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在这个场景中，让主人公直接对观众说话，用这新颖的手法，让观众参与到影片中来。
于是，电影中的男人又开始指挥，《未完成交响乐》的乐曲响起。
实际上，观众在看这部影片时，已经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影片中来了。他们是被电影深深打动才忘我地参与其中的。
观众鼓掌。
当然，这只是观众心里想的，见诸行动的也只限于情不自禁地鼓鼓掌而已。
男人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指挥，当然不会有声音；女人则违反电影的原则，在银幕上对观看电影的观众讲话。她说：“诸位，如果认为我们值得同情，就请鼓掌吧。如果大家给我们鼓掌，我们准能听到音乐。”
我是想用《美好星期天》的这场戏，激发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从而与情节的展开直接联系起来，观众由此成为电影中的人物。
但关于最后的高潮，我们却意见相左。就是这对贫困潦倒的男女在空无一人的露天音乐厅听幻想中的《未完成交响乐》这个场面。
对我的设想，植草打算拍成这样：两个主人公听到本来没有人的音乐厅传来掌声，他俩一看，只见昏暗的观众席上到处坐着和两人处境相同的恋人们，鼓掌的就是他们。
这个剧本描写的是战败初期一对贫穷恋人相爱的故事，这对于性格软弱、看重人生阴暗面的植草来说，堪称绝好材料。所以，关于这个剧本，他和我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植草的设想也的确恰如其分，挺有趣，但是仍坚持我的意见，没有让步。这倒不是因为像植草所说的那样，他和我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人，其实没有那么深奥的理由。我只是按自己的设想，在导演方法上冒一次险。
这个神出鬼没的植草可能是过够了流浪生活，写《美好星期天》的时候非常沉静，每天写个不停。
这种导演上的冒险在日本未获成功，日本观众硬是不给鼓掌，所以效果不佳，但是在巴黎成功了。法国观众狂热地鼓掌，在不绝的掌声中，当空无一人的音乐厅舞台上传来管弦乐队的演奏声时，观众十分激动。
不知道这家伙前世跟我结的什么缘，说不定哪天他就忽然从我眼前消失，哪天忽然又冒出来，而且在外面净干些使人大吃一惊的事。听说他有时去当采石的苦力头，有时在哪个制片厂当群众演员，还和吉原妓院街的妓女私奔，而这期间又写了一部很好的话剧剧本……
拍《美好星期天》中的这场戏时，还有一个难忘的插曲。
总而言之，圭之助这家伙，总让我提心吊胆又无可奈何。
指挥《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员沼崎勋，是个极为少见的完全不懂音乐的人。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怪不得《藤十郎之恋》露天布景这部分戏里有个来回瞎窜的流浪汉把我气得够受，原来竟是他。
不懂音乐者也有各种类型，沼崎则连声音的高低曲折、缓急轻重等都一窍不通，这一点，连音乐导演服部正也束手无策了。
几年之后，植草自己“招供”，他接了我的五元钱并没走，而是改扮成一名流浪汉，戴着一顶足能遮住脸的斗笠混过我的眼睛，照样领了一份群众演员费。
然而光束手无策终究无济于事，所以服部和我每天亲自给全身发僵、动作笨拙地练习指挥的沼崎做示范，教他如何用指挥棒指挥《未完成交响乐》。
我简直惊呆了，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到这儿当群众演员赚几个钱。他说得十分轻松。我很忙，如果此时跟他闲扯起来就分了心，所以立刻给了他五元钱让他回去。
我这个人本来就很笨，拨个电话号码的手势也像黑猩猩一般，可是在教沼崎的过程中，服部居然给我下了权威人士的定语。他说，黑泽老兄指挥《未完成交响乐》第一乐章已经完全胜任了。我下多大功夫教沼崎，也就无须多说了。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植草。
主演这部影片的沼崎勋和中北千枝子还都是名气不大的演员，大家还不认得他们，所以只要把摄影机藏好，拍外景时丝毫不惹人注目，完成得很顺利。
这是个戴着不合尺寸的假发髻的家伙，他向我打招呼：“喂，小黑！”喊了一声便对着我笑了。
我们是这样偷拍外景的：把摄影机放在盒子里，外边用包袱皮包好，镜头处留个窟窿，提着它走。
拍电影的原则，是演员无论如何都不准看摄像机。我想狠狠地训那家伙几句，就朝那人跑去。
有一天，我们在新宿车站拍中北走下火车的镜头，为此，我们把包着摄影机的包袱放在车站上，等火车进站。可是一个老头偏偏站在摄影机前不走。
在我们一起写《美好星期天》的大约十年之前，我正在露天拍《藤十郎之恋》外景，当我在吊车上指挥群众演员时，有一个家伙忽然挥起手来。
我觉得他太碍事，便捅了捅他的侧腰。这老头赶快伸手掏出钱包看了看。他错把我当成扒手了。
像圭之助这样毫无变化的人是少见的。究竟是因为天真呢，还是由于固执？他既软弱又有股韧性，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净干些让人替他捏一把汗的事。总而言之，从小学时代起，他就是个让我提心吊胆的家伙。
还有一天，我们用这个“包袱”拍摄从大街走来的沼崎和中北，可是却出现了一个专找美国兵的妓女，站在“包袱”前不停地挠臀部。
