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会见面吧？请告诉我我们很快又能见面。”
“现在，我现在就得走。保重，亲爱的，我最美丽的玫瑰。永远别让生活或是境遇把你击倒。你很坚强，骄傲地站直了。”
他没有回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怎么能如此冷酷。他怎么能离开。他怎么能关上门。
“你什么时候走？”
我被丢下了。我坐在乱糟糟的床上，那上面有汗水和爱的味道。
“把钱拿着，你会需要的。”他的声音很坚定，但我能听出他正强忍着泪水。
J. 伊莲·詹宁
“你疯了吗？我不想要你的钱！我要的是你！”
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经历挫折，挫折会改变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这种改变，有时候不会。但是那种痛会一直留在那儿，高高地堆在我们心口，就像握紧的拳头想要松开一样。在我们的泪水和愤怒里，或者，最糟糕的，在我们的冷酷和内省中。
我从床上起来，努力想抱住他。我全裸着身子，我还记得他先是吻了我的一只乳房，接着又吻了另一只，然后突然转过身去，从钱包里拿出一卷钞票。我摇摇头，呆住了。
即使现在，每当我看到关于“二战”的电视节目或是听别人谈起，都会想象他是怎么失去生命的。我想象过他被子弹击中，鲜血四溅，他绝望而恐惧地呐喊的样子。我想象过他在田野上奔跑，躲避后面的坦克，而坦克最终从他身上开过，把他轧得支离破碎，头被埋进泥土里的样子。我想象过他被拉上船，扔进水里的样子。我想象过他在战壕底部被活活冻死，孤单而又恐惧的样子。我想象过他在一个黑暗的小巷里被纳粹士兵发现，然后被刺杀的样子。我知道这个习惯很奇怪，但那些画面总是跑到我眼前，我无法控制。他的影子跟随了我一生。
“你永远在我心里，我亲爱的多莉丝。我没收到你的回信时，真应该再写一封，可当时我以为你不想要我了。”
那一夜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他挣脱了我的怀抱，起身开始穿衣服。我伸手去拉他，让他回来。他弯下腰来吻我，我看到他眼里噙着泪水。然后他放开我，继续穿衣服。
我的爱人……我们本应成为眷属，但我们没有。这个想法仍旧困扰着我。
我把脸靠在他背上，吻他温暖的皮肤。“但是我爱你，你没听到吗？我为了你才来到这儿。你的信到得太晚了，否则我会早点过来。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战争才给我写信，我和艾格尼丝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来了。”
阿兰走后，我背靠着床，在地板上坐了很久，他那卷旧旧的美钞在我身边散了一地。我站不起来，也哭不出来。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他最后一次拥抱我。后来，阳光从窗帘缝照进来，将我从思绪中唤醒。我离开了阿兰和我俩的气味，离开了用烫金字写着门牌号的225房间。当他乘船奔赴欧洲的战场时，我正在酒店房间里绝望地埋葬关于他的记忆。
“你得适应没有我的生活，多莉丝。等我回来，我仍然是结了婚的人。”
当我出现时，艾格尼丝朝我咆哮起来。她在异国的土地上担心地一夜未眠，脸色苍白，满脸倦容。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坐在床边，手肘撑在膝盖上，用手托着额头。我爬上他的后背，吻他的脖子，双腿围住他的臀部。
“你去哪儿了？回答我！发生什么了？”
他悲伤地盯着墙壁。我所习惯的热烈眼神已经黯淡，只剩下痛苦。我轻轻说：“但是我爱你。”
我没法回答，她一直在咆哮。我无法解释连我自己都难以理解的事。我在行李中翻来翻去，想找到那一小片纸，我在上面写下了伊莲的姓，就是我们在船上遇到的那位女士。我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床上、地上，但尽管我把每个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找到。
“正因如此我才要回去。我是法国公民，我有义务回去。我妈妈是法国人，我在法国出生，我的根在那里。我不能背叛我的家庭、我的血缘。他们都指望我呢。”
“你在找什么？回答我！”艾格尼丝抬高了声音，仿佛我的恐慌感染了她。最终，她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在床上坐下。
“对不起，你说什么？你要去欧洲？你不能去，整个欧洲都在打仗。你不知道吗？”
“发生什么了？你去哪儿了？”她温柔地问。
我打开床头灯，看着他。
我摇摇头，眼泪涌出来。她坐下来，一只胳膊温柔地搂着我。
“我明天就要去欧洲了。”他轻轻地说，慢慢抚我的背，温柔地吻我的额头。
“告诉我吧，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让我担心死了。”
等我醒来，已经是夜里了。他在我旁边，醒着，他的手放在头上。我靠过去，枕在他的胸口。
