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那个蛭田一定是在我脑子的褶皱里藏了很久。那么，现在他又为什么突然从这个褶皱里跳了出来？
我不禁茫然。连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直没有想起这件事？
驹形屋这家酒馆，是我当副导演时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位名叫阿繁的漂亮姑娘，这姑娘很清楚我们荷包里有多少油水，所以赊账根本不成问题。
那是在火车刚通过的神泉站的道口附近，在一家名叫驹形屋的酒馆里，我曾和蛭田并肩而坐，一起喝酒。
我总是带着那些副导演到那里去。
车到井之头线的神泉站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蛭田这个人物。
有一天，记不得为什么，我独自一人去了，按往常的老规矩，我一定会上二楼那尽管脏些但比较安静的小房间，可是那天我却坐在配膳台前自斟自饮。
我到涩谷去看电影，看完后乘井之头线电车往回走，在火车上我几乎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出来。
这时，蛭田就坐在我身旁。
那是《丑闻》这部作品上映半年左右的事。
他已是五十来岁的人，醉得很厉害，没完没了地和我搭话。
我简直不考虑蛭田的境遇，信笔写了下去。这样，就必然把主人公抛在一边，把蛭田这个人推到前面来。我也感觉到这样不行，可是仍然无能为力。
阿繁的爸爸在配膳台干活，他怕那人跟我说起来没完没了惹我心烦，就想制止他，我摇了摇头表示没关系，边喝边听他讲下去。
我写了不少剧本，然而这种感觉还是头一次。
他说的话和他的表情，使我感到他一定有什么痛心的事。他那絮絮叨叨的沉沉醉态，让人无法不生出同情之心。
从蛭田这个人物出现开始，我这支写剧本的铅笔就像有生命一样活动起来，写出了连我自己都感到不舒服的蛭田其人的言行。
当时我想，他这些絮絮叨叨的话，在这之前不知道已经讲过多少遍。因为他像念背熟的台词一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显得十分轻薄。但内容悲切，反倒使我感到苦味甚浓。
这个人物就是蛭田这位寡廉鲜耻的律师。他主动要求在法庭上为同言论暴力进行正面斗争的主人公辩护，这就违反了我自己原来的意志。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是有生命的，作者在有些地方是不自由的。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作者像操纵木偶那样完全自由地驱遣人物，作品也不会有任何魅力。
他谈的是他女儿的事。
在我写剧本的过程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比主人公更加生动活跃，内容大有被其牵着走的趋势。
他翻来覆去地说，他女儿得了肺病卧床不起，他的女儿是个多么好的姑娘，等等。他夸起女儿来没完没了，甚至说她像天使，像星星。总之，尽管他的话听起来够肉麻的，却使我十分动容，不由虔诚地、认认真真地听他说下去。
回想起来，《丑闻》这部影片未免天真得过头。
他还拿自己和女儿作了比较，列举许许多多的事实，说明自己是个多么下流的家伙。这时，阿繁的爸爸似乎忍耐不住了，把一个用玻璃盖着的碗推到他面前，沉着脸说：“好啦，适可而止，回去歇着吧。你女儿还等着你哪！”
《丑闻》之力甚微，所以我要拍更强有力的《丑闻》。
那人立刻默不作声，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碗，身子一动也不动。
我想再拍摄一部和这些魑魅魍魉作斗争的影片。
那碗里装的是发高烧的病人吃的东西。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如何呢？不仅我的杞人忧天已成现实，而且整个社会对此也早已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面对这种倾向，《丑闻》这部影片完全是螳臂当车，但我并不灰心。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有朝一日，毫不含糊地同那些流氓言论、禽兽言论、暴力言论坚决斗争的人物一定会出现。
他突然抓起那个碗，抱在怀里，匆匆而去。
这就是《丑闻》这部影片的基本精神。
“真拿他没办法，每天都来喝，可是一喝就谈那些老话。”
我想，现在就得把这种倾向彻底消灭。如果再对这种言论暴力忍气吞声，而不勇敢地站出来与之战斗，那是不行的。
阿繁爸爸似乎在向我道歉，我却久久注视着那人走出去的店门。
我认为，这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暴力。
我在想，他从这里出去，大概是回家了，那么，他会对卧病在床的女儿说些什么呢？
这样的事是不能允许的！
我想着他内心的痛苦，不由得也感到心情郁闷。
我不认识那位女士，只知道她的名字和职业。想到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大写特写这类报道，再考虑到她的立场，我觉得仿佛自己受辱一样，难以沉默下去。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但没有醉。这人跟我说的话是难忘的。然而后来我却把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乍看起来，这似乎在为××女士鸣不平，实际则是把××当作玩物恣意戏耍。还有，这种恬不知耻的广告词句说明，这些家伙早已算计好，××干的是靠人缘维持的职业，不敢得罪他们。足见这帮人用心恶毒。
但是当我写《丑闻》的时候，这件事却下意识地在头脑里重现，使我的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疾书不已。
有一天，我在电车里看到这种杂志的广告，简直目瞪口呆。那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是谁夺去了××的贞操？
是我在驹形屋酒馆偶然邂逅的蛭田在写剧本。
某一杂志为了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到处搜寻丑闻线索，然后夸大事实，恬不知耻地大写特写庸俗不堪的报道。
写剧本的是他，不是我。
战后刚开始宣扬言论自由，紧跟着就出现了无节制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