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重复着“狗”这个单词，把棋子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这个青灰色的小雕像，伊莲赞许地点点头。
“这个适合你吧，艾格尼丝？我们称它为狗。”
我犹豫了一下，自己选了一个棋子。
她颤巍巍地把图板展开，把棋子摆好，抓了一个小小的水晶瓶，里面装着深红色的液体。她拿出一个看上去像小狗一样的棋子递给艾格尼丝。
“靴子。”伊莲说，但我沉浸在思绪中。
“先别想那些。我们玩《地产大亨》怎么样？”她说，“你们玩过吗？难过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最好了。我回来时，一个邻居把这个送给我，作为欢迎我回来的礼物。”
“跟我念，靴子。”
突然，伊莲站起来，从桌子上拿来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我跳起来，“我不想玩游戏，伊莲！”我扔掉我的“靴子”，它吧嗒一声掉在图板上，然后又掉到了地上。“我想确认我们能待在这儿。你说‘藏起来’是什么意思？我们能藏在哪儿呢？为什么要藏起来？”
屋子里一片安静。我们得到了帮助，但恐怕不完全是我们期待的那样。
“哎呀，咱们可能需要来点雪利酒。”她勉强冲我们笑笑，站起身来。我们静静地坐着，看她在厨房里忙活。
“他不喜欢陌生人。你们要是住在这儿就得躲起来，否则就行不通。”
“阁楼上有个房间，你们可以住在那儿，但晚上我儿子在家时你们不能下来，只有白天可以。他有点害羞，就是这样。”
“我们不想给你惹麻烦。”
她把我们带到阁楼的房间。墙边立着一张窄窄的床垫，她把床垫放平。接着，她又拿来毛毯和枕头，我们站在一旁，看着灰尘在空中飞舞。我们一起把箱子拎了上来。等一切都安顿好，她给了我们一个便盆，便锁上了门。
“我会试着帮你们，先学语言，然后找工作，再找住的地方。你们可以住在这里，但你们得非常小心。我儿子有点难缠。”
“明早见。尽量保持安静。”她关门前说。
她点点头，把蕾丝桌布折起。
那晚，我们从头到脚缩在厚厚的羊毛毯下面。窗外的风在哀号，还有一阵阵冰冷的空气从窗户的缝隙吹进来。我们把毛毯裹得更紧了，一直拉到耳根，盖住下巴，最后直接蒙住了头。
“我们得在美国谋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片刻，我接着说。
N. 格斯塔·尼尔森
伊莲站起身来，开始收拾茶杯。我等着她的回答。
在海边的那座白色小房子里，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常规，每天都是一样的模式。早上，当伊莲的儿子出了门，她便立即上楼帮我们开门。我们把便盆倒在院子里的厕所，然后就坐在餐桌前，伊莲会给我们端上一杯热茶，一片白面包。接着，一天的英语课就开始了。我们帮伊莲做一些家务，她则一边指一边用英文说。我们打扫、烘焙、缝补袜子、晾地毯，伊莲总是在一旁说话，我们则重复她的每一句话。到了第二个周末，她已经完全不再说法语了。我们仔细地学习她每句话的细微之处和每个单词的发音，用它们组成简单的句子。她会让我们去拿东西或是做某一件事。有时我们听不懂，但她从不放弃。有时她会简化，用更少的单词或是手势来比画，直到我们笑起来。只有那时，她才会眨眨眼睛，解释她的意思。伊莲给我们上的英语课是对现实的一种愉快的逃离。
“我们可以在这儿住几个星期吗？再学一些英文？”
黄昏临近时，她会催我们赶快回到阁楼上。我们听到她用钥匙锁上门，然后快步走下楼梯。她总是走到门廊去迎接她的儿子罗伯特，无论刮风下雨。在阁楼的窗户旁，我们可以从薄薄的蕾丝窗帘的缝隙看到她。她总是站起身，温暖地笑着，但罗伯特从不跟她说一句话，只是气呼呼地走过去，眼睛盯着地面。日复一日，我们看到他用沉默惩罚着她；夜复一夜，我们看到她忽略着他的沉默。
伊莲开门看到是我们，说了一串法语，那种感觉就像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她赶忙让我们进屋，给我们拿来毛毯和茶，让我们平静下来告诉她从码头分别后所经历的一切。关于阿兰，关于那封迟到太久的信，关于我们在曼哈顿酒店里的日子。她又是叹气又是踌躇，但没有说话。
终于，艾格尼丝忍不住了：“你们俩从来不讲话吗？”
“那儿！”我指着那栋房子朝她大喊，“她就住在那儿！伊莲住在那儿！”
伊莲难过地摇摇头。
“那儿，伊莲·詹宁住在那儿。”他放慢语速，非常清楚地说，指着街道前面的一栋房子，是一栋白色的木头房子，有一扇矢车菊蓝色的门。房子很窄小，它的一端有一个圆圆的塔顶，让我感觉更像是一条船。正面的油漆已经脱落了，斑斑驳驳的。窗户上装着用来挡风的白色百叶窗。我点点头，向他行了个礼表示感谢，便跑回艾格尼丝那儿。
“我丢下了他。我的第二个丈夫得到一份在欧洲的工作，我只能跟着他去那儿。为此，罗伯特始终没有原谅我。我一有机会就立刻回来了，但已经过去了太多年。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恨我。”
“啊哈！你在找伊莲·詹宁吗？”他又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我尴尬地冲他笑笑。他停下来，拉起我的手，指给我看。
