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盘在第一台，贝丝与一位名叫鲁道夫的大师对弈。他在中局时开始在棋盘中心兑子，贝丝警觉地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车、马外加三个兵的残局。鲁道夫拥有对等的子力，只不过象取代了马。她不喜欢这个局面，而且，他的象显然更有优势。但她设法牵制住他的象并用马与之交换，然后小心翼翼地下了一个半小时，直到鲁道夫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她才集中兵力打击他的弱项。她用一个兵去将军，兑车，并在王的保护下让她其中的一个兵顺利升变。鲁道夫显得对自己很生气，一气之下认输了。
这个赛场里没有专门的房间留给“顶级赛区”。第一台就只是第一张桌子上的第一盘棋。第二盘棋，贝丝坐第六台，她吃掉对方的一车、迫使大师级的对手投降时，棋桌边围了一些人观看。当她在掌声中抬起头时，看到阿尔玛·惠特利站在靠后的地方，笑得很开心。
掌声雷动。贝丝看了看围在桌边的人们。靠近后排的地方，又看到了穿着蓝裙子的惠特利夫人，她正兴高采烈地拍着手。
第二天和第一天一样轻松，尽管贝丝遇到的是更强劲的棋手。比赛前她花了一些时间摆脱药的后劲，让头脑清醒过来，但等她开始下棋后，神志就非常敏锐了。她甚至会用自信的姿态把持棋子了——拿起和放下时都有泰然自若的风范。
回客房的一路上，惠特利夫人捧着沉重的奖杯，贝丝的上衣口袋里收着支票。惠特利夫人已经在酒店信笺上写好了收支清单，放在了电视机上面——吉布森酒店三天住宿费：66美元，外加3.3美元的消费税；灰狗车费：23.6美元；以及每顿饭的价格，包括小费。“我为今晚的庆祝晚餐预留了12美元，还为明天的早餐预留了2美元。满打满算，我们的总支出是172.3美元。”
但鲁本·法因让她有点厌烦，所以看了一会儿，她就合上书，上床了。她的睡衣口袋里有两颗绿色药片，关灯后，她把它们都吃了。她不想冒任何险，不希望自己睡不着。
“还剩三百多。”贝丝说。
那天晚上回到客房后，惠特利夫人看了《贝弗利山人》和《迪克·范·戴克秀》，而贝丝摆好了棋盘，复盘了当天的两盘棋，想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瑕疵。然后，她拿出鲁本·法因[2]写的专门讲述残局的书研究起来。国际象棋的残局有其独特之处：感觉就像一盘完全不同的棋，一旦你开始纠结每一方的一两个棋子，就会衍生出兵升变的问题。那种微妙的变数可能令人非常苦恼；残局中也没有机会展开贝丝钟爱的那种猛烈攻击。
两人沉默了片刻。虽然贝丝完全明白那张信笺上写的内容，但她仍盯着它看。她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提出与惠特利夫人平分这笔钱？她不想分。她是靠自己赢到这些钱的。
她交上记录纸时，西泽摩尔刚好站在前台附近。她还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都是上一个比赛中的棋手，看到他们的感觉挺好的，但她真正想看到的上一个比赛中的棋手只有一个人——唐斯。她四下找了好几次，但没有看到他。
惠特利夫人打破了沉默。“也许，你可以给我百分之十。”她欣然说道，“就当是代理人的佣金。”
那天下午，她的对手是一个等级分1910、来自俄亥俄州的中年男子。她选择了西西里防御，在一个半小时后迫使他认输。她的头脑一如既往地清晰，还能用上过去几星期里从书中学到的一些新着法——那本国际象棋书是苏联大师布列斯拉夫斯基[1]写的。
“32美元，”贝丝说，“还有77美分。”
···
“在梅修茵，他们就跟我说了，你的数学成绩很好。”
贝丝挑中了一件淡灰色的毛衣，打折价24美元，非常合身。照着高大的试衣镜时，她试着把自己想象成玛格丽特那样的苹果派俱乐部成员；但脸还是贝丝的圆脸，有雀斑，棕色直发。她耸耸肩，用旅行支票买下了那件毛衣。她们在去西利托百货商店的路上经过了一家优雅的小鞋店，橱窗里摆着马鞍牛津鞋。她带惠特利夫人走进去，给自己买了一双牛津鞋。然后她又买了一双彩色菱格长袜来搭配新鞋。标签上写着：“100%羊毛。英国制造。”回酒店的路上，风中飞卷着小雪花，贝丝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新鞋和格纹长袜。她喜欢双脚现在的感觉，喜欢温暖的袜子紧贴着小腿，也喜欢它们搭配在一起的样子——亮闪闪的棕白拼色鞋，上面是亮丽而昂贵的袜子。她一路上都在往下看。
