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阿兰寄来的，我的阿兰。
我们很快就能重逢了。我好想你。
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开始，我很生气，因为他过了这么久才跟我联系，而且只有只言片语。但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了，仿佛悲伤带来的麻木慢慢离我而去了。他还在那里，我没有做错什么，他爱我。
来我这儿吧。我需要你。跨过大西洋，我就又能把你拥在怀里了。我会永远爱你。快点来吧。这里有你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你抵达后我会照顾你。
我把信读给艾格尼丝听。
亲爱的多莉丝，我最美丽的玫瑰。我被迫匆忙离开了巴黎，没能跟你告别。原谅我。我父亲来接我了，因为我母亲需要我回来。我没办法。
“我们去吧！”她皱着眉头大声说，表情很严肃，“既然留在这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战争，我们还留下干什么呢？”
他消失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在关于战争的重重担忧中，他终于来信了，仿佛听说了自己走后我从未停息的悲伤。信封里是一本关于去纽约的手册，还有一沓美元。信中的几行字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有传闻德国人甚至把老百姓也抓去当俘虏，把他们赶出家门，把值钱的东西都抢走。我们不知道之后德国人会如何处置他们，艾格尼丝很害怕，她在学校听说了各种可怕的版本，一切都被扭曲了，情况越来越糟。
一天，艾格尼丝回家时带回了一个信封。我相信它原本应该是白色的，但收到时已经又黄又脏，上面满是邮戳、邮票、胶水印和涂改得乱七八糟的地址。里面有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
晚上，我们坐在厨房里讨论这次旅行。艾格尼丝很坚定，她想走。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恐惧了。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我们都想离开这儿。但对我来说，促使我下决心的不是恐惧，而是向往。我把大部分衣服、帽子、鞋子，还有家具和画都卖掉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点东西还有信件、照片和首饰装进了两个大旅行箱。我把银行存款都取了出来，把大面值的纸币放进阿兰曾经给我的一个旧巧克力铁盒，藏在手袋里，从不离身。
S. 阿兰·史密斯
我的人生再次被装进旅行箱，但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成年人出发。我感到安全，充满希望。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阿兰和我要团聚了。
“我不想死，”她抽泣着，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不想死。我不想让德国人过来。”
J. 伊莲·詹宁
她冲我喊出最后几个字，好像我不懂死亡的意思一样。我在她身边躺下，紧靠着她。
那是1939年11月的一个阴雨天。我穿着我的红色羊绒大衣，它从旁边的黑色、灰色，还有棕色的大衣中脱颖而出。我在头上系了一条灰色的围巾，走上舷梯，优雅地离开欧洲和我的事业。我仍然是模特多莉丝。码头上挤满了人，有些人有票，有些人没有。有的人在杂志照片里看到过我，认出我来，对我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还有的人完全沉浸在与爱人充满泪水的告别中。走到舷梯中央，我像电影明星那样转身挥手。没有人回应。艾格尼丝没有回头。对她来说，巴黎不过是一段将被迅速淡忘的小插曲，而对我来说，巴黎代表着将被永远珍藏的一段时光。我是最后一批登船的人之一，当船驶出热那亚港时，我透过船舱里圆圆的窗户，伤心地看着海岸线慢慢消失在视野里。
“对你来说，这些可能只是数字，”她生气地说，“但这些是人，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你明白吗？”
“SS华盛顿”号是一艘很长、很漂亮的船。我们分到了一个很大的船舱，里面有客厅和一张双人床。那张床不会嘎吱作响，床垫也不会塌陷下去，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再挤在一起了。第一天夜里，我们俩都没睡着。
我在后院找到了她。她蜷在一个柴火堆上，手臂紧紧抱着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屋顶传来鸽子咕咕的叫声。到处都是鸽子，路上落满了它们的粪便。
“告诉我他很英俊，很有钱。把一切都告诉我！上帝啊，这太浪漫了……”艾格尼丝说。
一次，她直接跑出房间，跑出公寓。那次，新闻播报员宣布德国占领了华沙，波兰的抵抗被镇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的脸，我清晰地记得我们拥抱时他的气息。但事实上，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
“别听了，关了吧，多莉丝。我头脑里的画面太恐怖了。”她说。
“他是建筑师，是个空想家。他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但你会喜欢他的，他经常哈哈大笑。”
我们的公寓里有一台旧收音机，深色的木头，材质已经发黄，金色的旋钮。我们每天晚上都忍不住收听。广播的内容越来越残酷，死亡人数先是几十人，然后变成了几百人。战争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似乎又如此遥远，如此让人无法理解。艾格尼丝会捂住耳朵，但我总是强迫她听，为了让她了解形势。