他经常对她发火。一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听到他对她大喊大叫。我们听到她一直在忍让，一次又一次道歉，诉说她对他的爱，乞求儿子的宽恕，尽管她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她和我们的处境一模一样：独自来到一个她已经不再了解的国家，和一个不想与她有任何瓜葛的人住在一起。
我们来到一处看上去是小镇中心的地方，我对艾格尼丝说：“待在这儿，看着包。”有几个男人坐在长椅上。我笑着走过去，他们说了一大段我听不懂的话。说话的人有着浓密的白胡子，看上去笑眯眯的，笑出了一堆皱纹。我用瑞典语回答，他摇摇头。我这才反应过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认识伊莲·詹宁吗？”他盯着我。“找伊莲·詹宁。”我又说。
我们在阁楼上时，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我现在还记得在那陈腐的空气里自己都想了些什么：忧伤，还有对阿兰的思念。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又一次抛弃了我。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他怎么能结婚。我想象过她的模样，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是否也会感到时间的停滞。
我们继续走，手里的行李箱左右摇晃。每当我们失去平衡，箱子底部的尖角就会撞在我的小腿骨上，非常疼，但我们仍然继续往前走。我能感觉到鞋里的碎石子，那种疼痛就像在光脚走路一样。终于，谢天谢地，路边的房子变多了，碎石路也变成了沥青路。我们看到有人在人行道上走，低着头，穿着厚厚的羊毛大衣，戴着毛线帽。
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很容易焦虑，我重新开始给格斯塔写信，好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我给格斯塔写长长的信，跟他讲我们这个新家的一切。我向他描绘我们从家里就能看到的大海和沙滩，每次我去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时吹在我脸上的刺骨的风，还有英语和我的耳朵的感受：当人们语速太快时，他们的话听起来就像乱糟糟的噪声，美国人好像总是那样说话。我初到巴黎时，法语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还跟他讲伊莲和她古怪的儿子。伊莲每次都帮我寄信，我耐心地等他的回信。但他一直没有回音，我越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知道欧洲仍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但也很难了解更多了。在美国，生活依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仿佛欧洲并没有战火纷飞。
“不，我们再走远一点吧。”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又回来了，用衣袖擦干眼泪和鼻涕。“那边有巴士，所以一定还有人家。如果伊莲在这儿，我们就能找到她。”
有一天，格斯塔终于回信了。信里写了几行字，信封里还有一片撕下来的报纸。那是一篇关于格斯塔和他的画的文章，批判的口气，结尾还说这可能会是大家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画展。其实我从未看懂过格斯塔的画，所以我对这篇负面评论倒不觉得奇怪。对我来说，那些画总是抽象而又扭曲的各种色彩的爆发，几何完美而又超现实。不过那篇文章解释了他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而他自己写的几行字则袒露了他的心境。我理解他为什么只礼貌地问候了我们，为什么只简短地加了一句他很高兴我们还活着。
“我们回曼哈顿吧。你可以继续找工作，我也可以工作。”艾格尼丝把脸靠在我肩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记得自己那时很为他感到难过。他执着地做着自己明显缺少天赋的事，而这只会让他不开心。我比之前更加想念他，想念我们的对话。我已经九年没有见过他了。文章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我把它撕下来，钉在床头。他严肃地低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忧伤。每天夜里，当我把煤油灯吹灭时，我都会想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我还能不能再回到瑞典。
“这里没人。这是个鬼城。”艾格尼丝小声说着，停下了脚步。我也停下了，我们坐在箱子上，挤在一起。我从地上捡起一些碎石子，让它们从指缝间落下。从在巴黎拥有蒸蒸日上的模特事业，衣柜里堆满高跟鞋和漂亮衣服，到穿着湿乎乎的衬衫用已经磨出水泡的双脚行走在美国的乡间小路上，仅仅相隔几周时间。想到这些，我无法抑制地哭泣。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从我涂着粉的脸颊上流下来。