贝丝点了点头。“好吧。”她说。
“确定。”
···
惠特利夫人挑了挑眉。“羊绒？你确定我们买得起吗？”
她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小牛肉。惠特利夫人给自己点了一瓶红酒，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她边喝酒，边抽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贝丝喜欢那儿的面包和冷冷的淡色黄油。她也喜欢离她们那桌不远的吧台上的小树，树上挂着小橘子。
“羊绒的。”
惠特利夫人喝完酒后用餐巾抹了抹下巴，点燃了最后一支烟。“贝丝，亲爱的，”她说，“假期里，在休斯敦有个比赛，从二十六日开始。我很清楚，在圣诞节那天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吃李子布丁之类的东西。”
“什么样的毛衣，亲爱的？”
“我看到了。”贝丝答道。她看到了《国际象棋评论》的那则广告，也非常想去。但对于600美元的奖金来说，休斯敦似乎太远了。
惠特利夫人看到了一份西利托百货公司的打折促销广告——这家店离吉布森酒店只有几个街区。距离贝丝的下一盘棋还有四小时，所以她们冒着小雪去了西利托，惠特利夫人在地下室翻拣了一会儿，直到贝丝说：“我想去看看毛衣。”
“我觉得我们可以坐飞机去休斯敦。”惠特利夫人爽快地说道，“我们可以在阳光下度一个愉快的冬季假期。”
···
贝丝就快吃完她的意大利冰淇淋了。“好，”她说完，低头看着冰淇淋，又补充道，“好的，母亲。”
惠特利夫人露出了亲切的笑容。“亲爱的，”她说，“你真是个宝贝。”
···
“我赢了。”
她们的圣诞晚餐是在飞机上吃的，微波加热的火鸡，惠特利夫人有一杯免费的香槟酒，贝丝有罐装橙汁。这是她过的最好的圣诞节。飞机飞过白雪皑皑的肯塔基，旅程即将结束时，又在墨西哥湾上空盘旋。降落后，迎接她们的是阳光灿烂的温暖的天气。从机场开车过来的一路上，她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黄色的大吊车和推土机停在成堆的大梁旁，都没人用。有人在其中一辆车上挂了圣诞花环。
“你下得怎样？”
她们离开列克星敦的一周前，新一期《国际象棋评论》寄到了。贝丝打开一看，发现封底有一张她和贝尔蒂克的小照片，还有一个通栏标题：“女学生从大师手中勇夺肯塔基州冠军”。他们比赛的棋局被印出来了，评论是这样写的：“她如此年轻就掌握了战略要点，旁观者无不惊叹。她展现出的信心堪比年龄是她两倍的成年棋手。”她读了两遍才拿给惠特利夫人看。惠特利夫人欣喜若狂；之前，她曾把列克星敦报纸上的报道大声读过一遍，还大叫“太好了！” 这一次，她默默地读了一遍，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亲爱的，这是全国公认的了。”
“是的。”
惠特利夫人随身带着这本杂志，她们在飞机上花了一点时间，把贝丝接下来几个月里要参加的比赛都标出来了。她们定下来：每个月参加一次比赛。惠特利夫人担心的是病假条：可以用的病都快写光了，正如她所说，要是她再编更多的缺课理由，她的“可信度”必会大打折扣。贝丝暗自揣测：她们是不是该直截了当地请求校方批准她缺课呢——毕竟，男生们可以为了打篮球、踢足球而缺课——但她是明智的，所以什么也没说。写病假条这种办法似乎让惠特利夫人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很像一场共谋。
她回到客房后，惠特利夫人还在看《询问报》。贝丝进门时，她从近视眼镜的上缘看向她。“下完了？”她问。
她毫不费力地在休斯敦赢得了冠军。就像惠特利夫人说的那样，她真的“掌握了窍门”。她在第三盘棋被顽强顶和，但在最后一盘以令人炫目的组合式攻击击败了四十岁的西南区冠军，在她面前，他简直就像个初学者。她们“为了阳光”在这里待了两天，参观了美术馆和动植物园。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贝丝的照片，这一次，她看到后感觉很好。报道称她为“少年得志”。惠特利夫人买了三份报纸，说：“我还是做本剪贴簿吧。”
···
···
那人站起来，摘下帽子，伸了个懒腰。他低头盯着贝丝看了一会儿。“聂舍夫斯基在你这个年龄时就是这样下棋的，小姑娘。比你更年轻。”