“但是他长得帅吗？”艾格尼丝咯咯笑起来，我用枕头砸她。她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把我记得的一切都告诉她：我们如何相遇，他的冲动，他的快乐，他的激情，他的绿色眼睛，还有他的笑容。
然而，大家突然变得忧心忡忡。人们在咖啡馆里小声议论的关于战争的传言已经被证实，到了1939年9月，战争正式开始。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巴黎街道上的炎热一样沉重。法国暂时没有被卷入，巴黎的生活仍然跟往常一样，但人们的笑容仿佛被偷走了。士兵和步枪成了我和艾格尼丝在街上找到的新词。突然间，我发现自己的工作也变少了。时尚品牌在削减开支，这对我们来说便意味着经济危机。百货商店也不再雇佣模特了。艾格尼丝仍然每天去上学，而我则等着电话响起，叫我去工作。最后，我开始到处找别的工作，但没人敢招工。不只是肉店和面包店，连贵族家里也不招人了。我还有一些积蓄，但余额越来越少。
我想知道最终他为什么会给我写信。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之前？是因为他终于听到了关于战争的流言吗？虽然他的消失让我哭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当我知道他仍然想着我时，我还是满怀期待地爱着他。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渴望。
我不用工作时，我们便会在巴黎街头散步，戴着帽子和手套防晒。我们用法语对话。她每学一个单词，我们都会在街上找与之相对应的东西：汽车、自行车、裙子、帽子、铺路石、书、咖啡厅，这成了我们的游戏。我会指着某样东西，用法语说出来，她再跟着念。我们到处找单词。她学得很快，开始期待上学，而我则得以重温过早失去的童年。
上船前，我寄了两封信。一封是同格斯塔告别。这些年来，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但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去处。我给他寄去了最后一封关于巴黎的剪影。另一封信是给阿兰的，里面有我们抵达的详细信息，还有一封短信，和他寄给我的那封一样简短。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我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就像宏大的电影里的场景一样。当我们靠岸时，他会站在码头等着我们，穿着那套不合身的西装，乱蓬蓬的头发被风吹着，而我则穿着优雅的红色大衣。当他看到我时，他会笑着向我招手，我会跑过去，投进他的怀里，吻他。海上波澜起伏的夜晚，我浮想联翩。同时，我也很紧张。
我永远忘不了和艾格尼丝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夏天。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个人，詹妮，跟她一起睡觉。没有什么比夜晚蜷在一起更让人感到亲密了。那时，你就是你自己，不能逃避，没有借口。感谢那张生锈的铁架床让我们重新变成了姐妹，分享一切的姐妹。
热情的船员为我们安排了丰富而细致的活动：射陶鸽、保龄球、舞会、猜谜游戏。我们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出发前，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英语的问题，这个我冲动时做的决定完全基于爱，而不是语言。我只会几个英文单词，艾格尼丝则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伊莲·詹宁，一位会说法语的美国老太太，她成了我们的守护天使。每天，她都在餐厅给我们上英语课。就像我和艾格尼丝在巴黎街头玩单词游戏那样，我们和伊莲也做同样的游戏。我们指着某个东西，她用英文说，我们重复。很快，我们就学会了船上所有物件的英文名。伊莲很开心能教我们说她的母语，她仔细地发每一个音，让我们能比较容易地跟读。
我们开始大笑。那是只有姐妹间才有的亲密，尽管我们还并不太了解对方。
伊莲的丈夫不久前刚刚去世。他是一名销售，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过去的十年在法国。她和我一样，在法国过着优越的生活。她的衣服都是定制的，脖子上挂着好几圈珍珠项链。有时，我幻想自己曾经在百货商店里见过她，她也是拉扯过我的衣服的富太太们中的一员，她们希望自己穿上那些衣服时也一样优雅。她出汗时，脸上的白粉在皱纹里凝成一团，她便用带有刺绣的手帕去擦，于是她的脸上总有一道一道的印子。她的银白色头发总是很仔细地在颈后梳成圆圆的发髻。由于头发很重，别针会不时地滑下来，她就伸手把别针往里推一推。我们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在我们驶向未知的海上航程中，她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
“我们已经足够倒霉了。你不觉得吗？”
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在逃离，而伊莲是要回家，回到她已经阔别三十多年的家继续生活。
“我祝愿你足够的……”艾格尼丝说不下去了。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
S. 阿兰·史密斯
“她去世时你在场吗？”我问。她点点头。“她说了什么？她说什么了吗？”
