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宝制片厂也组织了俳句会，常借东京郊外的寺院开展活动。这并非是为了吟咏俳句、自得其乐，而是因为一离开东京，就能找到些吃的东西。饿肚子的人聚在一起，头脑空虚，搜肠刮腹也作不出什么好的俳句来。当然，不论什么事，不倾注全部心思是不会有成就的。
所以，要表现自己，就必须寻找与社会问题毫无关联的表现方法。俳句之所以流行就是这个缘故。虚子的花鸟讽咏之道，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用不着担心受检查官申斥。
当时我也作了不同题材的俳句，但没有一首能在这里公之于众，全都是忸怩矫饰的肤浅之作。
我们在战争期间都像聋哑人一样，什么也不能说。想说的话，也只能像鹦鹉学舌似的反复重复军国主义那一套。
那时，我从虚子的书上读到一首他大加推崇的俳句。那是以瀑布为题的作品：
谈这部作品之前，我想再稍谈一点战争时期的自己。
瀑布来高处，源头之水皆平静，到此成激流。
我战后的第一部作品《我对青春无悔》，就是以这样的自我为主题。
我吃了一惊。这首俳句似乎是外行人所作，但它那淳朴与认真的观察，朴素而纯真的表现，仿佛朝我脑袋狠击了一拳。
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我已经厌恶自己只注重字句雕琢的作品，同时也发现自己才疏学浅，因而感到羞耻。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自己满以为懂了，实际上并没有懂。所以我想，应该重新学习日本的传统文化。
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知的教育，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毫不怀疑。
在这以前，关于陶器和瓷器我一无所知。至于其他工艺品，也只有一点皮毛的知识，更谈不上对它们的美有所认识了。除了绘画，我几乎没有任何欣赏能力。至于日本独有的艺术——能乐，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
假使不是宣布战争结束的诏书，而是号召举国玉碎的什么书，那么，我在去的路上看到的那些人，可能已经一个个都死掉了。恐怕我也难免一死。
我先拜访了对日本古代家具什物知之甚详的朋友，求他教给我陶器、瓷器方面的知识。
我自己身上也有。
以前，我对这位专事古董的朋友多少有些蔑视，但在接受这位朋友教诲的过程中，我发觉自己不加考虑地说人家有古董癖十分错误，纯属无知。古董一行其实大有研究。原先认为那是一个人单纯出于喜好，隐居在家无所事事，实属肤浅之见。从研究学问出发，探讨日本文化史，通过艺术欣赏学习日本的古代文化，实乃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只能认为，日本人的性格中至少有这两个方面。
从一只只古老的饮食器皿中，能了解那一时代的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仅从陶瓷器来看，我就深深感到自己知识太少，应该学的很多，需要吸收的东西简直多到无限。
这究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韧性，还是软弱？
那还是在战争时期，我在美学修养上可以说处于饥馑状态，所以很快就沉溺于日本传统的美的世界了。这也许是为了逃避现实，然而我却因此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在制片厂听完战争结束诏书回家的路上，那气氛完全变了，商店街的人们仿佛处于节日的前夜一般，都在喜不自胜地干活。
那时，我第一次看了能乐。
我早就料想到这次是结束战争的宣言。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我就想，日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后，我贪婪地读了世阿弥的艺术论著，以及有关世阿弥的文献和其他有关能乐的书。
去的时候，从祖师谷到制片厂的商店街上，感觉真有一亿人抱着宁为玉碎的觉悟一般，非常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拔刀出鞘，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刀身。
我被能乐吸引，对它的独创性不胜惊叹，也许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和电影截然不同。总而言之，我趁此机会看了多次能乐。能欣赏喜多六平太、梅若万三郎、樱间金太郎的表演艺术，不能不引以为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了听天皇宣读诏书的广播，我被叫到制片厂。那时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永远难忘。
这些大师表演的节目很多，也使人难忘，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万三郎的《花棚》。
但是，战后日本的潮流是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囫囵吞枣似的吞了下去，以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那次，舞台外雷雨交加，我看着万三郎的表演，根本没听到外面的雷雨声。万三郎从花棚出来，开始了花神之舞，这时，仿佛夕阳也喜爱她的舞姿，亲切地照在她的身上。
战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外力赋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得来的。所以我想，要想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必须认真地学习，谦虚谨慎，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决心才行。
“啊，瓠子花开了。”我在奇妙的恍惚中这么想。
这是可耻的，然而它是不能不老老实实承认的事实。所以，我没有大言不惭地批判战争时期诸种事实的资格。
日本人也有这种独特的才能。
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抵抗军国主义。很遗憾，不能不老实说，我没有积极抵抗的勇气，只有适当的迎合或者逃避。
战争期间，从国粹主义观点出发，对民族传统和民族主义大加赞扬，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即使不站在这种自我陶醉的立场上，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大大夸耀日本独特的美的世界。
战后，我的工作也上了轨道。在谈这方面的情况之前，我想再一次回顾战争时期的自己。
这种认识，使我产生了自信。