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辉映之下，木材堆上有两个剪影似的人。我看得出，那是村木和另一名女助手，他们似乎累得筋疲力尽，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天傍晚，我前往露天布景现场看搭建情况。
我刚想说声感谢的话，可立刻发现两人关系非同寻常，便转身回来了。
美术指导松山还担任其他三部影片的工作，因此，他只是画画图，几乎不到这里来。最辛苦的是他的助手村木和另一名女助手。
和我一同来看露天布景的摄影师和照明师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想问我些什么。我摆手制止，望着木材堆上的两个剪影小声说：“他俩快结婚了。”
布景搭好立刻就拍，所以美工部的人只好趁我们打盹儿的时候进行布景，做好装饰。
果然被我猜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两人就结婚了。
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在不同地方拍的短镜头，所以小规模的布景随搭随拆。最快的时候一天要换五六个景。
村木夫人村木忍女士现在已经是出色的美术指导。
这次拍片是在盛夏季节，下午五点工作结束时太阳还很高很毒。吃罢晚饭，外边依然阳光朗朗。战争刚结束，上大街去逛（因为厂址在大泉，所以也只能去池袋）也没有什么意思，集体宿舍里也无事可做，大家闲得无聊，就有人提出再工作一阵儿，这样，晚饭后重进摄影棚的时候很多。
我没有当过媒人，可是因为抢拍《野良犬》使他俩忙得不可开交，从而给他们创造了结合的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也许算一位不露面的媒人。
当时，大泉厂内几乎全是空房子，院里有一栋公寓式的小楼，我们就集体住在那里，大家相处得很好，工作十分顺利。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我们拍这部影片时的气氛，过去很少像这么和谐，整个工作过程自始至终就像一次远足。
这部影片由大泉制片厂制作，因为罢工的余烬未熄，我如果去新东宝制片厂拍戏，可能不大合适，所以决定在大泉厂摄制。
本多主要干辅助工作，我每天向他提出工作要求，然后他就带人去拍战争刚结束的东京的实景。
摄制组里，由同时进P·C·L的同仁矢野口文雄担任录音师，石井长七郎担任照明师，摄影师是和我一起工作时间最久的中井朝一，早坂文雄担任作曲，副导演是P·C·L时代的好友本多猪四郎，担任美工的是松山崇和他的助手村木与四郎。村木后来成了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美术指导。
再没有像本多这样工作认真、性格直率的人了。他忠实地按照我的要求拍摄素材，他拍的东西几乎全用到了这部作品里。
除了这件事，影片的拍摄工作整体上是非常愉快的。因为这是电影艺术协会和新东宝合作的作品，我又和罢工时分裂出去的摄制组同仁聚在一起工作了。
人们常说，这部作品很好地描绘了战后风貌。这都是本多的功劳。
结果，这一事件以我硬着头皮写了陈述书而告结束。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感到战败国的人是如此屈辱。
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三船和志村乔大叔，配角也都是熟识的朋友，所以我总觉得我们是在一家人的气氛中工作。
到了这个地步，我忍无可忍了。我大声说：“虐待动物的是你们。人也是动物，照你这样，我看就得成立个爱护人的协会了。”还要说下去时，人们纷纷上来劝阻。
唯有新人淡路惠子，本是松竹公司的舞蹈演员，是我硬把她拉来演戏的。她非常任性，常常使我为难。她只有十六岁，而且是初上银幕，非常想回松竹的舞台跳舞，所以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说哭就哭，哭着哭着又哈哈大笑。
山本先生甚至为此作证，并为我辩护。他说，黑泽君喜欢狗，绝不会干那种事。但那位美国妇女就是不信，声称要正式提出控告。
尽管这样，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天长日久，她对这工作也感兴趣了，但这时她的戏已经拍完了。
不论我们怎么列举事实，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那位妇女就是不答应。她说，日本人野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我说的话一概不信。
她的戏结束之后，我们大家集合在大门口目送她回家。
狗是杂种的，看起来挺温顺，我们为了让它看起来凶猛些，给它化了装，用自行车牵着它跑，等它累得吐舌头的时候拍下来。
这时，淡路在汽车里哭了。她说：“非哭不可的时候我哭不出来，这时候我可要哭啦！”
这条狗本来是警方抓来的野狗，按照法规要被打死。我们提出申请，说是拍电影要用它，这样就作为小道具养了起来。
再没有比拍《野良犬》更顺利的工作了。连老天爷都帮了大忙。
就算是借口寻衅，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那是在露天布景拍骤雨镜头的时候。
这个狗的特写镜头做了背景字幕，但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位妇女看了这部影片后，横生枝节，提出严重抗议，甚至提出控告，说我们为了拍摄狂犬，给正常的狗注射了狂犬病毒。
我们请消防车来帮忙，做好人工降雨的准备，一旦正式开拍就开始造雨。当一切准备就绪，我喊了一声“开拍”时，一场骤雨突然来了，而且大下特下，结果拍了一场效果极好的暴雨。
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影片头一个画面——那个狗吐着舌头热得喘气的画面——给我招来了意外的灾难。
