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种性格的医生放在紧临黑市、像个垃圾堆一般的臭水池对岸的医院里，与操纵黑市的无赖将形成很好的对比。要展开这两个人的戏，只待两个人物接触了。
这个突然出现的活生生的人物，是个年逾半百的酒鬼医生，他不求闻达，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虽无行医执照，医术却很高明；性格虽然古怪，但为人耿直爽快，在当地很有人缘。他不修边幅，总是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这位嗜酒如命的医生说话时旁若无人，心直口快，表里一致，心地善良。
植草和我把这两个人的接触作为开场戏。
这样，《泥醉天使》就出现了。
无赖因为和另一个无赖争地盘负了伤，找这个医生给他从伤口中取出子弹。
我们的错误在于为了批判无赖，竟然把与无赖对立的医生设计得太理想化了。
这无赖已患肺结核，肺部有了空洞，此时，医生发现了这一事实。结核菌使这两人发生了联系。此后，两人对待结核菌的态度截然不同，故事就以此为中心展开了。
当初设想的那个人造模特般的人道主义医生的形象立刻烟消云散。
剧本一动笔就一气呵成。在写作期间，我并不能从从容容地一切都关照植草。
这样一想，竟为一直没有想到他觉得奇怪了。
我不太清楚植草是不是在和主人公原型的交往中对其特别倾心，还是他天性就偏向弱者、被损害者和生活在社会黑暗角落的人。他常常对我否定无赖的态度表示不满。
就是他！
至于他所持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无赖缺乏人情味或者人性扭曲，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这人大概属于冷眼看人生、命途多舛的末路英雄。植草和我一想起他来，同时闪出了同一个念头。
道理也许如此。
这位无照医生似乎专治妇科，他的话有时粗野到不堪入耳，但常常脱口而出的对人生的冷嘲热讽却一针见血，堪称珠玑。他常常张着大嘴笑，在他的纵声狂笑中，有股腥风血雨般的苦涩味道。
但是，即使出现这种人的一半责任或大半责任该由社会来负，我也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原因在于在这种恶的社会，也有诚实而善良的人。
这人是专给妓女治病，然而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他那粗犷、豪放、旁若无人的作风很讨人喜欢，我们请他喝酒，一连去了四个地方，边喝边听他谈。
我不能原谅以威胁别人、破坏别人的生活为业的人。而且，我也不认为否定这些人就是出于强者的利己主义。
这位医生是我们动手写剧本之前，观察各地的各种黑市的时候，在横滨的贫民街碰到的一位终日醉醺醺的人。
认为产生犯罪者是由于社会有缺陷的观点，就算有一半道理，但据此为犯罪者辩护，也不过是一种诡辩而已，因为它无视生活在有缺陷的社会中但并未走向犯罪的人。
那时我觉得毫无办法了，甚至想放弃这个本子。但是转念一想，任何一个剧本都难免遇到一两次认为不行的时候，只好继续写下去。我从自己写作许多剧本的经验中知道，只要像达摩面壁一样，迟早会达到悟道的境界。现在，我以此自勉，耐心等待，每天注视着这个一直没有生命的人造模特般的医生形象。过了五天，植草和我几乎同时想起了一位医生的故事。
植草动不动就拿他自己和我比较，说我们俩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人。然而在我看来，植草和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表面的不同。
我和植草撕烂、揉皱的稿纸几乎把我俩围满，一次又一次，总不满意，我们只好哭丧着脸，面面相觑，无计可施。
植草说我是天生的强者，说我是和悔恨、绝望、屈辱等无缘的人，说他自己是天生的弱者，一直生活在泪河里，在痛心、呻吟、痛苦之中生活。然而，这样的观察是肤浅的。
其次，这条街的一角有个象征本街病灶般的臭水池，它又像个倒垃圾的垃圾场。这些在我脑海里逐渐成为影像，可是影片的另一主人公——小医院医生，却总像个塑料做的服装模特一般，不能成为活生生的人。
我为了抵抗人的苦恼，戴上一副强者的面具；而植草却为了沉溺于人的苦恼，戴上了一副弱者的面具。事实不过如此。但这只是表面的不同，就本质来说，我们都是弱者。
掌握势力地盘的无赖是有原型的，植草和他有交往。因为那无赖的生活方式使植草大为倾心，后来植草甚至为此和我发生了冲突。总之，这个无赖形象是那么生动，简直呼之欲出。
我之所以在这里把植草和我个人观点对立的问题写出来，并不是为了驳倒植草，也不是为我自己辩护，只是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的本来面貌。
开头，我决定让一位住在此地的、人道主义思想较强的年轻医生出场。但是，虽然我和植草百般努力，这个怀抱理想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公式化的理性的人，就是成不了活生生的人。
我不是特别的人。
我定下了影片的中心内容：以黑市做舞台，以割据地盘拉帮结伙的无赖为主人公。同时设想了与这些无赖相对照的人物。
我既不是特别强的人，也不是得天独厚的有特殊才能的人。我不过是个不愿示弱于人，不愿输给别人，因而不懈努力的人。
山本先生的《新浑蛋时代》描写的是无赖们的世界，这些无赖们的老根就是战后接二连三出现的黑市。我想更深入一步解剖无赖之所以存在的客观世界，想弄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支撑他们组织的“仁义”、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们自诩的暴力等究竟是什么。
仅此而已。
《泥醉天使》这部片子的设想是这样诞生的：山本先生拍描写战后日本社会的影片《新浑蛋时代》的时候，建了一处表现黑市街衢的庞大露天布景，那时山本先生跟我说，能不能利用它再拍一部片子。
这部《泥醉天使》完成之后，植草和我分了手，又不知去向了。原因呢，并不是如植草所说，即他和我本质上性格不同而产生的裂痕。
我们写剧本的过程中，在这天天能看到的内海忧郁景象中，酝酿着《泥醉天使》臭水池的戏。
植草这样说，是故意含糊其辞。实际上他有与生俱来的放浪癖，而且乐此不疲。
孩子们站在伸出海面的钢筋混凝土的船头，跳进残暑未消、波光粼粼的海里，以此为乐。我觉得有钢筋混凝土沉船的内海，似乎是对战败日本的一个绝妙讽刺。
证据之一，是为了拍《文艺春秋》杂志“旧友联欢”专栏的插图，他同我并肩留影，而且表情十分高兴。
那是一条钢筋混凝土做的船。战争末期，日本钢铁不足，无奈之下，做了这种船。
其次，我写这本自传时，植草为了供我参考同我闲谈。那时他十分高兴，我们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以后来访时也谈得特别起劲，甚至忘了时间，不得不住在我家。
那时我们住进热海的旅馆，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内海，那里有一条沉没的货船。
总之，植草和我是非常亲密的莫逆之交，也是常常吵架的朋友。
下一部影片的剧本也是我和植草一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