一月，惠特利夫人打电话给学校，说贝丝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复发了，然后她们就去了查尔斯顿。二月份是亚特兰大，感冒；三月份是迈阿密，流感。有时候，惠特利夫人向校长助理报备，有时和女生主管谈。没有人对这些缺课理由提出质疑。看起来，有些学生似乎从外地报纸或其他渠道了解了贝丝的情况，但校方仍无一人置喙。比赛期间，贝丝每天晚上都用三个小时研究国际象棋。她在亚特兰大输了一局，但仍然拿到了冠军，在其他两个城市，她保持了不败的成绩。她喜欢和惠特利夫人一起飞行，后者在飞机上喝马提尼，有时会喝到舒服的微醺状态。她们一起聊天，一起傻笑。看到空姐和她们熨烫齐整的外套、鲜亮如面具的妆容，惠特利夫人会有风趣的评论，要不然就点评她们在列克星敦的一些邻居有多傻。她兴致高昂，妙语连珠，还讲了些小秘密，贝丝会笑很久，看着舷窗外飘在她们脚下的云朵，感觉前所未有地美好，哪怕在梅修茵的那些日子里攒绿色药片、一次就吃五六片，感觉也没这么好过。
“对。”第二个附和道，“他还能怎么走？”他走了这一步，然后继续。现在局势很明显了，白方要输了。接着是一番快速兑子，然后进入残局阶段，虽然看上去似乎进展得很慢，但黑方令人惊讶地弃了一个通路兵，突然间，升变的态势明确了，也就是说，黑方将比白方快两步变后。这盘棋令人眼花缭乱，恰如贝丝从书上学到的某些最精彩的对局。
她渐渐爱上了酒店和餐馆，爱上了参加比赛并稳操胜券所带来的兴奋感，一盘一盘地冲向桂冠，每赢一次，她桌旁的观众就会多一点。参赛的人们现在都知道她是谁了。她总是赛场里最年轻的棋手，有时是唯一的女棋手。赛完再回学校念书，一切好像只会越来越单调。有些学生在谈论高中毕业后要上大学，有些人已经想好了要从事什么行业。她认识的两个女孩想当护士。贝丝从没参与过这类交谈；她已成为她想成为的人。但她没跟任何人谈过旅行或自己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的建树和声誉。
“白方走车到后线第一排。”第一个插话的男人说。
三月，她们从迈阿密回来时，在信箱里看到国际象棋协会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会员卡，上面印着她的等级分：1881。她之前听人说过，靠等级分来反映她的真实实力还需时间；就目前来说，她很满意，因为她终于成为了一名有等级分的棋手。用不了多久，她就能提高分数。下一步是晋级大师，让等级分达到2200。超过2000分就会被业界称为“专家”，但这个头衔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她喜欢“国际特级大师”——真正有分量的头衔。
那人抬头瞥了他一眼，说道：“被你看出来了，马盖特。是一九三五年。”
···
贝丝已经预见到了这一步。白方看来要完蛋了，她刚想开口，另一个人又说话了：“这是米塞斯对弈聂舍夫斯基的一盘棋。三十年代的。”
那年夏天，她们去了纽约，在亨利·哈德逊酒店赏玩了一番。她们已经养成了品尝美食的习惯，尽管在家里还是常吃电视便餐，而在纽约，她们去法式餐厅用餐，坐巴士穿城而过，去很有名的法式小餐馆和阿让特伊咖啡馆。惠特利夫人在列克星敦的某个加油站买到了一本《美孚旅游指南》，从中挑出至少有三星以上评分的餐馆，再标注到她们的小地图上。那些店都贵得吓人，但她们对此都不置一词。贝丝会吃烟熏鳟鱼，但从不吃鲜鱼；每周周五在梅修茵孤儿院不得不吃的那些鱼肉让她至今难忘。她决定明年要在学校里选修法语。
戴帽子的人摇摇头，笑了笑。“车走王线第一排，将军。后被吃。”
唯一的问题是，旅行途中，她会吃用惠特利夫人的处方开来的药以助眠，但有时需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在早上彻底清醒过来。好在比赛棋局从没在九点前开始，而且她坚持按时起床，叫客房服务，然后多喝几杯咖啡。惠特利夫人不知道药的事，也不介意贝丝嗜饮咖啡；不管在哪个方面，她待她都像是对待成年人那样。她们在一起时，贝丝有时反而显得更成熟一点。
贝丝通盘考虑了一下。对白方来说，处处都有陷阱。有个旁观者开口说道：“后吃兵？”
贝丝很喜欢纽约。她喜欢坐巴士，喜欢坐嘎吱声不断的IRT地铁。只要逮到机会，她就流连于商店的橱窗，听街上的路人说意第绪语或西班牙语也让她很享受。她不介意这座大城市里的危险隐患，也不介意出租车傲慢的行驶方式，也不介意时代广场在脏乱中熠熠闪耀。最后一晚，她们去了无线电城音乐厅观赏了舞台剧《西区故事》和火箭女郎的歌舞表演。在宽敞的剧院高高的后排，坐在天鹅绒座位上的贝丝激动不已。