我扭头看着她，但我只能挤出一个单词――他的名字。
随后，我们便静静地躺着，同步呼吸。我们靠得很近。即使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一刻，想起那种感觉，想到我在他怀中睡着时的幸福，心跳仍会加速。
“阿……阿兰……阿兰。”
他拉着我的手，走了进去。前台接待员认出了我们，冲我们点头，阿兰跟她说了什么，她认真听完，便递给我们一把钥匙。我们冲进电梯。门刚一关上，他就用温暖的双手捧起我的头，吻我。曾经，就是那样的吻，让时光都停滞了。我一生中没怎么接过吻。我们进了房间，他把我抱上床，慢慢俯在我身上。他解开我衬衫的扣子，温柔地爱抚我的肌肤，吻我。我们做爱，融为一体。
“多莉丝，你得放下他。”
“那我们再开一个房间。走吧！”
“我刚才和他在一起。整晚，就在酒店。原谅我，我没想到……我忘了……但他来了。”
“不行，我妹妹和我在一起。你走之后她来了巴黎，跟我一起生活。她现在就在上面。”
艾格尼丝把我搂得更紧了。我的头垂在她肩上，泪水涌出来。
“带我去你的房间。”他轻声说。
“他现在在哪儿？”
他的穿着和我记忆中不一样。他穿着合身的双排扣细条纹西装外套，一点都不像在巴黎时的样子。我摩挲着他的夹克。
她的毛衣靠近我脸颊的地方已经被眼泪浸湿了。
他抚摸着我的头，让我平静下来。我把脸埋进他的夹克，闻着他的气息。跟我记忆中的一样，太多的记忆，太多的安慰。
“他走了……他又离开了我。他要去欧洲，去参加战争。”
“很抱歉，哦，很抱歉，阿兰……亲爱的……我最近才收到你的信。我立刻就来了。”
我无法抑制地哭泣。艾格尼丝紧紧抱着我，就这样待了很久，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我抬起头，看到她的眼睛。它让我平静下来，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
他紧紧抱着我。
“这是我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虚弱地说，“我们还有钱可以再住几天，但仅此而已。我们得找到住的地方。我有一张纸上写了伊莲的姓名和地址，但是找不到了。”
“冷静，”他的法语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冷静，亲爱的。就像我在信里写的，我妈妈生病了。”他对着我的头发轻声说，“我必须回到她身边。我一回来就给你写了那封信。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我记得，她姓詹宁。”
他坚定地抓住我的手腕。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试图厘清混乱的思绪。
“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离开我？！你为什么离开？！”
“她说她住在哪儿了吗？”
我老远就认出了那头乱蓬蓬的棕发。我停住了，盯着他，任人们从我身旁走过。他也完全呆住了，他看到了我。仿佛有一种磁力，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当他从酒店门口的台阶上站起来时，我跑了过去。我扑进他的怀里，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那样大哭起来，他也抱着我，把我的眼泪吻干。但强烈的喜悦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我抬起拳头捶他的胸口。
“没有。但她儿子是渔民，住在海边，我想是在一个半岛上，她说他住在岛的一端，正对大海。”
刚开始，我还很坚强，还抱有希望，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脚越来越沉重，肩膀也因为搬重物而越来越疼。我被允许再干几天，但随后经理摇摇头，把我的薪水递给我。因为太多语言方面的问题，我没能按要求完成任务。我想争取，但他只是摇摇头，指指大门。这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酒店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往回走的路上，我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担忧。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们能住在哪儿？我们该怎么活下去？
“天哪，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美国很大，一定有上百个半岛。那张纸在哪里？”
迎接我的经理语速很快。他用手指指，做点手势，点点头，笑一笑，接着又开始说。等他终于意识到我并没有听懂时，他皱起了眉头。他的发音和伊莲很不一样。第一天，我便认识到，不能开口说话意味着我只能待在最底层。我低下头，为自己的无知表示歉意。
