觅足以威慑他的办法。但她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她的头脑转得很慢，迟钝到可恶。她退象保兵。
那天晚上她走回酒店，神情凝重地摆了十几盘博尔戈夫的对局——她早就和本尼研究过这些对局了，都已经滚瓜烂熟了——然后在十一点上床；她没有吃药，睡得很香。博尔戈夫成为国际特级大师已有十一年了，成为世界冠军也有五年了，但这一次她决不会消极应战。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会被他羞辱。而且，这次她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她特地为和他对局做了准备，而他不可能像她那样有备而来。
福斯特看到这步棋后，微微扬了扬眉毛，把车移到了后线，也就是她弃兵后打开的那条线。她眨了眨眼。她不喜欢这盘棋的走向。她头痛欲裂，痛得越来越厉害了。她起身离开棋桌，走到主管那里，问他要阿司匹林。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药，她吃了三片，用纸杯里的水送服，然后再回到福斯特的棋桌。当她走过主赛场时，大家的视线都暂离各自的棋局，抬起头，盯着她看。她突然为自己答应参加这种三流的赛事而生气，更气她不得不回去和福斯特较劲。她讨厌这种情形：就算她打败他，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但如果他打败她，她的脸往哪儿搁？但他不会打败她的。连本尼·沃茨都赢不了她，这些来自路易斯维尔的神经兮兮的研究生又怎么能把她逼到死角呢？她肯定能找到战术组合的机会，然后左右开弓把他撕个粉碎。
有一场招待会将在四点半举行，就在赛事所在的小楼里；返回时的路有点难找，她到达会场时气喘吁吁，迟到了十分钟。比赛用的桌子都被推到了房间的一侧，椅子都靠墙摆放。她被领到靠近门口的一个座位上，还有人给她递来一小杯滤泡咖啡。还有一辆手推车，摆放在上面的糕点是她此生见过的最精美的甜品。油然而生的是一股哀愁，她真希望阿尔玛·惠特利能在身边、能亲眼看到它们。从推车上取下一只拿破仑蛋糕时，她听到对面传来了响亮的笑声，抬头一看，原来是瓦西里·博尔戈夫在笑，手里端着咖啡杯。有两个人站在他身边，一左一右，都满怀期待地朝他欠身颔首，陪他一起笑。他笑得又沉闷又拖沓，脸都显得扭曲了。贝丝觉得胃里一凉，好像突然吞了一块冰。
然而，找不出任何组合的可能性了。她一直盯着棋盘，眼看着局面随着一步又一步棋逐渐变化，却没有给她留下活路。福斯特下得很好——水平显然比他的等级分要高得多——但他还没好到那种程度。挤满这个小房间的人默默地看着她渐渐处于防守状态，看着她努力不让自己的表情泄露出已然开始支配她的着法的惊慌。她的脑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她已经一天两夜滴酒未沾了。问题出在哪里？在内心深处，她开始觉得惶恐。万一，她以某种方式损毁了她的天赋呢……
她在林荫道上闲逛了几小时，没有停下来买东西，只是观望路人、建筑、商店、餐馆、树木和花朵。横穿和平街时，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太太，发现自己脱口而出的是“对不起，夫人[2]”，那么简单，好像她这辈子都在说法语似的。
之后，到了第二十三步，福斯特开始在棋盘中心进行子力交换，她发现自己竟无法阻止，眼看着自己的棋子接二连三地消失，她只觉得从内到外泛起一阵恶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局面越来越坏，残兵败将越看越荒凉。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败局，被一个等级分1800的棋手以多两个小兵的优势所压倒。她无能为力了。他可以将一个小兵升变为后，再尽情地羞辱她。