我们朝夕相处，从对方将近中年的神态中，各自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子。二十五年星霜虽然像梦一般逝去，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互称小圭、小黑的时代。
这可糟了，结果只拍了那妓女和她挠臀部的动作，尽管沼崎和中北走过来了，却始终没有拍进镜头。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渐渐留意到，尽管两人表面上变了，精神和意志却一如往昔。
那天，沼崎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西装，外面穿一件大兵的外套；中北穿的是皱皱巴巴的风雨衣，围一条围巾。这两人的穿着打扮全是当时常见的，同样装束的男女极多，他们在人群里毫不显眼，无论导演还是摄影师，常常不知他俩在哪里，不得不东张西望，四处寻觅。
自黑田小学毕业已有二十五年，“植草式部”与“黑泽少纳言”再次联席而坐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三十七岁了。
当初设想的这两个角色都是十分平凡、随处可见的人，现在看来，这个设想非常正确。现在我感到，与其说这两个人是影片主人公，倒不如说是战败后不久，在新宿车站上萍水相逢、可以与之亲切交谈的青年男女更合适。
随后，我马上就开始写《四个恋爱故事》中的一篇。这是个短篇，而且故事早已在头脑里形成，所以只花了四天就完成了。这样，我就和植草圭之助联席而坐，开始写《美好星期天》的剧本。
《美好星期天》上映了。几天以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
后来，我想干脆先动笔，就简单地写了个报纸标题式的梗概：强抢银行的三人一伙的强盗，逃往长野县山岳地带，搜查总部移到日本阿尔卑斯山麓。然后让三个强盗逃进白雪皑皑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警察跟踪追击。再由谷口千吉适当地加上他的登山经验与知识。我们按照这样的安排，每天不停地写下去，居然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花了二十天就完成了《银岭之巅》的剧本。
明信片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和谷口隔着桌子相对而坐，面面相觑了三天，一个好点子也没有想出来。
影片《美好星期天》放完，影院灯亮了。观众都站起来，但是，有一个坐着不动在抽泣的老人……
首先，就谷口千吉导演的《银岭之巅》来说，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构思：要拍一部以男性为主、动作性强的作品。谷口是生长在山区的人，所以要以山为主题。
我接着看下去，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
我按照规定写了三个剧本。如果不是情况紧迫，对新东宝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坚决反对他们的明星中心主义，这项工作是很难完成的。
这抽泣的老人原来是立川老师！
《四个恋爱故事》中的那一个剧本是在《银岭之巅》完成之后、同植草一起执笔《美好星期天》之前，花了几天时间写成的。
就是那位非常疼爱我和植草、精心栽培过我们的立川精治老师！立川老师在明信片上继续写道：
为此，我先和植草圭之助商量了一下《美好星期天》的框架，具体结构交给植草。《银岭之巅》则由我和谷口千吉共同执笔。散会后我们留在伊豆温泉把剧本写成。
我从片头字幕上出现编剧植草圭之助、导演黑泽明开始，就热泪滚滚，银幕也模糊了。
决定由我执笔三个剧本：《四个恋爱故事》中的一篇、谷口千吉的《银岭之巅》和我的作品《美好星期天》。
我立刻和植草联系，决定请立川老师到东宝公司宿舍来吃饭。当时虽然粮食供应困难，但在东宝公司吃鸡素烧还是办得到的。
这次伊豆会议的结果，是决定拍摄由衣笠贞之助、山本嘉次郎、成濑巳喜男、丰田四郎四位导演执导的《四个恋爱故事》，五所平之助的《现在第一次》，山本萨夫、龟井文夫的《战争与和平》，我的《美好星期天》，以及谷口千吉的处女作《银岭之巅》。
我们俩有二十五年没和立川老师一起吃饭了。遗憾的是，老师瘦小干枯，牙也不结实了，吃肉好像很费劲。我想关照一下给他弄些软的来，刚站起来他就连忙制止，他说：仅仅看到你们俩就是一次盛宴。
那时的气氛，完全像大会战前夜的作战会议一般，非常热烈、紧张。
植草和我恭谨地坐在老师面前。
新东宝发表了大肆吹嘘、罗列着明星名单的作品表，我们为了与之对抗，把坚决据守东宝制片厂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请到伊豆温泉旅馆开会，商讨东宝作品表。
老师仔细地看着我们，不住地嗯嗯着点头赞许。
东宝与新东宝两个制片厂，自然而然地各自树立了导演中心主义和明星中心主义的旗帜，一决雌雄——简直是兄弟相争的战国时代。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眼泪渐渐遮住我的视线，老师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
十位主要演员去了新东宝，我们的根据地——东宝制片厂连一个明星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