又有些人走进了房间，也围在旁边看。这种演示让贝丝由衷地感到一种新鲜的激动，为这个戴黑帽的男人的博闻强识、思路清晰和果敢的勇气而觉得兴奋。他开始在棋盘中心交换子力，用指尖把吃掉的棋子从棋盘上提起来，就好像它们是死苍蝇，同时保持一种轻声的快言快语，言明为什么要这样吃子，又会带来哪些弱点、做成什么圈套、有何种优点。讲到某一步棋时，他不得不把手伸长到棋盘另一边的底线，将一个车从原始位置移走，就在他抻长身体时，她惊讶地发现他的腰间竟然挂着一把刀。从腰带里伸出来的金属刀柄上有皮革覆面。他实在太像从《金银岛》走出来的人，以至于这把刀看上去竟也毫不突兀。就在这时，行棋停顿了一下，他说：“现在，看好这一步。”然后把黑方的车移到王线第四排，故意不出声地放下棋子，制造出夸张的效果。他把双臂叠抱在胸前。“白方在这里怎么办？”他环顾四周，问了一句。
···
“煞有介事吧。”那人说，“全是兵，没希望。看看黑方怎样获胜。”他把马留在棋盘中心，把黑兵移到王线第五排。接着，他继续把这盘棋的步骤演示出来，随意而灵巧地在棋盘上把棋子移来移去，偶尔指出一个潜在的陷阱。这盘棋在棋盘中心走出了赋格曲般平衡的局势。有点像电视里的延时镜头：浅绿色的茎拱出泥土，升高，膨胀，绽放成牡丹或玫瑰。
她还以为《生活》杂志的记者会是个烟不离手、长得像演员劳埃德·诺兰的男人，但上门采访的却是一个身材娇小、发色铁灰的女人，穿着深色衣裙。和她一起来的男人举着一台相机。她自我介绍，说她叫简·波尔克。她看起来比惠特利夫人老一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有很多飞快的小动作，她快速浏览了书柜里的书，定睛看了看墙上的一些印刷画作。然后，她开始提问。她的言谈很直接，语气挺让人愉快的。“真的让我大为惊叹，”她说，“尽管我自己不会下棋。”她带着微笑，“他们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天才棋手。”
“是的。”贝丝说，“如果你吃掉马，就会让他有了叠兵……”
贝丝有点发窘。
那人看着她，挑起眉毛。“难不成你就是那个肯塔基州的孩子？——干掉了哈利·贝尔蒂克的人？”
“在那么多男人中只有你一个女孩，那是什么感觉？”
贝丝很熟悉这些棋步，但她从未见过谁这样走。按照她的判断，这个人接下来会移动白方的后翼马，他果然是这样走的。然后他让黑方的兵吃掉白方的兵，再用白方的马吃掉刚刚吃掉白兵的那个黑兵。他把黑方的王翼马移到象线第六排，再把白方的另一个马跳出来。贝丝记得这步棋。现在看这步棋似乎很寻常。她意识到自己开口说道：“我会吃掉马。”
“我不在乎那个。”
“卡罗－卡恩。对吧？”
“不吓人吗？”她俩面对面坐着。波尔克小姐的身体往前倾向她，专注地凝视贝丝。
“全是兵，没希望。”他把腿脚放回地面，挺直坐了起来。桌上有一副脏兮兮的米色绿色格子的旧棋盘，上面的木质棋子各有磨损。黑王的头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过；现在是用一块砂纸胶布固定的。“我来演示给你看。”那人说着，把棋盘拉到近前。贝丝现在就站在他身边。她是这间大厅里唯一的女孩。那人伸出手，用指尖提起白方的王前兵，轻轻地放在王线第四排，他竟有那么轻巧的动作，实在出人意料。然后，他拿起黑方的后翼象前兵，放在后翼象线第六排，再把白方的后前兵放在第四排，同样，让黑方的后前兵也前进两格，停在第五排。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此时，他们都在关注棋盘。
贝丝摇摇头。摄影师走到沙发旁，开始测光。
“卡罗－卡恩防御有什么不对吗？”有人问道。那是个穿骆驼毛毛衣、模样挺整洁的年轻人。
“我小时候，”女记者说，“大人们从不允许我争强好胜。我以前就玩洋娃娃。”
由于时间还早，房间里只有五六个人，摆放着纸质棋盘的桌边一个人也没有。每个人都在听那个男人说话。他大约二十五岁，模样像海盗。他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黑色高领毛衣，黑色毛线帽掩在浓密的眉毛上。他留着浓密的黑色胡子，显然应该刮一刮了；他的手背被晒得黝黑，看起来很粗糙。“卡罗－卡恩防御，”他笑着说道，“太令人失望了。”
摄影师往后退，开始在相机取景框里看贝丝。她想起了甘茨先生给过她的那只洋娃娃。“国际象棋并不总是‘争强好胜’的。”她说。