J. 伊莲·詹宁 已逝
话虽如此，但我们从未如此迷茫。当我们路过被封住的窗户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路边的木屋像空虚的影子一样，没有人烟，没有欢声笑语，没有生机。
我们早就知道，藏在阁楼里的事总有一天是要被发现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艾格尼丝把她的毛衣落在了客厅的椅子上。这天早上，我们听到他的咆哮：
“这地方对吗？”艾格尼丝小声嘀咕，似乎不敢大声说出来。我摇摇头，耸耸肩，尽管我想呵斥她，但我没有。我们的境遇并没有改变，我努力对自己说，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我们仍然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迫切地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还需要一点收入。我装在箱子里的铁盒已经空空如也，我们仅剩的一点钱被卷起来，塞在我的胸衣里，那样更安全。那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一点钱，还有阿兰给我的钱。现金不少，那卷钞票一直顶着我的胸部。如果我们找不到伊莲，就得另找一个地方住下来，我们还可以支撑几天。
“这是谁的毛衣？谁来过这儿？”
几个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小站下了车。这个小站只在乡间小路边有一个简单的站牌，还有一张看上去历经风吹日晒，已经年久失修的长椅。空气中有浓烈的海盐和海草的味道。猛烈的海风夹杂着小小的沙粒，像又小又尖的大头针刺进我们的脸颊。我们弓着身子，沿着这条杳无人烟的小路缓慢前进。路的一侧，海浪拍打着岸边。风太大了，我们不得不使劲往右倾来保持平衡。
“一个朋友，她昨天下午顺路来这里喝茶。”伊莲平静地说。
巴士车尾的圆形窗户几乎完全被一片厚厚的橘色窗帘遮住了。窗帘不长，车在高低不平的路面颠簸，窗帘也跟着飘来飘去。我盯着窗外，看着我们身后的一切。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郊区的漂亮房子，还有呼啸翻腾的大海。我打了个小盹。
“我跟你说过不可以让别人进来！谁都别想跨进我的门槛！你明白吗？”
J. 伊莲·詹宁
艾格尼丝爬到我身边，但她这么一动，地板响了一下。楼下突然安静了。接着，楼梯上传来响亮的脚步声，门一下子被踢开了。当他看到我们挤在床垫上时，他的眼神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立刻跳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衣服，还没穿好就跑出去，跑到街上。他追出来，把我们的包扔了出来。大行李箱的铰链断了，盖子一直滚到了路的另一边。接着他扔出我们的衣服。巴黎的漂亮衣服掉在泥里，堆成了一堆。我们抓起衣服，塞进包里。但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当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看到伊莲从阁楼的蕾丝窗帘往外看，那个窗帘是艾格尼丝藏在阁楼时新缝的。伊莲伸出了一只手，但没有挥手。她已经给了我们太多，不仅仅是教我们语言。那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我对她最后的印象就是她在蕾丝窗帘后惊恐的眼神。罗伯特双手叉在臀部，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捡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了他的家。直到巴士在街道远处的站台停下，他才转身进了屋。
她点点头，头垂向一边，下巴靠在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她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但视线越来越模糊。她从鼻孔里闻到自己身上是医院的廉价消毒剂和汗水的味道，而不是自己的洗衣粉或是香水的味道。她闭上眼睛。她最后看到的情景是橘黄色的窗帘在飘。
我们上车时，巴士车身的铁皮正反射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闪得刺眼。红色和白色的座椅已经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车慢悠悠地开动了，我们坐在最后，从窗户里往外看。我们无从得知那座白色的小房子里正发生着什么。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其他乘客说的话在我们听来已经不再是天书，我们可以跟司机交谈，告诉他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要回曼哈顿。在蒙托克的生活让我们更加坚强，可以迎接新的自由生活了。艾格尼丝甚至笑了起来。毫无征兆地，无法克制地笑起来，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