荷兰人选择了列蒂开局，她就像跟本尼下列蒂开局时那样应对自如，在第九步时已获得均势。他还没机会王车易位，她就展开了进攻，先弃象，然后迫使他为了保护王而放弃他的马和两个兵。到了第十六步，整个棋盘都充斥着她布下的各种战术组合威胁，哪怕并没有真正实施任一组合，但攻势已然够强大了。他被迫无奈，每一步都要向她屈服一点，直到无计可施，无法挽回地处于下风，最终放弃。下午时分，她已经在里沃利大街上快活地逛街了，阳光普照让她倍感享受。她看着商店橱窗里的衬衫和鞋子，就算什么都没买，她也满心欢喜。巴黎和纽约有点相似，但更文明。街面洁净，橱窗明亮；有真正的路边咖啡馆，人们悠哉悠哉地坐在户外，用法语交谈。她一直沉浸在国际象棋中，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身在巴黎！这就是巴黎，她此刻行走的林荫大道就在巴黎。那些迎面走来、衣着亮丽的女人都是法国女人，巴黎女人，而她是年仅十八岁的全美国际象棋冠军。她品味着洋溢在心头的喜悦，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有两个男人从她身边走过，低着头正在交谈，她听到其中一人说道“……只有两个部分[1]”。法国男人，她竟然听懂了这句话！她停下脚步，原地站了一会儿，凝望街道对面精致的灰色建筑、洒在树上的阳光，感受着这个充满人性的大都会的特殊气息。未来，她也许会在这儿拥有一套公寓，就在拉斯帕尔大道或卡普金街。过了二十岁，她可能就是世界冠军，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她可以在巴黎找个住处，去听音乐会，去看演出，每天在不同的咖啡馆吃午餐，和她身边走过的那些女人一样打扮，像她们那样充满自信，讲究品位，浑身上下都是精心打造的时装，昂首挺胸，头发修剪定型得无可挑剔。但她拥有的东西是她们都没有的，这能让她享有她们都会羡慕的生活。本尼敦促她来巴黎比赛是正确的，然后，明年夏天去莫斯科。她在肯塔基州的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住她；她的潜力无穷无尽。
在他那样做之前，她推倒了自己的王，没有看他一眼就起身离开，挤过一群人，避开他们的目光，几乎屏住呼吸，走到赛场外的主厅，止步在前台。
法国人的国际象棋没什么名气，但法国人下棋的房间非常漂亮。高高的蓝色天花板垂下两盏水晶吊灯，地板上的蓝色花卉地毯又厚实又鲜艳。三张闪闪发亮的棋桌都是胡桃木做的，每张桌子的棋盘边都摆着小花瓶，插着一朵粉色康乃馨。古董椅的坐垫很饱满，覆着与地板和天花板相称的蓝色天鹅绒。这个赛场就像一间昂贵的餐厅，赛事主管就像穿着燕尾服、训练有素的侍应生。样样都那么素雅、安馨。她是前一天晚上从纽约飞来的，对巴黎几乎一无所知，但她在这个房间里感到很自在。她在飞机上睡了个好觉，又在酒店里睡了一觉；之前还进行了五周的训练。她从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万事俱备、准备充足。
“我很不舒服，”她对主管说，“我不得不退赛。”
这是她见过的规模最小的赛事，设在军事学院附近一座优雅的老楼里。共有六名棋手，进行五轮比赛——每天一轮，持续五天。如果她或博尔戈夫在前几轮比赛中失手，就没有机会对弈了，而且竞争非常激烈。不过，就算竞争很激烈，她也不相信自己和博尔戈夫会输给其他人。她从门口走进比赛用的房间，当天上午乃至接下来几天的比赛都没有让她有焦虑感。要到最后一轮，她才会与博尔戈夫交手。她将在十分钟后和一位荷兰特级大师对弈，她执黑，但她一点儿都不担心。
她脚步沉重地走在主街上，心神不宁，尽量不去想那盘棋。这太可怕了。她尽由这个比赛试炼自己——酗酒者施加给自己的那种严峻考验——却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她回家后一定不可以再喝酒了。她必须看书、练棋，让自己振作起来。但一想到要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她就心慌害怕。她还能怎么办呢？她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也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她输掉的这盘棋无关紧要，就连这个比赛本身也不算什么，但奇耻大辱的感觉让人无法承受。她不想听到任何人讨论她怎么会输给福斯特的，也不想再看到福斯特。她绝对不能再喝了。再过五个月，她将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万一她已经毁掉自己了呢？万一她已用酒精溶解了大脑表层构成天赋的那些交错的突触呢？她记得在什么书里读到过，有些波普艺术家买过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原画，然后用一块特软橡皮把画擦掉了，让画纸上空无一物。这种暴殄天物的浪费行径曾让她惊骇。现在，她想象着自己大脑表层的棋艺天赋被抹杀时也同样震惊无比。