她走进去时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懒洋洋地瘫坐在沙发上，套着黑色皮靴的双脚搭在咖啡桌上。“……车到第七排，”他正在说话，“如鲠在喉啊，兄弟，那个位置的车。他看了一眼就付钱了。”他把头靠在沙发背上，用低沉的男中音大笑起来，“20美元。”
“但你下棋总是为了赢。”
她报名签到的时候，听到通向塔夫特大厅的一扇敞开的双开门内传来低沉的人声，比赛就将在门内进行。她往门内看，只能看到偌大的大厅里的一小块地方，还有一长排空荡荡的桌子，几个人在走动。
贝丝想说国际象棋有时是很美的，但她看着波尔克小姐那张犀利追问的脸，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
比赛就在酒店夹层的塔夫特大厅里举办；贝丝只需要乘电梯就能去比赛。惠特利夫人在这条街的尽头找到了一家小餐馆，她们早餐吃了培根和鸡蛋，然后，贝丝下楼去报名参赛，惠特利夫人就带着一份辛辛那提本地的《询问报》和一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回到床上。贝丝依然没有等级分，但这一次，前台有个男人知道她是谁；他们没有试图把她排在业余组。每天有两盘棋，时限为每方120/40，也就是说，你有两小时走前四十步棋。
“你有男朋友吗？”
惠特利夫人把房间仔细察看了一番，拉开梳妆台的抽屉看了看，打开电视再关上电视，抚平床罩上的皱褶。“还行，”她说，“我预订时指明要一个舒适的房间，我认为他们没有食言。” 她在床边的维多利亚式高背椅里坐下来，好像她这辈子都住在吉布森酒店。
“没有。我十四岁。”摄影师开始抓拍照片。
入住客房后，贝丝才放松下来。这个房间有两扇大窗户，可以俯瞰高峰时段的第四大街上的车水马龙。那天有点冷，但空气很清新。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洁白的浴室很大，摆着蓬松的红色毛巾，有一整面墙上贴着巨大的平面镜。梳妆台上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张床都铺着鲜红色的床罩。
波尔克小姐刚刚点燃一支烟，现在俯下身往前凑，将烟灰弹入惠特利夫人的烟灰缸。“你对男孩感兴趣吗？”她问。
她从未见过吉布森酒店这样的地方。那么宽敞，那么繁忙，大厅里吊着明亮的吊灯，铺着厚厚的红地毯，还摆着鲜花，就连三扇旋转门和站在门边的穿制服的门卫都让人看不够。她和惠特利夫人提着新买的行李箱，从汽车站走到了酒店门口。惠特利夫人不肯让门卫帮忙。她拖着行李箱走到前台，办好了两人的入住手续，不管客房服务员用怎样的眼神看她们，她都视若无睹。
贝丝觉得越来越不自在了。她想说说学习国际象棋的事，谈谈她赢下的诸多比赛，讲讲摩菲、卡帕布兰卡那些大师。她不喜欢这个女人，也不喜欢她的问题。“我的兴趣主要在国际象棋上面。”
···
波尔克小姐爽朗地笑起来。“那就跟我说说吧，”她说，“告诉我你是怎么学会的？多大开始下棋的？”
回到家后，她把书桌清空，摆好棋盘，再摆好棋子。她把新买的国际象棋书摞在一边，再把高高的银质奖杯放在另一边，奖杯的形状是国际象棋中的王。她打开书桌台灯，在桌边坐下，只是端详那些棋子，看看它们的弧面和曲线如何映照光线。她似乎坐了很久，心神安宁。后来，她拿起《现代国际象棋开局》。这一次，她从头开始看。
贝丝回答了这个问题，波尔克小姐做了笔记，但贝丝有种感觉，觉得她并非真的对这些细节感兴趣。她还发现自己继续往下说时其实已没什么可说了。
在莫里斯书店买好《现代国际象棋开局》和另一本关于残局的书后，贝丝走到街对面的珀塞尔百货公司。她从学校女生的闲谈中得知，珀塞尔百货公司比本·斯奈德好很多。她在四楼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和甘茨先生的那副国际象棋几乎一模一样的棋子，手工雕刻的马，又大又敦实的兵，胖鼓鼓的实心车。买棋盘的时候她犹豫了好一阵子，差点儿买了一块木头棋盘，但最终决定买一块绿色和米色方格的亚麻布折叠棋盘。这种比其他的更容易携带。
到了下个星期，贝丝在学校的代数课上看到前面的男生把《生活》杂志递给旁边的女生，他俩都转过身来，回头看她，好像他们从未见过她似的。下课后，那个男生——从来没和她说过话的男生——叫住了她，问她是否愿意在杂志上签名。贝丝惊呆了。她从他手中接过杂志，看到了——她的照片占满了整整一页，照片上的她正严肃地面对棋盘，还有一张梅修茵孤儿院主楼的照片。标题在那一页的顶端：“女版莫扎特震惊国际象棋界”。她用男生的圆珠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杂志放在一张空课桌上。