我和艾格尼丝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甲板上，为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而惊叹。灰色的天空雾蒙蒙的，雨滴又小又密，被风吹进雨伞下面。我拉紧大衣的领子，把下巴包在围巾里。我把雨伞稍微倾斜了一点，好遮住我们，但艾格尼丝又坚定地把伞撑直。在靠岸的途中，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她看到自由女神像——那件来自法国的厚礼时，尖叫起来。自由女神高举着火炬，看着我们，那一刹那，那个场景让我确信我们在美国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好几趟厕所。当我第四次从厕所回来时，艾格尼丝笑了。
“妈妈咳得很厉害。”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她咳出了血，她的痰又红又黏。当时，我们睡在厨房的沙发床上，我能感觉到她每咳一下，身体都疼得发抖。”
“你很紧张吧？”她笑着说，眼睛仍然盯着前方的陆地。
一天早上，我们蜷在床上喝茶。艾格尼丝开口了。她的话让我明白，至少部分明白了她之前的境遇多么糟糕，我原本也可能跟她处于同样的境遇。她们很穷，穷得吃不饱饭。她上不了学。她们被赶出公寓，在安娜·克里斯蒂娜家度过了最后几个月。
她的话并没有让我放松下来，我哼了一声：“我当然紧张了，我这么久没见他了。如果我认不出他怎么办？”
艾格尼丝太可爱了。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再合适不过。她总是乐于帮忙，善解人意。有时她很安静，有点忧郁。她睡觉时会翻来覆去，在睡梦中呜咽。她会紧紧地靠着我。如果我挪开，她就会跟过来，把我挤得只睡在很窄的一部分床垫上。
“慢点走，微笑。就像你知道要去哪儿一样。一切都会好的。”
靠近中心区的一套公寓里，有一间小厨房，院子里有水和厕所。这不是最好的住宅区，但是是我们自己的公寓，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我和艾格尼丝。我们一起睡觉，睡在同一张小床上。如果其中一个人翻身，床就会嘎吱嘎吱地响。现在，如果我闭上眼睛，仍然能听到那个声音。即使动作再轻，也会让生锈的弹簧和变形的铁架摇晃。有时，我甚至担心整个床会塌掉。
“什么叫慢点走，微笑？这话听着像是妈妈说的。她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A. 艾格尼丝·阿尔姆
艾格尼丝笑起来：“是的。她跟你说过‘要坚强’吗？她最喜欢说那句话。”
现在又剩下了多莉丝一个人。今晚她对面的床上没人。她很好奇明天谁会被收进来。明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她数着手指，再过三天她就可以和詹妮通话了。
我点点头，笑了，这句话确实很耳熟。我们终于下了船，我按艾格尼丝的话做了。我们跟伊莲道别，同她紧紧地拥抱。她在我手中塞了一张纸，上面是花体字写的地址。
“我会写在表里，告诉早班的人。”
“如果需要帮忙，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她轻轻地说。
“精神可嘉。”护士拍拍她的脸颊，她躲开了。
跟旅途中认识的其他乘客亲吻告别后，我穿着红色的大衣，缓缓走上了狭窄的舷梯。他应该立刻就能看到我。我微笑着，我知道有人在看着我。
“我很好，不疼。”她撒谎道，“明天我想起来走走，或者至少试试看。我应该能走几步。”
通过移民检查后，我们停了下来。大厅里满是等候的人，每一分钟都让人觉得无比漫长，身边到处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一名行李员帮我们把箱子从船上搬了过来，我们就坐在行李箱上。冰冷的风吹过我只穿着丝袜的腿，吹进我的裙子，我冻得发抖。艾格尼丝盯着经过的每一个人，她的蓝眼睛里满是期待，我的眼里却含着泪水。人群里没有阿兰。
“你好吗，多莉丝？你的腿感觉怎么样？”一个护士在她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走过来。他戴着鸭舌帽，他跟我们说话时将帽子摘了下来。
等他终于走出病房，泪水从多莉丝的脸颊流了下来，流过她脸上的皱纹，流进她的嘴里。她干枯的嘴唇尝到了一丝咸味。她的心仍然生气地怦怦跳。她抬起那只已经被输液管摧残得发青的手，擦了擦脸。随后她便盯着墙壁，固执地活动自己的脚，来回十次，就像理疗师教她的那样。接着，她挣扎着想把脚抬高一点。她盯着自己的大腿，想象着脚后跟抬了起来。仅仅坚持了一秒钟，她又把脚放回枕头上。这个动作已经耗费了她所有的力气。她让自己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第三组训练。她将膝盖摁住，向床的方向按压，来拉伸大腿的肌肉，然后放松，重复。最后，她收紧背部，让臀部上抬一点点。她感到手术的刀口一阵刺痛，但臀部现在可以承受一些微小的动作了，而且并不太疼。
“阿尔姆小姐？多莉丝·阿尔姆小姐？”他问。我从箱子上跳起来。
“你是这么想的吗？”他的眉毛带着怒气，嘴唇成了薄薄的一条线，“你觉得我在骚扰你？事实上，我只是想帮你。你得明白，这是为你好。没人帮你，你没法独自生活。”
“是的，是的。”我急切地用英文回答。我拿出我唯一一张阿兰的照片，那张照片被我塞在古董项链盒里。我经常把它戴在脖子上，但还从未向任何人打开过。艾格尼丝好奇地挤过来看。
“威胁老太婆是没用的，你们这些人天天从这儿进进出出，早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没有，那么你今天应该明白了。你可以去骚扰其他人了。我想睡觉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照片？！但这个人不是阿兰。”她指了指来人，“他是谁？”