这一次，她知道自己会有阴暗的敌对心态，哪怕隔着一个房间看到他都能让她感受到这种敌意，但有心理准备也无法阻止她猛地吸一口气。他背对着她站着，正在和记者们交谈。她紧张地移开视线，恰如第一次在墨西哥城的动物园里偶遇他时那样。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不过是个穿深色西服的男人，一个苏联棋手。有个记者在给他拍照，还有一个记者在和他交谈。贝丝望着他们三人，看了一会儿，紧张感渐渐平息。她可以赢他的。她转身去前台登记。比赛将在二十分钟后开始。
回到家里，她试着去研习一本苏联的棋书，但无法集中精力，看不进去。她转而复盘和福斯特的那盘棋，把棋盘放在厨房里，但其中的某些着法让她痛苦不堪。该死的石墙变例，该死的仓促弃兵。所谓的“帕泽尔走法”：下得很烂的棋。宿醉者的棋。电话铃响了，但她没接。在那个时刻，她坐在棋盘前，痛苦地希望自己可以给谁打个电话。哈利·贝尔蒂克会回到路易斯维尔。但她不想告诉他自己输给了福斯特。不过，他很快就会发现的。她可以给本尼打电话。但本尼自从她去巴黎之后就一直很冷淡，她不想和他说话。没有别的人了。她疲惫地站起来，打开冰箱旁的柜门，拿下一瓶白葡萄酒，给自己倒了一整杯。内心有个声音在号叫着制止这种暴行，但她置若罔闻。她一口气喝了半杯，站在原地，等着酒劲上来。接着，她喝完了这杯酒，又倒了一杯。就算没有国际象棋，人也能活下去。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
第二天早上，她在沙发上醒来，仍然穿着她输给福斯特时穿的那身在巴黎买的衣服，她的恐惧又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她分明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被酒精弄混浊了，方位感变差了，动作变得笨拙了，思维如坠雾中，无法深入。但吃过早餐，洗过澡，换了衣服后，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个动作几乎是机械性的；她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过脑子地完成这个动作。当务之急是先吃几片吐司，这样酒就不会灼伤她的胃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想靠在打开的车窗上亲吻他，但她克制住了。“回头见。”她提起行李箱，走进了航站楼。
她一连喝了好几天，但对这次败局的记忆、对损毁自己惊人天赋所带来的恐惧都未曾消失，除非她醉到无法思考的程度。周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她的文章，配了一张那天早上她在高中拍的照片，标题是“国际象棋冠军退出本次比赛”。她看也没看文章，就把报纸扔了。
“走着瞧吧。”她说，“谢谢你的帮助。”她已经把行李箱从车里提出来了，现在站在驾驶座的车窗边。他们在禁停区，他不能停车送她进去。
之后有个清晨，她在一夜阴郁的乱梦后醒来，突然有种陌生的、已然不习惯的清醒：如果她不立即戒酒，她必将毁掉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她放任自己陷入了这个可怕的泥潭。她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找到新的立足点，让自己重新自由地站起来，从酗酒的泥潭里站起来。她将不得不寻求帮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知道自己想从谁那儿得到帮助——这带来了莫大的解脱感。
到了该出发的日子，本尼开车送她去肯尼迪机场，一直送到法航的航站楼外。“不是不可能打败他的，”本尼说，“你赢得了他。”
[1] 原文为法语。
惠特利夫人在她们旅行时一直带着贝丝的收养文件和出生证明，后来，贝丝也一直这样做，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派上过用场。但她到纽约的第一周，本尼带她去了洛克菲勒中心，她用上了这些文件，申请了护照。去墨西哥只需要申请旅行卡，惠特利夫人之前就办好了。两周后，绿色封面的护照寄来了，照片上的她双唇抿紧。虽然她还不确定会不会去，但在离开肯塔基、前往俄亥俄州的前几天，她已经寄出了接受巴黎邀请赛的信函。
[2] 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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