···
她回到家时，惠特利夫人正把杂志摊放在膝头。她朗声读起来：
“没问题，”惠特利夫人微笑着说，“如果你能开一张23.6美元的支票，我明天就能买好车票。”
“‘对有些人来说，国际象棋只是一种消遣，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欲罢不能的，甚至会上瘾。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天才棋手横空出世，生来就享有天赋异禀。总会有个小男孩时不时地冒出来，在这种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运动中展现出众地早熟，令我们叹服。然而，如果不是男孩，而是女孩呢？一个非常年轻、不苟言笑、有着棕色眼睛和棕色头发、穿深蓝色衣裙的女孩。
贝丝的塑料钱包里有20美元现钞和一沓十张支票。“我要买些国际象棋书。”她说。
“‘这种事前所未有，但最近发生了。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在辛辛那提，在查尔斯顿，在亚特兰大，在迈阿密，最近一次是在纽约市。有个女孩从容地迈进这个男性主导的全国国际象棋大赛的世界——她十四岁，有一双明亮而炽热的眼睛，来自肯塔基州列克星敦费尔菲尔德初中八年级。她很安静，很有教养。而且，她可不是来玩的，要打就要赢……’这写得太棒了！”惠特利夫人说，“我可以继续念吗？”
“吉布森酒店，双人间每晚22美元。灰狗车票每张11.8美元，当然，还有吃饭的开销。我已经把所有费用算了一遍。就算你只赢到第二名或第三名，也会有钱赚。”
“写到了孤儿院。”贝丝自己也买了一本，“介绍了我的一盘棋。但主要是在讲：我是一个女孩。”
贝丝仍然注视着她，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泄露出惊讶的神情。惠特利夫人的不诚实似乎在各个方面都称她的本心。接着，她说：“那我们要住在哪里？”
“没错呀，你是女孩。”
“单核细胞增多症。按照《妇女之家》上面写的，在你这个年龄段要当心这种病。”
“这不该有那么重要。”贝丝说，“我跟他们说的事，他们连一半都没登出来。他们没写到夏贝尔先生。也没写我怎么用西西里防御。”
“单核细胞？”
“可是，贝丝啊，”惠特利夫人说，“这篇文章会让你成为一个名人！”
“我可以写病假条，就说是单核细胞好了。”
贝丝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主要因为我是个女孩。”她说。
“学校怎么办呢？”贝丝说。
···
“坐灰狗也就是两小时的行程，”惠特利夫人说，“我自作主张地打电话问过了。”
第二天，玛格丽特在学校大厅里拦住了她。玛格丽特穿的是骆驼毛大衣，金发刚好垂肩；她甚至比一年前更美艳了几分，那时，贝丝从她的手包里拿走了10美元。“苹果派俱乐部的人让我来邀请你。”玛格丽特谦恭地说道，“我们周五晚上要在我家举办一次入会派对。”
贝丝端详了她很久。“那个时段我必须上学，”她说，“而且，辛辛那提离这里很远。”
苹果派的人。这实在太奇怪了。当贝丝接受邀请并询问地址时，她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地和玛格丽特对话。
第二天，她们去完银行回到家进客厅时，沙发前的矮凳上放着一本《国际象棋评论》。惠特利夫人把大衣挂进门厅的衣柜，拿起了那本杂志。“你去上学的时候，”她说，“我一直在看这本东西。我看到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在辛辛那提有一个大型比赛。冠军奖金是500美元。”
那天下午，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珀塞尔百货公司试裙子，最后在店里最贵的品牌中挑中了一条海军蓝配简洁白领的连衣裙。那天晚上，她把新裙子拿给惠特利夫人看，告诉她自己要去苹果派俱乐部，惠特利夫人显然很高兴。贝丝穿上裙子给她看时，她说：“你看起来可真像个名媛啊！”
“当然可以。”惠特利夫人说。
···
“我们明天放学后可以去银行。”