“睡吧，你需要睡眠。”
“我们笑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止住了笑。
“还好。”多莉丝一边回答，一边摆了摆手。她眯着眼睛，努力想抑制药物带来的困倦感。
艾格尼丝也严肃起来：“感觉我们刚刚从监狱逃了出来。”
“你很疼吗？”护士温柔地问。
“是啊，那个阁楼确实让人感觉被关了起来。或许我们被发现也是好事，谁知道呢？”
“怎么样，高兴了吗？”多莉丝笑着问护士。
已经是上午了。等我们到曼哈顿就该是晚上了，我们无处可去。当巴士终于到站(1)时，艾格尼丝还靠在我的肩上沉沉地睡着。我们拿好东西下了车，走向明亮的候车大厅。我们把东西在一个角落里放下，艾格尼丝怯怯地问：
多莉丝顺从地用最后一点苹果汁把药吃了下去。
“我们去哪儿？我们睡在哪儿呢？”
“好的。”护士把屏幕对着多莉丝，然后拿出一小杯药丸，“来，睡着前先把药吃了。”
“如果今晚我们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得保持清醒。你看着包，我去找找便宜的旅馆。”
“让它开着，别合上。这样如果有人联系我，我就能看到。”
艾格尼丝坐下来，靠在墙上。
当你又老又病时，确实很不容易，无论你是休息好了或是感到很累，还是介于二者之间，你都不能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多莉丝只好让步，松开电脑，任由护士把它放到床头柜上。但她还是指着电脑说：
一个浅金色头发的男人突然站在我们面前。“打扰了，你们不会是瑞典人吧？”
“不行，你该休息了。你总对着电脑是没法休息的，而且你看上去确实很疲惫。如果你想尽快恢复，重新站起来，就应该尽量让身体多休息，那样你才能有力气重新开始走路。”
我认出他也跟我们坐了同一辆巴士。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艾格尼丝用瑞典语回答了他，但他摇摇头，用英语说“不，不”。他不是瑞典人，但他母亲是。我们聊了几句，他提出帮助我们，让我们先住下，直到我们找到别的地方。
“不行。你别管了，我在等人。”她用手指轻触了一下插在USB接口的无线网卡，“这很重要。”
“我相信我母亲一定会很高兴能有机会说说家乡话的。”他说。
“你该休息一会儿了，多莉丝。你可以把电脑放下一会儿。”护士严肃地看了她一眼，把电脑合上了。多莉丝没听她的，又把电脑打开。
我们犹豫地对视了一下。跟着这个陌生人回家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但他看上去很热心，也不像在说谎。最终，艾格尼丝点点头，我向他表示了感谢。那个人拎起我们最重的箱子，我们跟着他走出了车站。
她写了一点，梳理了一些新的回忆，思考它们的排序是否正确，或者她是否已经在别的板块写过了。她有好多事想记录下来，有好多已经逝去的人曾经对她有着重要的意义。地址簿里的那些名字，那些在她的生命中经过并且留下印记的人，她想让他们重新鲜活起来。他们当中没几个人有她这样长寿。她打了个冷战，在冷冰冰的房间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她的早餐还在床边的小桌板上放着。她伸手去拿医院供应的棕色苹果汁，还剩大半杯。她早上只吃了一口果汁旁边餐盘上的奶酪三明治，三明治里的面包嚼起来像橡胶一样。她还是不习惯吃瑞典的面包：既不绵软，也不松脆，没有面包应有的味道。她感到舌头很干，她把舌头在上颚上舔了好几次，才把果汁拿到唇边喝了一点。液体流进她的胸腔，缓解了她的干渴。她贪婪地喝了一口又一口。她看了一眼时间，终于快到加州的早晨了，詹妮和孩子们很快就该起床了。他们会挤在淡绿色的厨房里，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然后跑出去撒欢。多莉丝知道詹妮总是等到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宝宝时才登录网络电话。再等几分钟就该到了。
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回了一趟蒙托克，才知道我们走后伊莲家发生的事。那座房子已经被封起来了，我们只好问了一个邻居。她说，我们离开后不久，伊莲在一次和罗伯特的争吵中突然心跳停止了。罗伯特也一蹶不振，终于第一次表达出失去母亲的哀伤。邻居说他那个星期就离家出海了，再也没人看到过他。
电脑在她的肚子上，她一呼吸，电脑就跟着动一下。整个上午，她都迷迷糊糊的，电脑就那么稳稳地躺在那里。止疼药使她感到很疲惫，但她努力睁着眼睛。如果现在睡着，夜里就会很难熬。屏幕的大部分是一个word文档，右上角留着一个小小的网络电话窗口。她一边等詹妮，一边倒数着旧金山的夜晚剩下的几个小时。
(1) 译者注：根据作者的修改，书中所有的“中央车站”都不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