艾格尼丝也瞪大眼睛盯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在包里和口袋里翻。突然，妹妹喊道：“等等！我们跟她告别时，她说她很盼望回家，她再过几小时就能到家了……也就是说，她住在纽约附近？”
到处都是噪声，路人的叫声，汽车的喇叭声，还有我听不懂的话。街上的车比巴黎多多了。我走过几个街区，暖气从路面的井盖下冒出来，我绕过去，不敢在上面走。
我没有说话，忧心忡忡。但艾格尼丝没有放弃。
我向布鲁明戴尔出发了，准备开始第一天在库房的工作。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迎接我的将是和巴黎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我知道这次不是凭笑脸就能搞定的。我让艾格尼丝待在酒店里，并且留下了一堆指令：“不要离开房间，不要开门，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她问我“鱼”用英文怎么说。
这是我们来纽约的第五天，我们得开始考虑未来了。但是，我们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生存下来。我们都非常想家。我想念巴黎熟悉的街道，艾格尼丝想念斯德哥尔摩。我们思念自己抛下的一切。我给格斯塔写信，我好像只能向他诉苦。我向他求助，尽管我知道他也帮不了我们。
我回想伊莲在船上教我们的各种食物的说法。
S. 阿兰·史密斯
“Fish.”
“你理解？你到底理解什么？是躺在这张床上有多么悲惨吗？是我多么绝望地想回家吗？是我的臀部有多疼吗？还是你理解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觉得如果你离开这儿，我会舒服很多。走吧！”她生气地撇着嘴唇，能感觉到自己下巴上的皮肤都被拉紧了。她身上半盖着医院的毛毯，她想拉到腿上，但疼痛阻止了她。那个人站起身，静静地看着她。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她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这个固执的老太太再也不可能自己搞定一切了。他可以这么想，但他不能强迫她做任何事，这一点他们俩都明白。她希望他快点离开。他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后退了两步，转身走了，什么也没说。她听见他把文件撕成两半，又一次愤怒地扔进了垃圾桶。她笑了。至少，她获得了第四次小胜利。
艾格尼丝跑出房间。几分钟后，她拿着一张地图回来了，急切地递给我，上面圈着三个靠近大海的地方。
她慢慢转过头，瞪着他。
“看！可能是这里！前台接待员圈出了几个地方，但只有这个在半岛上。她说过，就在半岛的一端！也就是这里，蒙托克。”
“多莉丝，我们最好能聊一聊，如果你愿意试着去理解。我知道你习惯于一个人搞定一切，但你的身体不行了。我知道，这很难。”
那一刻，我别无选择，只能听从我的小妹妹，让她的热情打消我的担忧。我们收拾好行李，把包放在门口，在酒店里住了最后一晚。我仍然记得天花板上的裂缝，我从中寻找着灰棕色天空下的新路线。艾格尼丝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她也没有睡着。我们都笑起来，因为我们都没有跟对方说话，都纹丝不动地躺着，怕把对方吵醒。其实说说话可能会减轻我们的担忧和孤独。
她仍然静静地看着墙壁。病房里静得只能听到走廊里微弱的铃声，还有护士轻柔的脚步声。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裙子，发现腰部已经松了。我记得我把衬衫底部卷了两道塞进去，想撑起来，但都无济于事，裙子仍然滑到我的臀部。在美国的生活已经让我付出了代价。
“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儿，你也没法回家，所以我们需要把你转移到疗养院。你可以把这看作临时性的，但事实是，你不可能一个人生活。护士告诉我你昨天试过了，还走不了路。如果是这样，你一个人在公寓里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拎行李。每人抓住最重的箱子的一只拉手，同时轮换着拎另一只包：先是我，然后换她。我们的手、胳膊，还有肩膀都很疼，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总算走到了车站，靠着地图和艾格尼丝的比画买到了去蒙托克的车票。我们完全不知道如果伊莲不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压根不敢想。当车开出车站时，我们靠窗坐着，盯着窗外。我们为几乎看不到顶的高楼而惊叹，还有密密麻麻的路灯和电线，以及嘈杂的人群和车流。
那个男人又来了，她和之前一样，固执地扭过头看着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