玛格丽特家客厅里的白木家具闪着漂亮的光泽，墙上挂着油画——画的主题大都是马。虽然已是三月，夜里不冷，但白色壁炉里依然燃着热烈的火。贝丝穿着新衣裙来到这里时，已有十四个女孩坐在白色沙发和鲜艳的翼背扶手椅上。大多数人都穿毛衣配裙子。“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有个女孩说道，“在《生活》杂志上看到费尔菲尔德中学同学的正脸照片。我差点儿疯掉了！”但当贝丝谈起比赛时，女孩们打断了她，问起那些男棋手。他们帅吗？她有没有和哪一个男生约会？贝丝答说“没太多谈情说爱的时间”后，女孩们就转移了话题。
“天哪！”惠特利夫人仍然盯着那张支票看。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她们谈到了男孩、约会和服饰，时而显得成熟老练，但酷酷的表情又会眨眼间变成咯咯的傻笑，而贝丝始终坐在沙发的一端，拿着一只装着可口可乐的水晶玻璃杯，浑身不自在，想不出可以说什么。到九点了，玛格丽特打开了壁炉旁的大电视，她们都安静下来，“本周电影”开始播放后就只能听到偶尔的傻笑声了。
“有些比赛的奖金比这还高。”
贝丝全程陪坐，没有参与广告时段的闲聊和欢笑，直到十一点电影结束。这个夜晚是如此无聊，让她极为震惊。她刚到列克星敦上学时，这种高级的苹果派俱乐部曾显得那么重要啊，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吗？她们在成熟的派对上就做这些事吗——看一部查尔斯·布朗森的电影？打破沉闷的唯一亮点在于一个叫菲利希亚的女孩说道：“我好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他看起来那么大。”贝丝笑出了声，但也只有这句话让她觉得好笑。
“我看到了，”惠特利夫人说，“我完全不知道下棋还能赚钱。”
过了十一点，她起身告辞，没有人劝她再待一会儿，也没人提及让她入会的事。她松了一口气，坐出租车回家，到家后，她在自己的房间看了一小时《国际象棋的中局》，这本书是从D.卢申科的俄语原版翻译过来的。
“是的，支票上写着：冠军奖金。”
···
“100美元。”惠特利夫人说，“就是说，你赢了？”
学校知道她的情况了，这样挺好的，到了下次比赛，她就没再用生病为借口。惠特利夫人和校长谈过了，校方准许贝丝缺课。谁也没提以前谎称过的那些大病小病。有关她的报道刊登在校报上了，学生们会在走廊里指认出她来。这次比赛在堪萨斯城，她夺冠后，赛事主管带她和惠特利夫人去牛排馆吃饭，当面告诉她，她能参加让主办方倍感荣幸。那是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有礼有节对待她俩。
“我需要父母或监护人陪同。去银行。”
“我想参加美国公开赛。”吃甜点、喝咖啡时，贝丝这样说。
贝丝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支票递给她。惠特利夫人在椅子上挺起身，接过支票，好像捧在手里的是死海古卷。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支票上的每一个字，然后轻轻地说出来：“100美元。”
“当然。”他说，“你很可能赢到第一名。”
“可是，亲爱的，”惠特利夫人说，“你要拿什么去开户呢？”
“第一名就能出国下棋吗？”惠特利夫人问道，“我是说，去欧洲。”
“你得和我一起去。”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个年轻人说道。他名叫诺比莱，戴着厚厚的眼镜，不停地喝冰水，“他们邀请你之前必须先对你有所了解。”
“银行户头？”
“我赢了公开赛，会不会让他们了解我？”
“我想开个银行户头。”她说。
“当然，本尼·沃茨一直在欧洲下棋，现在他已经拿到了国际级称号。”
贝丝苦着脸；她讨厌自己的那张照片。她的雀斑和小鼻子都被拍得太清楚了。
“奖金有多少？”惠特利夫人点了一支烟，问道。
本周末，一位本地女孩的棋艺震惊了肯塔基州的国际象棋界，她力克强敌，赢得了肯塔基州冠军。伊丽莎白·哈蒙是费尔菲尔德初级中学的七年级学生，据哈利·贝尔蒂克的评价，她表现出了“任何女性都无可比拟的精湛棋艺”，贝尔蒂克在州冠军决赛中卫冕失败，输给了哈蒙小姐。
“我认为算很高了。”
贝丝弯下腰，看报纸上是怎么写的：
“那苏联呢？”贝丝问。