“风铃草疗养院算比较好的了。我颇费了一番口舌才让那儿的经理答应接收你，他们通常不接收你这种情况的病人。抓住这次机会吧，多莉丝。下次你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你就只能选择长期看护了。”
他用英文咕哝了几句，从夹克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我迅速扫视那几行法语：
“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我过得很好。之后，我还会跟从前一样。只是臀部骨折而已，我又没有残废！我又没死。至少暂时还没死。我要死也不会死在这儿或是风铃草疗养院里。顺便说一句，你应该祝我早日康复，而不是在这儿浪费你我的时间。再过几个星期，你会发现我又能走得好好的。或者，没准你也应该试试把臀骨摔断，装上一个新的关节，然后咱们看看几周以后你有多么骄傲！”
亲爱的多莉丝，
她盯着他。
我惊愕地收到了你的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多莉丝，我心爱的人，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白白等了你好几个月。我不得不待在这里，我妈妈病得很重，我不能抛弃她。
“但你自己怎么搞定呢，多莉丝？告诉我。”
后来我不能再等了，我放弃了。我以为你忘记了我。我往前走了。我已经结婚，所以很不幸，我不能见你了。司机会带你去一个酒店，我用你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你可以在那儿住两个星期，房钱我来付。我们不能见面。非常抱歉。阿兰。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重重地把文件摔在床头柜上，尽管区区一张纸并不能发出多大的声音。他准备最后再试一次：
我几乎要晕过去。
“除非我死了。”她生气地说，“别再想让我签字。我告诉过你，我坚持我的想法。”
艾格尼丝拍我的脸。
但他仍然在那儿坐着。她听到他用手指敲击文件的声音。她把头扭向一边，尽管这个动作也会给她带来疼痛。
“多莉丝，你得坚强起来！我们不需要他。我们之前也能搞得定，而且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忘掉你的梦吧，站起来。”
这已经是医院的福利官第三次带着文件来找她了。第三次，她不得不听他讲她如何应该卖掉公寓，把不能带进疗养院的家具和记忆找地方存起来。第三次，她不得不克制住打他一拳的冲动。她永远不会离开巴斯图街。这将是他第三次空手而归，她是不会签字的。
我无法呼吸，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吗？艾格尼丝扶我站起来，搀着我上了车。沿途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街道、行人、气味、话语。他那封信寄出整整一年后我才收到。当我看到发黄的信封时，当我看到涂改过的地址时，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试想如果那封信按时到了我手里，嫁给他的就是我了，而现在，他身边是另一个女人。想到这里，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滚。我想吐。
“你不能独自生活，你现在连路都走不了。这怎么行？要是没人帮忙，你都没法上厕所。多莉丝，相信我。疗养院是更好的选择。并不是要你长期住在那儿，而且你还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家具过去。”
我和艾格尼丝蜷在酒店里又大又软的床上，躲避外面令人生畏的世界。在人生中，我们第二次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家，连这里的语言都不会说。我们没有计划，更没什么钱。但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刚从战争中的欧洲逃出来。
坐在她旁边的男人清了清嗓子。有一星口水从他嘴里喷出来，落在他的小胡子上。他叫了她的名字。她转过身来，看着他，听他说。
在距离窗户外面仅仅30厘米的地方，是隔壁楼的砖墙。我盯着它出神，直到视线开始模糊。第四天，我终于爬了起来。我洗脸，搽粉，涂上口红，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后走上充满生机而又嘈杂的街道。我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勉强找到了最近的几家百货商店。我一家接一家地去问，结果发现美国的模特工作和欧洲并不一样。她们更像是女招待，要和顾客交谈，给顾客做导购，而在巴黎，我们根本不需要开口说话。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讲话。但是在这里，模特在展示服装的同时还得负责兜售。
她扭过头去，看着窗外的云。风在和云朵嬉戏，让这些小白球以不同的速度运动：最外层原地不动，但里层迅速消失，很快就看不见了。
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我终于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得到了一个试用机会，需要试用至少一天。我的工作是在库房里。我这位巴黎名模居然得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娇嫩的手拆包装和熨衣服，但我下定决心要做好，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得先找到立锥之地。
“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