还有一次，我们在摄影棚布景里拍骤雨镜头，这时，摄影棚外果然来了骤雨，把摄影棚外真实的雷声也一起录了下来。
我重新剪辑后的胶片很短，却具有立刻把观众引向故事核心的力量。
《野良犬》中有些露天布景的戏还没有拍完，台风就快到了，所以本该在露天场景拍的戏只好抢拍。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位主人公——年轻的刑警。
那时，我们是听着无线广播的台风预报，在台风一刻一刻逼近的情况下工作的，整个拍摄现场跟战场一般，人人忙得不可开交。直到预报当天夜里进入台风圈的那天傍晚，才勉勉强强把戏拍完。
“什么？手枪被盗？！”搜查一科科长大吃一惊地仰起脸来。
当夜，果如预报，东京进了台风圈。
随后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标志牌，再转入室内。
我和摄制组的人去看露天布景，刚拍过的街道布景，转瞬之间就被台风彻底毁掉了。
就是这个！我用了狗吐着舌头热得呵呵喘气的画面。画面出现的同时加上旁白：“那天热得简直吓人。”
可能是戏已经拍完，看着被台风摧毁了的一切，我们不仅毫无惋惜之感，倒觉得挺痛快。
这部分是这样开始的：“那是那年夏天最热的一天。”
总之，《野良犬》的拍摄工作非常顺利，比预定完成日期提前结束。
没办法，我只好重读小说。
影片摄制工作的顺利，摄制组出色的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感情，在作品的调子上充分表现了出来。
这个电影剧本描写的，是主人公（一位年轻的刑警）在警视厅打靶场打完靶乘公共汽车回家，正值酷暑，车里像蒸笼一般闷热，结果，他的手枪被偷。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把胶片忠实地按时间先后剪辑在一起，一看，根本不行，拖拖拉拉，焦点模糊，毫无引人入戏的力量。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怀拍摄期间的一个星期六傍晚。
这种先用小说形式写出来再改写成电影剧本的方法，固然费了意想不到的周折，但是也另有收获，它使我重新认识了电影剧本与电影的不同，同时也使我理解，电影从小说独特的表现形式中撷取的东西实在很多。比如说，为了加强读者的印象，可以在结构上用独特的方式对这部小说加以修饰，而电影的剪辑工作同样也需修饰。
因为第二天休息，大轿车把摄制组全体成员一个个送到了家。
仔细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小说和剧本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小说可以自由地描写心理，至于电影剧本，如果不用画外音刻画内心，那就非常困难。
离家一周的人回去，自然是满车欢声笑语。
写这个小说花了四十天。我想，把它改成电影剧本顶多十天工夫就够了。事实上大大出乎意料，动手改成剧本的时候大费周折，结果花了五十多天。
“辛苦！”
我喜欢乔治·西默农，所以按西默农的手法把它写成了社会犯罪小说。
“辛苦了！”
我决定用《野良犬》再一次表现《静夜之决斗》中的问题，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得让任何人都能看见，所以自己要先把提出的问题看个仔细。为此，我用小说的形式把电影剧本写了出来。
每个人到了自家附近下车时都互道一声辛苦。
莫泊桑说：“先要看到谁也没有注意的地方，一直看着它，直到谁都能看得见。”
我住在多摩川附近的狛江，照例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静夜之决斗》不被大多数人理解，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事先充分咀嚼作品提出的问题；其次，说明问题的方法也不对头。
空旷的大轿车里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感到，回家的喜悦反倒不如离开摄制组同仁时感受到的寂寞强烈。
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静夜之决斗》要表达的东西，我才拍了《野良犬》。
现在，拍摄《野良犬》那样令人愉快的工作已经成了往昔的梦幻。
我在那部作品里强调的问题，似乎很多人没有理解，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很好地理解了。
说起来，正因为生产作品的过程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才能创造出真正使观众享受乐趣的作品。
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自己以为在作品里说过的事情，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观众的理解，所以关于这部作品，自然会产生再略加说明的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耐着性子保持沉默。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在作品里谈的问题是正确的，那就一定会有人理解。《静夜之决斗》就是如此。
如果没有诚实的、竭尽全力的工作态度和自豪感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使作品十分充实，也就谈不上工作的乐趣。
我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再说什么。想要说的，作品里已经说过了，若再多言就是画蛇添足。
所以，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心情一定会体现在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