“还行。”贝丝把报纸搁在沙发边的绿色塑料搁脚凳上，随即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头版最下面，心头一惊。上面是赫鲁晓夫的脸，下面就是她的脸，占据一个栏目的宽度，标题写的是：“本地神童大战国际象棋锦标赛”，她在标题下眉头紧锁。标题下有一排加粗的小字：“十二岁棋手震惊棋坛大师”。她记得那个人给自己拍了照，然后主办方给她颁发了奖杯和支票。她明明跟他讲过：她十三岁。
诺比莱盯着她看了足有一分钟，好像她暗示了某种非法事件。“苏联人都是杀手，”最后他开口说道，“他们在那儿会把美国人大卸八块当早餐吃掉。”
“学校里还好吗，亲爱的？”惠特利夫人的声音听上去含糊、遥远。
“好吧，这可真……”惠特利夫人说。
回到家，惠特利夫人手边有四瓶喝光的帕布斯特蓝带啤酒，都立在她椅子边的小桌上。电视机没开。贝丝在前门口捡起下午送来的报纸，一边走进客厅，一边展开报纸看。
“他们真的是这样，”诺比莱说，“我相信，这二十年来还没有哪个美国人迎战苏联人时如有天助。国际象棋就像芭蕾舞。他们是付钱给人专攻下棋的。”
贝丝把支票放回上衣口袋，走了。
贝丝想起了《国际象棋评论》中的那些照片，那些神色严峻的男人，躬身伏在棋盘上——博尔戈夫和塔尔，拉耶夫和沙普金，他们都紧锁双眉，穿黑色西装。国际象棋在苏联和美国的境况完全不同。最后，她问道：“我怎样才能参加美国公开赛？”
“我很抱歉，”他说，“要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同，你才能开户头。”
“只需寄去报名费，”诺比莱说，“和别的比赛一样，只不过竞争更激烈。”
“十三岁。”
···
男职员瞥了一眼支票：“小姐，你多大了？”
她寄走了报名费，但没有参加那年的美国公开赛。惠特利夫人染上了一种病毒，在床上躺了两星期，刚刚过完十五岁生日的贝丝不愿意一个人去。她竭力掩饰，但阿尔玛·惠特利这时候生病让她非常生气，也为自己不敢独自去洛杉矶而生气。公开赛不像美国冠军赛那么重要，但现在是时候了，她该去参加一些并不仅仅为了赢得奖金而去的赛事。像美国冠军赛、梅里韦瑟邀请赛这样的赛事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这是她靠偷听其他棋手的谈话、看《国际象棋评论》上的文章了解到的；现在，她该迈入大世界，再跻身国际赛场。有时候，她会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样子——真正的职业女棋手、全世界最好的棋手，充满自信地旅行，独自乘坐头等舱，身材高挑，衣装完美，颜值高，姿态美——不妨说就是白人版的乔兰妮。她经常提醒自己要给乔兰妮寄张明信片或写封信，但从未付诸实践。然而，她会在浴室镜子里端详自己，寻找梦想中那个姿态优美的女人的些微迹象。
那一整天，她都把折好的支票收在上衣口袋里，外面罩着毛衣。直到排在她前面的男人拿起几卷硬币塞进大衣口袋，把柜台的窗口留给她时，她才把支票掏出来。她把手搁在冷冰冰的大理石台面上，把支票递过去，还踮起脚尖，以便看到银行职员的面孔。“我想开一个户头。”贝丝说。
到了十六岁，她长高了，也长得漂亮了，还学会了把头发剪成突显双目的发型，但她看上去仍像个女学生。现在，她大约每六个星期参加一次比赛——去伊利诺伊州、田纳西州，有时也去纽约。她们仍会选择那些高奖金的比赛，扣除两人开销后仍能保证有足够的结余。她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增加了，个中乐趣可想而知，但她的职业生涯似乎停顿在了高端的瓶颈，个中滋味又很难说清。而且她的年纪够大了，已不能再被称为神童。
她走到柜台前时，银行都在准备关门了。她只能在放学后等巴士，再换乘一辆到主街。而且，这已是她跑的第二家银行了。
[1] 艾萨克·布列斯拉夫斯基（Isaac Boleslavsky,1919—1977），苏联国际象棋棋手，特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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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本·法因（Reuben Fine，1914—1993），美国国际象棋棋手，特级大师，心理学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